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開湘

黃開湘

黃開湘(1901-1935) ,又稱王開湘,江西弋陽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先後任中共區委書記、縣委書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開湘
  • 別名王開湘
  • 出生日期:1901
  • 逝世日期:1935
個人簡介,紅軍鐵先鋒,

個人簡介

(1901-1935), 又稱王開湘,江西弋陽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先後任中共區委書記、縣委書記。1928年任上饒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參加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後調任赤色警衛團團長,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後任紅軍第十軍第八十二團政治委員,率部參加贛東北根據地反“圍剿”作戰。被選為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第二屆執行委員。1933年1月隨紅十軍調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紅十一軍第二十師政治委員。不久入瑞金紅軍學校學習。7月被任命為新編第十五師政治委員。同年冬調任紅一軍團供給部政治委員。1934年初改任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委員。4月調任粵贛軍區獨立第二十二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同年10月奉命率所部編入紅九軍團建制,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11月底至12月初,同師長周子昆指揮全師參加掩護中央縱隊渡過湘江的阻擊戰,受到嚴重損失。12月中旬該師在黎平地區撤銷,餘部編入紅九軍團各團。1935年1月中旬,調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團長。同團政治委員楊成武率全團先後參加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的戰鬥。5月27日奉命同楊成武率領全團從安順場出發,沿大渡河西岸急行軍三晝夜,速行320里奔襲瀘定橋。他親自指揮紅軍二十二勇士,冒著密集的炮火奪占了瀘定橋,為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北上抗日打開了通路,受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表彰。6月率部翻越大雪山,8月下旬踏過茫茫草地。他的堅定勇敢,以身作則、艱苦奮鬥、深入民眾的優良作風,受到指戰員們的稱讚。9月下旬中央紅軍主力改稱紅軍陝甘支隊,任第一縱隊第四大隊大隊長。隨即率大隊為先鋒,親自帶分隊迂迴插入守敵側後,突然將其殲滅,突破天險臘子口。同年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勝利完成長征。不幸身患傷寒病,11月上旬在羅漢川紅軍醫院逝世。
黃開湘畫像黃開湘畫像

紅軍鐵先鋒

黃開湘1901年正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陽縣漆工鎮黃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下有四個弟弟、兩個妹妹。因家中人多,少年時代便開始以作木匠、箍桶為生。他母親方尚香是弋陽漆工鎮湖塘村人,是方誌敏的堂姑,因而他從小就認識方家幾兄弟。1926年春,方誌敏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派遣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黃開湘利用做木匠的有利職業,走家串戶,協助方誌敏在漆工、烈橋一帶近百個村子建立了秘密農協會。不久就由方誌敏、黃鎮中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贛東北地區早期的黨員之一。
土地革命時期,他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弋橫6萬多農民的年關大暴動,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無論是在創建和擴大贛東北蘇區的艱苦環境中,還是在歷次反“圍剿”的搏鬥中,以及在萬里長征的征戰中,他都膽識過人、勇往直前,尤其是肉搏戰中,他不用刺刀和大刀,卻提起斧頭東砍西劈。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袖人物都親昵地稱他為“斧頭將軍”。
贛東北蘇區的“斧頭將軍”
1929年春,正是杜鵑花漫山紅遍的時節,從弋陽磨盤山走下6人,全是短衣打扮,手裡提著扁擔、斧頭,看起來好像是上山砍木料的。當他們走到弋陽、德興交界的白馬嶺時,就被一小隊靖衛團圍住。一個手提木殼槍的小頭目問:“乾什麼的,是不是赤匪?”走在前面的一位滿臉鬍鬚的壯漢揚了揚手中的斧頭說: “上山開禁的。”(弋陽土話,指上山分位置,讓村民砍柴)。小頭目看不出什麼破綻,正準備讓其通行,突然團丁中一個人驚叫起來:“他就是方誌……”“敏”字還沒說出口,說時遲,那時快,提斧頭的壯漢揚起斧頭在那團丁的脖子上橫劈過來,那個團丁哼也沒哼一聲,頓時就斃命了。靖衛團小頭目還沒轉過神來,後腦殼就被硬梆梆的駁殼槍頂住了,只聽壯漢冷冰冰地說:“快命令他們放下武器,否則格殺勿論。”在小頭目的哀救聲中,團丁們只得把槍高高舉起。這個提斧頭的壯漢便是黃開湘,提駁殼槍的是吳先民,其他4人分別是方誌敏方遠輝(方遠輝是原江西省委書記、省長方誌純的胞兄)、彭高、黃鎮中,他們是去出席德興縣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的。
德興縣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張家畈饒家祠堂內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100餘人,到會民眾600餘人,會上選舉方遠輝為縣蘇區主席,黃開湘為縣蘇區軍委主席。兩天后中共德興縣委、團縣委同時召開代表會,選出吳先民為縣委書記,彭高為團縣委書記,並成立了德興赤色獨立營,黃開湘兼任獨立營政委,會後亮出了德興四鄉108村的暴動大旗。到了5月,德興的革命形勢已成燎原之勢,縣紅軍獨立營在全縣赤衛大隊的配合下,攻克新營,並一鼓作氣占領德興縣城,實現了全縣一片紅,成為贛東北蘇區三個全紅縣之一。共和國開國海軍中將、原東海艦隊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饒守坤便是這時候參加德興紅軍獨立營的。
1930年新年伊始,正當贛東北蘇區穩步發展之際,國民黨反動當局又調集敵第十八師戴岳部,並糾合弋陽、貴溪、樂平、德興、餘江、橫峰、鉛山、上饒8縣靖衛團,以磨盤山為主攻目標,採取“長驅直入”之策略,兵分六路向贛東北蘇區發起第五次局部“圍剿”。
1月6日,贛東北紅軍獨立團在弋陽芳家墩與敵作戰失利,敵人氣焰更加囂張。為解根據地之危,方誌敏採用“圍魏救趙”的戰術,命令德興獨立營潛入敵人巢穴——上饒縣城。
敵軍重兵壓向蘇區之後,後方空虛,整個上饒縣僅300餘人守城。18日我紅軍獨立團跳出外圍,把上饒縣圍得水泄不通。當晚,德興獨立營與獨立團裡應外合,一舉攻占上饒,守城之敵倉皇出逃。此次紅軍雖只繳槍50餘支,但對敵人影響很大,省城南昌也為之震動。隨後,方誌敏在上饒抗口鄉召開上饒縣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出黃開湘擔任縣蘇區主席(後由李步新接任),並成立上饒紅軍游擊大隊,贛東北蘇區在粉碎了敵人第五次局部“圍剿”之後進入大發展時期。
1930年5月,爆發了蔣、馮、閻新軍閥的中原大戰,國民黨軍隊紛紛調往大中城市和戰略要地,暫時放鬆了對蘇區的進攻。贛東北黨組織審時度勢,決定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向外線出擊,方誌敏周建屏率領的紅軍獨立團連克眾埠、樂平、河口、鄱陽等戰略要地。7月初,鋒芒直指景德鎮。
景德鎮是中外聞名的瓷都,是贛東北近代工業最集中的地方,擁有3萬多產業工人,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加上天旱,近1/3產業工人失業,廣大農田也無水耕耘,階級矛盾顯得異常尖銳。國民黨駐軍調離景德鎮之後,僅留一個營的兵力守城。方誌敏得悉這一情報之後,決定智取。
7月4日,紅軍獨立團從弋陽芳家墩出發,行至樂平段家村後,全部換上國民黨保全團的旗號,悄悄地向景德鎮逼進,6日凌晨抵達景德鎮城門。守城敵軍正準備讓這支隊伍進城時,沒想到紅軍隊伍中幾個俘虜兵突然大叫,敵兵趕快關閉城門。扮作敵團副的黃開湘迅速將一把斧頭插進兩扇城門的縫隙中,使門一下子不能關閉。周建屏馬上向門縫內投進幾個手榴彈,只聽到“轟、轟”幾聲,有被炸死的、炸傷的,其餘一哄而逃。紅軍迅速攻入景德鎮,睡夢中的敵人以為神兵天降,紛紛舉手投降。這一仗俘敵400餘人,繳獲長短槍500餘支,並繳獲黃金2000餘兩、銀圓50萬元,還吸收了一大批煤礦、瓷業等產業工人加入紅軍隊伍。
7月21日,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獨立團樂平眾埠擴編為紅十軍,轄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3個團,周建屏為軍長,吳先民代政委,黃開湘為參謀長併兼任八十二團政委。
8月1日,贛東北蘇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弋陽芳家墩召開,成立了贛東北特區革命委員會方誌敏擔任主席,黃開湘當選為執行委員。
到了9月份,紅十軍又攻克鄱陽、湖口、都昌三座縣城,擊潰張超的警衛團和南京財政部稅警營,共繳獲步槍800餘支、機槍10餘挺,紅十軍主力3個團擴編為一、四、七3個旅,另建軍部特務團、機炮營,全軍達6000餘人。不久,地方武裝30多個幹部連加上部分紅軍游擊隊集中後編為赤色警衛師,黃開湘任師長,贛東北蘇區軍委主席方誌純兼政委。此時贛東北紅軍總數達3萬多人,槍2萬餘支。在閩浙贛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黃開湘當選為省蘇區執委。
頂撞李德的供給部政委
1933年春,贛東北蘇區中央蘇區聯成一片,中央電令閩浙贛省紅十軍赴中央蘇區參加第四次反“圍剿”鬥爭。黃開湘匆匆告別母親和妻兒,隨政委邵式平、軍長周建屏奔赴中央蘇區。這次贛東北蘇區帶給中央的禮物計黃金2000兩、銀圓100多萬元、藥品40餘箱,這對經濟極為困難的中央蘇區確實解決了燃眉之急。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在接見紅十一軍(紅十軍赴中央蘇區時,改編為紅十一軍,原浙贛省軍區赤色警衛師擴編為新紅十軍)領導人時,誇獎贛東北蘇區為中央解決了大問題,並親切地戲稱黃開湘是程咬金式的斧頭將軍。朱老總聽說黃開湘喜歡用斧頭肉搏,把自己的手槍解下來送給黃開湘說:“今後不要用斧頭肉搏了,這支槍就送給你了。”黃開湘看到這支烏黑鋥亮的左輪手槍,確實愛不釋手,但又不好意思接。朱老總笑著說:“這槍不好嗎,是從張輝瓚手中繳獲的,德國貨。”看到朱老總如此慷慨,周恩來也笑著說:“你們給中央送來這么多黃金白銀,中央也沒有什麼東西送你們。這樣吧,我這塊表送給你,給你這個斧頭將軍裝備裝備。”
早在贛東北蘇區時,黃開湘就聽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傳奇式的革命經歷,對他們極為仰幕,儘管這次沒有見到毛澤東,但朱老總、周總政委的領袖風采和大將風範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黃開湘入紅軍學校學習,畢業後被任命為紅七軍團十九師師長。
1933年9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開始。為了加強對前線紅軍的物資供應,中央軍委成立了紅軍總供給部,任命趙爾陸為部長、黃開湘為政委。黃開湘根據贛東北蘇區的成功經驗,經中央軍委同意,在中央蘇區各縣區交通線上成立了各級兵站,這為過往部隊的食宿、傷病員的轉移、軍糧的儲運提供了方便,又節約大量的民工。
李德的瞎指揮下,中央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形勢越來越嚴峻,根據地日益縮少,黃開湘這個供給部政委與李德的矛盾開始日益尖銳起來了。
由於敵人的“圍剿”和包圍圈的縮小,又加緊了對紅軍和蘇區的封鎖,使紅軍不但在軍事上遭到慘重的損失,在生活上也受到嚴重威脅,食鹽、大米、藥品、布料這一類生活必需品有錢也難以買到,紅軍處於缺衣少食的困境之中。為了保證作戰部隊有足夠的戰鬥力,中央軍委規定,在根據地經濟不富裕的情況下,儘量多供給野戰部隊一些糧食,黨政機關工作的同志相應供給少些。按照當時的供給標準,機關工作人員每天只有0.8斤糧食,分為兩頓吃,不管飯量大小都一樣,菜沒有油,有時連鹽也沒有,吃久了確實難以下咽。為了變換口味,大家只得把青菜醃成酸菜用白水煮著吃,可李德過不了這種苦日子。一次,他在沙洲壩軍委機關開會,正值午飯時刻,他看到大家開水煮酸菜,就急忙離開軍委機關,趕回自己的住地吃洋麵包去了。博古為了討好這位“洋顧問”,特意關照供給部負責李德的物資供應。紅軍在前方繳獲的高級罐頭、香菸、雪茄、洋麵粉都要想方設法送到供給部,進貢這位“太上皇”。光為他送“戰利品”就犧牲不少紅軍戰士的生命。李德長得牛高馬大,但從頭到腳都要新布料。按道理李德在生活上也該滿足了,可這位凌駕於中央之上的“太上皇”對紅軍戰士的疾苦根本不放在眼裡,他一天要抽去一鐵筒高級香菸或一大摞雪茄,天天晚上都要吃夜宵。尤其令人氣憤的是,他一餐吃不完的飯菜就一倒了之。一旦物資供應不上,他就跑到供給部大發脾氣,罵人訓人。為了讓李德在生活上更滿意些,博古特地要求供給部派人到敵占區採購。黃開湘對李德的所作所為憋了一肚子氣。有一次,李德又到供給部要牛肉、要罐頭,管理員向他解釋沒有這些罐頭,是否先領一些鮮蛋回去。不知是他聽不懂管理員的話,還是故意拿管理員出氣,又嘰哩呱啦地罵開了。這事被黃開湘撞上,氣得黃開湘大罵:“你這個絕三代的東西,少在我面前充爺老子。”(弋陽罵人的土話)
中央蘇區,雖背後反對李德的人不少,但當面頂撞他的人不多。尤其是黃開湘這一級的幹部敢與他對罵,還真使李德品不出味來,氣得直罵:“公牛,好鬥的公牛。” 時間一長,黃開湘再也看不慣李德的驕橫和霸道,一氣之下找到周恩來,要求上前線。
1934年春,黃開湘夙願實現,軍委命他接替譚政,任紅一軍團一師政委。他與師長李聚奎率部參加了廣昌保衛戰、石城阻擊戰、老營盤穿插戰等。
10月,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全面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鐵騎二萬五千里的開路先鋒
1934年底,湘江戰役後,紅軍損失大半,不得不進行調整。根據周恩來的提議,黃開湘任紅四團團長。楊成武回憶說:“長征後,我任紅四團政委,不久黃開湘接替耿飆任團長,一直到1935年12月黃開湘不幸去世。” 期間,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黃開湘、楊成武率四團在松坎擔任警戒任務達7天之久。
在回師遵義的土城戰鬥中,由於敵強我弱,我軍腹背受敵。為避其鋒芒,我軍主動後撤,正當四團奉命從前線陣地撤下來的時候,突然又接到命令說:“朱總司令還沒有回來,要掩護朱總司令後撤。”黃、楊急速帶領80多名戰士衝上山坡堵住敵人,掩護朱總司令後撤。朱總司令風趣地說:“急什麼,諸葛亮還擺過空城計呢。”土城戰鬥是遵義會議後最大的一次戰鬥,也是殲敵最多的一仗。在這次戰鬥中,黃開湘充分發揮了他的指揮才能,立了戰功,受到毛澤東的表彰
1935年3月,紅四團在掩護大部隊轉移後,又奉命作為先鋒團向曲靖、昆明方向進擊。這時劉少奇陳雲等中央領導隨四團行動,紅四團不但肩負著紅軍長征的開路先鋒的任務,還要擔任著保衛中央領導的任務。
1935年5月初,紅軍來到大渡河畔,蔣介石派部隊前堵後追,妄想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紅一師一團在楊得志團長的指揮下強渡大渡河。打開了北進的第一條通道。27日清晨,軍委直接電令黃、楊率四團從安順場出發,沿大渡河西岸,向瀘定橋奔襲,全程320里,須三天內趕到。從大渡河到瀘定橋全是山路,且崎嶇泥濘,有的還是絕壁開鑿出來的棧道。時令雖是初夏,但這裡寒氣逼人,山上白雪皚皚、銀光耀眼,山下河水湍急、吐著白浪,令人心驚目眩。偏偏老天又不作美,下起傾盆大雨,部隊剛走了60里,便與敵交上了火。這股敵人被消滅之後,前面又報告有一營敵人扼守在山頭上。等把這兩股敵人都消滅時,時間已過了兩天。這時軍團又下電令:“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迅速靈活機動的完成這一光榮任務,要在這次戰鬥中突破過去,取道州和五團奪鴨溪,創一天跑160里的紀錄。你們是火線上英雄、紅軍中的模範,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這一任務,我們預祝你們勝利!林、聶”
黃開湘從楊成武手中接過電報,嘆了口氣說:“不是160里,而是240里,拚死也要完成任務。”於是全團上下邊動員邊行軍,一天一夜走完240里,凌晨6點準時到達指定地點。面對滔滔河面上僅剩下13根鐵索的瀘定橋,二連連長廖大珠等22名戰士組成敢死隊,背插馬刀,手提駁殼,帶著手榴彈,冒著敵人的炮火向前衝去。黃開湘站在橋頭坐鎮指揮,楊成武帶著第二梯隊緊跟在敢死隊後面配合。戰士們一邊鋪橋板,一面向前逼進,以大無畏的精神、壓倒一切的氣概向敵人撲去。經過數小時的戰鬥,終於奪取了被稱為天險的瀘定橋。當天夜晚12點,劉伯承林彪聶榮臻顧不上休息,在黃、楊的陪同下來到瀘定橋。劉伯承站在橋中間動情地說:“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人馬,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終於勝利了。”聶榮臻也激動地說:“是啊,我們勝利了,這勝利是多么不容易啊!”四天后,軍委通報全軍,表揚了紅四團
紅軍到了川北,糧食十分缺乏,黃開湘雖是高級幹部,也和政委一道與戰士們同吃同住。黃開湘本是放牛出身,對野菜十分熟悉,一到駐地就帶領戰士們采野菜,將僅有的一點糧食都留給了傷病員。
8月17日清早,紅四團正在開幹部會,忽然毛澤東親自打來電話說:“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四團為先鋒團,要求四團在茫茫草地上為全軍走出一條北上的路線來。”黃開湘接了電話後對政委楊成武說:“毛主席把首先過草地的任務交給我們團,這是全團的光榮,我們要堅決完成任務。”黃、楊率四團在草地上摸索前進,為全軍打開了一條北上的勝利通道。短短6天時間,紅四團獻出了200多位年輕戰士的生命。
1935年9月,紅四團到達甘肅境內龍江,15日接到師部轉來軍委命令:“命令紅四團繼續北上,向甘肅岷州前進,三天之內奪取臘子口,掃清前進中阻攔之敵。”
黃開湘和楊成武進行了周密部署,楊成武帶一支部隊正面佯攻,黃開湘率部隊迂翻越天險,居高臨下用手榴彈炸毀敵碉堡,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敵軍全線崩潰。臘子口戰鬥是紅軍長征中少見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勝的一仗,這一仗打出了紅四團的威風,也充分顯示了黃開湘的軍事指揮才能。事後,毛澤東風趣地說:“有斧頭將軍(指黃開湘)和白袍小將(指楊成武)為先鋒,就沒有過不了的火焰山。”
1935年10月,在甘泉附近,中央紅軍與陝北的徐海東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五軍二十七軍勝利會師。次日舉行兩軍會師大會,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等同志出席了大會。毛澤東說:“從瑞金出發,從過於都河那天算起,總計267天,我們走過11個省,根據一軍團統計最多走了二萬五千里,這確是一次遠征,一次名副其實、前所未有的長征……”聽了毛澤東的話,黃開湘激動地對楊成武說:“勝利來得多么不容易啊。”(註:上述根據楊成武口述整理)
死後蒙冤
就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之後,黃開湘終因積勞成疾,靜靜地長眠於甘泉羅漢川洛河畔。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義革命終於勝利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據地慰問團在謝覺哉邵式平率領下來到了贛東北。訪問團主要任務有五項:一、傳達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關懷,使老區人民體驗到革命勝利的光榮;二、把毛主席的“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號召在老區人民中反覆宣傳,鼓勵和教育老區人民和幹部;三、把訪問地區人民的英勇革命鬥爭精神、感人事跡和軍烈屬生活情況匯集呈報中央;四、對生活困難的軍烈屬予以適當的救濟;五、解決“平反”問題,給歷史上因“肅反”而被錯殺的蘇區幹部、民眾及紅軍戰士予以平反昭雪。訪問團在對老區人民慰問撫恤中還有一件具體工作,就是對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老幹部、紅軍戰士以及革命烈士的有關情況進行了解,並登記造冊。
訪問團在方誌敏、黃開湘的家鄉弋陽縣漆工鎮了解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蘇區失陷,國民黨軍隊在贛東北蘇區實行燒、殺、掠、搶,許多村莊被燒成廢墟,大批蘇區幹部和民眾慘遭殺害,僅漆工鎮被殺絕的家庭就有598戶。黃開湘的親屬自然未能倖免,其妻為活命被迫改嫁他鄉,女兒早早送給他人做童養媳,年老的母親在外面乞討為生,黃開湘的四個弟弟也成了英勇獻身的革命烈士。
面對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慰問團,黃開湘的家人與無數老區的民眾一樣,歡欣鼓舞、興奮異常,可由於當時訊息閉塞,黃家的親屬和眾鄉親誰也不知黃開湘隨紅十軍中央蘇區的情況,更無法得知其是否尚在人世,關於黃開湘的登記表如何填,黃家親屬及其鄉親正為此焦急犯難。不知哪位地方領導僅憑某種猜測和傳聞,便信口開河,結果在黃開湘的登記表上出現了一行與事實大相逕庭的文字:“此人在長征途中吃不了苦,逃離革命隊伍,現下落不明。”(註:此登記表仍保存在弋陽縣檔案館)。正因為這行字致使黃家親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談不上享受烈士家屬的政治榮譽和生活照顧了。
直到1959年,黃開湘仍無訊息,縣民政局才恢復了黃開湘女兒的烈士家屬待遇,但黃開湘是何時犧牲的,他自離開贛東北蘇區之後的經歷如何,對此親屬及當地幹部、民眾仍一概不知。
英雄的名字人民永遠銘記
在黃開湘犧牲50年之後,他的英雄業績終於昭然於世,很快地在家鄉傳開。原來1985年《楊成武回憶錄》公開出版了,一位有良好黨史、軍史素養的中共弋陽縣委秘書黃澤生看到了這本書。楊成武在書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擋——紅四團團長“王開湘”,引起了這位與黃開湘同村同宗人的關注,黃澤生根據書中介紹的“王開湘”的有關情況,斷定書中的“王開湘”就是他的同宗先輩黃開湘。
黃澤生及時向當時的弋陽縣委書記反映了情況。不久,徵得楊成武將軍同意後,中共弋陽縣委黨史辦的同志赴京採訪了楊成武將軍。
1986年6月30日,楊老在他的辦公室熱情地接待了來自黃開湘家鄉的客人。見面後,他首先對方誌敏邵式平、黃開湘家鄉的弋陽老區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對親密戰友黃開湘表示深切的懷念,然後細細地追憶起長征途中與黃開湘並肩戰鬥、患難與共的難忘歲月。
楊老回憶道:“遵義會議前夕,紅軍打下牛攔關,占領松坎,耿飆團長調師部,黃開湘被派到四團任團長,我任政委。當時中央正準備在遵義召開會議,我團在松坎擔任警戒,通過這幾天接觸,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陽縣人,是贛東北紅十軍鍛鍊出來的幹部,因在軍委供給部任政委時與李德鬧彆扭,主動要求上前線。他年紀比我大,以往職位比我高,但對我這個政委一直是很尊重的。”
在談到黃開湘長征的經歷時,楊老激動地說:“土城狙擊戰、飛奪瀘定橋、奪襲臘子口,場場都是惡戰、險戰,他的指揮才能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表揚。過草地是毛澤東點的將,要我們四團為先鋒團,黃開湘一馬當先、英勇果斷,確有大將風度。”
談到黃開湘的死因時,楊老沉痛地說:“1935年11月,中央紅軍陝北紅軍會師,我們接到中央通知參加全軍團以上幹部會議。那次策馬揚鞭,一口氣跑了50多里路,出了一身汗。在會上聽了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心裡格外激動。會後,中央覺得大家很長時間沒有吃到葷味了,於是決定給每人發了1塊大洋自己加餐。那時陝北物資很便宜,一塊錢能買5斤豬肉,一隻羊只要3塊大洋,老戰友聚集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狠吃了一餐。回來的路上又淋了一場大雨,可能出汗、淋雨,肚裡又灌了些油水,結果我們兩人都得了傷寒病,他比我病得厲害。我送他到軍委衛生部住院,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別就成了我們的訣別。黃開湘去世的噩耗傳來時,我震驚了,也顧不上自己在患病,帶著政治處主任譚冠三及警衛員躍馬直奔衛生部醫院,誰知我們到達時,黃開湘的遺體已經埋葬了。” “在衛生部部長姜齊賢的陪同下,我們來到烈士的墓前,這裡沒有花圈,也沒有墓碑,一座新土墳已披上一層厚厚的白雪。據姜齊賢說,黃開湘住院一個月來,連日高燒40來度,處於昏迷狀態,加上醫院缺醫少藥……聽了姜部長的介紹,我悲痛萬分,淚如泉湧,黃開湘離開他朝夕相處的戰友和紅四團走了。事後我帶著未痊癒的病體,默默地在他的墓前立下了塊木碑,上面寫著‘紅軍團長黃開湘之墓’,他留給我們的遺物是一塊手錶和一支左輪手槍。這塊表後來給聶榮臻政委了,手槍也給左權參謀長了。”(據法制晚報一篇題為《長征先鋒黃開湘病中槍響 墓碑少了烈士二字》的文章,黃開湘烈士在高燒迷糊的狀態下摟響了藏在枕頭底下的左輪手槍,被子彈擊穿頭部而死的。因此,有人認為他是死於自殺,而在當時自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他的戰友、紅四團政委楊成武在回憶中,並不認為黃開湘之死屬於自殺,而是在神志不清時誤摟了手槍扳機。)
最後,楊老一再交待弋陽黨史辦的同志:“你們回去要好好宣傳黃開湘,他是人民的大功臣。”1990年春,帶著濃濃鄉情並懷著對革命前輩深深敬意的黃澤生(時任弋陽漆工鎮黨委書記)趁公差之便也進京拜訪楊成武將軍。此時,年事已高的楊老談及往事依然思路清晰、興致盎然。他在交談中解釋說,我的福建口音很重,秘書在書稿中不慎把“黃”寫成“王”,留下一點遺憾。同時告訴黃澤生,黃開湘的女兒在他那裡住了一些時間。面對黃開湘家鄉的鄉親,楊老禁不住激動地說:“黃開湘是長征途中的英雄,我們應該永遠地記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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