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黃開湘
- 別名:王開湘
- 出生日期:1901
- 逝世日期:1935
個人簡介,紅軍鐵先鋒,
個人簡介
(1901-1935), 又稱王開湘,江西弋陽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先後任中共區委書記、縣委書記。1928年任上饒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參加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後調任赤色警衛團團長,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後任紅軍第十軍第八十二團政治委員,率部參加贛東北根據地反“圍剿”作戰。被選為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第二屆執行委員。1933年1月隨紅十軍調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紅十一軍第二十師政治委員。不久入瑞金紅軍學校學習。7月被任命為新編第十五師政治委員。同年冬調任紅一軍團供給部政治委員。1934年初改任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委員。4月調任粵贛軍區獨立第二十二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同年10月奉命率所部編入紅九軍團建制,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11月底至12月初,同師長周子昆指揮全師參加掩護中央縱隊渡過湘江的阻擊戰,受到嚴重損失。12月中旬該師在黎平地區撤銷,餘部編入紅九軍團各團。1935年1月中旬,調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團長。同團政治委員楊成武率全團先後參加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的戰鬥。5月27日奉命同楊成武率領全團從安順場出發,沿大渡河西岸急行軍三晝夜,速行320里奔襲瀘定橋。他親自指揮紅軍二十二勇士,冒著密集的炮火奪占了瀘定橋,為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北上抗日打開了通路,受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表彰。6月率部翻越大雪山,8月下旬踏過茫茫草地。他的堅定勇敢,以身作則、艱苦奮鬥、深入民眾的優良作風,受到指戰員們的稱讚。9月下旬中央紅軍主力改稱紅軍陝甘支隊,任第一縱隊第四大隊大隊長。隨即率大隊為先鋒,親自帶分隊迂迴插入守敵側後,突然將其殲滅,突破天險臘子口。同年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勝利完成長征。不幸身患傷寒病,11月上旬在羅漢川紅軍醫院逝世。
紅軍鐵先鋒
黃開湘1901年正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陽縣漆工鎮黃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下有四個弟弟、兩個妹妹。因家中人多,少年時代便開始以作木匠、箍桶為生。他母親方尚香是弋陽漆工鎮湖塘村人,是方誌敏的堂姑,因而他從小就認識方家幾兄弟。1926年春,方誌敏受中共江西省委的派遣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黃開湘利用做木匠的有利職業,走家串戶,協助方誌敏在漆工、烈橋一帶近百個村子建立了秘密農協會。不久就由方誌敏、黃鎮中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贛東北地區早期的黨員之一。
土地革命時期,他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弋橫6萬多農民的年關大暴動,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無論是在創建和擴大贛東北蘇區的艱苦環境中,還是在歷次反“圍剿”的搏鬥中,以及在萬里長征的征戰中,他都膽識過人、勇往直前,尤其是肉搏戰中,他不用刺刀和大刀,卻提起斧頭東砍西劈。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袖人物都親昵地稱他為“斧頭將軍”。
贛東北蘇區的“斧頭將軍”
1929年春,正是杜鵑花漫山紅遍的時節,從弋陽磨盤山走下6人,全是短衣打扮,手裡提著扁擔、斧頭,看起來好像是上山砍木料的。當他們走到弋陽、德興交界的白馬嶺時,就被一小隊靖衛團圍住。一個手提木殼槍的小頭目問:“乾什麼的,是不是赤匪?”走在前面的一位滿臉鬍鬚的壯漢揚了揚手中的斧頭說: “上山開禁的。”(弋陽土話,指上山分位置,讓村民砍柴)。小頭目看不出什麼破綻,正準備讓其通行,突然團丁中一個人驚叫起來:“他就是方誌……”“敏”字還沒說出口,說時遲,那時快,提斧頭的壯漢揚起斧頭在那團丁的脖子上橫劈過來,那個團丁哼也沒哼一聲,頓時就斃命了。靖衛團小頭目還沒轉過神來,後腦殼就被硬梆梆的駁殼槍頂住了,只聽壯漢冷冰冰地說:“快命令他們放下武器,否則格殺勿論。”在小頭目的哀救聲中,團丁們只得把槍高高舉起。這個提斧頭的壯漢便是黃開湘,提駁殼槍的是吳先民,其他4人分別是方誌敏、方遠輝(方遠輝是原江西省委書記、省長方誌純的胞兄)、彭高、黃鎮中,他們是去出席德興縣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的。
德興縣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張家畈饒家祠堂內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100餘人,到會民眾600餘人,會上選舉方遠輝為縣蘇區主席,黃開湘為縣蘇區軍委主席。兩天后中共德興縣委、團縣委同時召開代表會,選出吳先民為縣委書記,彭高為團縣委書記,並成立了德興赤色獨立營,黃開湘兼任獨立營政委,會後亮出了德興四鄉108村的暴動大旗。到了5月,德興的革命形勢已成燎原之勢,縣紅軍獨立營在全縣赤衛大隊的配合下,攻克新營,並一鼓作氣占領德興縣城,實現了全縣一片紅,成為贛東北蘇區三個全紅縣之一。共和國開國海軍中將、原東海艦隊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饒守坤便是這時候參加德興紅軍獨立營的。
1930年新年伊始,正當贛東北蘇區穩步發展之際,國民黨反動當局又調集敵第十八師戴岳部,並糾合弋陽、貴溪、樂平、德興、餘江、橫峰、鉛山、上饒8縣靖衛團,以磨盤山為主攻目標,採取“長驅直入”之策略,兵分六路向贛東北蘇區發起第五次局部“圍剿”。
敵軍重兵壓向蘇區之後,後方空虛,整個上饒縣僅300餘人守城。18日我紅軍獨立團跳出外圍,把上饒縣圍得水泄不通。當晚,德興獨立營與獨立團裡應外合,一舉攻占上饒,守城之敵倉皇出逃。此次紅軍雖只繳槍50餘支,但對敵人影響很大,省城南昌也為之震動。隨後,方誌敏在上饒抗口鄉召開上饒縣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出黃開湘擔任縣蘇區主席(後由李步新接任),並成立上饒紅軍游擊大隊,贛東北蘇區在粉碎了敵人第五次局部“圍剿”之後進入大發展時期。
1930年5月,爆發了蔣、馮、閻新軍閥的中原大戰,國民黨軍隊紛紛調往大中城市和戰略要地,暫時放鬆了對蘇區的進攻。贛東北黨組織審時度勢,決定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向外線出擊,方誌敏與周建屏率領的紅軍獨立團連克眾埠、樂平、河口、鄱陽等戰略要地。7月初,鋒芒直指景德鎮。
景德鎮是中外聞名的瓷都,是贛東北近代工業最集中的地方,擁有3萬多產業工人,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加上天旱,近1/3產業工人失業,廣大農田也無水耕耘,階級矛盾顯得異常尖銳。國民黨駐軍調離景德鎮之後,僅留一個營的兵力守城。方誌敏得悉這一情報之後,決定智取。
到了9月份,紅十軍又攻克鄱陽、湖口、都昌三座縣城,擊潰張超的警衛團和南京財政部稅警營,共繳獲步槍800餘支、機槍10餘挺,紅十軍主力3個團擴編為一、四、七3個旅,另建軍部特務團、機炮營,全軍達6000餘人。不久,地方武裝30多個幹部連加上部分紅軍游擊隊集中後編為赤色警衛師,黃開湘任師長,贛東北蘇區軍委主席方誌純兼政委。此時贛東北紅軍總數達3萬多人,槍2萬餘支。在閩浙贛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黃開湘當選為省蘇區執委。
頂撞李德的供給部政委
1933年春,贛東北蘇區與中央蘇區聯成一片,中央電令閩浙贛省紅十軍赴中央蘇區參加第四次反“圍剿”鬥爭。黃開湘匆匆告別母親和妻兒,隨政委邵式平、軍長周建屏奔赴中央蘇區。這次贛東北蘇區帶給中央的禮物計黃金2000兩、銀圓100多萬元、藥品40餘箱,這對經濟極為困難的中央蘇區確實解決了燃眉之急。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在接見紅十一軍(紅十軍赴中央蘇區時,改編為紅十一軍,原浙贛省軍區赤色警衛師擴編為新紅十軍)領導人時,誇獎贛東北蘇區為中央解決了大問題,並親切地戲稱黃開湘是程咬金式的斧頭將軍。朱老總聽說黃開湘喜歡用斧頭肉搏,把自己的手槍解下來送給黃開湘說:“今後不要用斧頭肉搏了,這支槍就送給你了。”黃開湘看到這支烏黑鋥亮的左輪手槍,確實愛不釋手,但又不好意思接。朱老總笑著說:“這槍不好嗎,是從張輝瓚手中繳獲的,德國貨。”看到朱老總如此慷慨,周恩來也笑著說:“你們給中央送來這么多黃金白銀,中央也沒有什麼東西送你們。這樣吧,我這塊表送給你,給你這個斧頭將軍裝備裝備。”
早在贛東北蘇區時,黃開湘就聽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傳奇式的革命經歷,對他們極為仰幕,儘管這次沒有見到毛澤東,但朱老總、周總政委的領袖風采和大將風範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黃開湘入紅軍學校學習,畢業後被任命為紅七軍團十九師師長。
1933年9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開始。為了加強對前線紅軍的物資供應,中央軍委成立了紅軍總供給部,任命趙爾陸為部長、黃開湘為政委。黃開湘根據贛東北蘇區的成功經驗,經中央軍委同意,在中央蘇區各縣區交通線上成立了各級兵站,這為過往部隊的食宿、傷病員的轉移、軍糧的儲運提供了方便,又節約大量的民工。
在李德的瞎指揮下,中央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形勢越來越嚴峻,根據地日益縮少,黃開湘這個供給部政委與李德的矛盾開始日益尖銳起來了。
由於敵人的“圍剿”和包圍圈的縮小,又加緊了對紅軍和蘇區的封鎖,使紅軍不但在軍事上遭到慘重的損失,在生活上也受到嚴重威脅,食鹽、大米、藥品、布料這一類生活必需品有錢也難以買到,紅軍處於缺衣少食的困境之中。為了保證作戰部隊有足夠的戰鬥力,中央軍委規定,在根據地經濟不富裕的情況下,儘量多供給野戰部隊一些糧食,黨政機關工作的同志相應供給少些。按照當時的供給標準,機關工作人員每天只有0.8斤糧食,分為兩頓吃,不管飯量大小都一樣,菜沒有油,有時連鹽也沒有,吃久了確實難以下咽。為了變換口味,大家只得把青菜醃成酸菜用白水煮著吃,可李德過不了這種苦日子。一次,他在沙洲壩軍委機關開會,正值午飯時刻,他看到大家開水煮酸菜,就急忙離開軍委機關,趕回自己的住地吃洋麵包去了。博古為了討好這位“洋顧問”,特意關照供給部負責李德的物資供應。紅軍在前方繳獲的高級罐頭、香菸、雪茄、洋麵粉都要想方設法送到供給部,進貢這位“太上皇”。光為他送“戰利品”就犧牲不少紅軍戰士的生命。李德長得牛高馬大,但從頭到腳都要新布料。按道理李德在生活上也該滿足了,可這位凌駕於中央之上的“太上皇”對紅軍戰士的疾苦根本不放在眼裡,他一天要抽去一鐵筒高級香菸或一大摞雪茄,天天晚上都要吃夜宵。尤其令人氣憤的是,他一餐吃不完的飯菜就一倒了之。一旦物資供應不上,他就跑到供給部大發脾氣,罵人訓人。為了讓李德在生活上更滿意些,博古特地要求供給部派人到敵占區採購。黃開湘對李德的所作所為憋了一肚子氣。有一次,李德又到供給部要牛肉、要罐頭,管理員向他解釋沒有這些罐頭,是否先領一些鮮蛋回去。不知是他聽不懂管理員的話,還是故意拿管理員出氣,又嘰哩呱啦地罵開了。這事被黃開湘撞上,氣得黃開湘大罵:“你這個絕三代的東西,少在我面前充爺老子。”(弋陽罵人的土話)
在中央蘇區,雖背後反對李德的人不少,但當面頂撞他的人不多。尤其是黃開湘這一級的幹部敢與他對罵,還真使李德品不出味來,氣得直罵:“公牛,好鬥的公牛。” 時間一長,黃開湘再也看不慣李德的驕橫和霸道,一氣之下找到周恩來,要求上前線。
10月,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全面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鐵騎二萬五千里的開路先鋒
1934年底,湘江戰役後,紅軍損失大半,不得不進行調整。根據周恩來的提議,黃開湘任紅四團團長。楊成武回憶說:“長征後,我任紅四團政委,不久黃開湘接替耿飆任團長,一直到1935年12月黃開湘不幸去世。” 期間,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黃開湘、楊成武率四團在松坎擔任警戒任務達7天之久。
在回師遵義的土城戰鬥中,由於敵強我弱,我軍腹背受敵。為避其鋒芒,我軍主動後撤,正當四團奉命從前線陣地撤下來的時候,突然又接到命令說:“朱總司令還沒有回來,要掩護朱總司令後撤。”黃、楊急速帶領80多名戰士衝上山坡堵住敵人,掩護朱總司令後撤。朱總司令風趣地說:“急什麼,諸葛亮還擺過空城計呢。”土城戰鬥是遵義會議後最大的一次戰鬥,也是殲敵最多的一仗。在這次戰鬥中,黃開湘充分發揮了他的指揮才能,立了戰功,受到毛澤東的表彰
1935年5月初,紅軍來到大渡河畔,蔣介石派部隊前堵後追,妄想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紅一師一團在楊得志團長的指揮下強渡大渡河。打開了北進的第一條通道。27日清晨,軍委直接電令黃、楊率四團從安順場出發,沿大渡河西岸,向瀘定橋奔襲,全程320里,須三天內趕到。從大渡河到瀘定橋全是山路,且崎嶇泥濘,有的還是絕壁開鑿出來的棧道。時令雖是初夏,但這裡寒氣逼人,山上白雪皚皚、銀光耀眼,山下河水湍急、吐著白浪,令人心驚目眩。偏偏老天又不作美,下起傾盆大雨,部隊剛走了60里,便與敵交上了火。這股敵人被消滅之後,前面又報告有一營敵人扼守在山頭上。等把這兩股敵人都消滅時,時間已過了兩天。這時軍團又下電令:“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迅速靈活機動的完成這一光榮任務,要在這次戰鬥中突破過去,取道州和五團奪鴨溪,創一天跑160里的紀錄。你們是火線上英雄、紅軍中的模範,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這一任務,我們預祝你們勝利!林、聶”
黃開湘從楊成武手中接過電報,嘆了口氣說:“不是160里,而是240里,拚死也要完成任務。”於是全團上下邊動員邊行軍,一天一夜走完240里,凌晨6點準時到達指定地點。面對滔滔河面上僅剩下13根鐵索的瀘定橋,二連連長廖大珠等22名戰士組成敢死隊,背插馬刀,手提駁殼,帶著手榴彈,冒著敵人的炮火向前衝去。黃開湘站在橋頭坐鎮指揮,楊成武帶著第二梯隊緊跟在敢死隊後面配合。戰士們一邊鋪橋板,一面向前逼進,以大無畏的精神、壓倒一切的氣概向敵人撲去。經過數小時的戰鬥,終於奪取了被稱為天險的瀘定橋。當天夜晚12點,劉伯承、林彪、聶榮臻顧不上休息,在黃、楊的陪同下來到瀘定橋。劉伯承站在橋中間動情地說:“瀘定橋,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人馬,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終於勝利了。”聶榮臻也激動地說:“是啊,我們勝利了,這勝利是多么不容易啊!”四天后,軍委通報全軍,表揚了紅四團。
紅軍到了川北,糧食十分缺乏,黃開湘雖是高級幹部,也和政委一道與戰士們同吃同住。黃開湘本是放牛出身,對野菜十分熟悉,一到駐地就帶領戰士們采野菜,將僅有的一點糧食都留給了傷病員。
8月17日清早,紅四團正在開幹部會,忽然毛澤東親自打來電話說:“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四團為先鋒團,要求四團在茫茫草地上為全軍走出一條北上的路線來。”黃開湘接了電話後對政委楊成武說:“毛主席把首先過草地的任務交給我們團,這是全團的光榮,我們要堅決完成任務。”黃、楊率四團在草地上摸索前進,為全軍打開了一條北上的勝利通道。短短6天時間,紅四團獻出了200多位年輕戰士的生命。
黃開湘和楊成武進行了周密部署,楊成武帶一支部隊正面佯攻,黃開湘率部隊迂翻越天險,居高臨下用手榴彈炸毀敵碉堡,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敵軍全線崩潰。臘子口戰鬥是紅軍長征中少見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勝的一仗,這一仗打出了紅四團的威風,也充分顯示了黃開湘的軍事指揮才能。事後,毛澤東風趣地說:“有斧頭將軍(指黃開湘)和白袍小將(指楊成武)為先鋒,就沒有過不了的火焰山。”
1935年10月,在甘泉附近,中央紅軍與陝北的徐海東、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五軍、二十七軍勝利會師。次日舉行兩軍會師大會,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等同志出席了大會。毛澤東說:“從瑞金出發,從過於都河那天算起,總計267天,我們走過11個省,根據一軍團統計最多走了二萬五千里,這確是一次遠征,一次名副其實、前所未有的長征……”聽了毛澤東的話,黃開湘激動地對楊成武說:“勝利來得多么不容易啊。”(註:上述根據楊成武口述整理)
死後蒙冤
就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之後,黃開湘終因積勞成疾,靜靜地長眠於甘泉羅漢川洛河畔。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義革命終於勝利了,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據地慰問團在謝覺哉、邵式平率領下來到了贛東北。訪問團主要任務有五項:一、傳達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關懷,使老區人民體驗到革命勝利的光榮;二、把毛主席的“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號召在老區人民中反覆宣傳,鼓勵和教育老區人民和幹部;三、把訪問地區人民的英勇革命鬥爭精神、感人事跡和軍烈屬生活情況匯集呈報中央;四、對生活困難的軍烈屬予以適當的救濟;五、解決“平反”問題,給歷史上因“肅反”而被錯殺的蘇區幹部、民眾及紅軍戰士予以平反昭雪。訪問團在對老區人民慰問撫恤中還有一件具體工作,就是對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老幹部、紅軍戰士以及革命烈士的有關情況進行了解,並登記造冊。
直到1959年,黃開湘仍無訊息,縣民政局才恢復了黃開湘女兒的烈士家屬待遇,但黃開湘是何時犧牲的,他自離開贛東北蘇區之後的經歷如何,對此親屬及當地幹部、民眾仍一概不知。
英雄的名字人民永遠銘記
在黃開湘犧牲50年之後,他的英雄業績終於昭然於世,很快地在家鄉傳開。原來1985年《楊成武回憶錄》公開出版了,一位有良好黨史、軍史素養的中共弋陽縣委秘書黃澤生看到了這本書。楊成武在書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擋——紅四團團長“王開湘”,引起了這位與黃開湘同村同宗人的關注,黃澤生根據書中介紹的“王開湘”的有關情況,斷定書中的“王開湘”就是他的同宗先輩黃開湘。
黃澤生及時向當時的弋陽縣委書記反映了情況。不久,徵得楊成武將軍同意後,中共弋陽縣委黨史辦的同志赴京採訪了楊成武將軍。
1986年6月30日,楊老在他的辦公室熱情地接待了來自黃開湘家鄉的客人。見面後,他首先對方誌敏、邵式平、黃開湘家鄉的弋陽老區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對親密戰友黃開湘表示深切的懷念,然後細細地追憶起長征途中與黃開湘並肩戰鬥、患難與共的難忘歲月。
楊老回憶道:“遵義會議前夕,紅軍打下牛攔關,占領松坎,耿飆團長調師部,黃開湘被派到四團任團長,我任政委。當時中央正準備在遵義召開會議,我團在松坎擔任警戒,通過這幾天接觸,我才了解他是江西弋陽縣人,是贛東北紅十軍鍛鍊出來的幹部,因在軍委供給部任政委時與李德鬧彆扭,主動要求上前線。他年紀比我大,以往職位比我高,但對我這個政委一直是很尊重的。”
在談到黃開湘長征的經歷時,楊老激動地說:“土城狙擊戰、飛奪瀘定橋、奪襲臘子口,場場都是惡戰、險戰,他的指揮才能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表揚。過草地是毛澤東點的將,要我們四團為先鋒團,黃開湘一馬當先、英勇果斷,確有大將風度。”
談到黃開湘的死因時,楊老沉痛地說:“1935年11月,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會師,我們接到中央通知參加全軍團以上幹部會議。那次策馬揚鞭,一口氣跑了50多里路,出了一身汗。在會上聽了毛澤東的總結報告,心裡格外激動。會後,中央覺得大家很長時間沒有吃到葷味了,於是決定給每人發了1塊大洋自己加餐。那時陝北物資很便宜,一塊錢能買5斤豬肉,一隻羊只要3塊大洋,老戰友聚集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狠吃了一餐。回來的路上又淋了一場大雨,可能出汗、淋雨,肚裡又灌了些油水,結果我們兩人都得了傷寒病,他比我病得厲害。我送他到軍委衛生部住院,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別就成了我們的訣別。黃開湘去世的噩耗傳來時,我震驚了,也顧不上自己在患病,帶著政治處主任譚冠三及警衛員躍馬直奔衛生部醫院,誰知我們到達時,黃開湘的遺體已經埋葬了。” “在衛生部部長姜齊賢的陪同下,我們來到烈士的墓前,這裡沒有花圈,也沒有墓碑,一座新土墳已披上一層厚厚的白雪。據姜齊賢說,黃開湘住院一個月來,連日高燒40來度,處於昏迷狀態,加上醫院缺醫少藥……聽了姜部長的介紹,我悲痛萬分,淚如泉湧,黃開湘離開他朝夕相處的戰友和紅四團走了。事後我帶著未痊癒的病體,默默地在他的墓前立下了塊木碑,上面寫著‘紅軍團長黃開湘之墓’,他留給我們的遺物是一塊手錶和一支左輪手槍。這塊表後來給聶榮臻政委了,手槍也給左權參謀長了。”(據法制晚報一篇題為《長征先鋒黃開湘病中槍響 墓碑少了烈士二字》的文章,黃開湘烈士在高燒迷糊的狀態下摟響了藏在枕頭底下的左輪手槍,被子彈擊穿頭部而死的。因此,有人認為他是死於自殺,而在當時自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他的戰友、紅四團政委楊成武在回憶中,並不認為黃開湘之死屬於自殺,而是在神志不清時誤摟了手槍扳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