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主義

新民族主義依然是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而產生的衝突，中國的新民族主義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開始的一股思潮，意在鼓舞人們理性發揚中國民族主義精神，然而隨著愛國主義高漲，新民族主義越加激進化，這是不理性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新民族主義
• 類別：革命
• 國家：中國
• 相關文獻：《國際經濟學》

定義

背景及其誘因

新民族主義依然以冷戰、兩大意識形態鬥爭結束為其產生的歷史大背景。蘇東劇變和 冷戰結束後，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對抗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原有的國際陣 線界限淡化，各國政府開始更多地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發制定內外政策。但 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的實踐表明，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並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藥， 恰恰相反，上述國家出現了深刻的社會、經濟危機。在這種形勢下，長期被壓制和掩蓋 的民族主義意識得以復活並日益表面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繼而成為許多國家的新宗 教”。許多民族紛紛從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支柱，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過分推 崇引起了多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民族人民之間的隔閡與離異，構成了多民族國家內部非主 體民族謀求民族分離的內在精神動力。

然而，眾多學者都把新民族主義的產生根源歸結為全球化的發展。普遍認為，風雲聚 匯的20世紀在整體化、一體化、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塑造了民族主義。

(一)經濟全球化收益的不對稱性是開發中國家新民族主義產生的主要根源。(註：徐文 付：“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9期 。)經濟全球化強調“巨觀經濟政策的一體化和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以及成員國之間的 自由貿易”。(註：彼得·林德特：《國際經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第204頁。)從 理論上講這樣的經濟運行模式對各國都是公平的，而且應該產生“雙贏”的結果。但從 經濟運行市場體系考察，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它是在不平等前提下所謂的自由平等競 爭。首先，表現為舊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仍在主導世界市場：存在著不合理的國際 分工體系，不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必然導致開發中國家長 期處於被動的依附地位，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及利潤日趨萎縮，在收益上與已開發國家產 生不對稱性，從而引發民族主義。其次，已開發國家操縱市場遊戲規則，對開發中國家巧 取豪奪。一方面，已開發國家不顧開發中國家的實際國情，從利己主義出發制定和推行有 關市場規則；另一方面，在開發中國家經濟困難時，它們採取掠奪性政策。如在東亞金 融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切實際地要馬來西亞等國進一步向西方國家開放市場。 其結果是國際銀行機構得到巨額補貼，而受援國的金融機構、公司紛紛倒閉。

(二)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導致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註：徐文付：“從經濟全 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9期。)經濟發展不平 衡性主要表現為：第一，在實力相當的國家中，發展快的國家由於優越感、驕傲而可能 產生民族主義情緒，而發展慢的民族國家則可能激起仇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民族情緒。 20世紀70—80年代，美日兩國在經濟上較量、在思想文化方面相互抨擊，經濟強勢的日 本一改往日唯美是從的形象，激烈抨擊美國，變成了“敢於說‘不’的日本”。第二， 經濟發展不平衡性促使某些國家為獲得世界政治地位而追求民族主義。在經濟全球化的 進程中，經濟實力是評價綜合國力或一國政治地位的極為重要的指標。一些處於經濟低 谷的國家，由於不能釋懷往日的“大國情結”，而追求民族主義來平衡經濟的不足，以 期在世界或地區事務中爭得更大發言權。經濟欠佳且在國際政治中長期“默默無聞”的 印度，為“重振國威”，曾在一個月內進行5次核爆炸，挑起南亞核危機便是一例。第 三，這種發展不平衡性促使各民族國家為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優勢而爭奪有限的國際市 場和資源的控制權，從而極大地刺激了民族主義。

(三)經濟全球化形成的梯度差型世界架構是新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又一誘因。(註：徐 文付：“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第9 期。)經濟全球化使得整個世界體系已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梯度差。美國威斯 康星大學著名國際政治學教授thomas j.mcconmic將此分成核心國、邊緣國和半邊緣國 家3部分。核心國家控制高技術，得到高利潤；邊緣國僅僅提供原料和農產品，所獲利 潤最低；半邊緣國家技術與利潤居於兩者之間。(註：thomas j.mccormick,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ere/london,1989,pp.3—4.)這3個層次的梯度差造成了政治 、文化、移民在不同層次國家之間流動的“勢能”，這種流動過程，誘發了新民族主義 的產生。從政治上說，一方面西方已開發國家以直接插手的方法，干涉開發中國家內政， 引起開發中國家的民族主義反抗情緒或相互仇恨；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藉助經濟全球化 中的國際組織，跨國公司間接侵蝕開發中國家主權，引起民族主義反抗。從文化方面講 ，西方國家極其重視文化對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並積極實行文化殖民主義。從移民情況 看，邊緣和半邊緣國家由於經濟發展緩慢，就業率低且待遇較差，從而形成了移民“高 壓區”。核心國家則因經濟發展快，就業機會多，待遇好，而成為移民“低壓區”。西 方人日益擔心，移民由“高壓區”源源不斷地向“低壓區”流動，“會搶走他們的工作 ，占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註：[美]塞 繆爾·享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頁 。)因此，當移入國經濟不景氣時，就會產生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產生種族歧視 和暴力行動。另外，移民自身也有民族主義傾向。一方面，由於受排外情緒影響，移民 無法融入所在國主體社會，他們必須以民族主義為紐帶團結起來，以求生存；另一方面 ，有些移民不願被同化，他們借民族主義以求保持自己的文化、宗教等民族傳統。如歐 洲的穆斯林移民就始終游離於主體社會之外，而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則堅持保持對墨西哥的認同感。(註：徐文付：“從經濟全球化視角解讀現代民族主義浪潮”，《現代國際 關係》，1999年第9期。)

當前特點

與20世紀前兩次民族主義浪潮相比，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更具多樣性、複雜性。其主 要特徵為：

(一)民族主義空前全球化。首先表現在各主權國家在對外關係上更加強調國家、民族 利益，政策上的獨立性明顯增強，而不像過去那樣受到聯盟和集團的制約。東歐國家對 待北約的態度，法英對歐共體的立場，美、日、俄、韓對朝鮮半島主導權的爭奪，英、 法、德、美、俄在巴爾幹和中東問題上的不協調以及地區集團之間在貿易問題上的嚴重 對壘，均從一個側面說明各國對外政策中帶有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其次，民族主義作 祟的衝突遍及全球。從硝煙瀰漫的巴爾幹到排外醜聞和自治口號迭出的中西歐；從種族 隔離制度尚未根除的南非到部族衝突迅速蔓延的撒哈拉以南的廣大地區；從新近滋生出 來的“伊斯蘭衝突弧帶”到存在年頭久遠的南亞“熱點群”；從表面上相對平靜的東北 亞到領海爭端風波乍起的東南亞；從最貧窮的黑非洲到最發達的美國、加拿大……地球 上幾乎所有角落均能找到民族標識的鬥爭和摩擦。(註：張樹青：“關於當前民族主義 現象特徵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二)民族國家單質化傾向嚴重。據估計，全世界大約有5000多個少數民族或種族想使 自己成為國家的民族，有260多個非主權民族或非主體民族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注 ：轉引自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53頁 。)現在還不敢斷言這種“想法”和“可能”將來是否會全部變成現實，但是目前的沖 突至少已產生了這樣一個結果或證明了這樣一種傾向——國家和民族正在進一步重合， 民族國家單質化傾向日趨嚴重。具體分析當前的諸多熱點，不難發現全球內的所有民族 標識的摩擦和衝突中的絕大多數可歸入以下兩大類型：其一是多民族國家內民族自治和 獨立。這在前蘇聯、東歐、巴爾幹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先是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聯邦基本上以民族為標識的裂變——蘇聯一分為十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為二， 南聯邦一分為五，國家越分越小，數量越來越多。之後是在新分裂出的國家中，出現了 又一輪的民族分離主義浪潮——車臣問題，摩爾多瓦內江，哈薩克北部地區摩擦，格魯 吉亞南奧塞梯危機，波赫內戰，克羅地亞內戰。此外，斯里蘭卡內戰，厄利垂亞獨立 ，加拿大魁北克問題，南非祖魯人問題，英國北愛爾蘭問題，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離， 法國科西嘉島自治等等，均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

其二是跨國民族引發的衝突。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3國的庫德人的獨立 鬥爭是這3國摩擦的焦點。3國中任何一方都不願看到庫德人政權的建立，因為這意味 著自己一部分主權的喪失和地區力量的失衡，但是由於各方對待庫德人的步調和方式 又不盡相同，有的甚至還想把庫德人當作一粒對付鄰國的政治棋子，3方又誰也完全 制止不了庫德人的獨立鬥爭。與上述問題相似的還有西非的埃維族，中東的巴勒斯坦 人等等。跨國民族問題的另一類型是由於多民族國家中的非主體民族向母體民族國家( 往往是鄰國)的靠攏，和母體民族國家以保護民族利益為說辭的對境外同胞的拉籠和庇 護而導致衝突和緊張。波赫內戰與其鄰國具有直接的關係。塞族的最終目標是與塞爾維 亞共和國合併，而克族則是想回到克羅地亞共和國的懷抱。馬其頓共和國與周邊國家關 繫緊張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證：希臘與馬其頓共和國不和是因為希臘認為“馬其頓 共和國”這一國名與希臘北部馬其頓省有相重之處，馬國旗上的圖案和某些憲法條款“ 有凱覦希臘北方馬其頓省領土之嫌”。保加利亞雖承認馬國獨立，但不承認馬其頓民族 和馬其頓語的存在，並強調“保境內的馬族人就是保族人”。阿爾巴尼亞則以馬境內阿 族人的母族國自居，要求馬尊重馬境內阿族人的民族權利，並支持馬境內阿族人“搞分 裂活動”。此外，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關於納卡州之爭，羅馬尼亞境內匈牙利人的分離 ，摩爾多瓦境內德涅斯特地區的鬥爭以及中亞、中東、非洲地區的很多衝突也均屬這一 類型。(註：張樹青：“關於當前民族主義現象特徵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 996年第3期。)

(三)民族衝突往往與宗教分歧、領土爭端以及派別鬥爭交織在一起。從另一個角度看 ，為世界所關注的塔吉克斯坦內戰、車臣問題、波赫內戰、阿以衝突等等都與宗教民族 主義、信仰分歧有關係。大量中東穆斯林自願到波赫、車臣參加對塞、克和對俄的作戰 就是很好的說明。至於領土糾紛，則更是民族摩擦的重要內容，因為民族一般是與一定 的地域相聯繫的。阿以衝突當然不光牽扯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問題，而且也牽扯一些地區 的歸屬問題。同樣，俄羅斯同哈薩克斯坦關於哈北部地區的分歧，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關於納卡州的鬥爭，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的衝突，領土目的自是不言而喻的。此 外，在阿富汗、索馬里、蒲隆地、葉門、阿爾及利亞、賴比瑞亞、盧安達、安哥拉等國 家或地區的民族衝突中，派別鬥爭則明顯構成了一個重要因素。在1999出版《上帝腦海 里的恐懼：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級》一書的作者、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馬克·於 爾根斯邁爾指出了尤其能對全球穩定構成威脅的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純宗教性的民族主 義，主要是種族性的或分裂性的；第二種是意識形態性的宗教性民族主義。他解釋說： “由於其變化不定的性質，使這兩種民族主義在全球化的時代對國家構成了威脅。”( 註：“民族主義爆炸”，委內瑞拉《國民報》，1999年12月30日，新華社聯合國1999年 12月30日電。)

(四)新民族主義長有多張面孔。與遍地開花的民族衝突相一致，當前民族主義思潮也 呈現出了一種林立局面：從西非、北非、中東、中亞、南亞的宗教原教旨主義(伊斯蘭 教和印度教)和泛民族主義思潮(泛突厥主義，泛哈薩克主義，泛蒙古主義，泛阿拉伯主 義等)到俄羅斯極端民族主義和德國、義大利的新法西斯主義，日本中心論……，真可 謂“百花齊放”。正如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在1999年初所說：“民族主義已不再那 么千篇一律，不總是朝著極右的方向傾斜。如今它就像一頭繁衍能力極強而又狡猾的野 獸，有好多的面孔，總是做出一些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舉動。”(註：“民族主義 爆炸”，委內瑞拉《國民報》，1999年12月30日，新華社聯合國1999年12月30日電。)

中國思潮

發展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由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占有壓倒一切的地位，而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是以社會主義強國夢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其內涵有愛國主義這一概念來表征。20世紀最後20年，由於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轉折，一股新民族主義思潮經過80年代的醞釀，在90年代終於在中國爆發出來。

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潮劃分為學理性民族主義思潮和大眾性民族主義思潮（房寧稱之為精英民族主義和平民民族主義），並把前者作為分析的重點。所謂學理性民族主義，指的是具有概括、表達能力、提倡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對民族主義所做的理論探討和建構；所謂大眾性民族主義，指的是普通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90年代後，大眾民族主義情緒更多地在網際網路上發泄，所以有人稱之為“網路民族主義”。

20世紀90年代初，學理性民族主義代表人物何新掀起了當代中國新民族主義思潮的第一波。1990年6月，在國內學術界嶄露頭角、以學術觀點特立獨行而引人注目的年輕學者何新，對北京大學學生髮表了“我向你們的良知呼喚”的激情演講。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何新的長文《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的經濟問題——何新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人們在何新的演講和長文中看不到民族主義的字眼，卻能感受到一種濃濃的民族主義意味。何新在文中用了相當篇幅揭露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陰謀和中國現代化面臨的險惡環境，努力講述全球化時代愛國主義的價值，試圖探索和形成一套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本位、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以愛國主義為旨歸的新政治意識形態。何新倡導的用全球化視野審視當代中華民族利益的新理念，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新民族主義思潮發展方向。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西化思潮，人們一般把它看做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第二波。1993年，亨廷頓接連在《外交事務》發表《文明的衝突》等兩篇文章，傳到國內，引發了一場關於文明與文化的熱烈爭論。《二十一世紀》、《戰略與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讀書》等雜誌均用相當篇幅發表了有關討論文章。在對亨廷頓“文明衝突”的批判中，知識界出現了較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張頤武、陳曉明的後殖民文化批評、甘陽、崔之元的制度創新說和盛洪的文明比較論是其代表。1993年底，《戰略與管理》雜誌社在北京召開了“重估中國現代化”的研討會，被稱為“民族主義旗手”的學者王小東明確提出當代中國需要“明智的民族主義”[1]。1994年4月，《戰略與管理》雜誌社又發起了“變動中的世界格局與民族主義”研討會，1995年11月12日在深圳召開了“世紀之交的民族主義”研討會。之後，民族主義的話語在知識界頗為流行。學者伊保雲公開呼籲“復興民族主義，把民眾的忠誠集中到國家的水平上”[2]。

中國民族主義的真正高潮則以《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為標誌。1996年，一本由普通年輕人寫的、銷量達300萬冊、被認為是“反映了中國民族感情”的書掀起了一陣“說不”旋風。《說不》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強烈呼應也昭示著：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繼五四時期民族主義運動之後的真正重新興起了。同年，一本由留學美國的新聞專業博士生和已經進入美國著名學府任教的學者撰寫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也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在1999年末，由房寧、王小東、宋強等著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出版，這部自稱是“呼喚中國民族意識”、“探索中國突圍之路”的書，被認為“與前兩者構成民族主義在知識界表達的三部曲”[3]。

與學理性民族主義相呼應，大眾性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也在九十年代後也開始強化。1993年出現的“銀河號”事件，刺激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結。到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使中國青年和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一個頂峰。緊接著，在2001年又發生了中美撞機事件。另外，美國對台灣、對西藏的干涉也嚴重影響著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由於網際網路發展迅猛，藉助網路工具，公眾的民族情緒獲得了一種全新的表達方式。“網路”與“民族主義”結合構成的“網路民族主義”新術語與新現象的突顯，成為近年來媒體關注的新議題。人們把2003年稱為中國“網路民族主義”年。在這一年裡，中國“網路民族主義”除了繼續在論壇上發表尖銳的、痛快淋漓的議論外，還走出聊天室，投入到了具體的政治活動中：2003年6月，一些倡導民族主義的網站組織了登釣魚島的保釣活動；7月29日，幾個網站發起了“反對京滬高鐵採用日本新幹線”的活動，徵集了10萬網路簽名；8月當發生日本侵華期間遺留的毒氣彈傷人事件後，這些網站發起了徵集百萬簽名要求日本賠償受害者的活動；8月份，一家網站為抗議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釣魚島，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外焚燒日本國旗。2004年以來，由於連續發生教科書事件、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東海油田事件，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網際網路上連續又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反日浪潮。

崛起的原因

（一）意識形態的失敗與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對於在中國大陸執政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意識形態對於維護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直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主要是由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團隊精神、愛國主義（簡稱“共社集愛”）四個部分組成的。共產主義是其核心，社會主義是階段性的理論綱領，團隊精神是組織依據與倫理基礎，愛國主義是凝聚人心的口號與旗幟。這種意識形態在1949年之後的一段時期內論證與維護了中*共“一黨專政”的合法性，使廣大民眾包括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真心地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但是有人認為 中*共執政的歷史以及中國社會的變遷已經宣告了這種意識形態是失敗的。首先，根據《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的宗旨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資本主義。但是，中*共今天正在大力發展私有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棄如敝履。其次，官方欽定的社會主義三大基本特徵：生產資料公有制；計畫經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已經變得面目全非。民營經濟與私有企業異軍突起，生產資料私有制在國民經濟中已占有相當比重；計畫經濟已為市場經濟所取代；按勞分配則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資本分配所取代。從世界範圍來看，蘇聯和華約組織的解體，標誌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消亡和二十世紀全球性的社會主義大試驗遭受失敗。再次，團隊精神在人們價值觀念嬗變與崇尚個人主義的時代也不再被大多數人所奉行。意識形態失敗的直接後果是導致信仰與信任危機和政權合法性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執政黨如果放棄舊的意識形態，就可能完全喪失合法性，並且面對統治基礎崩解的風險。因此，他們通常會選擇局部改良的方式，對意識形態進行修修補補，以重建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現實面前，只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還具有很大的號召力，所以，啟動愛國主義成為執政黨修補意識形態的最佳選擇。“為了社會的和政治的動員，意識形態都是煸情的。煸情需要有烏托邦的支持。不管‘民族’烏托邦如何虛幻，但卻可以有效地喚起民眾，並可造成入魔狀態。”

也有人認為中國目前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且計畫經濟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中國實行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另外，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因此，中國共產黨並不是“一黨專政”。所以，意識形態的失敗與重建合法性的需要是不成立的。

同時，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安德生教授（Anderson）提出了“官方民族主義”的概念，其本意是指國家掌權者因為害怕地方分離主義可能會瓦解民族國家，將某種人為製造出來的民族主義加於整個國家，作為維持民族國家整合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同樣存在“官方民族主義”，即得到官方支持和提倡的民族主義，在官方話語中稱之為愛國主義。其意義主要是指在執政黨的威權統治下，抵禦來自各種外部勢力的挑戰，捍衛執政黨與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愛國必須愛黨”，突顯出中國式的“官方民族主義”的性質，並著力以此來重塑其意識形態與合法性。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愛國主義有共同的要求，也有不同的內涵。在當代中國，哎祖國與愛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致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擁護祖國統一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

（二） 長期傳媒壟斷與輿論誤導。執政黨長期以來一直把大眾傳媒劃在意識形態領域，並通過其黨務宣傳部門加以高度壟斷；由此導致輿論高度一致。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幾乎全部掌控在黨的手中，即使是網際網路也受到嚴密管制。某些媒體稍稍開放一點，就會受到嚴厲懲戒，2001年以來已有《南方周末》、《書屋》、《南方都市報》、《信息時報》、《北京青年報》、《國際金融報》、《廣州日報》等一大批媒體受到整肅。[18]這種狀況導致被《憲法》稱為國家主人的人民卻無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權。

（三）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與國力的增強。自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9%左右的速度持續高速增長。2000年中國GDP首次突破一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七位；對外貿易總額達到4743.1億美元，同樣居世界第七位。截止2001年10月中旬，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創紀錄的2000億美元，僅少於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11月，在卡達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會議上，中國獲準加入WTO；在體育方面，中國還獲得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併入圍2002年足球世界盃決賽階段的比賽。這些指標與事件，意味著中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大大刺激了中國民眾及全球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強化了國人的“大中國”情結。

在中國漸趨強大的背景下，中國精英層提出了“大中國”構想，這一構想包括“政治中國”、“經濟中國”和“文化中國”。政治中國是指擁有國家主權的、有領土界定的中國；經濟中國指分布在世界各國的華人，他們以經濟、商業為紐帶所連線的共同體；文化中國指有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地區。“大中國”的構想強調，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在環太平洋國家中，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1]中國新民族主義不再滿足於扮演自給自足、偏安一隅的角色，他要在更廣泛的國際事務中發出不同凡響的聲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爭取更多的權力和權益。

在中國國內，也有人對新民族主義的崛起持懷疑態度，並直斥為偽民族主義。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義應該具有價值層面的信仰與絕對的忠誠。而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中國是十分稀缺的，至少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中是比較少有的。中國人歷來是非常個人主義、注重私利與講求現實的，從古到今為了某種價值而忠誠信守者都不多。在於己無害的情況下，人人都可以表達或宣洩一下民族情緒；一旦出現某種風險的時候，許多人會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蟬；而當有某種好處來臨之時，如出國留學、國外定居、外企任職，則趨之若鶩，去無反顧。因此，這種所謂的民族主義是很不可靠的和多變的，並沒有多少真實的力量；與其說是新民族主義，不如說是偽民族主義。

1990年代以來中國民間的“托派”（指參加托福考試）人數呈直線上升之勢，許多在校學生在聲討完美國霸權之後，立即投入托福考試，千方百計爭取到美國留學。申請到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定居的人數也在迅速增加。據網上披露，1998年6月29日柯林頓到北大發表講演時，當面抨擊美國內政外交的幾位“學生代表”如今多數都在美國生活，其中詞鋒最利的一位女生據說已嫁到美國，成為身體力行的國際主義者。

復興到激進化

兩重性

新民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強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識，它如同家庭對於家庭成員的天然親和力一樣，對人們產生最直接、最自願、訴於親緣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著民族，國家，以及外部世界對這一民族利益的挑戰、壓力或威脅，民族主義就會激發起人們為維護民族利益的熱情，責任與使命感。對於統治者來說，新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可資運用的天然的政治資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識形態對民眾的感召力逐漸淡出以後，民族主義作為政治凝聚力資源對當政者來說也就更為可貴。

但新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是一種夾雜著強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種情緒大於理性的、能把非理性衝動甚至自私的動機掩飾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種煽情力，是一種崇高與人性的幽暗面交熾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動員者自己也無法理解的複雜激情。在激進的民族主義成為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一旦務實的政府出於民族的長遠利益而主張溫和、讓步、理性妥協，新民族主義就會挾道德主義的話語優勢，居高臨下地挑戰政府的權威，斥責政府的“賣國投降”。尤其在群體性聚結的環境中，新民族主義的氣氛會形成一種廣場效應的心理暗示，讓不相識的人們，突然地產生同仇敵愾的、法不責眾的破壞性行動傾向。其後果遠非任何當政者所願意看到。

中華民族需要

為維護本民族的生存、發展，追求平等，反對壓迫、侵害的正義行為就是新民族主義。新民族主義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為了本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二是同危害公平正義的罪惡勢力作堅決的鬥爭。

新民族主義不僅僅作用於外部，即用於抵制外部敵對勢力的侵襲、壓迫、掠奪，同時也要和本民族內部的罪惡勢力作鬥爭。新民族主義雖然過去沒有系統的理論闡述，但歷史已經為新民族主義作了行動上的演示。

在中華的土地上有產生新民族主義的歷史文化基礎。哲學思想文化的主流就是講平衡的哲學，不講平衡怎么能平等呢！如《周易》里這種思想就非常豐富，《論語》和《孟子》里講和諧、正義也非常豐富。中華文化精神主流與西方大不一樣，西方哲學講“以我為中心”，即一切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這種思想在人文主義中表現非常突出。

國家行為的本質就是民族行為。但由於文化的差異，世界各地的國家理念並不一致。有的博大正義，有的狹隘自私。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要堅持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精神，樹立先進、優秀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為世界和平、文明發展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都需要先進和優秀的新民族主義。從人類文明進程的水平看，可以認為人類還處於野蠻和文明交錯的時期。野蠻和文明處於長期搏鬥之中。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野蠻力量大於文明力量。在國際，野蠻價值觀的強力推行是造成國際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在國內，非公平非正義管理行為是導致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根源。

從國際形勢看，正義力量相對弱小，罪惡力量相對強大。美國是西方已開發國家罪惡勢力的代表。美國說世界上某些國家是邪惡國家，其實他自己身上也有許多邪惡的東西。美國言必稱維護國家的利益，站在民族的角度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缺乏匡扶正義、張揚道義大旗的風範。更有甚者，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採取戰爭的手段侵占他國、他民族的利益。例如近代史上對中國的侵略，上個世紀對朝鮮和越南的侵略，當代對伊拉克的侵略。100多年來，美國是製造世界血雨腥風的源頭之一，帶有濃厚的法西斯主義。

戰勝國內腐敗群體（階層）需要新民族主義。

國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上，因此，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愛國主義。

激進化的原因

首先，從民族心理角度來說，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形成了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中國是一個百年中受列強侵凌的民族，一個在歷史上享有無上榮耀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自古以來的傳統超級大國，在遭受挫折與凌辱之後，這種受傷者的敏感，有強烈的發抒宣洩的衝動，國家實力增強而產生的自信心為這種心理宣洩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由於信息的不對稱，國內獲得的由政府發布的相關信息的高度同質性，特別容易形成對事件過程的單方面的理解，於是會激發起百年中國人的悲情意識，形成強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其次，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與中國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義相結合，形成激進化趨勢。基於受害的歷史記憶而產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義會進一步把任何現實的溫和冷靜的態度與言論，解讀為“對外軟弱”，解讀為委曲求全的“綏靖主義”。激進民族主義者會形成對當政者的道德壓力，他們以為訴諸百年受辱的歷史記憶，就似乎從此具有了壓倒一切的語話優勢。這種優勢話語一旦在民眾與知識分子和官員中成為主流，結果就可能使務實的主政者也會被逼得要“順應”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潘多拉盒子釋放出來的“民意”，被迫以“剛性對抗”作為解決複雜國際關係的基本選擇。似乎只有如此，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才會認同主政者的權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義與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積澱有關。中國人三十年來與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著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為什麼“憤青”們仍然會以偏執、好鬥的方式來處理國際問題?這是因為，激進的極左的政治文化，曾經如此深深地滲透著我們這個民族的骨髓與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維方式對人們的支配影響作用的式微，要遠比經濟變遷緩慢得多。我們的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陳舊的內容，我們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會在無意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下一代。我們民族只有在長期自覺地自我批判與自我反省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成熟起來，並走向真正的文明。

未來趨勢

雖然中國民族主義有潛在的激進化的傾向，但從長遠的趨勢來看，在正常情況下，激進民族主義將會退潮，溫和理性的民族主義將會成為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迅速崛起，他們的觀念更為穩健性，心態更為平和理性，這使他們的民族主義更趨向於理性與溫和化。第二，政府已經意識到民族主義的兩面刃特點，以及激進高調的民族主義話語霸權可能挑戰自己的權威，開始對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有意識的控制與引導。在中國，這種政府引導還是比較有效的。第三，開放環境使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更加了解。改變了原來封閉環境中形成的固有觀念。近些年來，中國加入WTO後，中外經濟合作與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西方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獲益匪淺，國際關係上西方表現出更為合作的態度，由於刺激源的減弱，這反過來也淡化了作為反應方的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與對立情緒。第四，中國人的自信心更強了。一般而言，內心充滿自卑感與壓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後，更容易表現得亢奮、悲情與反應過度;相反，經濟發展與國力強大培育出來的民族自信心態，與中產階級理性相結合，更容易養成寬容坦然的處世態度，由於中國國力的強大，中國人對外部的反應也就越來越平和了。反應也就更為適度。

從近年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台灣問題逐漸走向緩和來看，以上這四種因素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總體上，中國民族主義進入一個脫激進化的時期。

當代基本訴求

中國民族主義自近代由於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而產生以來，其基本訴求始終圍繞著“強國富民”，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但是，當代新民族主義思潮畢竟產生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產生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它的基本訴求在具體表現上又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1.對全球化的冷靜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國內出現了一股鼓吹全球化的思潮。在這種思潮看來，全球化是最高標準，可以拿來裁決一切，經濟、政治、文化一切都要“與國際接軌”。全球化的主導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已開發國家手中，資本向全球擴張成為西方已開發國家維持其經濟並從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需要。“所謂經濟全球化僅僅意味著資本運動的全球化，而決非經濟福音的全球化”，“全球化帶來的不是全世界範圍內的民主而是專制”，全球化不會帶來“全人類的利益”、“地球村主義”或“世界主義”，而只是西方利益的思想工具。中國人必須避免從一種教條蹈入另一種教條，富裕之邦並非真理之地，20世紀形成的國際格局帶來的後殖民主義的危險，必須以我們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作為邏輯起點加以認真應對。”對全球化的反思只是提醒國人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牢牢把握著自己的命運，“惟有政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全球化才是有利的。”

2.對中國現代化新模式的不懈探求

實現現代化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個夢寐以求的目標。在全球化時代，現代化是否意味著西方化，或者說西方的現代化模式是不是開發中國家所能選擇的惟一模式，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國要走一條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是西方模式還是中國特色。儘管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並沒有提出令人滿意的現代化新方案，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卻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3.對民權和民主的熱切期望

由於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中，缺乏系統的關於內政建設方面的建言，所以有人批評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內容空洞，僅僅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學者任丙強就民族主義的這一缺陷作了詳細闡述：“民族主義的情緒化特徵使得其從根本上無法提供關於國家的建設性的意見和問題解決辦法。過分強調民族國家的權力，忽視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也與現代政治發展趨勢相背”。客觀公正地講，民族主義者對於如何建設一個民主的、正義的社會，確實沒有提出成熟的方案。民族主義者對內要求大眾民主，遏制精英主義，強調廣大平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和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對外要求在國際體系內的主權和平等，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4.對民族虛無主義的嚴厲批判

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界掀起了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希望藉此來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但矯枉過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並沒有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反而產生了奇特的、反常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這種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曾在80年代籠罩了整箇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文藝界和新聞界，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未來隱憂

雖然總體上說，民族主義已經進入一個去激進化的時期，但也不能對這一過程過分樂觀。第一，正如筆者前面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應型的民族主義，經濟危機、西方的消極影響，都有使反應型的民族主義再次激進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特別容易產生高調民族主義，發展中的大國特別容易產生“虛幻的大國感”，長期受屈辱後的民族，被壓抑的自尊心有一種強烈的發抒的心理衝動。從分裂完成統一或國力正在上升時，這種民族心理就會借勢宣洩，任何由統一或國力上升的徵象，都會使不少人產生“中國已經強大了”、“每箇中國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氣。1928年北伐勝利以後的中國人對日本的態度中就有這種高調民族主義的典型表現。國力不足而又異乎尋常的大國感的自信，這種矛盾會把一個國家引向災難的陷阱。此外，受長期以來潛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層影響，極左主義的話語優勢仍然會影響我們對問題的處理與判斷。

評價

眾多學者專家對新民族主義進行了總結和評估。其主要觀點有：

(一)民族主義問題的國際化、暴力化以及民族和宗教勢力連為一體是新民族主義浪潮 發展的基本趨向。從波赫戰爭到科索沃戰爭、車臣戰爭，清晰地表明民族分裂主義和宗 教勢力合二為一、結成連體的特徵。民族分裂主義藉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宗教感召力 ，組織起跨國跨地區的“敢死隊”，開赴民族分裂戰爭的戰場上，促使了民族問題的國 際化和暴力化。

(二)民族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物質利益分配不平衡將成為民族衝突最可能的源泉 。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體，追求國家利益是國際衝突的原因和本質。兩次世界大戰 如此，兩極格局下的東西方衝突實質上亦是如此。國家利益包括政治經濟安全等重要內 容，冷戰期間國家利益表現為政治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國際關係中表現為東西 方衝突；隨著兩極格局的消失，政治意識形態因素減弱，經濟物質因素占據了更重要的 地位，因此，這時的利益主要是民族主義與經濟因素的結合體，而國際關係中南北關係 更為重要。以物質利益關係主導的定位，意味著未來國際衝突取決於各國物質經濟利益 的消長。正如保羅·甘迺迪所言：大國軍事衝突的勝敗“取決於該國在實際衝突發生前 幾十年間，同其他領先國家比較而言的經濟上的興衰情況。”(註：[美]保羅·甘迺迪 ：《大國的興衰》，中國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頁。)21世紀將是世界進入激烈的 經濟實力角逐的世紀。(註：趙立坤：“20世紀民族主義浪潮試論”，《湘潭大學學報 》，1998年第1期。)

(三)應當積極尋求解決新民族主義提出問題的辦法。在1999年出版《上帝腦海里的恐 懼：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級》一書的作者、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馬克·于爾根斯 邁爾預言，鑒於這些具有威脅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將在21世紀繼續下去這一趨勢，應該堅 持尋求解決辦法，至少是能找到避免更多的暴力和動盪的辦法。幾十年以前，曾經採取 過一些考慮到當今世界不能為控制這些組織而使人權受到踐踏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所 謂的“非同化性調停”，即在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的條件下，改善其社會、經濟和政治條 件。另一項措施是“夥伴關係”，在這種體系中，與其他民族共享政府權力。在這些國 家，還曾經創建過一種聯邦體制，這種體制可以提高夥伴政策的效率，但限定了那些群 體的活動範圍。儘管這些模式已經付諸實踐(在北愛爾蘭、西班牙、塞爾維亞和黑山)， 但現實表明這並不是有效的解決辦法。于爾根斯邁爾提倡“一種多國解決辦法”。為此 ，他建議加強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力量，並且批評了華盛頓和北約在科索沃推行的模式， “因為人們不信任美國，而且理由很充分”。(註：“民族主義爆炸”，委內瑞拉《國 民報》，1999年12月30日，新華社聯合國1999年12月30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