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溢價(Risk premium)，是投資者在面對不同風險的高低、且清楚高風險高報酬、低風險低報酬的情況下，因投資者對風險的承受度，影響其是否要冒風險獲得較高的報酬，或是只接受已經確定的收益，放棄冒風險可能得到的較高報酬。 已經確定的收益與冒風險所得收益之間的差，即為風險溢價。是投資者要求對其自身承擔風險的補償。
風險溢價指的是投資人要求較高的收益以抵消更大的風險。財務動盪的公司所發行的“垃圾”債券通常支付的利息高於特別安全的美國國債利息，因為投資人擔心公司將無法支付所承諾的款項。
風險溢價是金融經濟學的一個核心概念，對資產選擇的決策，資本成本以及經濟增值(EVA) 的估計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尤其對於當前我國社保基金大規模地進入股票市場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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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財務學風險溢價
財務學上把一個有風險的投資工具的報酬率與無風險報酬率的差額稱為“風險溢價”。
投資學風險溢價
以投資學的角度而言，風險溢價可以視為投資者對於投資高風險時，所要求的較高報酬。衡量風險時，通常的方法就是使用無風險利率(Risk-free interest rate)，即政府公債之利率作為標準來與其他高風險的投資比較。高於無風險利率的報酬，這部份即稱為風險溢價高風險投資獲得高報酬，低風險就只有較低的報酬，風險與風險溢價成正比關係。
保險市場風險溢價
保險市場的定價深受風險溢價的影響。將風險溢價列入考量，訂出最適合該保險之保險費用。每個人能接受的溢價程度不一，影響的因素在於此人是否為風險趨避者，若是風險趨避者，因為對於風險的接受度低，因此在公平保費之外，比一般人願意付出更高的金額以獲得當發生風險時能得到確定的收入。但當風險溢價加上公平保費的價錢超過未保險時，可能因風險產生折損時的收入，此時風險趨避者就不會想要購買此保險。
債券風險溢價
股權風險溢價
股權風險溢價ERP(equity risk premium)是指市場投資組合或具有市場平均風險的股票收益率與無風險收益率的差額。從這個定義可看出：一是市場平均股票收益率是投資者在市場參與投資活動的預期“門檻”，若當期收益率低於平均收益時，理性投資者會放棄它而選擇更高收益的投資；二是市場平均收益率是一種事前的預期收益率，這意味著事前預期與事後值之間可能存在差異。
研究文章
背景
那么，對於投資者來說，這兩個風險溢價哪個更重要呢？顯然，這取決於投資周期。投資周期足夠長的話，風險溢價就可能與歷史數據中得到的風險溢價相近。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的風險溢價是第一種含義的風險溢價，即事後的或者已實現的風險溢價。
風險溢價研究架構及發展
對於風險溢價的研究，現存文獻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
一是用一般均衡理論解釋兩種資產（股票與無風險資產）之間的內在關係。近年來，大部分關於股票和債券收益的一般均衡研究都受到基於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CAPM)的影響。根據該理論，股票相對於債券的高收益反映了這兩種資產與消費之間協方差的不同。相對於債券收益率，股票收益率更容易與消費同時波動，因此，股票並不是一個好的預防消費波動的保值工具。這樣，要使投資者願意持有股票，就需要一個風險溢價。Kocherlakota(1996)對這方面的文獻作了一個述評，他認為美國股市風險溢價的價值至今仍是一個謎。
二是在部分均衡框架下研究這兩種資產收益率與可能的變數之間的實證關係。特別地，這方面研究更多地集中於能否預測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預測股票市場相對於債券市場的波動，因為這對於有效市場假說(EMH)具有重要意義。這方面的文獻表明，一些財務比率，如股利價格比、市盈率以及短期利率、長期利率可能對股權風險溢價具有預測力（參見Lamont, 1998 和Blanchard, 1993）。如果能夠對相對於債券收益率的股票收益率進行預測，那么這與有效市場假說是相反的，有效市場假說認為證券的價格無法通過其自身的過去值或者其他變數的過去值來預測。
在風險溢價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風險溢價之謎”，這一概念是Mehra 和Prescott(1985)首次提出的。他們指出，採用歷史數據得到的風險溢價(7%左右)遠遠大於採用C-CAPM估計得到風險溢價(1%左右)，無法單以高險厭惡來解釋。在過去的十多年裡，大量的文獻試圖對“風險溢價之謎”進行解釋。這方面文獻在以下方面進行了研究：高風險厭惡、市場分割、非標準性效用函式、倖存偏倚、不完全市場和交易費用等。但是這些研究未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因此至今“風險溢價之謎”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近年來，風險溢價研究已經成為主流金融學期刊的一個熱門主題。這裡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Claus 和Thomas(2001)採用異常收益模型（或剩餘收入模型），研究風險溢價的一個合理上限。相對於紅利增長模型，異常收益模型能夠更好地利用現有的信息，以降低人為設定的增長率的重要性，同時縮小可允許的增長率的範圍。他們得到的風險溢價僅為3%。
Fama 和French(2002)採用紅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對美國股市（1951-2000 年）的風險溢價進行估計，這兩個模型得到的風險溢價分別為2.55%和4.32%，比採用平均股票收益得到的估計值（7.43%）小得多。他們認為，前者的估計更為可靠，因為(1)採用紅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得到的估計值的標準差較小；(2)這兩個模型對於1872-1949 和1950-1999 得到的夏普比率相近，而平均股票收益得到的兩個夏普比率相差太多；(3)採用紅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得到的預期股票收益率與淨值市價比小於1 相符，而採用平均股票收益則相反。
Pastor 和Stambaugh(2001)採用貝葉斯方法，對市場超常收益存在結構性突變條件下的風險溢價進行估計。這篇論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對風險溢價進行估計時引入經濟理論和直覺知識。包括：風險溢價與波動率之間的正相關；風險溢價與股價之間的負相關；風險溢價的變動區間不可能太大。
股權風險溢價
第一，股權風險溢價是一種幻覺，經驗數據是錯誤的，問題的產生不是由於消費基礎上的資產定價模型，而是錯在夏普比率的經驗估計上，歷史數據高估了實際的風險溢價。
第二，高風險厭惡指投資者比經濟學家估計的更厭惡風險，如果風險厭惡的相關係數是100，那么風險溢價之謎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非標準的效用函式，以消費為基礎的標準資產定價模型是建立在各期的效用只取決於當期的消費量這一假設基礎之上的，但是這一假設將模型過分簡單化了，為了使模型更加貼近現實，經濟學家建議使用非標準的效用函式，但是Cochrane(1997)認為，目前還不存在這樣的低風險模型，能夠使股權風險溢價、真實利率穩定性和幾乎不可預測的消費增長率保持一致。
第四，投資者的差異，在傳統的經濟分析中，我們一般假設：典型投資者，即在未來證券投資收益的問題上，所有投資者的投資理念相同，投資者的效用函式也相同，而且市場也是按投資者完全相同來進行定價的。這一假設抹殺了投資者之間的差異，包括：教育背景、資金數量、投資者心態等因素。投資者無差異這一假設不符合現實，那么或許正是投資者之間的差異造成了過高的股權風險溢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