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事件背景,國際,國內,事件過程,各方態度,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共產黨,國際社會評論,事件結果,歷史意義,社會評價,
事件背景
國際
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齊觀是不對的”，“不能同時順利地既反對日本侵略者，愚備淚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我們（指國際）覺得，你們（指中共）號召西南集團反蔣行動的聲明是錯誤的”，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國內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並利用前清廢皇帝溥儀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導致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進入抗日戰爭的局部戰爭階段。
11月22日，東北軍在直羅鎮戰役中，紅軍僅以800多人的傷亡就殺、傷、俘6000多東北軍精銳109師的士兵。張學良部隊的戰局失利以及後來面對共產黨的停戰對峙，導致蔣介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2月，中共宣獄趨匙淚布開始東征抗日。
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
6月1日幾拔束訂，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發出通電。痛斥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對中國土地的踐踏，決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復失地。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歸順。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介石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
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
事件過程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
蔣介石與張學良
蔣介石與張學良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拒絕。
12月4日，蔣介石在洛陽蔣宋別墅內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
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
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畫，決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動員令。
11日晚，蔣介石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參加晚宴，晚宴期間，蔣介石宣讀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同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12月12日清晨進行兵諫。
12日5時，東北軍奉命到華清池捉拿蔣介石，蔣介石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同時，十七路軍扣留了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影戶檔軍政要員，邵元沖等人遇難，西安事變正式爆發。
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洪乃檔開救國會議。”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
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決定明確七項“我們的任務”，其中包括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革命行動，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會，防止日本乘機發動侵略，發動抗日派、嚴防親日派，穩定與爭取各實力派積極站在抗日救亡方面，爭取英、美、法三國的諒解與贊助等。任務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並交人民審判。
13日8時，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也同時電告張學良。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讀宋美齡給他寫的信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讀宋美齡給他寫的信同日，中研院等七學術機關通電全國討張；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等347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蔣行為。
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度後，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了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關於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並將此報告送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為此特地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
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同日，清華大學教授會發表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時事月報社、中蘇文化月刊社、婦女共鳴社等217家雜誌社以及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南京市婦女會、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婦女共鳴社、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婦女文化月刊社等婦女團體聯合通電討伐張學良。
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陝變宣言譴責張學良。
22日，隨著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後，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學良、楊虎城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後由張學良陪同宋美齡和端納往見蔣介石。
23日，各方代表在張公館西樓開始談判，討論釋放蔣介石的條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代表西安“三位一體”。當天上午，談判開始後，周恩來提出中共及紅軍的主張：（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加上抗日或救國）。（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周恩來闡述了提出這些條件的理由；同時說明，如果國民黨能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諸項，中共將贊助蔣介石統一中國、一致對日。宋子文表示他個人同意這些條件，但要轉告蔣介石最後酌定。
23日下午，宋子文、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繼續談判。宋先就6項條件提出實施意見。他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3個月後再改組為抗日政府，並就過渡政府的人選交換了意見，擬推薦孔祥熙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各部部長進行適當調整。周恩來提議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張、楊也推薦了幾位部長人選，原則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宋子文還提議，由蔣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國政事，回京後再釋放“七君子”。張、楊堅持中央軍先撤出潼關，愛國領袖先釋放，蔣再回南京。張、楊、周還提出：在過渡政府時期，西北聯軍先成立，由張學良領導，先進行抗日準備，南京政府負責軍需接濟。宋子文答應將此事轉告蔣。最後，周恩來提議，在蔣介石同意上述辦法下，他可以直接與蔣討論各項問題。宋子文說，可先與宋美齡談，他力主和平、抗日。這天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將談判的主要內容電告中共中央。電報表示：如同意這些原則，他將以全權代表與蔣介石談判。電報還請示中共中央在何種條件下允許蔣回南京。
24日上午，各方代表繼續談判。經過反覆磋商，達成九項協定：（1）由孔祥熙、宋子文組織行政院，宋負責組織令人滿意的政府，肅清親日派。（2）中央軍全部撤離西北，由二宋負責；蔣鼎文即攜蔣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戰撤兵。（3）蔣回京後釋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發訊息。目前蘇維埃、紅軍名稱照舊。由宋氏兄妹擔保蔣確要停止“剿共”，並經過張學良之手負責接濟紅軍。抗戰開始後，紅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5）宋表示先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開放政權；再召開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3個月後改組中國國民黨。（6）分批釋放一切政治犯，具體辦法與宋美齡商定。（7）抗戰開始後，共產黨公開活動。（8）外交政策：聯俄並與英、美、法聯絡。（9）蔣回南京後發通電自責，辭去行政院長職務。這九條，基本上同意了張、楊的八項主張；也承認了共產黨、紅軍和蘇區的合法地位。這樣，國共雙方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一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當天下午，周恩來單獨與宋子文會見。宋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成為他抗日、反親日派的後盾，主動要求中共派專人駐滬與他保持密切聯繫。當時潘漢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滬、寧與張沖、陳立夫等人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條件進行磋商。因而，周恩來告訴宋子文，由在滬之潘漢年，負責與其聯絡，商討、實施談判達成的各項具體協定。
同一天，蔣介石當面對張學良做了承諾：同意中央軍撤出西北，釋放“七君子”，聯紅容共，聯俄及英、美，改組中國國民黨，由孔祥熙、宋子文與張學良商定名單。這表明，蔣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張、楊的八項主張和中共提出的六項要求，且增加了改組中國國民黨一款。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張學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見蔣介石。周誠摯地向蔣陳述，目前時局，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後，他表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擁蔣抗日之意；若蔣先生肯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不僅他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紅軍也可聽蔣先生指揮。中國共產黨如此深明大義，以德報怨，不能不使蔣介石大感意外，他聽了周恩來的話後，表明三點：（一）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宋氏兄妹與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談判中所商諸項）；（三）蔣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宋子文則堅持請中國共產黨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願負責去實施所談各項；並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蔣回南京。宋美齡表示，十分感激周恩來千里迢迢來斡旋。
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會見與談判，初步達成了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協定。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決定意義的談判。
25日下午3時，張學良擔心“夜長夢多”，出了“亂子”不好向國人交代，於25日下午3時，簡略向楊虎城作了囑託，即匆匆偕蔣氏夫婦乘車直趨機場。當時機場聚集了幾千人，本是歡迎抗日將領傅作義的，蔣誤以為是民眾向他示威，有點緊張，立即對張、楊又重申了“六項承諾”，蔣介石還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張學良則將手諭交楊虎城，請楊即日起與于學忠代他指揮，然後於下午4時與蔣、宋等登機而去，待周恩來趕往機場，飛機已起飛。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各方態度
國民黨
親日派：何應欽積極部署討伐張學良、楊虎城。
地方實力派
15日，閻錫山發出致張楊的函電：“兩兄震機電及漢兄元未電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似！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請兄等諒察，善自圖之。”
15日，馬步芳決定發通電回響國民黨中央。遂由姚鈞草擬“刪”電，即將拍發時，又接受了馬紹武、陳顯榮的建議，為表白自己對蔣的所謂竭誠擁護，竟將15日簽發的電文日期提前兩天，改為13日發出的“元亥”電。電文中向南京行政院、軍事委員會表明：“頃據廣播電台電訊，驚悉西安發生事變，張楊劫持委座等語，訊息傳來，全青震驚，除嚴飭所部一面加緊剿滅河西赤匪，一面防制蘭州叛軍之擴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懇詳示確情，以便遵循。青海雖處四面敵匪之艱苦環境，芳等只知為黨國盡忠，為季座效力外他無所顧，合併呈明，敬請鈞鑒”。
16日，李宗仁等通電全國，主張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政府，舉國一致對外，桂系軍隊北上抗日。
19日，劉湘致張學良的電文中認為張對蔣的行為“無非欲促成抗敵救國之偉業，以求我國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內戰必致亡國，無待贅言，必須避免軍事接觸，速求政治解決”。
21日，韓復榘以密碼形式致電張學良，稱讚張氏之非常行動為“英明壯舉”，並通知張、楊，他的部隊將“奉命西開，盼兩軍接觸時勿生誤會”。
共產黨
中共中央在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進行正確分析之後，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反對新的內戰；同時中共中央還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派周恩來赴西安參加談判，促進事件和平解決。
國際社會評論
美國《紐約時報》：“蔣介石將軍，雖已失去自由，但中國政局仍為彼所操持，全世界聞訊之餘，皆為之震驚。足見全世界均認蔣氏，為中國最大領袖，而自動推崇之。”
蘇聯《真理報》：“張學良將軍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軍隊亦曾有熱烈之戰態，然張將軍本人乃一貫採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運動從事投機，儼然高揭抗日旗幟，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使中國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之侵略品。”（1936年12月14日）
事件結果
楊虎城：楊虎城被蔣介石長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慶慘遭殺害。
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闢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社會評價
8月15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要求中共與蔣介石就共同抗日進行和談。
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
事件過程
1936年10月22日，蔣介石由南京飛抵西安，嚴令進剿紅軍。張學良當面表示反對，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蔣拒絕，兩人大吵。蔣介石與張學良
蔣介石與張學良11月27日，張學良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戰，遭蔣拒絕。
12月4日，蔣介石在洛陽蔣宋別墅內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
7日，張學良到華清池見蔣介石，再三苦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遭蔣拒絕。
10日，張學良帶著白鳳翔見到了蔣介石，蔣介石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畫，決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動員令。
11日晚，蔣介石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參加晚宴，晚宴期間，蔣介石宣讀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
同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12月12日清晨進行兵諫。
12日5時，東北軍奉命到華清池捉拿蔣介石，蔣介石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活捉。同時，十七路軍扣留了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沖等人遇難，西安事變正式爆發。
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
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決定明確七項“我們的任務”，其中包括擁護張學良、楊虎城的革命行動，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會，防止日本乘機發動侵略，發動抗日派、嚴防親日派，穩定與爭取各實力派積極站在抗日救亡方面，爭取英、美、法三國的諒解與贊助等。任務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並交人民審判。
13日8時，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也同時電告張學良。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讀宋美齡給他寫的信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讀宋美齡給他寫的信同日，中研院等七學術機關通電全國討張；南京各大學校長、教授羅家倫等347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責扣蔣行為。
14日，在得知《真理報》公開批評西安事變的態度後，共產國際執委會舉行了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會議聽取了鄧發關於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合作情況的報告，並將此報告送史達林。季米特洛夫為此特地給史達林寫了一封信。
16日，國民政府勸誡張學良投降無效後，中國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軍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請國軍方面暫停軍事行動，避免衝突升級。
同日，清華大學教授會發表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同日南京時事月報社、中蘇文化月刊社、婦女共鳴社等217家雜誌社以及中國婦女愛國同盟會、南京市婦女會、南京市婦女文化促進會、婦女共鳴社、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婦女文化月刊社等婦女團體聯合通電討伐張學良。
17日，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對陝變宣言譴責張學良。
22日，隨著端納全力周旋，宋美齡、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飛機上，宋美齡把手槍遞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張學良、楊虎城去機場迎接，下機後，宋美齡與張學良說：“漢卿，這是我的東西，就不要再檢查了把？”張學良馬上說：“夫人，豈敢！豈敢！”張學良、楊虎城與宋子文、宋美齡舉行了會談。後由張學良陪同宋美齡和端納往見蔣介石。
23日，各方代表在張公館西樓開始談判，討論釋放蔣介石的條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代表西安“三位一體”。當天上午，談判開始後，周恩來提出中共及紅軍的主張：（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加上抗日或救國）。（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周恩來闡述了提出這些條件的理由；同時說明，如果國民黨能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諸項，中共將贊助蔣介石統一中國、一致對日。宋子文表示他個人同意這些條件，但要轉告蔣介石最後酌定。
23日下午，宋子文、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繼續談判。宋先就6項條件提出實施意見。他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3個月後再改組為抗日政府，並就過渡政府的人選交換了意見，擬推薦孔祥熙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各部部長進行適當調整。周恩來提議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張、楊也推薦了幾位部長人選，原則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宋子文還提議，由蔣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國政事，回京後再釋放“七君子”。張、楊堅持中央軍先撤出潼關，愛國領袖先釋放，蔣再回南京。張、楊、周還提出：在過渡政府時期，西北聯軍先成立，由張學良領導，先進行抗日準備，南京政府負責軍需接濟。宋子文答應將此事轉告蔣。最後，周恩來提議，在蔣介石同意上述辦法下，他可以直接與蔣討論各項問題。宋子文說，可先與宋美齡談，他力主和平、抗日。這天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將談判的主要內容電告中共中央。電報表示：如同意這些原則，他將以全權代表與蔣介石談判。電報還請示中共中央在何種條件下允許蔣回南京。
24日上午，各方代表繼續談判。經過反覆磋商，達成九項協定：（1）由孔祥熙、宋子文組織行政院，宋負責組織令人滿意的政府，肅清親日派。（2）中央軍全部撤離西北，由二宋負責；蔣鼎文即攜蔣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戰撤兵。（3）蔣回京後釋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發訊息。目前蘇維埃、紅軍名稱照舊。由宋氏兄妹擔保蔣確要停止“剿共”，並經過張學良之手負責接濟紅軍。抗戰開始後，紅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5）宋表示先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開放政權；再召開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3個月後改組中國國民黨。（6）分批釋放一切政治犯，具體辦法與宋美齡商定。（7）抗戰開始後，共產黨公開活動。（8）外交政策：聯俄並與英、美、法聯絡。（9）蔣回南京後發通電自責，辭去行政院長職務。這九條，基本上同意了張、楊的八項主張；也承認了共產黨、紅軍和蘇區的合法地位。這樣，國共雙方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一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當天下午，周恩來單獨與宋子文會見。宋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成為他抗日、反親日派的後盾，主動要求中共派專人駐滬與他保持密切聯繫。當時潘漢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滬、寧與張沖、陳立夫等人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條件進行磋商。因而，周恩來告訴宋子文，由在滬之潘漢年，負責與其聯絡，商討、實施談判達成的各項具體協定。
同一天，蔣介石當面對張學良做了承諾：同意中央軍撤出西北，釋放“七君子”，聯紅容共，聯俄及英、美，改組中國國民黨，由孔祥熙、宋子文與張學良商定名單。這表明，蔣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張、楊的八項主張和中共提出的六項要求，且增加了改組中國國民黨一款。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張學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見蔣介石。周誠摯地向蔣陳述，目前時局，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後，他表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擁蔣抗日之意；若蔣先生肯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不僅他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紅軍也可聽蔣先生指揮。中國共產黨如此深明大義，以德報怨，不能不使蔣介石大感意外，他聽了周恩來的話後，表明三點：（一）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宋氏兄妹與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談判中所商諸項）；（三）蔣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宋子文則堅持請中國共產黨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願負責去實施所談各項；並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蔣回南京。宋美齡表示，十分感激周恩來千里迢迢來斡旋。
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會見與談判，初步達成了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協定。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決定意義的談判。
25日下午3時，張學良擔心“夜長夢多”，出了“亂子”不好向國人交代，於25日下午3時，簡略向楊虎城作了囑託，即匆匆偕蔣氏夫婦乘車直趨機場。當時機場聚集了幾千人，本是歡迎抗日將領傅作義的，蔣誤以為是民眾向他示威，有點緊張，立即對張、楊又重申了“六項承諾”，蔣介石還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張學良則將手諭交楊虎城，請楊即日起與于學忠代他指揮，然後於下午4時與蔣、宋等登機而去，待周恩來趕往機場，飛機已起飛。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各方態度
國民黨
親日派：何應欽積極部署討伐張學良、楊虎城。
地方實力派
15日，閻錫山發出致張楊的函電：“兩兄震機電及漢兄元未電誦悉，環讀再三，驚痛無似！弟有四個問題，質諸兄等：第一，兄等將何以善其後？第二，兄等此舉，增加抗戰力量乎，減少抗戰力量乎？第三，移內戰為對外戰爭乎，抑移對外戰爭為內戰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乎？……請兄等諒察，善自圖之。”
15日，馬步芳決定發通電回響國民黨中央。遂由姚鈞草擬“刪”電，即將拍發時，又接受了馬紹武、陳顯榮的建議，為表白自己對蔣的所謂竭誠擁護，竟將15日簽發的電文日期提前兩天，改為13日發出的“元亥”電。電文中向南京行政院、軍事委員會表明：“頃據廣播電台電訊，驚悉西安發生事變，張楊劫持委座等語，訊息傳來，全青震驚，除嚴飭所部一面加緊剿滅河西赤匪，一面防制蘭州叛軍之擴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懇詳示確情，以便遵循。青海雖處四面敵匪之艱苦環境，芳等只知為黨國盡忠，為季座效力外他無所顧，合併呈明，敬請鈞鑒”。
16日，李宗仁等通電全國，主張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政府，舉國一致對外，桂系軍隊北上抗日。
19日，劉湘致張學良的電文中認為張對蔣的行為“無非欲促成抗敵救國之偉業，以求我國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內戰必致亡國，無待贅言，必須避免軍事接觸，速求政治解決”。
21日，韓復榘以密碼形式致電張學良，稱讚張氏之非常行動為“英明壯舉”，並通知張、楊，他的部隊將“奉命西開，盼兩軍接觸時勿生誤會”。
共產黨
中共中央在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進行正確分析之後，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反對新的內戰；同時中共中央還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派周恩來赴西安參加談判，促進事件和平解決。
國際社會評論
美國《紐約時報》：“蔣介石將軍，雖已失去自由，但中國政局仍為彼所操持，全世界聞訊之餘，皆為之震驚。足見全世界均認蔣氏，為中國最大領袖，而自動推崇之。”
事件結果
楊虎城：楊虎城被蔣介石長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慶慘遭殺害。
歷史意義
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在中國社會發展中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發生及和平解決，基本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階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它是中國社會矛盾變化的轉折點，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國提前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是中國由內戰到抗戰的轉折點，是中國由分裂到統一的轉折點，是中國社會政治由專制到逐步民主的轉折點。由這一系列轉折，奠定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同時，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闢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