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霍士廉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山西省忻縣
- 出生日期：1909年4月
- 逝世日期：1996年11月17日
- 職業：中顧委委員
人物生平,抗戰期間,解放戰爭,全國解放,西北局期間,寧夏期間,農業部期間,山西期間,中顧委期間,任職榮譽,相關文章,
人物生平
抗戰期間
1937年2月任陝北富縣抗日救國會會長和中共富縣縣委書記，11月任中共陝甘寧邊（特）區委員會秘書長，為邊區紅軍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38年5月受黨中央派遣，霍士廉由延安赴山東參加開闢建立抗日根據地工作。在任中共清河特委書記時期，他遵照省委指示，將在清河等地組織的抗日武裝——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五軍整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並任政委，是開闢以清洞平原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9年12月，任中共山東大魯南區黨委委員、政權部部長兼統戰部部長。他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於政權建設的指示，在許多縣區鄉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為建立和發展魯中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0年8月，任山東省民眾總動員委員會副主任、山東省各界救國聯合會總會長。1940年12月，任魯中區黨委書記兼魯中軍區政委、黨校校長，領導魯中區軍民，展開了艱苦卓絕的對敵鬥爭，堅持、鞏固了魯中抗日根據地。1944年1月，為了加強對新開闢的沂山根據地的領導，霍士廉擔任沂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他發動和領導民眾堅持對敵鬥爭，開展了“雙減”和大生產運動，逐步鞏固擴大了沂山根據地。
解放戰爭
霍士廉繼任沂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領導沂山地區軍民開展了剿匪反特、反奸訴苦、土地改革、參軍支前運動，推動了解放區的建設。使沂山地區成為魯中區支援解放戰爭的一個重要基地，積極地支援了華東野戰軍發起著名的萊蕪、孟良崮和泰蒙等戰役。 1948年1月調任華東局秘書處長，他根據華東局的指示，組織起南下幹部工作團，為解放和接管浙江省及配備各級領導班子作了準備。霍士廉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全國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全國解放
霍士廉在浙江工作長達16年。1949年9月任省民政廳長，1951年起任省政府、省委秘書長兼政法委員會主任，分工負責鎮壓反革命、土地革命等工作。他認真堅持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鎮反原則，工作做得較深較細較徹底，為鞏固新生政權，維護社會治安，恢復國民經濟奠定了基礎。1952年起，霍士廉歷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代省長、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主持省委常務工作和省政府全面領導工作。他認真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殫精竭慮，依靠組織，依靠民眾，艱苦創業，為浙江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善於學習運用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哲學思想，從浙江的實際出發，重視農業和農村工作，發動農民組織起來，認真貫徹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方針，大力興修水利，推廣農業新技術，發展畜牧事業，使浙江由缺糧省變為餘糧省，在全國率先實現和超過《農業發展綱要》的指標。與此同時，他十分重視發展基礎工業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輕紡工業。他曾兼任浙江大學校長，十分關心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力推進科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他堅持實事求是，敢於講真話。在農村互助合作化運動中，強調從實際出發，穩步前進，逐步發展。對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一些地區虛報產量、征了過頭糧造成不良後果的問題寫了專題報告，受到中央的重視和批轉。他不謀私利，大公無私，視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1957年底，黨中央決定霍士廉任浙江省省長，他為了有利於團結當地幹部，更好地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主動推薦其他同志擔任省長，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和優秀品質。
西北局期間
1965年10月，霍士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第一政委。行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親自與他作了長時間的談話。到任後，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帶領全省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民眾，很快展開工作。他細心傾聽民眾意見，在全省各級黨政機關實行精兵簡政，加強了農村工作和黨的建設。“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誣陷，慘遭迫害，在周恩來總理關照下才幸免於難。逆境中他對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抵制和鬥爭。1970年秋，任陝西省革委會生產組副組長、農林辦公室黨的核心小組組長。1973年5月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主管農業工作。先後調查總結了吳堡縣等一批農田基本建設、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工程和生物措施相結合的典型。同時，為加速陝南、陝北貧困山區脫貧致富步伐，他給省委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為促進全省農業結構調整，恢復發展陝西農業生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讚揚。
寧夏期間
1977年1月，霍士廉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軍區第一政委。他針對當時寧夏“文化大革命”後遺留問題較多，社會秩序較亂，派性鬥爭突出，一些幹部尚未解放和合理使用，經濟及其他諸項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等情況，經過多方調查研究，從統一全區各級幹部思想人手，狠抓撥亂反正工作，大膽地解放和使用一大批領導幹部，使形勢迅速好轉。他十分重視固原山區的建設，經常深入調查研究，為改變那裡的貧困面貌而不懈努力。他十分尊重和關心少數民族，認真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把民族團結擺在戰略位置，竭盡全力促進寧夏的穩定與發展。
農業部期間
1979年2月，霍士廉任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他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原則，糾正“左”的錯誤傾向，認真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探索總結農業生產責任制，積極給中央提出建議。對機關財政提出改革建議，受到國務院領導重視。在農業生產中實行分類指導，有步驟地對農業內部結構和作物布局進行合理調整，參與組織制定了加快糧、棉生產發展的方針政策，有重點地組織商品糧、經濟作物和高產品種的基地建設，對促進全國主要農產品的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十分關心加強農業科學技術推廣和教育工作，注重引進國外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多次深入到貴州、湖南、山西等貧困山區調查研究，倡導把有限的資金集中投入使用，幫助“老、少、邊、窮”地區改變貧困面貌，對確保全國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順利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山西期間
1980年10月，霍士廉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他不顧年過七旬的高齡，即赴山西開展工作。他團結和帶領省委一班人，認真貫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按照中央的整體部署和中央對山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貫徹撥亂反正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理順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破壞的各方面關係，妥善處理了許多複雜的思想問題和社會政治矛盾，糾正了歷次政治運動中遺留下來的一大批冤假錯案，有力地促進了山西省安定團結局面的形成，為動員全省人民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花大力氣抓農村改革，幾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地、市、縣，進行調查研究、組織引導，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在全省推開。在此基礎上，他積極引導和支持專業戶、專業村的發展，使全省農村經濟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他還特別重視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尤其愛護年輕幹部，關心年輕幹部的鍛鍊與成長，大膽破格提拔了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幹部擔任省、地、縣各級重要領導職務，使全省領導班子建設向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面邁出了一大步。他作風深入，工作紮實。在任期間，為山西全面發展提出了科學思路，採取了有效措施，使山西的工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良好局面。在任兩年中，他領導省顧問委員會，滿腔熱情地支持年輕幹部和新班子的工作，在黨內外產生了良好影響。
中顧委期間
1985年霍士廉擔任了中顧委委員，在任期間，他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積極出主意、提建議，忘我工作。1992年，他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仍始終關注著他曾經戰鬥、工作過的地方，為這些地方的兩個文明建設奉獻自己的力量。
任職榮譽
霍士廉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始終不渝地堅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信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各項方針政策，堅定地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他勤於學習，政治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高；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黨性，強烈的公僕意識，豐富的工作經驗。他始終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模範地執行黨的紀律，創造性地貫徹黨在各時期的決議和政策。他始終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放在工作首位，十分重視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注重培養和選拔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做出了許多有益於人民的重大決策。他始終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胸懷坦蕩、一身正氣，珍惜團結、顧全大局，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平易近人、待人誠懇；工作一絲不苟，辦事公道正派，熱情關心同志，嚴格教育子女。他一切聽從黨的指揮，勇挑重擔，屢次受命於困難之際，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開拓局面，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及家庭困難，心中只有黨和人民。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1996年11月17日，霍士廉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相關文章
———深切懷念霍士廉同志(革命家風範)
●霍士廉青少年時就投身革命，黨指向哪裡，就奔向哪裡
●視黨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一貫堅持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作風
●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準則處理問題
●為黨的事業孜孜不倦學習，是一位活到老學到老的典範
士廉同志雖離開我們兩年多了，至今卻依然感到他還活在我們中間。這不僅因為我們之間有著凝於血火歲月的戰友深情，還由於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在任何逆境和困難情況下，都追求、堅持真理，視黨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精神與忘我奮鬥、有口皆碑的感人事跡，總使我們難以忘懷。
士廉同志1909年出生在山西省忻州市北堡村一個農民家庭。士廉同志從青少年時代就嚮往革命，積極追求加入中國***。1930年，他在忻縣中學讀書時，就參與組織了青年革命團；1931年組織發動了驅逐頑固校長和搗毀國民黨縣黨部的鬥爭。在遭受通緝，艱難尋找黨組織的過程中，先後在忻縣、太原等地積極組織青年學生和農民開展了抗日反蔣鬥爭。1931年秋，他考入北京宏達學院。
1933年9月，他從宏達學院回到山（西）陝（西）利用當地關係開展革命工作。他參加了國民黨黃河水利委員會正在西安招考工作人員的考試，並以優異成績考取，謀得了職業掩護，為他與在鹹陽、涇陽一帶工作的4名中共地下黨員獲得了活動經費。1935年夏初，由於叛徒出賣，西安地下黨組織遭受破壞，士廉同志幸在同事和當地民眾幫助下得以脫險。為尋找上級黨組織，他歷經艱辛，於同年進入陝北蘇區。1936年1月，在延安接上組織關係，加入中國***。士廉同志從入黨那天起，就矢志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終生。他一貫視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黨指向哪裡，他就奔向哪裡，並在積極開展工作和頑強的鬥爭中逐步走上領導崗位。1936年6月任中共陝北關中特委宣傳科長；1937年2月任陝北富縣
抗日救國會會長，中共富縣縣委書記；1937年11月任中共陝甘寧邊（特）區委員會秘書長；1938年5月，他又回響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奔赴山東敵後工作。
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十多年間，他一直轉戰在山東戰場上。歷任清河特委書記，八路軍山東遊擊第三支隊政委，山東各界救國聯合會總會長，魯中區黨委書記、軍區政委和沂山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等職。特別在開闢清河和創建魯中根據地期間，他在極其困難、艱苦、險惡的戰爭條件下，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戰略決策和山東分局、華東局的指示，從當地的實際出發，把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三大法寶，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猖狂進攻，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建國後，士廉同志先後在浙江、陝西、寧夏、農業部、山西等省區和部門工作。多次受命於困難之際，為黨肩負重任，勇於去開拓新的工作局面，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及家庭困難，胸中只有黨和人民。工作中，有困難不推諉，有矛盾不迴避。面對複雜局面，他特別善於處理各種矛盾。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一個***員的堅強黨性和駕馭全局獨當一面的能力。從建國前夕起，士廉同志在浙江一直工作了16年多。在任省民政廳長，省委、省政府秘書長兼政法委主任，分工負責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工作期間，因政策把握得比較好，工作做得較深較細，有力地鞏固了新生的浙江人民政權。從1952年起，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長、代省長、省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等職，主持省委常務工作和省政府全面工作。由於他認真貫徹執行了黨和國家在這期間的正確方針政策，工作做得深入、紮實、細緻，使全省工作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農業方面的發展，在初步解決全省人民溫飽的基礎上又邁進了一大步。1965年10月後，士廉同志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士廉同志這次工作變動，是在9、10月間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負責人會議上提出的，毛主席在討論中滿意地說：“霍士廉去，行！”事後，毛主席來到浙江視察，又把行將動身赴任的士廉同志挽留住作了長時間交談，語重心長地說：“陝西是個好地方，但發展慢，特別是農業。”並囑咐告誡他：“好好把老百姓團結起來，把民眾生活搞好。”士廉同志到任後，即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很快團結起省委一班人，帶領廣大黨員幹部民眾展開工作。“文革”中，他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抵制和鬥爭，慘遭誣陷和迫害，幸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才幸免於難。並從1970年逐步恢復了他的工作。先後任陝北工作組組長，農林辦公室黨的核心小組組長。於1973年5月，任陝西省委書記主管全省農業工作。他為了毛主席的囑託，推進陝西的農業發展，進行了艱辛開拓。1977年1月，士廉同志調任寧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他根據中央的要求和寧夏的實際情況，從統一全區幹部思想入手，狠抓撥亂反正，大膽地起用了楊靜仁、胡啟立等一大批尚未“解放”和未合理使用的領導幹部，很快使寧夏的工作呈現出新的局面。1978年，在一場事關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他旗幟鮮明地公開發表講話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堅持實踐標準的鄧小平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給予了有力支持，為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積極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農業提到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地位，士廉同志遂調任農業部部長。他到任後，即全力以赴投入到黨的農業和農村工作中。1980年10月前後，中央為加快和加強部分省、市、區的撥亂反正與領導班子建設，又將士廉同志派往山西任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他雖已年逾古稀，銳氣、幹勁卻仍不減當年，到1983年山西的工農業生產和各項工作已形成了蒸蒸日上、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士廉同志視黨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精神，還充分體現在他一貫深入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上。早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任陝北富縣抗日救國會會長、縣委書記時，就經常深入民眾作調查研究，檢查指導工作。在這期間，他寫給上級的一份調查報告，曾受到毛主席的好評。抗日戰爭期間，他任魯中區黨委書記時，正是山東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
在瞬息萬變的戰爭條件下，他與黨委一班人將緊張頻繁的轉移視為深入調查研究、指導工作的好機會。他每到一地，不僅聽取地、縣委負責同志的匯報，還總抽出一些時間深入到村支部和民眾中去了解具體情況，並給予及時總結指導。特別在當時進行的整風審乾工作中，魯中有些地區也一度出現過“肅托擴大化”。士廉同志敢于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及時保護了一批幹部。正是他這種艱苦、務實、敢于堅持原則的領導作風，不僅有力指導了基層黨員幹部的工作，也有力地鼓舞了廣大民眾，這為在極其困難的戰爭環境下，充分發動民眾，堅持魯中區的抗日游擊戰爭和做好各項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後的幾十年工作中，士廉同志更加模範地繼承發揚了黨的實事求是這一優良作風。他善於尊重、集中各級黨組織和民眾的智慧與科學經驗，對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提出了許多有益的重要意見。在浙江工作時，由於他勤於調研，不斷深入農村，根據民眾的強烈反映，對一些地區合作化運動中一度出現的“過快、過粗、過急”，“影響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冒進現象和“左”的偏差及時進行了糾正，使這一運動基本保持了不斷發展、穩步前進的勢頭；在“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堅持實事求是，向時來浙江視察或召開會議的毛主席、周總理匯報了當地能源不足不適於大煉鋼鐵，“大多數農民民眾不贊成辦大食堂”，龍泉、仙居等地征糧過重，出現饑荒等情況。毛主席聽後對士廉同志說：“你是個老實人，我相信你。”並在此後召開的七千人會議上，表揚浙江敢講真話。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他兼任浙江大學校長時，就對全校的黨員幹部講：“要依靠教授、副教授、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他們是教育骨幹”，要“尊重這些人的職權，相信他們的學識和經驗”。他還常擠時間深入到教職員工和學生中了解情況，十分關心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並親自主持會議商處一些重要校務。他在陝西寧夏工作時，為改變這兩個省區貧困山區的面貌，曾多次跋山涉水進行調研。特別是他提出的加快陝北、陝南貧困山區建設，促進陝西農業結構調整，發展全省農業生產的建議，受到了周總理的高度讚揚。他在農業部工作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原則，糾正“左”的錯誤傾向，在認真落實和進一步完善黨的農村與農業的各項政策中進行了積極探索，向中央提出了富有創見的建議。他還曾多次深入到貴州、湖南、山西等貧困山區進行調研，倡導把有限資金集中使用，幫助老、少、邊、窮地區改變貧困面貌。他的這些建議和辦法，均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視和採納。
士廉同志視黨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精神，還在於他一向具有團結同志、嚴於律己，處事公道、平易近人，胸懷坦蕩、大直若屈的無私情懷與高尚品質，並注意團結幫助曾錯誤地反對過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從黨的工作大局出發，不計名利與職位高低，能上能下，任勞任怨。抗日戰爭期間，在魯中區黨、政、軍領導班子一元化調整中，士廉同志由書記調為副書記，後又調任新開闢的沂山地區任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他毅然來到魯中對敵鬥爭前沿，帶領地委和軍分區同志，在進行艱苦對敵鬥爭的同時，深入基層，發動民眾，開展了“雙減”、大生產、剿匪反特、反奸訴苦、土地改革、參軍支前等運動。不僅推動了沂山解放區的建設，還使這一地區成為魯中區支援解放戰爭的重要基地，有力地支援了華東野戰軍進行的萊蕪、孟良崮、泰蒙等著名戰役。
解放戰爭期間，士廉同志因被時任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指責為犯了所謂嚴重“右傾”錯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沂山地委書記降為華東局機關秘書處處長。時值戰事緊張時期，士廉同志不計個人得失，忍辱負重，一切為了戰爭的勝利，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一如既往地為黨竭力工作。他在擔起華東局機關將隨大軍南下的繁重事務工作的同時，還根據華東局指示，從速組織起了南下工作團，為解放和接管浙江省配備各級領導班子作了準備。
士廉同志在長期革命工作中，還特別重視黨的幹部工作，一貫堅持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的原則。他在浙江工作時，就一直要求黨的幹部要相互尊重，相互團結，要看幹部的主流本質，外來幹部總是少數，要善於大膽使用和提拔當地幹部，南下幹部要善於團結當地幹部。1957年10月，黨中央曾決定他任浙江省省長。但他為更好地團結當地幹部，充分調動黨內外各方面的積極性，消除因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消極因素，主動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推薦了魯迅的弟弟，時任浙江省政府副主席的周建人同志擔任了這一重要領導職務，表現了一個***人的博大胸懷。這件事一直鮮為人知。
士廉同志在長期的工作中，還一貫重視幹部的培養和使用。他任魯中區黨委書記兼黨校校長時，由於日軍的瘋狂“掃蕩”、蠶食，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為此急需培養大批高素質的幹部，領導對敵鬥爭和根據地建設。在極其殘酷的戰爭條件下，黨校在區黨委的直接領導下，連續舉辦了許多期分區委以上黨員幹部訓練班，及時有力地提高了全區基層幹部的政治素質。難能可貴的是士廉同志在工作十分緊張、繁重的情況下和戰鬥間隙，還堅持為每期學員親自上課。特別在講毛主席的《論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等重要論著時，由於他深入淺出地密切聯繫了本區的鬥爭實際，學員深受教益和鼓舞。在工作中，他對幹部更是關心愛護。特別對派往艱苦地區工作的幹部，不僅工作布置得細緻明確，還對他們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問題從速解決、幫助，扶持他們把工作搞上去。他任農業部長時，正值我國歷史偉大轉折和農業大發展時期，他在一次黨組會議上提出，農業要上去，要堅決貫徹執行黨確定的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學的發展農業的方針，但關鍵是要抓緊培養提高幹部的素質和政策、科學技術知識水平。要求各級農業院校都要把培訓在職農業幹部作為重要任務去抓，各級農業部門有條件的還要開辦短訓班，有計畫地培訓在職的農業幹部。特別是縣、鄉主管農業的領導，要普遍輪訓一遍；對農村支部書記和村長也要採取開會的形式普遍進行輪訓，使黨的農業方針、政策家喻戶曉。為實現這一決心，在他直接領導下，農業部開辦了廊坊農業幹部學院，並指定一位副部長兼任院長，負責輪訓農業部和部分省、市、區的在職農業幹部。由於這些措施在他的領導下得以有力地貫徹實施，不僅對當時農村的改革起了推進作用，也在戰略上為後來幾年的農業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他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時，在加強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中，特別愛護年輕幹部，十分關心他們的鍛鍊成長和使用，大膽破格提拔了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幹部擔任了省、地、縣各級領導職務，使全省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向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邁進了一大步。1983年3月，他從省委第一書記崗位上退下後，擔任了省顧委主任，在任兩年中，對新的省委領導班子和年輕幹部的工作給予了滿腔熱情的支持，在黨內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1985年，擔任中顧委委員，他不顧年高體弱，時常深入基層調研，在積極給中央當好參謀的同時，還為地方的經濟建設出主意，想辦法。
1992年，士廉同志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後，依然為黨的事業默默地奉獻力量。他始終關注著曾經戰鬥、工作過的省區建設與發展，並為這些地區的兩個文明建設儘自己的力量。特別對這些省區的黨史、地方志等工作，均滿腔熱情地給以幫助，起到了他特有的作用，但卻從不表現自己。用他自己的話說，事情是我們當年依靠各級黨組織發動民眾乾的，現在寫史、寫文章就要很好地表現他們。這既表現了他對黨的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也反映了他在長期革命生涯中始終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基本準則看待和處理問題。
士廉同志視黨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精神，還表現在他為黨的事業一貫孜孜不倦地學習，不愧是一位活到老，學到老的典範。他歷來強調聯繫工作實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強調用唯物辯證的世界觀、方法論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並強調在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不斷改造提高自己。他常說，要做到乾一行、愛一行、專一行，堅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根本。
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他有一個不動筆墨不讀書的習慣。凡是他讀過的書都留下了認真閱讀的痕跡。許多書中，特別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鄧小平的著作中，都有他每次讀後留下的不同標記。凡是他體會比較深刻或重要的地方，有的是畫了直線又畫曲線，有的是加了點後又畫圈，還有許多是寫在書眉上數言或數百言聯繫實際的心得體會。
霍士廉
霍士廉他善於運用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哲學思想來觀察和處理工作中的問題。在浙江工作時，他從本省實際出發，在以農為主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林、牧、副、漁各業，很快使浙江的農業結構產生了新的變化，由缺糧省一躍變為餘糧省，在全國率先實現和超過《農業發展綱要》的指標。
士廉同志在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毛主席、鄧小平論著中，還研讀了大量史書。3000多卷的歷史巨著《二十四史》，他就讀了兩遍，並在書中作了大量的眉批。他還十分重視知識的更新與積累，注意學習國內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並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刻苦鑽研，切磋琢磨，探討把握工作中的新問題、新事物。總之，士廉同志把學習視為對革命和工作的一種高度責任。1992年，他退下工作崗位後，仍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專心學習鄧小平理論，表現了一個***員和領導幹部在思想政治上與以***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高度一致，也表現了他對人民對國家的無限熱愛和忠誠。
士廉同志的一生，不愧是光輝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雖離開了我們，但他那視黨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革命精神，將永遠值得我們記取、學習，是鼓舞我們前進的一份力量。讓我們在黨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緊密地團結在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永做人民公僕，克盡職守，從嚴治政，勤奮學習，刻苦工作，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推向前進。這是對士廉同志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