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早期經歷,求學經歷,投身革命,人物經歷,參加起義,進入蘇區,叛變革命,回歸故土,
早期經歷
求學經歷
1901年11月出生於廣東省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7歲開始讀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靈武國小堂讀書，由於生性聰穎，一年半就完成3年初國小業。次年夏考入縣立高等國小堂。1916年夏高小畢業後，又考入廣州市立1中就讀。
投身革命
1917年，孫中山回穗組織軍政府，他即參加革命，投入粵軍第2旅當兵，旋升任班長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連鎮守使李根源在韶關開辦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又考入該校第1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鄉療養。1920年冬，龔楚重返原部隊，充任第1營2連中尉排長。1921年6月，部隊奉令由粵開赴廣西，途經梧州時，第2連連長鄧鵬調職，龔接任連長。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脫離部隊回家。
1923年春，龔楚參加國民革命軍攻鄂軍任少校參謀，跟隨總司令程潛攻湘，攻湘失敗後退回廣東北江，被派在廣州通訊處工作。此期間他常與在廣州工專學校讀書的樂昌籍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丘鑒志、陳德釗等人一起談論有關中國革命問題，閱讀《新青年》《嚮導》等刊物。1924年6月，龔在廣州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年後轉為中共黨員。
1925年6月下旬，受中共廣東區委的派遣，龔楚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身份，赴省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從事農民運動工作。北江辦事處決定讓他回家鄉樂昌，協助縣農民協會籌備處負責人陳德釗組織開展全縣農民運動，並負責聯絡指導仁化縣的農運工作。同年冬，龔楚參與建立國民黨樂昌縣黨部，被選為縣黨部執委和監察委員。翌年5月，龔楚接任共青團樂昌特支書記。這年夏天，樂昌縣農會組建了樂昌縣農民自衛軍，龔楚因有軍事經驗，當了自衛軍的指揮官。其間，龔楚在樂昌積極開展黨的活動，介紹譚軍略、龔猷征等人加入共產黨。8月，龔楚和楊高林、鄧水石、薛仰聖等人代表樂昌縣農會出席了廣東省農會執委擴大會議。12月，龔楚參加在韶關舉辦的北江農軍學校第1期學習，至次年2月中旬結業。1927年2月，中共樂昌支部成立，龔楚任書記，繼續在家鄉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5月，龔楚率領樂昌農民軍與北江工農軍匯合，組成工農討逆軍，任總指揮，指揮討逆軍赴武漢參加討伐蔣介石活動。討逆軍到達湖南耒陽時，被改編為第13軍補充團，龔楚任團長。
人物經歷
參加起義
1927年底，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到達粵北曲江犁市，為第16軍軍長范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隊對外宣稱第16軍140團。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龔楚到朱德部隊工作，委以140團團副的名義。1月12日，朱德、陳毅率領部隊以國民革命軍第16軍140團名義，由宜章大豪紳胡泮藻的五少爺——胡少海先導，進了宜章縣城。當晚舉行暴動，占領宜章縣城，捕殺了縣長楊孝斌等，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1師。31日擊潰前來進剿的獨立第3師許克祥部5個團，乘勝追擊直達坪石。隨後在樂昌板塘村整編，把宜章的農軍編為工農革命軍第3師，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師長，龔楚任黨代表。
1928年4月28日，朱毛在井岡山會師。5月4日在礱市召開慶祝大會，宣布成立紅四軍，下轄3師8團，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陳毅任軍委書記。原宜章農軍組成的工農革命軍第3師改編為紅四軍10師29團，仍由胡少海任團長，龔楚任黨代表，龔楚還擔任了紅4軍前委常務委員。接著，胡少海、龔楚率第29團參加了打敗兩楊會剿井岡山的戰役。7月，紅四軍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兩團打進老友范石生部隊駐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紅軍退出郴州。但29團各營連在郴州發到不少洋財，不再聽從命令，成連成排地向家鄉宜章奔跑，結果一部分被土匪胡鳳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營長蕭克率領的1個連和團長鬍少海、黨代表龔楚及團部零星人員一共百餘人隨軍部和28團撤退。8月底，紅四軍前委會議，朱、毛率紅軍主力回井岡山，杜修經、龔楚負責留在湘南組織湘南特委，繼續領導資興、汝城、桂東、安仁各縣及赤衛隊，以此為基礎，開展湘南工作。
11月龔楚奉命赴長沙恢復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襲擊，返回樂昌。不久又與黨組織取得聯繫，被中共廣東省委調至香港從事地下工作。參與舉辦《正義報》《香港日報》，辦兵運訓練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員賀昌指令，龔楚被任命為中共廣西前委委員，參如廣西俞、李政權工作。他離香港到達廣西梧州，化名龔鶴村，先在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廣西編遣特派員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辦公室機要秘書，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從梧州遷往南寧後，又改任船務處處長、南寧市公安局局長。所以實際上中共對俞、李的策動是主要通過龔楚來進行的，而多年前拍攝的電影《百色起義》里，因為後來龔楚對革命事業的破壞，沒有安排龔楚這個人物出現。
進入蘇區
1931年8月，龔楚傷愈後經香港輾轉到達中央蘇區，任紅7軍軍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模範團團長、紅1軍團第3師第7團團長、粵贛軍區第22師師長等職。
1934年9月5日，中央軍委任命龔楚為贛南軍區司令員，鐘循仁為贛南軍區政治委員。中央軍委令龔楚嚴格督促該軍區第65團採取積極行動，向龍布、長河一帶開展游擊戰，消滅這一帶的土匪和粵軍。9月21日，龔楚、鐘循仁向朱德、周恩來、項英報告了打擊和消滅敵人的部署。隨後，將各縣區軍事部改組為游擊司令部，開展游擊活動。
1934年10月22日，中革軍委宣布成立中央軍區，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龔楚任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揮江西、福建、閩贛、贛南、閩浙贛五個軍區及各直屬的地方獨立部隊與紅24師和紅10軍，繼續堅持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的鬥爭。
龔楚進入中央蘇區後，馬上就被派任紅12軍34師師長。兩個月後，又接任紅12軍參謀長。到職僅7天，因李明瑞在肅反中被殺，於是龔楚又被調往江西會昌，接任老部隊紅七軍的軍長。在下面的一年裡，龔楚率紅七軍參加了擴大中央蘇區的歷次戰役，如贛州戰役、南雄水口戰役等。到這年年底，龔楚因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被撤去了軍長的職務，不久改任中革軍委直屬的紅軍模範團團長。不久，模範團改為紅1軍團第3師第7團，任團長；旋又調任獨立第22師師長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粵贛軍區司令員。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據說，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
那么，龔楚到底犯了什麼“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要受到如此的懲罰呢？龔楚在以前困難的時候仍然起勁地進行革命，正是紅軍發展最順利的時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呢？這兩點內地公開發表的書籍文章里一直諱莫如深。
根據相關資料和龔楚自傳，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龔楚“吃不了苦”，長期的艱苦戰鬥使他的意識產生了動搖；二是他對黨在當時的一些做法有意見。
當時國民黨軍政當局在軍事“清剿”紅軍和游擊隊的同時，採取“剿撫兼施”的政策，用金錢和高官厚祿等手段引誘共產黨和紅軍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變節投降，以分化瓦解共產黨組織和紅軍隊伍。龔楚革命意志不堅定，革命失利時多次脫離革命隊伍潛回家鄉。面對國民黨的殘酷軍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誘，龔楚對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經不起失敗、艱苦、生死的考驗，悲觀動搖。
1933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央蘇區開展了“消滅地主”的運動，有田40畝甚至不滿10畝者便在被消滅之列。
據龔楚個人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詐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這裡提到的楊遇春是江西瑞金人，進過黃埔軍校，參加過南昌起義，是一個很能打仗的人，20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師長、紅12軍35師師長，他也曾是龔楚的老部下（龔楚做12軍34師師長，楊是該師101團團長），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難保而投降國軍，後來入了軍統系統，終身與中共為敵。
龔楚對“消滅地主”運動沒有全面了解，錯誤認為部分地區實行的濫殺政策就是“消滅地主”的實質，並對此表示了異議。
1934年4月中旬，高級研究班結業後，因這時的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患嚴重的貧血症在汀州醫院療養，龔楚調紅軍總司令部代理總參謀長兩個多月，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1934年5月，粵贛軍區改為贛南軍區，龔楚任贛南軍區司令員，一個月後改任參謀長，負責部署突圍準備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簡稱中央軍區），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中央軍區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譚震林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分局長。中央軍區司令部駐江西會昌縣。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了長征。
叛變革命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由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和紅24師71團團長史猶生、政委石衡中率領該團的9個連，經信豐大余油山轉至湘南，收容湘江戰役中的紅34師失散隊伍，並在該地發展游擊區。爾後，龔楚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率紅24師71團1200人的隊伍；避開國軍主力的封鎖線，從江西於都突圍，經馬嶺、牛嶺至信豐之鐵石圩，再經油山轉出廣東梅關、南雄間，進入北山，沿途經過了3次戰鬥，突破了小股敵軍和地方團隊的堵截，於3月中旬到達湖南郴縣、臨武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和收容紅34師失散隊伍。
1935年5月2日，龔楚帶著一個連由臨武基地赴郴縣黃茅村。當晚，他託辭身體不適，晚飯後就寢。趁警衛紛紛酣睡之際，龔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離黃茅村回到故鄉長來村。至此，龔楚終於離開了他為之奮鬥十年的事業，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不久，龔楚投靠國民黨粵軍余漢謀部，先後擔任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等職。由此可以看出，楊遇春和龔楚等人離開革命隊伍，進而投靠國民黨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蘇區進行的肅反運動擴大，在當時某些領導同志的默認和錯誤理解下對廣大指戰員和投誠人員清洗，這種“左傾”的做法致使在這一時期的黨中黃埔背景的善戰之士脫離共產黨或者投靠國民黨，對黨的事業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龔楚回鄉後不久，經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張昭芹的引薦，在余漢謀的粵軍第1軍先後任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等職務，對曾經的戰友和同志大開殺戒。1935年10月13日，龔楚率領30餘人偽裝成紅軍游擊隊，由廣東仁化到達北山，企圖消滅該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他們先與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陣，然後說是湘南紅軍，來找關係，誘使贛粵邊游擊隊後方主任何長林叛降，並在南雄北山龍獅石以召集游擊隊開會為名，將北山游擊隊一部誘入其設好的埋伏圈，脅迫投降。結果發生戰鬥，除逃走幾個外誘殺了北山游擊隊60多人，逮捕了30多人。這就是“北山事件”。1935年10月20日，龔楚、何長林又帶領粵軍“抄剿”項英、陳毅的駐地，途中偶遇外出採購糧食和物品的偵察員吳少華等，要吳帶路去見項英、陳毅。吳少華識破龔楚的陰謀，在到達營地前搶先登山，通知哨兵鳴槍報警。項英、陳毅及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等人聽見槍聲迅速逃走，躲過了這一劫。龔楚聽到山上槍響，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紅軍，又想到自己在山下處於不利地形，貪生怕死的他慌忙帶著隊伍沿著下山的小路逃走。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龔楚先在5戰區孫連仲部任上校參謀處長，駐守江蘇徐州以西的隴海鐵路。後回第7戰區任少將參謀。日軍侵犯廣東時，龔楚出任第7戰區第1縱隊抗日游擊司令，與侵犯廣東從化的日軍激戰於木殼嶺，殲敵甚多，保衛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後任第4戰區第46軍少將參謀長、軍官訓練團總隊長、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等職。抗戰勝利後，龔楚曾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徐州市市長，在任期間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1946年當選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省第4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軍打到了北江，龔楚帶領一個保全團逃到了樂昌縣瑤山。這時，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黃松堅寫信勸龔楚投誠。接信後，龔楚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於是在11月上旬率其所部下山向樂昌縣人民政府投誠，隨後到韶關北江軍分區交代其問題。12月，解放軍準備解放海南島，時海南守將為龔楚的樂昌同鄉薛岳。時任廣東省長的葉劍英請示了中共中央軍委的意見，決定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誠。龔楚滿口答應，但他深知自己過去做得太絕，按照黨的政策和先例，將來絕沒有好果子可吃，因此他滯留在香港，並定居於此。後曾應邀赴台灣謁見蔣介石，蔣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編殘部組成“反共救國軍”，以配合伺機反攻大陸。但他見國民黨大勢已去，婉拒了委派，從此脫離政治漩渦，名字也改成了龔松庵，返回香港興辦實業。
龔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年，其間曾去美國，拿了“綠卡”，但由於語言阻隔和生活習俗的關係，不習慣那裡的環境，於是又重歸香港。平日多以寫作和書畫自娛，除出版了《我與紅軍》和《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書外，還寫詩詞練書法，他的一張墨跡在香港市場至少可賣到三、五千元。
回歸故土
當時龔楚在港辦實業的幾個親屬都發了財，且在香港的樂昌同鄉會中有很大的影響力，樂昌的地方官員從發展當地經濟的目的出發，也不斷派人來遊說龔楚“回家看看”。龔楚在家鄉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這時當地鎮政府、縣僑辦為了討好龔楚，撥出了7萬元人民幣的資金按照原來的面積、式樣重新選址建造。龔楚的新居為單家獨院式兩層半樓房，主體為鋼筋混凝土磚石結構，占地面積32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170多平方米，內有6房2廳1廚房2衛生間。室內地面鋪馬賽克，石米牆體，琉璃瓦頂，在當地也算氣派，一副當年土豪宅第的模樣。長來鎮的官員還指定專人為龔楚新居裝飾布置，購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電視機、電話、冰櫃、席夢思床、大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化氣派。於是龔楚決定擇日回鄉。
樂昌縣長來鎮有關部門聞訊後迅速把此事向上報告，並請示以何種規格接待龔楚，今後與之來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統戰部門最後批覆：對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來往。至於政治上是否要作適當安排，待後再作考慮。
龔楚回鄉在當地引起了轟動，縣府黨政官員、統戰部官員上門祝賀自是少不了的，還有接踵而來的親戚故友和聞訊前來一睹當年“大叛徒”風采的好奇民眾。國內不少文史單位和史學工作者也紛紛前來採訪他，讓其應接不暇。龔楚雖然年過90，但思維仍然敏捷，記憶也算清晰，對一些時隔久遠的人和事，他仍能憶述清楚而不含糊，令客人為之驚訝。當然，他只談在紅軍的經歷，經常談得津津有味、眉飛色舞。而問及到他叛變以後的經歷，則緘口不言，避而不談，推說“記不得”了。
傳說龔楚有三件寶：一是解放前夕老蔣授予他的“中將高參”委任狀；二是一幅唐伯虎的真跡名畫；三是60年代初由香港10位著名書畫家聯袂為他而作的四幅屏風水彩畫。那箇中將委任狀由於進出大陸而一直未到手，此番回到大陸後龔楚在當地官員上門拜訪時曾提出，要求幫忙查找他的那張委任狀，當地官員也答應了，最後不了了之。那幅唐伯虎的真跡名畫，在龔楚當年出走香港時，曾托親戚代為保管。此次返鄉，當年代為保管的人推說時隔久遠早已忘記有那么回事了（實際上是早已被變賣了）。所以他對第三件珍寶極為愛護備至，每年只有春節那天才向來拜年的親友展示，年初二便收藏起來。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縣長來鎮的家中去世，享年94歲。當地政府的努力也有了回報：身為香港樂昌同鄉會的龔楚侄孫龔慶韶，不僅個人回鄉投資，還牽線引資或與他人合作投資，僅在90年代樂昌就從他那裡引入了4億多元的資金。
1990年9月13日晚，龔楚回到樂昌縣長樂村
1990年9月13日晚，龔楚回到樂昌縣長樂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