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理論提出,主要內容,運轉機制,發展趨勢,
理論提出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先驅者，也是霸權穩定論的提出者。他在《1929—1939世界經濟蕭條》 (1971) 一書中率先提出了穩定論。霸權穩定論是由查爾斯·金德爾伯格首創,但後來由羅伯特·吉爾平加以系統完善的。羅伯特·基歐漢所提出的“後霸權主義”是對霸權穩定論的修正,但在理論上卻與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有很大差別。 在對 30 年代經濟大危機的研究中，金德爾伯格認為大危機之所以成為世界性的，是因為沒有一個大國有能力或願意承擔制止危機的責任，停止 “讓你的鄰居當乞丐 ”的以鄰為壑的政策，特別是無人願意充當阻止金融危機蔓延開來的最後借貸者的角色。因此他認為世界經濟必須有一個“穩定者 ”(Stabilizer) ，它的責任在於為剩餘的產品提供一個市場；保證資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金融危機銀行關閉的緊要關頭，作為重新啟動金融的最終借貸者而發揮作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歷史的主要教訓是，世界經濟想要穩定，就必須有個穩定者，有一個穩定者 ”。
後來他進一步發展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不但危機時期需要一個穩定者，在正常時期也同樣需要一個穩定者。他還把穩定者的責任又增加了兩項：維持國際匯率結構和協調各國的巨觀經濟政策。另外，他還在第一項責任中增加了與別國分享短缺資源的內容。在經濟學上，金德爾伯格的這一觀點的理論依據是公眾商品論。所謂公眾商品是指“個人、家庭或公司在消費這種商品時，不會減少其他潛在的消費者獲得這種商品的數量”。這一概念最早是由亞當·斯密在《原富論》中提出的。他認為一個社會中存在著三種類型的共眾商品，即安全、正義和公共工程。後來的一些經濟學家發展了這一概念，把社會安定、穩定的國民收入及再分析、政府對企業過度行為的控制政策等等都算作公眾商品。金德爾伯格將這一概念運用到國際經濟學當中，把各國的民族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經濟的穩定視為全球商品 (cosmopolian goods) 。他曾專門論述了國際公眾商品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的內容。首先是和平，其次是開放的貿易體制，統一的度量衡和固定的匯率等。一個社會的共眾商品通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但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只有那些大國才有能力提供國際上的共眾商品。金德爾伯格甚至認為“穩定者”的五項責任就是一種共眾商品。
穩定論的政治學基礎則是有效政府論。正象凱恩斯從大危機中得出結論，政府應乾予市場一樣，金德爾伯格也在研究大危機中認識到大國應該承擔起維護國際市場的責任。他從 18-19 世紀歐洲政治發展中得出結論，沒有普魯士王國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統一的德國；沒有撒丁王國帶頭，義大利也不會走向統一。因此國際經濟的真正穩定需要一個世界政府。但在尚無條件建立這種政府的情況下，該有誰來擔當領導呢 ?“小國沒有經濟實力，同時也不負有維持經濟體系的責任，因此沒有任何必要行使領導權”。它們只是國際經濟體系中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s) 。中等大小的國家雖然“足以損害這個體系，但卻不足以穩定它 ”，因為它們的行為好象自己是無足輕重的小國一樣。只有大國既有能力又有責任來領導國際經濟體系， 1914 年以前這個大國是英國，二戰以後則是美國。金德爾伯格不喜歡政治學家用霸主來稱呼這種領導國。在他看來，霸主 (hegemon) 是 “隨心所欲地去乾 ”，而領導者則是“基於道義的薰陶和所處的地位不得不而為之” 。
主要內容
霸權穩定論的主要內容是:霸權帶來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霸主自我犧牲,霸權必衰,霸權喪失導致世界政治經濟的不穩定。從理論上作進一步梳理,可以歸納為霸權的戰略目標、霸權的運行機制和霸權的發展過程。 霸權的戰略目標
吉爾平指出:“只有在霸權存在的情況下,一種特殊類型的國際經濟秩序, 即自由經濟秩序才能繁榮和充分發展。”金德爾伯格也強調開放和自由的世界經濟需要一個霸主或主宰的強國。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長期化並釀成第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當時英國的霸權正在衰弱,英國已經無力保障國際清算系統,而美國則在到1936年以前一直不願從英國手中接過這一責任。 照他們看來,自由經濟制度是霸權的產物,沒有霸權就沒有自由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也就是說霸權是為世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充分發揮作用、順利運轉而存在的。對二者的關係,吉爾平又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自由市場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必須有三個前提 ———霸權、自由意識形態和共同利益。這三個前提並不是並列的,後二者是從屬和服務於霸權的。 具體來說,沒有霸權,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就無法運轉。
但是，有了霸主，自由市場經濟也未必能順利運轉，這裡有一個霸主國的價值取向問題,即霸主國是否具有自由的意識形態。因此,要使市場機制在國際經濟中充分發揮作用,“霸權國本身必須恪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即“霸主國的社會目標和國內權力分配必須有利於國際自由秩序”。 共同利益是相對霸主國及其麾下的主要國家相互關係而言的。一方面,“霸主國家的經濟可以發揮對世界經濟的運轉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利用自己的影響建立國際社會體制”。另一方面,“其它主要國家也必須對市場關係的發展感興趣,霸權國家可以鼓勵,但不可能強迫其它國家遵守開放性世界經濟的規則”。當然,這種共同利益形成的關鍵還是在於霸主國的實力。除了霸主國要提供保證世界自由經濟體制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國際公共商品之外,霸主國還要做到:通過自身的成長壯大來顯示市場經濟的益處,以此來推動自由的市場經濟在其它國家的發展;控制自然資源和原料、金融和資本來源、市場以及特殊技術,以便通過經濟相互依存的機制來加強對國際市場經濟的管理與支配;在幾個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之間進行斡旋與調停。
作為霸權保證自由經濟發展的具體例子，吉爾平認為，在近現代史上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時英國把世界經濟引入了自由競爭時代;第二次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主導建立了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主體的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前者被稱之為“英國主宰下的和平”,後者被稱之為 “美國主宰下的和平”。在英國和美國霸權主宰之下,國際社會從總體上來說享受到了安全與和平,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體系基本運轉正常,世界經濟有了極為順利的擴張。
運轉機制
發展趨勢
吉爾平從三方面論證了霸權必衰。首先,他從市場機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權是建立在霸主國壓倒一切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之上的,但是衡量一國經濟科技實力的標準,既不在於現有的生產能力大小或對某種技術的壟斷,也不在於資源上的自給自足,而是在於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但是這種創新和適應能力是很難長時間保有的。因為儘管市場力量的解放和發展需要一個有利的政治環境,但是市場又是按其本身規律運作的。競爭機制使市場上經濟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競爭優勢是流動的,是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的。新的競爭強國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斷面臨後起者的挑戰。這種挑戰非常殘酷,最終只能以戰爭形式來決定勝負。世界史上霸主國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戰爭為先導。自從資本主義問世以來,先是法國通過路易十四戰爭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後是德國再度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卻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後起的美國則通過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英國的霸權,並取而代之。正如吉爾平所言,“市場力量的解放改變了政治格局,破壞了霸權,開創了全世界最終必須適應的新的政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吉爾平接著又從收益角度論證了霸權國家是在自身經濟活動中加速衰弱的趨勢。為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國家的經濟剩餘逐漸減少甚至消耗殆盡。根據經濟學中邊際收益遞減法則,霸權國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與從中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隨著公共商品的數量增加,每一單位公共商品的邊際成本增加而其邊際收益則減少。用吉爾平的話來說“(霸權國)國內消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和為保護這種(自由經濟)體制而付出的防務開支,比國民儲蓄和生產性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霸主國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進而迫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讓位於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白搭車”是吉爾平分析霸權必衰的第三個原因。“由於存在白搭車者,霸主國往往長時間為保證公共商品的充分供應而付出了遠遠超出其應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國對‘白搭車者’感到不耐煩和失望”。白搭車者一方面從經濟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負擔, 削弱了霸權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面又從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權國感到沮喪,失去了為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欲和動力。吉爾平以歐洲和日本為例說明了白搭車對霸權衰弱的影響。戰後初期至60年代,為了維護自由世界經濟,美國使它的許多狹隘經濟利益服從於盟友的經濟利益,忍受了歐洲和日本對美出口商品的歧視。結果,美國經濟為此大受損失,而歐洲、日本卻迅速崛起並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