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蒙古主義

泛蒙古主義

泛蒙古主義簡稱泛蒙,指的是將現有蒙古國周邊的中國俄羅斯的區域納入蒙古版圖。

蒙古人自己發出“全世界蒙古人,聯合起來”的口號,是在20世紀國中國發生政治大變革的時刻。歷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國家爆發革命、內戰或外敵入侵的時候興風作浪;當時,中國的內、外蒙古以及蘇俄都是泛蒙思潮濫觴和實踐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爾喀蒙古人)借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發起了分裂運動。1919年,布里亞特和中國內蒙古的“泛蒙”代表大會在赤塔召開,宣布成立“大蒙古國”,首都海拉爾,並得到日本的支持。隨著日本對中國邊疆和內地的滲透、侵略,“泛蒙”運動也開始在內蒙地區蔓延,如德穆楚克發起的“自治運動”等。當然,最終折戟沉沙。同樣,戈巴契夫改革蘇聯解體,都伴隨著“泛蒙”幽靈的復活。而在政治事件之外,“泛蒙”思潮的日常催化劑——作為蒙古語族精神紐帶的藏傳佛教也發揮了不小的影響。

泛蒙古主義的現實危害,雖不如泛突厥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害明顯,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視。 泛蒙古主義作為一種弱勢思潮,還為政治勢力所利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泛蒙古主義
  • 外文名:панмонголизм
  • 提出者:著名哲學家弗·謝·索羅維約夫
  • 來自:俄羅斯
泛蒙前世,各國情況,影響,

泛蒙前世

俄羅斯,最早提出並運用泛蒙古主義(панмонголизм)術語的,是著名哲學家弗·謝·索羅維約夫。索羅維約夫還寫詩、關注時事,“客串”政論家進行預測。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索羅維約夫斷言中國將戰勝日本,而日本將宣布泛蒙古主義,並在攻占中國後,與中國一道占領歐洲。但日本的戰勝幾乎讓他陷入絕望。1895年,索羅維約夫在芬蘭療養時寫下名為《泛蒙古主義》的詩作(1905年才發表),他在詩中表達的歷史哲學觀念幾乎等同於“黃禍論”,與後來出現的主張蒙古語族聯合、並成立統一國家的思想幾乎是兩碼事。當然,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公元13世紀韃靼-蒙古入侵的歷史記憶,始終與來自東方的威脅聯繫在一起。因此,1960年代中蘇交惡時,紀念庫里科沃戰役(1380年,羅斯人在庫里科沃原野戰勝韃靼-蒙古統治者馬麥汗)也就意味著防範“中國威脅”。
黃禍黃禍

各國情況

俄羅斯“泛蒙”現狀
1980年代的戈巴契夫改革,激發了包括蒙古語族在內的各民族的意識。圖瓦共和國的反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烈。1990年5月,該共和國曾發生反俄騷亂,導致88人死亡,當時的口號是:“俄羅斯人,留下來給我們當奴隸!”“給你們一周期限(搬走),否則消滅你們!”大批外地人擁入城市搶占住宅,後來,圖瓦政府將既成事實加以合法化。
原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蒙古語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機遇,共有布里亞特圖瓦卡爾梅克阿爾泰四個自治共和國,以及兩個布里亞特族邊區。然而,隨著俄羅斯族人大規模撤離,與莫斯科的經貿聯繫削弱,圖瓦等共和國的經濟形勢日趨惡化,人們從農場和企業盜取一切值錢的東西變賣,或大肆搶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紀汗國。這期間,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族專業人員被排擠,離開圖瓦,使圖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漸達到90%以上;但圖瓦政府從不承認該地區存在民族衝突,認為俄羅斯族離開只是因為經濟不景氣。
蒙古語族聚居區蒙古語族聚居區
就如車臣的杜達耶夫一樣,圖瓦、布里亞特的政治精英們也試圖獲得更多經濟、政治利益。1992年,圖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過圖瓦自治憲法、成立民族衛隊。圖瓦的議員還經常派代表參加泛突厥主義(與雅庫特和阿爾泰邊區代表一起)、“泛蒙”會議(與布里亞特和卡爾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擔憂:圖瓦可能會成為第二個車臣。葉爾欽曾賦予圖瓦等地各種特權,使其成為“特別行政區”,直到幾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權。
當然,圖瓦、布里亞特等共和國疏遠莫斯科的態度,也源於中央對其經濟發展不夠重視。幅員遼闊的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歐洲,而遠東、西伯利亞地區是其邊遠的蠻荒之地,屬於被遺忘的角落。因此,這些地區著眼於經濟上的需要(例如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合作)而宣揚泛蒙古主義;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張和要求獨立的言論,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憤之語,他們甚至不惜誇大“泛蒙”激進派的嚴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視。
也有一些史學家、政論家和人權組織出於反俄情緒和政治需要,積極推動“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亞特著名的激進分子斯托馬欣寫道:“俄羅斯民族總是野蠻地征服其他民族,對他們實施殘酷的種族滅絕:從精神上,也從肉體上。”他稱,“大屠殺、流放到西伯利亞送死、饑荒,完全剝奪他們的民族權利,掠奪其財富,消滅其古老文化……”這類“種族滅絕、恐怖和法西斯主義”措施就是俄羅斯帝國的基礎——“俄帝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依靠它而存在,這也是她對被征服民族(從波蘭人車臣人,從猶太人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歐亞主義謊言都不能讓經歷過俄羅斯地獄的各民族忘記這一切。”
在俄羅斯蒙古語族地區,當地人毒打、殘害俄羅斯族,已經成為日常的現實。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義者手拿棍棒、螺絲刀等血洗了伊爾庫茨克地區的一個俄羅斯族村莊,20多名村民被打傷。這本是有組織的、被挑動起來的民族衝突,然而當地報導說,這是流氓滋事,當地政府也將其作為普通糾紛淡化處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對待光頭黨肇事。
日本推動“泛蒙”
作為外部因素,日本對“泛蒙”的發展做出極大“貢獻”。日本對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地區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原蘇聯解體前後,大批日本人來到遠東、西伯利亞。
2000年,東京田中明彥教授曾給布里亞特開出發展經濟的“秘方”:將布里亞特共和國改名為“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立即就會吸引眼球和外資——首先是來自日本的投資。田中教授稱:日本人幾乎不知道你們共和國,他們僅僅把布里亞特看作俄羅斯的一個地區而已。但是,我們與蒙古已經有了特殊關係,所以,你們也該正名,說母語,因為在東北亞,日本人與蒙古人的基因最接近,“日本人永遠都樂於幫助蒙語民族”。
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1923年)。1958年,赫魯雪夫政府將其更名為“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當時,官方解釋是:這樣更符合共和國主體民族的實際。但更名其實另有原因:原蘇聯有一個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而蒙古國是原蘇聯的盟國,中國還有一個內蒙古自治區,原蘇聯政府需要避免領土糾紛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存在,一度成為二戰後蒙古國加入聯合國的障礙。
俄羅斯聯邦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
1990年代裡,布里亞特發起了為共和國“正名”的政治運動,認為1958年的更名是“原蘇聯對布里亞特民族鎮壓行動鏈條上的一環”,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將布里亞特與烏斯季-奧登、阿金區合併(領土平反)。但是,戈巴契夫葉爾欽對布里亞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實際上是迎合、鼓動布里亞特的政治運動。
造訪布里亞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頻繁,但談判經年,卻未迎來日本人的大筆投資。顯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於發展經濟合作;到後來,這些情形也引起當地官員的懷疑。有一次,布里亞特總統列·波坦波夫曾說起:他曾直截了當地對日本領事說,對不起,我對於與您會晤不感興趣:“你們來了,鞠躬,很客套地說話,但是,經濟合作沒有任何推進——儘管你們對布里亞特的礦業潛力非常了解。”
布里亞特採用雙國語:布里亞特語俄語。但是,田中教授公開宣揚:沒理由“在原本屬於自己的國家中採用雙語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亞特人的悲劇》被譯成蒙語,在布里亞特官方報紙上發表,其中稱:私有化導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羅斯族占據,是對布里亞特人的毀滅性打擊;布里亞特境內本來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羅斯族都是外來人,但他們卻在各方面都成為主人;俄羅斯人的到來還導致生態惡化,純淨的貝加爾湖處於災難邊緣。
田中在《蒙古民族與自由》一書中表示,談及蒙古民族和語言的統一性,就必須將布里亞特人納入視野:“內、外蒙古之間不存在任何自然邊界,外蒙古和布里亞特之間也是如此”,就如發源於蒙古的鄂爾渾河一樣,在補給了大量水量之後,下游變成色愣格河注入貝加爾湖。這樣,貝加爾湖就成為蒙古民族的湖——確切說,是布里亞特-蒙古民族的湖。顯然,這是宣揚了一種以布里亞特為核心的“泛蒙”地緣政治思想,涉及三個主權國家:中國、俄羅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構想,中、俄的領土將被肢解,在蒙古、中國、俄羅斯乃至中亞地區,就會出現一個包括所有蒙古語族的“大蒙古國”。這樣一個大蒙古國,將成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擔其特定使命。
“泛蒙”與喇嘛世界
與蒙古國民、中國蒙古族一樣,俄羅斯國內的蒙古語族也多信仰藏傳佛教喇嘛教);而從中、俄歷史來看,泛蒙思潮往往與藏傳佛教喇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動結合。除了歷史、種族、語言之外,“泛蒙”的另一個思想紐帶,就是藏傳佛教(喇嘛教)。身處中、俄兩大國夾縫中的蒙古國,1991年以來積極推行所謂“第三鄰國”的外交思想。美國、日本等國是“第三鄰國”,藏傳佛教(喇嘛教)的故鄉印度也是“第三鄰國”;同時,蒙古語族與同信仰的中國藏族感到親近。中、俄、蒙三國的蒙古語族和中國藏族一起,形成一個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國前總統恩赫巴亞爾訪問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卡爾梅克總統伊柳木日諾夫表示:我們等待閣下您已經等了400年,強調同屬蒙古民族;並認為,是藏傳佛教(喇嘛教)將卡爾梅克人和蒙古人聯繫在一起。
2006年8月,達賴喇嘛訪問蒙古國,蒙古政府對達賴來訪高度重視。一些人稱:這是獨立的蒙古國的意志的體現,表明:蒙古國不畏懼中國的壓力。當然,蒙古國主要希望藉助達賴訪問改善蒙古國的經濟社會困境;此外,還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亞爾表示:達賴來訪讓蒙古民族聯合起來,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其分裂立場出發,達賴喇嘛寄希望於蒙古、俄羅斯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徒。2007年11月,達賴稱:藏族和蒙族是孿生兄弟,號召俄、蒙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徒團結起來;並稱:若他作為“政治難民”老死異鄉而未見“西藏獨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羅斯或蒙古轉世,繼承其衣缽。
俄羅斯的蒙古語族都對達賴喇嘛頂禮膜拜,而蒙古語族地區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達賴為時髦。1992年,達賴喇嘛訪問圖瓦,圖瓦領導人與達賴打得火熱;卡爾梅克總統伊柳木日諾夫幾乎每年都要拜會達賴,私交甚篤。俄藏傳佛教(喇嘛教)領袖明顯同情和支持“藏獨”勢力。
1991年以後,中國內蒙古也有一些組織和個人,煽動“泛蒙”思想和運動;俄羅斯的“泛蒙”形勢,也可能影響到中國。
2008年是“藏獨”能量釋放的高峰,而在內外壓力作用下,“藏獨”可能與“泛蒙”(與“東突”合流之事,已見諸報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獨”暴亂後,3月16日,俄羅斯聯邦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爾吉·布達耶夫迅即表態,放言“希望西藏發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國民主化”。“藏獨”騷亂事件,也在俄羅斯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徒、蒙古語族中繼續發酵。
2008年3月14日“藏獨”暴亂的一個教訓是:騷亂蓄謀已久、組織良好,在國內各省“同步”、“齊動”,許多中國駐外使館被襲擊,也做到同步化。顯然,沒有來自外部的有力支持,這種組織程度是達不到的。
一種前景令人擔憂:西藏、新疆甚至內蒙古同時爆發類似騷亂,或各種潛伏的危機同時爆發,形成某種“聯動”、“同步化”。內蒙古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寺院向來與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員方面聯繫緊密;此外,一些破壞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來,許多外國組織和個人深入遼遠的中國內地,其中一些人負有某種秘密使命:收集情報,贏得當地居民的好感,收買人心,挑動特定族群間的對立,製造事端。這些手法並無新意,但卻會產生效果。類似前景在考驗我們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影響

蘇聯曾支持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但其本身也面臨“泛蒙古主義”的威脅。20世紀20、30年代,日本人在原蘇聯遠東、西伯利亞頻繁從事間諜活動,刺探情報,試圖開闢北進基地。為此,日本還利用“泛蒙古主義”削弱中國和俄羅斯,加強在中亞的影響。而當時的蘇俄為了防範布里亞特邊民與日本勾結,索性將東西伯利亞州一分為二:伊爾庫茨克州赤塔州。1937年,原蘇聯政府將原屬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行政區域劃給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邊區和烏斯季-奧登民族邊疆區,以便在外貝加爾湖地區發生戰事時,原蘇聯能保持後方穩定。二戰期間,與日本達成臨時和約的史達林政府嚴厲鎮壓“泛蒙古主義”——在“泛蒙”重災區布里亞特,千萬當地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滅。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史達林甚至釜底抽薪,將遠東的幾十萬日本人和朝鮮族強遷到中亞
對泛蒙有重要影響的白俄謝苗諾夫對泛蒙有重要影響的白俄謝苗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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