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淳

邵淳，中國華夏證券前董事長，畢業於著名的被譽為中國財經黃埔的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界傳奇式人物，為中華民族的強國夢，歷盡坎坷，不惜丟掉董事長的職位，以2000萬美元的價格從烏克蘭成功購買尚未建成的瓦良格號航母，成為中國航母奠基人。榮獲2013年中國人生科學學會年度人物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邵淳
• 外文名：shaochun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日期：1944年12月25日
• 職業：金融家
• 畢業院校：中央財經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購買瓦良格號（遼寧艦）航母

赤子之心

簡介

邵淳

邵淳，男，1944年12月25日生於北京。1962年考入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金融系（現中央財經大學），1966年畢業。1968年至1970年在河北省衡水地區故城縣農村勞動；1970年至1980年在故城縣文化館工作；1980年至1984年在河北省農業銀行工作；1984年至1990年任職於中國工商銀行總行計畫部；1990年至1993年，負責華能集團財務公司工作；1993年至1999年，先後擔任華夏證券總經理、董事長；1999年起從事實業投資。

堅持正義

堅持正義，追求真理，就要準備付出代價！——邵淳

邵淳校友當年就讀於北京四十七中學，他酷愛畫畫，尤其喜歡雕塑。四十七中的藝術教育很出名，按慣例每年至少要為中央美院雕塑系輸送一個學生，邵淳校友的志向也在此，他主動送過去的雕塑也得到了美術學院教授的欣賞，似乎進入中央美術學院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可老天卻跟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三年的自然災害給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1962年國家暫時停止了藝術院校的招生。此時距離高考只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了，邵淳校友當機立斷，毅然選擇了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經過兩個月的刻苦奮戰，邵淳校友順利地進入了中財，踏上了一條給他帶來新的人生體驗和人生高度的道路。
邵淳校友不光讀書，偶爾也在寫作業上牛刀小試。上大一時，他寫了一篇“很講政治”的散文《喜鵲娃子》，寄到人民日報一周后，便變成了鉛字，著實讓他高興了一番。當時的校風和學風都是很嚴格的，教師們對工作非常負責，對於這個在老師眼裡“專業思想不穩定”的邵淳，老師們自然希望他能夠把精力放在專業的學習上。談到這段往事，邵淳校友直爽的說：“其實當時我在大學期間的計畫還是有的，就是仍然要從事藝術事業，真沒打算投身金融。”不過，這位“專業思想不穩定”的學生對付考試可是有一套高招，“總結一條，中財的課總是可以考及格的，像國民經濟計畫、財政學等，不管出什麼考試題目，只要拿‘有計畫，按比例’這6個字一發揮，肯定能及格。”
邵淳校友上學期間參加了“四清運動”，這對其一生產生了影響。“四清運動”占去了一年的時間，實習又占用了五個月的時間，屈指算來，他真正的學習時間只有兩年多。即便如此，邵淳校友還是從母校學到了一輩子受之不盡的東西。他動情地說：“母校給的第一點便是正確的思想方法，只有正確的方法作為指引，做事情才能事半功倍；第二點則是認真、不怕吃苦、嚴謹實幹的精神。據我觀察，中財的學生都有這個特點，這點也是中財培養學生最大的特色。我們的同學不論是做官還是經商，都是實幹家。”
妙手著文章
四年的學習生活，讓邵淳校友慢慢地接受了金融這個當時還十分冷清的專業。當時全國只有一家銀行，所有的貸款和計畫都是事先確定好的，沒有資本市場，沒有金融中介，銀行的存在似乎就是為國有企業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由於社會上沒有需求，邵淳校友一畢業便面臨“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尷尬。同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畢業之後，廣大的農村地區才是他們大展身手的地方。
1968年8月，邵淳到河北省衡水地區故城縣報到，隨後被分到村子裡，與另外6名大學生一道耕田種地。春節時，因為沒錢回家，邵淳便同其他大學生一起，向村里申請了10塊錢，買了必需的紙筆，辦了一個農業學大寨的展覽，算是過了一個“革命化的春節”。由於邵淳校友自身的美術和文學功底，他便負責了其中關鍵的畫畫、策劃和講解詞的撰寫工作。六個年輕人的熱情和才氣，最終使得這個展覽大獲成功，在整個縣裡都引起轟動，而這次嘗試則為他打開了人生的另一扇門。
1970年，因為畫畫、搞宣傳比較突出，邵淳校友被調到故城縣文化館，主要搞版畫，這可讓仍醉心於藝術的他如魚得水。他也在文化館一呆就是10年，頗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決心。在文化館10年裡，他的精力大都投在畫畫上，不僅自己成為中國美術協會會員，並且帶徒傳藝，培養的學生後來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也算是圓了自己中央美院的藝術之夢。
在“讓知識分子歸隊”的號召下，1980年國家成立農業銀行，河北省里開始尋找金融專業畢業生，省委組織部將在文化館仍是一般人員的邵淳校友調到了省農行，在輾轉了10多年之後，邵淳校友終於回歸了金融領域。到省農行後，他做辦公室秘書，負責寫各種材料，為行長講話準備稿件。由於紮實的文學功底，他做起這項工作來遊刃有餘，也在工作中將金融的專業知識重新拾了起來。三年後，中央倡導幹部年輕化，邵淳校友被派往張家口，掛職農行副行長，在工作中他堅持不會就得學習的精神，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使銀行的業務轉入正軌。
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成立，邵淳校友被調到工商銀行總行計畫部。半年之後，便由處級升到副主任，負責總體計畫的分配和執行。在工行，邵淳校友的創新精神屢有體現，他主導設計了中國第一個貼水債券，第一個累進利息債券，這在當時的金融環境里確實是敢為天下先。
1990年，華能集團成立財務公司，希望工商銀行總行推薦幹部，時任工總行計畫部副主任的邵淳便被調過去負責財務公司。他仔細分析了當時財務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明確提出了財務公司必須將集團的資金集中使用，為集團的有效資金利用提供條件。於是他大膽改革，把集團公司分散於各個金融機構的資金統一上收到財務公司，保證了集團公司的資金需求。現在來看，他的做法無疑具有先見之明。
邵淳校友在各個崗位上都做得有聲有色，顯示了非凡的才華，很是令人佩服。除卻他自身的才能之外，他更加看重的是一種精神：“做事情遇到困難很正常，關鍵是不能退縮，要千方百計地解決問題。並且一定要自己鑽研問題，解決問題，對於同一個問題，要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要有主導和備選之分，利弊要陳述清楚。做事情是要向領導提出解決方案，而不是向領導請示解決方案，這主動和被動之間，就顯示了一個人做事情的態度和能力。”話鋒一轉，邵淳校友很欣慰地接著說：“中財學生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相當不錯的，兄弟院校則很難望中財項背，中財的特色就在這裡，特色千萬不能丟！”

鐵肩擔道義
1993年華夏證券公司成立，因為工商銀行和華能集團均為華夏的大股東，經兩家協商後，將邵淳校友調過去做總經理，1996年晉升為華夏證券的董事長。
證券公司在當時還算是一個新興事物，無論外部環境和內部治理都存在不少問題，邵淳校友當年的一句名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證券業的實情，“中國證券就像中國紅軍從井岡山下來，已經過了湘江，正在向遵義前進。”顯而易見，在這個行業裡面對的是更大的風險，需要的是更大的勇氣。邵淳校友僅僅用了短短的兩、三年的時間就把華夏的投行業務帶到了行業頂峰。1997年，又把華夏的綜合業績做到了業內之首，成為中國證券業當之無愧的老大。此時的他意氣風發，做事情時不僅大膽，而且帶著豪邁俠氣。1996年底的一次義務秘密救市則是他至今仍引以自豪的漂亮的一仗。
1996年12月16號人民日報的社論批評了股市的一些現象，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股市大崩盤。當天所有的股票都跌停，第二天所有的股票也都齊刷刷下跌10%，又是一個跌停。邵淳校友早上親自到各營業部看過，螢幕就像一個綠的竹簾一樣掛在那裡，股民們不知所措，一種絕望的氣息瀰漫在整個門市內，讓人壓抑和恐慌。理性告訴邵淳校友，當時經濟並無大問題，投資者只是畏懼社論的威力，因此恢復投資者信心極端重要。正義人物的奉獻精神和為國為民的人生理想同時敲打著邵淳校友的心靈，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了，他責無旁貸！救市，決不能來第三個跌停！邵淳校友從情感上出發就做出了這個決定，而且毫不猶豫。
審慎考慮之後，他決定拿出8個億，在滬深兩市同時進行救市。問到當時的心情，邵淳校友用一種曾經滄海的口吻娓娓道來：“這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我覺得還是成功的可能性大一點，即便失敗，憑藉當年的利潤我們還是可以保持盈利。但是說實話，心理壓力還是很大的，誰也不知道能否成功。第二天我是親自指揮，就在螢幕旁邊看著指令一條條發出去，資金不斷的入市，結果一上午過去了，三個億資金進入，還是全面跌停，當時確實有點緊張起來，害怕資金打了水漂。但既然已經做了，就要做到底，下午我們繼續投入，明顯地調動了投資者的積極性，我們做的股票最後漲停了，其他的股票也跟著翻紅，大盤跌停的趨勢終於扭轉過來。投資者的資金可以保住了，這時才感覺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
回顧這一驚心動魄的一幕，邵淳校友的語氣卻波瀾不驚。酷愛讀金庸的小說的他，也許“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英雄氣概是最好的註腳。
1999年，邵淳校友離開了凝結了他愛恨情仇的證券業，開始了新的生活。6年的證券業從業經歷，他塑造了若干個第一，帶出了一支隊伍，做出了很多前瞻性的工作，為自己和行業都帶來了新的高度。
大我 大愛
離開證券業的邵淳校友，在人生路上繼續前行。這時他對於名利看得淡了，卻對項目的社會價值更加看重，關注的多是具有深遠社會影響的項目，舍小我，為大我，無怨無悔。他曾經參與過海水淡化技術以及設備生產工作，大力支持技術產業化，力勸當時的天津市長戴相龍在天津設立生產化基地進行海水淡化的產業化。邵淳校友解釋說：“參與其他的項目，一百個都頂不了一個海水淡化項目。中國是個嚴重缺水的國家，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尤其如此。如果能夠試驗成功、投入生產，那么天津不僅可以成為國內乃至世界一流的海水淡化產業基地，而且可以源源不斷地支持北京的用水問題，徹底解決首都發展的瓶頸問題。”
現在的邵淳校友則集中精力於風力發電領域。他認為這是一個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都不可限量的領域。世界領先的技術、世界領先的產量、世界領先的思維，就是他的奮鬥目標。“人類最終要依靠可再生能源。中國要發展，能源是保證，但是現實令人擔憂。”邵淳校友憂慮地說：“我國的單位產值耗能過高，對資源和環境都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而且在國際能源市場上也很被動。只有開發豐富的可再生資源，中國的能源制約才會有出路，而風力發電是其中有前途的領域之一，我們要儘自己最大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為國家、人民盡綿薄之力。”邵淳校友說到了，也做到了。2006年以前，中國兆瓦級的風力發電設備都是依靠進口，每千瓦價格為9000元，價格畸高，嚴重影響了國內風力發電的發展。邵淳校友一直對此耿耿於懷，決心致力於高端風力發電設備的國產化。2006年下半年，他的努力終有回報，中國第一台兆瓦級的風力發電設備國產化成功，每千瓦價格僅有5800元，打破了外資在此領域的壟斷，促進了國內風力發電的大規模開發。2007年底，他所在的公司兆瓦級風力發電設備裝機容量全國第一，超過了國際級品牌在中國的占有率；而邵淳校友並不滿足於此，他計畫在2011年使公司的裝機容量進入世界前三位，到國際市場上展示中國人的實力。

救市

八億資金 秘密救市 他在冰與火之間拉了中國股市一把　我們沒有叫救市 華夏內部的說法不叫救市 我們的叫法叫第三線保衛戰一份自查檔案 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我們公司資金一下子增加了三十億 就是都回到保證金里了 原來是分散在各分支機構
十年回首 他認為中國股市轉折在望
如果舉個例子 不妨可以看成中國證券 就像中國紅軍從井岡山下來 已經過了湘江 正在向遵義前進 我覺得現在正處在這種狀況
如今的邵淳，喜歡養養貓，拍拍照，閒時給企業做做顧問，生活平靜而悠閒。
但如果把時間往回撥幾年，卻是另外一種情景：作為中國最早三大全國性證券公司之一——華夏證券的第二任總裁、第二任董事長，一路上的驚濤駭浪，他見了不少，也經歷了許多，他的歷程不僅復原了一段華夏的歷史，甚至復原了中國證券業早年的一段歷史。
邵淳在北京土生土長，早年醉心藝術，精於木雕，但陰差陽錯，1962年，進入中央財金大學，就讀金融系，先後就職北京工商總行，華能集團，連同審計長李金華、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總經理戴鳳舉等人，被譽為中央財金“黃浦軍團”中的一員。
不過，在1993年成為華夏證券總裁之前，邵淳並不熟悉股票。
邵總 您是從什麼時候第一次接觸股票的
我第一次接觸股票 那應該是90年 還是91年 有一次到深圳出差 坐火車回去 在火車站被人拉住了說 先生 您要不要股票 當時我說不要 誰要那個東西 當時在我頭腦裡頭 股票還是從矛盾《子夜》看來的 那個好象都是買空賣空 都是那些投機倒把 資本家的投機行為 所以我說誰要那個東西 但是沒想到 後來過了兩年多吧 兩三年 自己就乾起這行來了 沒想到
不懂行的邵淳只好到申銀證券請來外援，給華夏員工講企業改制，講發行，邊學習邊摸索。邵淳證券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是在江蘇，當時幾大券商碰在一起，為了春蘭股份、海爾、寧滬高速等項目激戰起來，這場爭奪戰，最後以邵淳的勝利而告終。在這個時候 您到了江蘇 親自到了江蘇 然後去怎么把這些項目又拉回來的
我們就跟人家說 就是不會影響你項目的進程 無論是在時間上 在質量上 都不會有任何影響 我們照樣會完成這個項目 保質保量 那人家提出來 你給我的方案咱們要接著談 我們也想接著談 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我們不滿意 現場 每天談完了晚上就加班修改 我就在旁邊看著 修改處理稿我看 看能不能體現人家客戶的意思 如果說能 好 那咱們睡覺 第二天把這交過去再討論 如果不能 我們自己再修改 儘量把它修改完善 然後這樣大概是二十多天吧
搶項目的時候最激烈的是哪個項目
最激烈的那就屬春蘭 很激烈
當時有幾家爭這個項目
好多家 好多家 至少有四五家 應該說他這么好的公司啊 幾乎所有的投行 就比較強的公司都盯著他包括萬國 包括申銀 包括南方 還包括新成立的君安都盯它
春蘭項目最後落入華夏證券囊中，據說是因為春蘭老總陶建幸和邵淳兩人都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由此打開了僵局，經過深入了解，發現雙方都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語言，最後春蘭項目給了華夏也就水到渠成了。
您是第一代券商 當時就是這一代人 應該都是很有激情的一代 他們再創業階段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這個呢 確實是很有激情 所以要是說概括說 讓我回憶當初的那段時光 我覺得就像那個電影裡邊的名字一樣 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當時大家都是怎么乾呢都希望 當時大家有一個想法 爭取用最短的時間把華夏建立成為一流的證券公司 而且爭取在十年到十五年辦成像摩根史坦利 美林那樣在世界上一流的公司 在國際競爭中應該是和他們能夠抗衡的 當時大家抱著這樣一個目標理想 那時候真是拚命地幹活
我記得我們有的搞投行的同志 出去給企業辦項目 一出去四五個月不回家 有的愛人在家裡生小孩 都回不來 回來的時候小孩在家已經三個半月了
那華夏最輝煌的時候 投行項目情況 最多的時候做過多少個項目
最多的一年 做了有二十幾個項目吧 （那是哪一年） 95年 二十幾個可能連主承銷 帶做副主承銷
一個不懂股票的外行，僅僅用了短短的兩、三年時間就把華夏的投行帶到了行業頂峰。此時的邵淳應該是意氣風發，做事情時不僅大膽，而且帶著一些俠氣。96年底的一次秘密救市或可成為最好的註解。
我們沒有叫救市 我們華夏內部的說法不叫救市 我們的叫法叫第三線保衛戰
情況是這樣 96年底12月16號 15號晚上廣播的 16日早上登的報 人民日報社論呢 就針對在此之前的一段 股市不斷不斷地上升 而且呢當時有一個特點就是 不管是效益好的公司還是不好的公司 只要是股票就一路地往上沖 股價 大概從95年開始吧 一路衝上來 後來可能上面覺得風險積累 越積累越高吧 然後就發了一篇社論 說雞犬升天是不對的 這裡面有很多違規行為 其中還點了我們的名 因為 我們確實在石油大明裡面 我們的投行 是有一些失誤 在那裡邊也被點了 然後 社論出來以後 沒想到社論一出 當天所有的股票 沒有一個例外 都是跌停 10% 跌10% 第二天繼續又是一個全面10% 這很不正常 因為社論寫的是比較嚴厲
對 就所有人都看空 這個很奇怪 於是早上一出現就這種情況 以前從來沒見過呀 一看那個螢幕啊 就像一個綠的竹簾一樣 掛到底兒 哎呀 我說這是怎么了 我就到底下各個營業部去看 一看 那個那些股民 一看楞在那兒 傻在那兒 瞪著螢幕不知道怎么著好 全都楞了 下午再去看 有人在那兒哇哇哭 哎呀 有的在那兒撞牆 頭撞牆 都有 （情緒很激動） 情緒很激動 而且是到了第二天還是那樣 反正一種很絕望的氣息 目光全都呆滯了 瞪著 就這樣一個一個的 人還是滿滿的 在那營業部裡面 我們一看 這可不好
然後這時候呢 證監會就頭一天就要求我們兩小時一報情況 你那個華夏在全國各地有機構啊 各地營業部的情況報到總公司 總公司報到證監會 其他公司也都要報的 兩小時一報 兩小時一報 因為證監會他們看到這個情況 也應該比較著急

上海市場就是選的是長虹 （當時的長虹是龍頭股 是吧） 是龍頭股 對大盤影響比較大 當時的市盈率也並不高 相對來說 市盈率不算高 深圳是深發展了 當時還是不錯的
1996年12月18日，在這天早上，在瀰漫這恐慌性拋盤的氣氛中，邵淳做了最後的準備。
您是親自指揮的嗎
我在那看著 因為這種事 都是應該他指揮 但我就坐那 我記得當時我坐在桌子上那看 非常緊張 然後他就在這發指令發指令 但是就看見螢幕沒有動靜 一直上午都過了一個多鐘頭 一個半鐘頭
那時候砸進去多少資金啊
一上午就三個億吧 三個億就進去了 是 我們很平均 市場資金分配很平均 因為我們想讓兩個市場同時擺脫全面跌停 然後剩四個億呢 是準備第二天 第二天用的 結果三個億出去了 一上午也快結束了 還是全面跌停 這個時候都覺得 這時候 心裡就有點打鼓了 我說怎么還沒有動靜啊 還是跌停啊
三個億進去了還沒有動靜 這東西 是有點出汗
這三個億全進去了 是不是到上午截止 到上午休市
還沒有 沒有全進去 上午反正三個億萬全進去了 到上午收盤的時候 稍微有點抬頭 這股票 我記得好象稍微有點抬頭
那決定下午還繼續
那只能繼續 你不能半途而廢啊 然後下午 但是下午開盤之後 明顯地感覺不止我們一家做了 肯定有別人 因為很快很快它就上去了 然後就漲停了 這兩支股票漲停
長虹和深發展
對 它兩支漲停 在它們倆漲停的時候 其他下面的股票也開始翻紅了
這種反映大概到了下午兩點左右
當您看到大盤部分飄紅了 您這時候心裡是什麼感覺
哎喲 這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 一塊石頭落了地
看到大盤恢復生機，邵淳認為華夏證券穩定市場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獲利出場。此後的1997 年，國家頒布了《證券法》，關於連續買賣股票，導致股價波動等等類似的市場行為界定為違法。這給當時券商人二級市場的操作出了一個難題。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和我們當時做的衝突太大了 因為原來的二級市場辦法 都是什麼呢 普遍的都是這樣子 一開始叫吸貨 然後洗盤 然後打壓 然後集中籌碼拉高出貨 但是這每一個環節 用新的刑法和證券法來衡量 都是違法的
在新的法律條件下，邵淳開始探索券商自營的出路。
後來找著一個 就是福建的福耀玻璃 當時的價格真不高 四塊多 可它這個企業效益特別好 它是中亞的 或者說亞洲最大的汽車玻璃供應商 他是和法國聖戈班 世界最大的汽車玻璃供應商 和他們合作的 而且有聖戈班的股份 聖戈班因為入了他的股 聖戈班不往東亞賣 東亞這塊就依靠福耀玻璃 實際上日本的什麼本田啦 日產 本田 什麼一汽的奧迪 上海桑塔納 國產汽車大部分都用了他的玻璃 但是這個事情並不是人人都知道
每天（買的）量不大 幾萬股 幾十萬股 頂多是這樣 但是我們也不搞洗盤 也不搞打壓 也不做莊 我也不持很大比例 實際上和後來基金的做法差不多 當時還沒有基金
一年半後，在福耀玻璃這支股票上，華夏證獲利頗豐，在當時採用價值發現的辦法做自營，可以說是開了業界的先河。
後來華夏有沒有繼續沿用這一思路
因為後來華夏證券發生很多變化 我也離開了這個職務
當然人員變了 那么思路可能也變了 這也是必然的 後來可惜 沒有繼續下去
在執掌華夏證券七年之後，1999年底，邵淳不得不離開自己一手帶大的華夏證券，他的離開，和華夏證券在94年初開始實業投資有關。
那我們實業投資總的金額是多少？
實業一塊 債權債務一塊 反正是這樣 當初我們投了有三十六七個億 如果加上這些年的資金成本 應該有一個 四十來個億 應該是這個數 加成本
和國內其他券商一樣，華夏證券初期也進行了許多實業投資，從房地產到高速公路，從典當行到油井，幾乎無所不包，這和當時的客觀情況有關。
我記得93年最低的時候 有那么一段時間 上海和深圳兩個交易所 加起來就兩三億的交易量 全國就沒有什麼交易 有的時候這一天 你看那個指數啊 就像死人的心電圖是直的 所以呢證券公司收入大受影響。
然後93年底的時候三大證券公司成立一周年 人民銀行就召集三大證券的董事長 開了一個會 就是交流一下情況
看南方人家搞得挺紅火的 人家還能有收入 咱們也搞一點
就這樣華夏證券也開始了實業投資，並且差點捲入上世紀初的海南房地產投資熱潮，即使是膽識過人的邵淳，現在回想起來，他仍然感覺有點後怕。
哎喲 差一點兒 差一點兒 也是我看怎么說呢 真的差一點兒 差一點兒 我們有一個項目 三十平公里 叫月亮灣 當時海南這邊 也是政府吧 他向我們推薦的項目 希望我們做 也給了很多優惠政策 非常優惠 而且人家很誠懇 我們確實也 也真的心動了 就到那也去考察 春節期間到那去考察 風景確實好 風景極好 確實如果要搞 從長遠來看 有潛力的地方 我們也確實心動了 差一點兒做 但是後來猶豫來猶豫去 最後來還是覺得它如果小一點 我們就做了 假如三平方公里 可能我們真的就做了 但是後來 真的太大了 這樣開發得要多少錢啦 可能承擔不了 就是猶豫了很多次 再看看 再研究研究 最後還是不行 算了 放棄了
當時國內的券商哪些還有在海南地產有投資
當時不少 反正萬國是太陽灣 是給了萬國了 南方是星星灣吧 給我們留的是月亮灣 月亮灣 還有些個其他的 當時在海南搞地產的真是多
也很慶幸 真是一念之差的事情
那我們實業投資的資金來源呢
資金來源當時是這樣 一個呢 當時的資本金還有富餘
然後就是從銀行借錢 那時候借錢也容易 拆借錢來搞項目
還有沒有少量的客戶保證金
這個不好說 因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啊 人們並沒有一個保證金 不能夠動 要單獨擺起來 沒有這個觀念
證監會也沒有明確的規定
沒有 都沒有 這個是哪年提出來的啊 就是挪用保證金的說法 大概是 不早於97年 可能97年 還是98年才用的這個說法
也就在華夏逐漸走向顛峰的1996年，華夏證券的領導層開始意識到，實業投資其實並沒有原先預想的樂觀，華夏證券開始進行全系統的風險控制。
94年開始搞 它96年並沒有如期地產生效益 另外有些項目 下面項目出了問題趕緊報給總公司 出問題之前我們不知道 對沒有風險控制機制 後來 就講不行 96年實際上我們的前任的董事長 是黃玉俊 他首先提出來 這個事情可能有風險 要注意風險 他首先提出這個來 當時我還沒意識到 然後後來看 對 董事長 說的有道理 然後從97年開始就 96年開始提出來要開始剎車 要開始注意風險 要控制 要摸清底數 然後97年 我們就全面停止 把原來的一業為主 多種經營這個政策就宣布停止 今後總公司也不搞 各分支機構誰也不許再搞
在此之後，邵淳深感總部對分公司控制力太弱，於是開始收權。 1998年，當邵淳把華夏和實力相當的申銀萬國進行對比的時候，發現華夏這個行業龍頭老大的股民保證金竟然比申銀萬國少30多億元，這令邵淳很不安。終於在1998年7月10日，華夏證券總部突擊自查，查出了隱匿在分公司的巨額保證金，同時引發了一場風暴，邵淳也在此後黯然離去。
98年當時查出的結果是 什麼樣一個狀態
我們公司資金一下子增加了三十億 就是都回到保證金里了 原來是分散在各分支機構
自查呢 可能會涉及一些人的利益 當時聽說有人寫了匿名信 給您列了九大罪狀 有這事嗎
告狀的事情 也有 告的什麼內容我不知道 後來也來確實是查過 查過最後結論 就是前些年搞這個 一業為主多種經營 這個應該屬於你的失誤 這個我承認 我說那確實是
如果這件事情要追究責任的話 我一個人承擔
與中國其他早期的券商一樣，實業投資、自營、委託理財、挪用保證金都是共有的，哪些是悠關於華夏衰敗的原因，有不同的說法，其中有人把問題歸結於華夏前任領導的實業投資。
那您走的時候 給華夏留下的家底有多厚
家底呢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就說呢 有一種說法 是就是說留了多少億的窟窿 留了多少億的虧損 多少億保證金窟窿 我覺得這個說法不準確
在利潤上 當初華夏沒有那么多債務啊 當初可能 公司的負債也就十來個億啊 十來個億 正常的經常有的 我們債權經常也有十來個億 債務也是在這個範圍內 這是一個很輕鬆的 這么一個狀況 還有一些利潤儲備
還想請您就您在任期間那個實業投資做一個功過的評價
我們從96年開始剎車 97年全部停止 開始清理 到來98年 就是把這個數就全部都清理出來了 那么到99年的時候 數字都已經全清楚了 然後經過這幾年的繼續清理收回 我們有些項目呢也比如說該處理的都處理了有的項目實現效益了 這么加起來算 現在我們總的也收回了四十來個億
另外現在我們還剩下一塊資產 剩下這塊資產呢 應該剩20十個億的各種資產吧 但是這裡面我還能至少還能收回一半
雖然我們在上面也做了 雖然沒有虧 現在我不認為我做那個是對的 認為它是個彎路 現在算起來這方面沒虧損 我是僥倖
邵淳離開5年之後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188號，是華夏證券總部的所在地，如同北京傍晚的陽光，華夏證券的光芒正漸漸地淡去。這裡的最高領導人幾經更迭，恰好印證了華夏證券的多事之秋，門前威風凜凜的青銅獸似乎在向人們講述著華夏證券一路風雨，門前的車流飛馳，朝著它們想去的方向，那華夏呢？華夏的命運如何？
純粹從客觀立場說 我覺得她的出路是在重組
可以具體的說 現在中信不是在 也在積極地 他也想 如果這個事成了 那么對華夏 絕對是好事情 對中信也是個好事 我希望他成功
但是我覺得即使合併 也是一個將來的事情 我說的是中信證券和華夏證券的合併 這個在目前來說是不可能的 現在的重組不會是中信證券 和華夏之間重組 它會是中信集團 過來和華夏重組 然後把華夏證券整理一番 整理一番之後 具備一定條件 才會再和華夏證券合 我的看法是這樣
關於中國證券，如今的邵淳有說不盡的話題，令他最為驕傲的一件事是，1998年他作為中國證券代表團團長出訪溫哥華，參加當年國際證券業協會年會的一段經歷。
那次會通過一條決議 叫什麼呢 就是 國際證券業協會通過決議 要求所有的成員國 都要施行T+3 結果這個協會一討論 很多國家哇哇叫
結果我一看這個局面 我等著 我不發言 讓他們都說完
當時，即使在證券市場發達的國家如美國、日本也只是施行T+3，有不少成員國還在施行T+4甚至T+5
我說我們早就實現T+1了 實際上我們還施行了兩年T+0 只是由於我們自己出於控制投機的需要 要抑制投機嗎 我們才主動把T+0改成T+1
結果這一發言 好多國家直瞪眼 真的嗎 是真的嗎 我說是真的 歡迎你們到中國去看
那一次我特別自豪

轉折在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階段 我認為在這個行業 我所能夠做的我都已經盡力做了 再往後的發展 不一定是我力所能及的。

演講

瓦良格

真實的瓦良格

“買瓦良格號的錢是我墊的 ”---中國華夏證券前董事長 邵淳2013年02月06日 這個瓦良格號呢，現在都認為是個好東西，因為已經建成了，而且現在也有江湖軍隊了，飛機也起降了在上面，也準備用了。但是當初可不是，當初這個東西都認為是個壞東西，都認為是不好的事兒。因為在咱們部分是軍方也好，還是高層也好，原來一直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就是說這種東西都是好的，因為美國人一有了事兒，都說，我們的航母在哪裡？但另一種觀點呢，是接受了赫魯雪夫的觀點，就說航母沒有用，它是個活棺材，海上活棺材。所以咱們中國一直沒有上航母，就跟這種爭論一直沒有得出結果一樣，爭論了幾十年。那么就在1998年的時候，也是個而偶然的機遇，這條船就跟我們發生了關係。
因為蘇聯解體，蘇聯解體的時候呢，當時蘇聯的那個黑海造船廠，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廠，它那個廠裡面有三條航母。第一條就是庫茲涅左夫號，它完工率已經達到了98%，還有剩2%沒有完成。第二條是瓦良格號，它的完工率是67.3%，就是船已經建好了，作為一個船，包括它的動力系統，這個船體都造好了，但是他的設備沒有按，就是電子設備啊，火控設備啊，飛機起降設備都沒有裝。另外，電纜還沒有完全完成，電纜還差10幾百分之沒完成。第三條叫無量洛夫斯基號，這是俄羅斯的第10條航母，是個核動力的航母。當時的完成率只有17%，就船體剛契約合攏，機器沒裝。這一條船，後來有不同的命運。第一條，庫茲涅左夫號，就在蘇聯解體的前期，還沒有完全完工，但是它能開了。　那么俄羅斯海軍就強行把它開回了俄羅斯，沒有任何手續，強行就開走了，這就落到俄羅斯了，這條船。第二條船和第三條船，因為開不動，就留在烏克蘭。然後呢，這個當時烏克蘭的經濟非常的差，非常非常的差。差到我們現在想不出的那個地步。那么也是這個通貨膨脹的非常厲害，原來一個盧布值1.6美元，到蘇聯解體以後，3千5百個盧布才合1美元。所以當時呢，就說，買一張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車票，1美元就夠了，用美元買一美元就夠了，還是軟臥。那么這種情況下，烏克蘭那個就很慘了，就忽然冒出來一個挪威的公司。挪威的公司說，我要在你那個船，我要在這個訂4條油輪，訂4條大噸位油輪。然後但是你得給我，因為他的船台都是滿的，你得給我船台。然後定金也交了，交了一點定金。烏克蘭趕緊就說，那我這個船呢，我就得把它賣了，把這個船台騰出來。結果後來人交定金了，他說我買了吧，就把這個無量羅夫斯克號，一條核動力的航母，當然沒完成的，就在船台上解體了。就拿那個電焊的把它隔開，一塊一塊的鋼，堆在碼頭上。然後這家呢，挪威的公司拿走了一塊鋼，就消失了。實際後來知道，這是美國人在背後策劃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就消滅了這個前蘇聯的，就一個戰略資源。那么說的瓦良格號，蘇聯一解體，咱們軍方，咱們國家的軍方，就注意到這條船。因為這條船留在烏克蘭，烏克蘭就是黑海沿岸的國家，基本上用不著什麼海軍，更用不著什麼航母母艦。當時咱們的軍方一直想把它弄過來，從91年開始做調研，然後從92年低，開始派人，就是做烏克蘭方方面面的工作，到96年的時候，終於工作做下來了，因為烏克蘭用不著，它可以把這船賣給中國，就同意了。但是要賣，必須要通過招標的手續，這個手續要健全。　在這種情況下，後來中國的，我們那個就是中央軍委的軍援軍貿辦公室，就正式向國家打了報告，向過層打了報告，要求立項。要求立項。可是他們報告打上去以後，並沒有批下來，並沒有批下來，就是因為在高層，關於航母的爭論，還沒有取得統一，一致的意見。所以就沒有批下來，然後他們又打報告，還沒有批下來。第一次打報告，最後還是沒批下來。就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軍方，包括海軍，包括軍貿辦，他們就想怎么辦呢？這個時候拖不起，當時有6個國家都想要買這個船，咱們中國是一家。

瓦良格航母---遼寧艦

改造後的瓦良格，被命名為遼寧艦

早期建造時的瓦良格號

在這種情況下，因為等不起這個批示，後來就想先想別的辦法。後來就找了香港的一個公司，他們一開始找愛國港商，想先讓港商先辦了這個事兒。就找愛國港商，最後找了一個，是香港創立公司那個老闆徐增平，他一開始還不敢幹。最後做工作吧，同意了，然後他就代表軍方這個軍貿辦，代表軍貿辦到烏克蘭去投標。投標呢，想了一個理由，就是說我們這個船拉回來以後，要做個賭船，因為你不能說還用於軍事。所做賭船，就以這個名義投標就頭中了。實際上6個國家，中國這一方啊，是金額最小，金額最小，2千萬美元買下來了。可是這個徐增平呢，交了一點那個保證金，然後就馬上就香港金融危機，他就沒錢了。他也破產了，沒錢了。
沒錢了怎么辦呢？然後就總參出一個人，再加上他，到國內來找錢。最先找的是馬蔚華，結果馬蔚華當時是海南人民銀行行長。他這個人民銀行其實也沒有錢啊，他就把各個金融機構，召集在一塊兒，就說，能不能湊出2千萬美元來？他還不能說是軍方的事兒，就說有這么個生意，有個賭船，非常的便宜，2千萬美元。可是海南當時的金融機構都慘的很那，而且你這個東西，畢竟名不正言不順，最後就沒弄成。後來又找了幾家，最後也沒弄成，然後才找到我。　一開始我還不相，我說一個航母2千萬美元，不可能的，你就是沒完工的，也不可能。結果後來說，檔案。我說，你們跟那個烏克蘭簽那個協定，因為找到我的時候它已經投了標了，投中了。還差一個多月，付款期，還差一個多月就過期了。然後過了期還得重新招標。然後我看那個檔案，應該是真的，很規範，後來我說光你們說不行，你們還得給我紅頭檔案。結果紅頭檔案拿不出來，後來他們說，領導面談行不行？我說什麼領導？他說海軍副司令。

就是後來賀鵬飛（音）出來跟我談的，他承認，第一，這個船是可以用的。第二，這個船是海軍要的。為什麼海軍不能直接出面，為什麼國家現在拿不出錢來，他就沒有詳細說，但是我就了解這意思了，就我說，那行吧，既然是國家的事兒，我就出了。然後我就用我底下一個實業公司。因為當時證券公司底下也有公司，用一個實業公司，讓它去融資。把錢就給了。沒想到這個事情後來惹出麻煩來了，後來不知朱鎔基怎么知道了。朱鎔基就說，一個證券公司，它買什麼航空母艦，他肯定個人有好處，10%這是國際慣例啊。然後就派了6個部委聯合調查組，就查。查了一陣子，當時還批了16個字的批示，叫膽大妄為，嚴肅查出，以敬國法，以敬效尤。鎮國法是要掉腦袋的，鎮國法。但是查到底，因為我這個錢數還比較多，但是一共沒幾筆，最後是差，確實，個人沒有什麼問題，一分錢沒有拿。這證實了，他說你為什麼要辦這個事兒？我說因為這個軍隊的事兒，有那么個機會讓我幫幫忙，我也可以幫。而且是航空母艦這個東西，就賀鵬飛（音）的話了，這個是中華民族唯一的機會。

被廢棄時的瓦良格號航母

因為以前不會有人買給我們，以後也不會有。這是唯一的機會，如果錯過，他說我就連自己都不會原諒。

迷局

中財62、63級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財政部長金人慶，原央行行長、天津市市長、現任社保理事會黨組書記的戴相龍都出自中央財經大學，而且，都是62、63級。

財經黃埔

40年前，一個班級的50名新生興奮地面對即將開始的大學生活，他們沒有想到，後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會成為領導中國經濟的中堅力量。

這個50人的班級出現了30多位司局級以上幹部，且大多身處經濟要害部門，包括國家審計長李金華、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錢中濤、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總經理戴鳳舉、原光大銀行副行長王希坤、原華夏證券董事長邵淳等等。

這個班級就是中央財經大學金融系62級(1)班。

不僅如此，他們的同屆或者下屆校友也出現了不少政府高官，包括現任財政部長金人慶和原央行行長、現天津市市長戴相龍。

這無法不令人關注。他們從成長到步入巔峰的過程正是中國經濟全面轉型的過程，他們是當前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是左右中國經濟改革未來方向的力量。

可以說，中財大金融系62級(1)班這一特定群體是當前中國財政金融主力團隊整體氣質的一個縮影。因此，我們試圖通過中財大金融系62級(1)班復原出這個群體的共性特徵。其中的意義在於，了解這個主導群體的特質，了解他們的人生經歷、知識結構、思想歷程，有助於理解、判斷中國經濟改革的現狀與未來的走向。

同一個班級的大多數同學後來都成為中國經濟要害部門的當家人，這個特定群體的特徵是中國金融業主導者的整體氣質的一個縮影。

中國財金黃埔系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原華夏證券董事長等等，這些響噹噹的名頭看似沒有一點聯繫，但是如果時光回到40年前，他們是在同一個教室讀書的同窗好友。

一個班級的貢獻

據金融系62(1)班班主任、現已76歲高齡的劉春陽回憶說，當時中財院60級為乾訓生，1961年因自然災害停招，62級實際上是中財招收的第一屆大學本科生，但也是建國以來最難考的一屆，該班的同學主要來自北京、上海、河北和江蘇，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農村學生占2/3之多。

他們畢業後到過農村、去過工廠、下過基層，然而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卻成為優秀的領導群體，堪稱中國金融黃埔系。看看這個班級的貢獻吧。

時光荏苒，當時的班支書戴鳳舉成了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班長楊任遠是原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廳長、現江蘇省人大常委，學習委員李金華是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文藝委員樊晡生為原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機關黨委書記，宣傳委員譚純喜是中國審計報社社長，小組長王希坤是原中國光大銀行副行長，課代表姚遂是原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還有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錢中濤、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曾廣宇、原華夏證券董事長邵淳、原上海市工商銀行行長沈若雷、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姚得驥，等等。

毫無疑問，對於他們，吸引我們更多眼光是他們的經歷，他們這些人身上聚集了當今中國領導者的諸多特質。這可以讓我們洞悉許多，包括中國經濟的變遷，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歷程及未來走向。

受教於計畫時代

現年70多歲的王佩真教授是當時金融系副主任。1952年7月畢業於人民大學的王佩真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據王佩真回憶，當時人民大學金融專業的導師都是蘇聯專家，專業課程基本上是蘇聯那一套，以至於在上研究生之前還不得不集中強化俄文。

王佩真給62(1)班主講的是基礎理論課——貨幣銀行學，其中資本主義部分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則依照蘇聯的那一套來講授，另有一些就是中國當時自己摸索出來的一點東西。

另一位老師，現年76歲的俞天一主要教授工商信貸與結算，這是一門業務骨幹課程。因為當時銀行有三大中心：信貸中心、結算中心及現金出納中心。俞天一解放前就在上海私人錢莊工作，解放後考進中國人民銀行，一直搞信貸工作。期間，他幾乎是一邊工作，一邊在人民大學學習，但學習的課程全部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黃皮書”。

據俞天一介紹，1957年反右時，中財院的一些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好多人被下放到廣西、雲南等邊疆地區，1959年，人民銀行總行便調他和其他幾個黨員去充實教師隊伍。兼有“土辦法和洋辦法”的俞天一比較重視業務實踐。他講課時也簡單介紹蘇聯的東西，但主要講中國當時怎么做，蘇聯的東西在中國怎樣實行，中國為什麼要這么做。

1965年下半年，由俞天一和劉春陽帶隊，金融系62級100人開赴武漢，到人民銀行武漢分行進行工商信貸課的專業實習。實習的3個月中，學生們分散到各辦事處、營業所，跟隨信貸員站櫃檯、跑工廠，親身體驗了基層信貸工作的酸甜苦辣。

接受《經濟》雜誌採訪的62級(1)班的同學都談到，當時的學生生活非常清苦，班上70%的同學靠國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學金生活，校園裡清一色的補丁衣服，許多人從1962年進校到1968年工作期間沒穿過一件新衣服。宿舍里沒有開水瓶，只有用大鐵壺打開水，常常喝涼開水。

儘管如此，當時大家卻滿懷熱情。李金華接受《經濟》採訪時回憶說，這與當時的整個社會氛圍有很大的關係，國家在遭遇自然災害之後，經濟形勢開始好轉，學先進人物的活動頻繁開展，1962-1966年期間整個形勢比較穩定，社會風氣很好。

王希坤回憶說，當時大家爭學雷鋒做好事，看到誰的被子髒了，就趁他不注意給他拆了洗了、縫好疊好。王希坤還學會理髮，免費為同學服務，在班上男女生頭上都下過剪刀。

那時的學生很單純、很理想化，沒有想過今後要當什麼官掙多少錢。邵淳回憶說，當時校園裡流行一句口號：“我們要為黨工作50年”，為鍛鍊身體，他每天早上跑10圈，然後再玩半個鐘頭槓鈴；為鍛鍊意志，在酷熱的夏天，在樓中間滿是碎石子的平台上，跟同學光著腳比跑步，看誰先趴下，身上曬得冒煙也咬牙挺住。邵淳說，這也使他們這幫人都養成了一個特點：幹事特認真，幾十年如此。

臨近寫畢業論文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966年4月1日，學校正式停課，學習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紅旗雜誌。兩個月後，畢業分配的初步方案出來，除了部分留校任教，大都分到財政、銀行系統。但隨著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分配方案反反覆覆改動7次，在“砸爛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方針指引下，原來65%留京的分配方案也“砸爛”了，畢業分配徹底遵循“面向基層、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原則。在“文革”中成為“保守派”的金融62(1)班，無一人留京，大都被送到新疆、寧夏、甘肅、青海、廣西、陝西、雲南等艱苦地區，並且多數人直接到村里報到，跟當地社員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姚遂說，當然同學們滿懷革命熱情，“我是黨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大家不但毫無怨言，而且還做好紮根基層的思想準備。

十年基層磨劍

“文革”的出現對他們的人生是影響頗大的。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全國進入無序狀態。62級的畢業分配被迫拖到1968年。周恩來同志在北京高校視察一圈後指示，給本應在1966年7月參加工作拿工資的同學們發見習工資，1967年7月同學們從學校領到46元的工資。1968年6月，最終的分配方案出來，同學們拿著報到通知單奔赴祖國各地，許多人還把離校的日子定在7月1日。

邵淳介紹說，當時他們年級100人中，有一半的人到20幾個省的縣人事局報導，一半是留中央各部委，但在各部委報到後又一個派遣證把他們送到縣以下的更基層，只有一個同學留在北京密雲縣。邵淳是1968年8月到河北省衡水地區故城縣報到的，然後就到村里種地，一同去村里還有其他6個大學生。

從北京到了僻遠的鄉鎮，他們所學的金融知識也一下子沒了用武之地。同時還得克服物質匱乏帶來的種種不便。為了紮根基層，有的同學還在當地找對象、成家立業。接受《經濟》採訪的同學表示，當時連到地區工作都沒有想過，更不要說調到省城、回到北京。據曾廣宇說，當時其他什麼都可以拋開，但對自己的專業戀戀不忘。1970年抽到縣文藝宣傳隊的曾廣宇找到縣委宣傳部，提出希望調到銀行工作，但宣傳部長以“我們縣裡找銀行幹部容易，找一個宣傳骨幹很難”為由拒絕。邵淳上班的縣文化館對面就是一家銀行，但縣文化局領導也沒有同意他的調動申請。

據《經濟》不完全統計，金融62(1)班的同學在縣以下基層大都工作了10年以上，都在當地組建了家庭。

李金華在接受《經濟》採訪時還說，從現在許多省委書記、部長的簡歷就不難發現，好多人年輕時都插過隊，當過生產隊長、支部書記。

知識結構轉型

十年“文革”終於結束。

社會發展又回到正常的軌道，政府工作的重心也逐漸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讓知識分子歸隊”等系列措施下，62(1)班的同學也隨著經濟建設的大潮逐漸浮出水面。一些“蟄伏”於基層的同學一下子被提拔到地區銀行或省分行，希望調走的同學則被留下，有些省市甚至“按圖索驥”把尚在縣鄉默默無聞的同學調走。

1980年代中期，部分同學開始走上省級金融機構的領導崗位，並開始陸續調回北京。與此同時，這幫人工作的行業也開始分化。有做教師的，有從事審計工作的，有乾保險的，有做政府管理的，但絕大部分還是在銀行工作。

從計畫到市場，整個社會都經歷一場裂變。這批同學早年接受的是蘇聯式的教育，課程中很少有商品經濟的內容，從他們上中學、念大學到基層工作，國家一直搞計畫經濟；當他們躍上經濟建設的舞台時，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知識結構的轉型。尤其到了1990年代，在他們成為中國經濟建設、金融業發展的主力軍時，他們的知識結構就不僅僅只影響個人的發展了。

原來長期在國有銀行工作的王希坤，1992年到了股份制商業銀行，一下子面臨著更大的轉變。王希坤說，以前是計畫模式，現在更貼近市場，就必須深入實際，從頭再學。

1993年參與組建華夏證券的邵淳也坦承，開始感到很不適應，他便自學計量經濟學、個體經濟學，讀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研究邊際效益、效益遞減等，還跟接觸的不同行業、不同對象學習，並一直持續至今。邵淳說，跟上大學時老師一瓢水灌下來不一樣，現在的學習是圍繞具體問題補充知識，針對性很強。

李金華則認為，在後來工作的幾十年中，他也是一邊自學，一邊參加黨校及一些培訓班系統學習，尤其在乾審計之後，對財政、金融、企業等都要十分熟悉，否則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審計工作很難開展。

自己眼中的自己

正如姚遂所言，他們學這個專業有點“歪打正著”，當時是冷門，後來從計畫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後，一下子熱了起來，他們這些人也成為香餑餑、熱點人物。

然而，對於“班上為什麼出這么多高官”之類的疑問，姚遂認為，在當時各種政治活動、政治宣傳以及老師的言傳身教下，他們這幫人的社會責任感及集體觀念都很強，能以大局觀為重，不會謀取私利，所以幾十年來，他們班上沒有一個人落馬。

王希坤認為，戴鳳舉、楊任遠、張懷儉、李金華等幹部在班裡很有號召力，全班同學能擰成一股繩，在這種氛圍薰陶下，不管當不當班幹部，主人翁意識都很強，組織協調能力都不錯，所以到一定領導崗位時，不但自己能盡心盡職地乾，還能帶動其他人，決不會是孤家寡人一個。

邵淳也承認，由於從基層甚至農村一步一步幹上來，他們非常清楚中國的國情，工作非常踏實，即使身居高位，也都很樸實，思想仍很單純；同時從艱苦的歲月中走過來，以後工作中出現的什麼困難，都感覺沒什麼大不了的。“經歷的所有挫折和痛苦都是財富，流過的每滴淚水和汗水都是珍珠”，邵淳對此深信不疑。

對於班上許多同學能夠一步一步走上領導崗位，李金華說，幾十年後回頭看，除了自身的人品、知識結構、業務能力等之外，也還要靠機遇。李金華認為，在他們成長過程中，國家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很大的機遇，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急需經濟建設、經濟管理人才，當然，大機遇下還有自身的努力。

自1990年以後，62(1)班陸續回到北京的已有20多人，在其他省市的同學也基本到了省城。對於“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巨大變化，姚遂說，這是“時勢造英雄”。

金融黃埔集團軍

1924年6月，廣州長洲島，一所新型陸軍軍官學校創辦，學校以“親愛精誠”為訓，一時群英薈萃，成為中國近代著名將帥的搖籃。

儘管黃埔軍校在1938年被日軍炸毀，但其培養人才的模式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得到承傳，即選派重要幹部到學校任職任教，培養專門型、實用型高級人才。

1949年11月6日成立的華北稅務學校便是如此，當時的財政部稅務總局局長李予昂兼任校長，培養對象主要為全國省市稅局科長級在職幹部，為迅速建立起新中國自己的稅務體制起到重要作用。直到1960年以前，這所學校幾經演變，但辦學目標未變，即“培訓財政、金融系統縣局、行長以上的領導幹部，並為各財經院校培養師資”。

1960年，學校更名為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在保留幹部培訓學校的同時，開始招收高中應屆畢業生，但實質上從1962年起招，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招，到1978年復校為止，學校培養的正規畢業生僅有4屆，為2000人左右。但就是這四屆，竟出了眾多中國財政、金融領域的高官。

“財長”金人慶

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不僅與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同一年進校，而且經歷也非常相似。李金華的寢室北樓，而財政系的金人慶住西樓，二人同為班上的學習委員。1968年畢業時，李金華去了西北，金人慶則被分到西南，在雲南永勝縣糧食局工作，期間，金人慶養過豬、扛過糧包、當過糧店會計。

1977年9月，金人慶被提拔為縣糧食局副局長，後又調任縣財貿辦副主任、財貿黨委副書記。1980年至1983年，金人慶從縣委常委逐步升遷為縣長，之後調任雲南省麗江地委委員、行署副專員。

1985年起，李金華調審計署任副審計長，而金人慶也被提拔為雲南省副省長。金人慶擔任副省長的6年間，社會的評價是他扶持起雲南的菸草行業，不是以簡單的減稅、撥款方式，而是運用多種調節手段，促進了雲南經濟的飛速發展。

1991年9月，金人慶也調回北京，出任財政部副部長，4年之後，又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數月之後，金人慶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1997年12月他又當選為北京市委常委、副書記。1998年4月，金人慶再次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3個月後，調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

天津市長戴相龍

1963年從江蘇儀征考入中財院會計系的戴相龍，在學校只完整的學習了3年，1966年4月1日學校停課之後，直到1968年與學校其他幾屆一起參加畢業分配，到了雲南省圭山煤礦工作。在圭山期間，戴相龍到井下挖過煤、當過煤礦會計，至1970年代中期調到省煤炭局任政治部幹事。

到1980年代初，國家組建農業銀行，戴相龍也得以調任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分行撥款處副處長，其20餘年的銀行生涯從此拉開序幕。隨後，戴相龍又先後調任江蘇省豐縣副縣長、農行江蘇分行副行長，至1985年調回北京，10年間，在經歷過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中國交通銀行副董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等職位之後，1995年6月，在全國人大第八屆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戴相龍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這裡戴相龍一乾就是7年多。在就任人民銀行行長期間，戴相龍將對自己及手下的要求歸結為一副對聯：上聯是“穩定幣值促發展”，下聯是“依法監管保穩定”，橫批是“廉潔敢管”。戴相龍說，他肩負著重大歷史使命，絲毫不敢懈怠。

2002年12月，戴相龍調任天津市委副書記、代市長。今年1月24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戴相龍正式當選為天津市市長。社會各界普遍認為，具有豐富金融系統工作經歷的戴相龍的到來，將會對天津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

男，漢族，1943年7月生，江蘇如東人，196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6年9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高級審計師。

1962—1966年　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金融系金融專業學習

1985—1997年　審計署副審計長、黨組成員（其間：1993．03—1993．05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1997—1998年　審計署副審計長、黨組副書記

1998—2007年　審計署審計長、黨組書記（其間：2001．03—2001．05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2006．05—2006．07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2007—2008年3月　審計署審計長、黨組成員

2008年3月—2013年 　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

中共十四大當選為中央紀委委員，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