起源
當時,在喀山韃靼人中,操突厥語族語言的商業資產階級有了很大發展,早於其他操突厥語族語言的民族走上適合於本民族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為了反抗
沙皇俄國民族壓迫的暴政,同俄羅斯壟斷資產階級和他們極力主張的
泛斯拉夫主義相抗衡,泛突厥主義在
韃靼人中間應運而生。
發展
出生於
俄羅斯帝國境內克里米亞貴族的伊斯馬依勒·普林斯基(1815~1914),是俄國泛突厥運動的終生思想鼓動家,有“泛突厥主義之父”的稱號。他先後創辦過《土克曼報》和《譯文報》,大肆鼓吹泛突厥主義。在他們領導下,以泛突厥主義為指導,在俄國全境操突厥語族語言的諸民族中發起了“扎吉德”運動。“扎吉德”一詞乃“新的”之意。這一運動成為當時進步的韃靼資產階級及其追隨者們進行政治鬥爭的一面旗幟,而且對於整個操突厥語族語言諸民族的資產階級也發揮著動員組織作用,從而為俄國泛突厥運動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他們主張俄國所有操突厥語族語言的諸民族,為了爭取民族復興,首先通過建立共同的、規範的語言和文化,而後通過建立統一的政治組織而在思想上、行動上聯合起來;既要同沙皇專制制度作鬥爭,又要把全體民眾從泛伊斯蘭主義的愚昧中解放出來。但實際上,由於韃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但沒有觸及沙皇的專制制度,而且到後來反而成為沙皇制度“奉公守法的臣民”。同時,隨著泛突厥運動在韃靼人中逐漸發展,除了對泛伊斯蘭主義偶爾有所攻訐以外,始終沒有同它劃清界限,而且兩者愈來愈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表明了泛突厥主義的思想觀點同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想觀點在實質上是相通的。
以後,隨著俄國處於司托雷平的反動時期,俄國加緊了對泛突厥運動的迫害,使得不少的俄國泛突厥主義者和
泛伊斯蘭主義者紛紛逃往位於俄羅斯帝國南緣的、昔日地跨歐亞非三洲交界處的、處於瓦解邊緣的奧斯曼帝國的境內,出版刊物,大肆鼓吹“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
俄土戰爭爆發以後,他們更號召俄國國內穆斯林與奧斯曼帝國合作,對異教徒進行聖戰。這樣,發源於俄國韃靼人的泛突厥主義,就在
奧斯曼帝國的
伊斯坦堡找到了擁護者和崇拜者,逐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
土耳其
泛突厥主義在
奧斯曼帝國(1299~1922)得到廣泛傳播並紮下根,決不是偶然的。因為這種思想正好適應了奧斯曼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
青年土耳其黨中央理事會成員茲亞·喬加勒普(1876~1924)所著的《突厥主義原理》,就是一部狂熱鼓吹泛突厥主義的代表作。他說:“突厥主義意為發揚光大突厥民族。”說什麼:“民族不是種族、血親、地理環境、政治和意志等的集團,而是一個由分享共同語言、宗教、道德、美學,也就是說受同樣教育的許多人組成的團體。”“惟一的結論是承認那些自稱‘我是突厥’的人為突厥人”。並且說:“突厥主義的遠期理想是‘圖蘭’……‘圖蘭’意為Tur,即突厥的後代”,“圖蘭是所有突厥人的偉大祖國,它過去是個事實,將來也會成為事實”。宣稱:“將1億突厥人聯合成一個民族是突厥的極大願望”。這些都充分暴露了
奧斯曼帝國極力推行泛突厥主義的狂妄的政治野心。
青年土耳其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和大戰期間,由土耳其的資產階級政黨青年土耳其黨組閣的執政機構,便積極支持泛突厥主義者開展各種活動,致使各種泛突厥主義組織紛紛出籠。尤其是“突厥之心”這一組織活動時間較長,影響也大,直到1931年才被停止活動。
俄國韃靼人尤素福·阿克舒拉,在“突厥之心”的機關刊物《突厥故鄉》上發表大量鼓吹泛突厥主義的文章,說什麼“突厥世界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具有明確的文化聯繫和實際紐帶”,“突厥指的是所有源自突厥的人”,為他們妄圖建立突厥大帝國極力製造輿論。
在這種野心勃勃的大沙文主義思想的驅使下,
青年土耳其黨的決策人恩維爾等把泛突厥主義作為國策加以推行。他們構想以中亞的
撒馬爾罕為首都,建立一個囊括地中海到太平洋沿岸的大帝國。
他們建立秘密機關,建立以德國人馮·亨蒂希為首的特務組織,向有關國家進行滲透。僅在1915~1916年就向
阿富汗斯坦、俄國和中國新疆地區(時值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1912~1927)派遣間諜,散發傳播“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小冊子上萬冊。
他們還投靠德國,企圖藉助德國力量在世界上推行泛突厥主義,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同德國結成同盟,終於落得一個可恥的失敗下場。
泛突厥主義在新疆的滲透
清代泛突厥主義的滲透
19世紀60年代,
清朝在
太平天國運動、
英法聯軍入侵京津和
沙俄吞噬
北疆的三重打擊下一度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對新疆大部分地區失去控制。中亞
浩罕汗國的軍事頭目
阿古柏趁機帶兵入侵新疆,占領了
新疆天山以南除哈密之外的大部分地區和天山以北的
烏魯木齊等地,侵占
中國疆土達100萬平方千米以上。當時的奧斯曼
蘇丹阿布杜·阿齊茲已經受到剛剛興起的
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認為
土耳其蘇丹不僅是
奧斯曼帝國的元首,也是其他國家
穆斯林的領袖。他決定在英俄兩強角逐的中亞地區培養親土耳其的勢力,以改善奧斯曼帝國的地緣政治處境。奧斯曼帝國官方開始造勢,
喀什噶爾(今天的喀什市)幾乎在一夜之間為奧斯曼朝野人士所知。
因此,當阿古柏派出侄子賽義德·阿古柏·汗遠赴奧斯曼帝國尋求支持,他於1873年抵達奧斯曼都城
伊斯坦堡時,雙方一拍即合。蘇丹授予阿古柏“
埃米爾”稱號,賜以勳章和寶劍,還贈給阿古柏6門炮,1200支槍,並派出4名軍事教官到新疆培訓阿古柏侵略軍。賽義德回到喀什噶爾後不久,阿古柏就接受了奧斯曼的封號,把蘇丹的名字鑄在自己發行的錢幣上,並懸掛土耳其國旗,承認了奧斯曼的
宗主權。1875年賽義德再次出使土耳其,奧斯曼蘇丹再次贈與大批武器彈藥並派出軍事教官。奧斯曼帝國與阿古柏政權勾結的活動,獲得了英國的支持,奧斯曼提供的武器彈藥是先運到孟買,再由
英國人轉運到新疆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奧斯曼蘇丹還以命令的形式確認阿古柏的長子為其繼承人,並向阿古柏的長子和次子授予官銜。1877年,賽義德第三次出使土耳其,代表阿古柏向新任蘇丹效忠。據
維吾爾族史學家
毛拉烏沙的《
安寧史》和《
伊米德史》的記述,
浩罕侵略者在土耳其帝國的支持下,對包括維吾爾族人民在內的新疆各族人民,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和奴役。根據英國人沙敖的統計,大約4萬漢族人因不願意接受
伊斯蘭教而被阿古柏殺戮。哈薩克、蒙古、漢等族的兒童,被作為幼奴販賣到“
費爾乾納、浩罕(今
烏茲別克斯坦)、
巴達克山(今
阿富汗)、
突厥斯坦,以及遙遠的土耳其”。
這樣,1877年-1878年
左宗棠、
劉錦棠指揮的
清軍收復新疆之戰中,
清軍是與打著土耳其旗幟、使用土耳其武器的侵略軍作戰的。在阿古柏政權被清軍消滅後,其駐土耳其代表艾芬迪向土耳其蘇丹哈米德二世請願,要求蘇丹向中國派出使團,公開宣稱新疆是土耳其的國土,被蘇丹謹慎的拒絕。1880年阿古柏長子
伯克·胡里逃到伊斯坦堡,宣稱要奪回喀什噶爾。哈米德二世接見了他,但也沒有給予實質性支持。
民國時期土耳其對新疆的滲透與中國的防範
1914年,土耳其加緊了對新疆的滲透,土耳其人在新疆活動更加頻繁。一批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留學的喀什噶爾青年回鄉,在當地富商贊助下,開辦幾所學校。1916年,土耳其人牙可甫在莎車開辦實業學校,以教授實業的名義,專門傳播泛突厥主義。同年,有土耳其人來到喀什噶爾,在南疆活動3年,並與
甘肅的
撒拉人建立聯繫;還有1名土耳其人在葉爾羌辦了一所專業學校,1名土耳其人在卡馬爾介紹下試圖在和闐辦一所國小。
1914年底,
德國與土耳其正式結為同盟,將土耳其拖入反對英國俄國的戰爭。出於戰略考慮,德國皇帝威廉標榜自己“是保護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人的,是幫助土耳其解放所有穆斯林的”。1915-1916年,德國人馮·亨蒂率領一個秘密組織到新疆
喀什、
莎車等地從事宣傳活動,沿途散發了上萬冊宣傳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小冊子;1915年,土耳其人阿吉·阿里阿范得在南疆的喀什、英吉沙、
葉爾羌、
和田、
庫車、
吐魯番、
鄯善、
哈密等處活動。1917年,德國派遣土耳其人七名攜帶巨款,赴陝甘新一帶聯合回教徒,目的是“為將來引導土耳其東犯之伏機”。1917年,德國順發洋行在
烏魯木齊、喀什、
伊犁等地設立分支機構,收購羊皮等畜產品。當時列強在新疆開設的商業和金融機構,往往既從事貿易活動,又是蒐集情報和培養本地代理人的諜報機關。
1917年3月14日,中國宣布加入
協約國一方,參加戰爭,中德斷絕外交關係。
梁啓超曾經談到,中國參加一戰對德宣戰後,必須提防德國支持下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中國西部的滲透活動。
當時統治新疆的
楊增新對出入新疆的德、土等國的人嚴密監視,要求各地方官“凡有德、土兩國人入境,不論行抵何處,即行查明扣留在署,不許出外與回纏交接”。鑒於當時中央政府已加入協約國,與德國、土耳其斷絕了外交關係,楊增新便積極招募軍隊,在哈密、
若羌和
蒲犁(今天的
塔什庫爾乾塔吉克自治縣)等“雙泛主義”分子滲透必經的三個交通要道上布防,對來往人員進行嚴格盤查,如果發現有人帶有軍械武器,即要求“迫令解卸”,絕不能遷就他們持武器進入新疆,對於已經滲透進來的可疑人員則驅逐出境。
中國對德宣戰後,上文提到的卡馬爾不再受德國駐華使館的保護,遷居庫車。後來到省會迪化(即烏魯木齊),先是被關押在衙門中,不久任迪化道尹的土耳其語翻譯,但被隔離在衙門角落中,其往來信函受到嚴格檢查,他在一戰結束後回國。
列強的參與
英國長期扶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封鎖俄國南下
地中海和
波斯灣的通道,與土耳其是盟友關係。英國為了在中國新疆擴大侵略勢力,與俄國競爭,僱傭土耳其等
中東、
近東國家的一些人做間諜,潛入新疆,冒充阿訇,利用伊斯蘭教在新疆少數民族中的影響,深入全疆各地特別是南疆的清真寺,以講經為名,大肆宣揚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又稱大土耳其主義)。英國這兩種思潮在新疆的傳播,曾經比德國更為積極。
持續至今的影響
一戰結束後,協約國陣營中的日本也轉而支持泛突厥主義對新疆的滲透。據土耳其
安卡拉大學史地文學院日本學教研室的敦達爾博士的土耳其文新作,《從泛伊斯蘭主義到
大亞洲主義一一奧斯曼帝國、
日本和
中亞》記載,1923年,現代土耳其的“國父”
凱末爾領導的政府廢除帝制,建立土耳其共和國,把奧斯曼帝國末代皇帝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流放到海外。
日本軍國主義企圖扶植其孫阿不都·克力木王子登上1930年代初一度在喀什成立的“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的寶座。
由於
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保護,一戰之後泛突厥主義分子的組織繼續存在,思想並未得到系統批判和清算,而是繼續發展。
麥斯武德輾轉逃往土耳其,在土期間組織“突厥斯坦同鄉會”,在土耳其共和國政府的縱容下繼續進行泛突厥主義活動。20世紀30年代初期,麥斯武德、伊敏等在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基礎上,逐漸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政治綱領,並發起了東突厥斯坦運動。伊敏在這個時期所寫的《東突厥斯坦史》後來被東突分裂分子奉為經典。他們鼓吹“東突民族”有近萬年曆史,其袓國“西至
北海、
紅海、
黑海以及歐洲,北至
北冰洋,東至
太平洋,南至
印度洋”,“是人類歷史上最優秀的民族”,號召建立
政教合一的國家,消滅異教徒。
後來麥斯武德投靠
國民黨,1947年成為新疆
省主席,在新疆印髮帶有
東突厥斯坦字樣的貨幣。泛突厥主義在新疆的勢力,一直到1949年
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之後才一度肅清,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又隨著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沉渣泛起。2009年“七五”事件後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做出了同情恐怖分子的反應,也是泛突厥主義長期影響的表現。這一問題還將長期關係到新疆的穩定以及中土關係。
新泛突厥主義
新泛突厥主義的復興
20世紀初期以來,重構民族歷史成為土耳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土耳其史觀”認為,世界上最早的人類出現於中亞,中亞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將自己的偉大文明傳播到了全世界,故世界各大文明皆是土耳其人的創造。土耳其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往往被稱為“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和
圖蘭主義(Turanism)。
1991年
蘇聯解體後,在土耳其推動下,出現了泛突厥主義狂熱。蘇聯解體後,土耳其對於西方的戰略地位下降,同時,蘇聯解體意味著對抗泛突厥主義的堡壘消失,中亞出現了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真空。土耳其的雄心迅速膨脹,立即與新獨立的五個突厥語族國家建立密切關係,試圖充當
突厥語國家的“老大哥”。1992年,在土耳其倡導下,召開了突厥國家峰會。1993年成立了突厥語國家文化藝術發展組織。在俄羅斯
韃靼斯坦共和國還成立了突厥民族大會,建立起政治組織,定期召開會議,推動泛突厥主義運動。新獨立的中亞、高加索國家的態度也對土耳其產生積極影響,使土耳其看到了復活突厥主義的可能性以及建立“大突厥帝國”的歷史機遇。
厄扎爾等政治家們鼓吹泛突厥主義狂想:21世紀是土耳其的世紀;而從
亞得里亞海到
中國長城的廣袤地區都是突厥世界,且新獨立國家都將土耳其視為文化中心和歷史磁鐵。土耳其視所有
突厥語族為親族。
土耳其國家政策
從2007年土耳其“
正義與發展黨”再度執政並推行“新
奧斯曼主義”政策以來,泛突厥主義獲得新動力,相對於之前的泛突厥主義進程(1991年至2005年間),類似現象或可稱為“新泛突厥主義”。2009年,土耳其明確以“新奧斯曼主義”作為治國和外交方略,其實是對之前政策的確認,而泛突厥主義正是“新奧斯曼主義”意識形態兼容的部分。與此前相比,土耳其與
中亞、
高加索相關各國互動更加頻繁,中亞、高加索各國積極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備了機制化的合作平台,進行突厥語國家的多邊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僅用“新奧斯曼主義”凝聚國民,也在爭奪中亞、高加索的“大牌局”中,獲得地緣文明、地緣政治優勢,其影響不斷擴大,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現在,
俄羅斯、西方國家和土耳其在
東歐和中東的激烈爭奪必將影響中亞形勢,而中亞地區與中國國家安全緊密相關。泛突厥主義也會給中國帶來
意識形態-文化的挑戰、甚至安全威脅。因此,必須深入觀察其動態和趨勢並積極應對。
新泛突厥主義的體現
此外,土耳其總統旗與總統印上,16道光芒的太陽與16顆星星也有同樣的含義。
著名泛突厥主義者的名言
“三個重要區域-巴爾幹、高加索和中東-在土耳其面前展開。 ”--土耳其總統厄扎爾,1992年。
“你們從不孤立無援:我們一起共命運。” --德米雷爾總理1992年2月對克里米亞韃靼族領袖如是說。
“在大突厥共同體的青史中你們芳名永垂。”--德米雷爾1992年4月在哈薩克對突厥人的演講。
“一個新突厥世界已經展現;……一幅新地圖正在形成。”--德米雷爾1992年5月。
“土耳其的影響能夠一直伸展到黃河。” --著名作家依漢1992年12月。
“土耳其的利益區是從亞得利亞海直到中國長城。” --厄扎爾。
“六個國家一個民族” --土耳其總統居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