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學家,學術成就,遼史研究,東北史地研究,我國火藥發明與西傳的研究,古回鶻文和突厥文之研究,重視社會調查,主編《維吾爾族史料簡編》,
歷史學家
馮家升
1904—1970
他6歲入本鄉私塾讀書，國小畢業後，到山西省汾陽縣河汾中學讀書，僅有半年，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回本村國小教書以謀生，直到1921年才人汾陽的銘義中學學習。這是一個基督教會所辦的學校，完業後成績優良，接著又考入燕京大學史學系，結業後再為研究生，於1934年畢業，得到碩士學位。即分別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東北大學等校的歷史系任講師、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名譽編輯，同時與顧頡剛先生主編《禹貢》。1939年應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邀請前往工作，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任研究員，擔任遼史研究工作，同時又在該校人類學系進修。1947年春返國，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解放後，在考古研究所工作。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任教授。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成立，調為研究員，後又兼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室副主任。
解放後，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主動報名參加，以精通美國俗語，願作翻譯，教化美國俘虜，雖未經批准，後來他曾對人談及，引為憾事。以文弱書生，願獻身於戰場，說明他愛國情殷。1950年參加九三學社。1964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9年5月，根據中國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的合作計畫，他參加了蘇聯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組織的中亞調查隊，到了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五個加盟共和國和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共和國，往返行程二萬六乾五百公里，為期三個多月，參加了多次學術活動，回來寫了《民族研究萬面的中蘇合作…中亞調查三月紀略)(載於《民族研究》1958年第二期)。
學術成就
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約為幾方面：
遼史研究
他在燕京大學學習歷史，受到陳垣先生的啟發，致力於遼、金史的研究，更受到洪業先生、顧頡剛先生的指導，精益求精。他的大學畢業論文為《契丹名號考釋》。研究生論文為《遼史與金史、新五代史互證舉例》。而最著名的為《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遼史初校》是用了二十三種不同的本子，分為五個步驟：
1.各書互校，百衲本、南監本、北監本、同文本。
2.本證，紀、志、傳互校。
3.以史之用書而今存者，校之。
5.匯考。仿王先謙《水經注校注》例，將前人論遼史者，雖只句片語亦抄入，後加按語。
五步既完，然後排比成篇。
其《遼史源流考》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專敘歷代修《遼史》之經過，與夫未成之原因。下編專述《遼史》之取材，儼陳二家之舊本,與夫元人增改之痕跡，藉以覘其材料，估其價值，而為疏證《遼史》進一步之途徑也”。
此書於1933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於是蜚聲中外。認為是整理舊史之樣版，設用此種整理方法，運用於宋、金、元各史中，則此三朝之史均可改變舊貌。
解放後，又經他整理，由中華書局出版，名為《遼史證誤三種》。
他在美國工作時，曾與美國人卡爾·奧古斯特·魏特夫(Karl A WitfogeI)合著《遼代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aety Liao)1949年費城出版，二人又合寫了《遼代宗教》(The Riviewt 0f Religion)載於《宗教評論》(May 1948)以上兩種，都是用英文寫的。
東北史地研究
在1935年顧頡剛先生髮起組織了禹貢學會，編了《禹貢》半月刊，先由顧與譚其驤先生主編，後來譚南去講學，便由他來接替。於是組稿、審稿、改稿、寫稿、編輯都是他與顧先生合作，使(禹貢)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名譽雀起，國內外皆目為地理學方面有名刊物。這些成就與他辛勤勞動分不開的，而他的東北研究許多文章．也都在《禹貢》上發表。
我國火藥發明與西傳的研究
他很早提出，我國首先發明火藥並向西傳，他在美國曾與富善(又名富路德L.C.Goodrich)合寫了《關於中國火藥之西傳》一文，回國後又寫了《中國火藥的發明和西傳》一書，1954年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各種學術刊物上他還發表多篇有關火藥的文章．成為此類論述的專家。
古回鶻文和突厥文之研究
他在美國工作時期，還利用業餘時間學習了語言學和回鶻文，後來又學了突厥文，在這方面的著作有《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研究報告》(1953年《考古學集刊兩種》第一號)。又有《回鶻文契約二種》及《1960年吐魯番新發現的古突厥文》等多篇文章，分登各學術刊物，若不是他去世太早，則這一方面的成績，決不限於這些。
重視社會調查
他不僅重視研究，更主張實地調查。他在美國時期，曾去過印第安人居住區進行調查。1958年人大民族委員會發起組織各民族社會調查，他積極參加西北組的工作。在新疆住了多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取得了第一手資料。
主編《維吾爾族史料簡編》
另外，他對於國家的科研任務。總是極力承當，認真完成。如於《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重大考訂任務，分工給他主編歷代西北地區的圖幅，雖各朝有所分工，而他不僅自撰其中一、二幅外，還負責全部，加以審校，博征中外典籍，指導各幅，逐點討論，詳細考訂，博採眾議，不拘己說。可惜未見成圖而去世，但其成果將永為學術界所稱頌。
在修改《辭海》工作中，他主編歷代西北民族辭目，無不反覆推敲，一再易稿。對於上述兩項工作，都邀人參加，互相配合，極為融洽，而其同事也因此對於西北史地研究，得有收益，更加欽佩他的中外知識極為淵博，考證甚為精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