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學校開辦於1925年7月，由漢陽兵工廠總辦劉文明呈請陸軍部立案並轉咨教育部備案，原名為漢陽兵工專門學校，具有大學性質。設制機、製藥兩科，學制4年（預科1年，本科3年），經費由漢陽兵工廠籌撥。招收正科和選科兩類學生。正科生年齡20歲以下，身體強健，具有舊制中學或甲等工業學校畢業文化程度，後招收高中畢業學生。畢業後由兵工廠委任職務或由兵工廠呈陸軍部派充師旅軍械官，成績最優者呈請陸軍部派往國外留學深造。選科生不限資格，選習科目超過學校規定科目半數以上並考試及格者，發給修業證書。學校設在漢陽兵工廠內，由漢陽兵工廠廠長兼任校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軍政部兵工學校
- 創辦時間：1952
- 所屬地區：漢陽
- 類別：私立
歷史沿革,辦學特色,人才影響,大事記,
歷史沿革
1926年9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該校被國民革命軍接管，改名為國民政府漢陽兵工專門學校，鄧演存任校長。1928年行政院軍政部接辦該校，對學校進行整頓。1929年由漢陽兵工廠呈經國民政府行政院軍政部立案並轉咨教育部備案，定名為“軍政部漢陽兵工專門學校”，設於漢陽兵工廠內，以造就兵工專門學術人才為宗旨，設制機、製藥兩科。學期年限預科1年、本科3年。每年招生50名，要求身體強健，年齡不超過24歲，在高中修業2年以上或畢業於甲種工業學校。學習期滿考試及格後，分派各兵工廠實地練習1年，練習期滿由兵工廠委任職務或由軍政部派充其他各兵工廠及各師旅任用，成績優異者派遣留學深造。
1932年9月該校遷至南京中華門外新址，改名為軍政部兵工專門學校。許徵、李待琛、梁強先後任校長。1934年10月修正公布的《軍政部兵工專門學校暫行章程》規定：兵工專門學校隸屬於軍政部，校務進行事宜受兵工署署長指導，學校設造兵、製藥兩科（1937年改為造兵系、套用化學系）。截止抗戰前，該校畢業學生188名（不含軍械人員訓練班受訓人數），充實了各兵工廠的技術力量。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該校於1937年11月遷至湖南株洲。1938年1月遷至重慶，先在市區五福街至聖宮複課，後於1939年5月遷至市郊沙坪壩小楊公橋以避日機空襲。同年12月改名為軍政部兵工學校。梁強、方光圻先後任校長。為加強管理，將造兵系、套用化學系劃歸大學部，將各種訓練班劃歸專科部。在1940年2月頒布的《修正軍政部兵工學校條例》中規定：“本校掌管兵工技術人才之教育，並兵工學術之調查研究及圖書編譯等事宜。”學校教育分大學部（設兵工學系、套用化學系）、專修科（軍械或兵工技術科、工廠管理科）、訓練班（軍械人員訓練班、初級軍械技術班、特別訓練班、兵工技術人員補習班）三個層次，經該校培養訓練的人數增多。
抗日戰爭勝利後，兵工學校隸屬聯合勤務總司令部。1947年5月由重慶遷回南京湯山，同年9月又遷上海吳淞。1948年1月，兵工學校接收裝甲兵學校戰車技術研究班和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化學兵幹部培訓班，進行改組擴編。教學機構設兵工工程學院和訓練部。兵工工程學院由造兵系、套用化學系和戰車工程系（戰車技術培訓班改編）組成；訓練部由兵工勤務組、化學兵組（化學兵幹部訓練班改編）組成。此外還設有氣象隊、防毒隊、戰車工程學習隊等各種臨時訓練班，規模比抗戰期間大得多。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兵工學校從上海遷往台灣花蓮港。
辦學特色
兵工學校作為民國時期培養中高級兵工技術人才和軍械人才的全國唯一軍事工程技術高等學府，在辦學過程中形成了較為鮮明的特色。
首先，選拔嚴格，生源質量高。兵工學校開辦後，從1925年至1948年共招生12期。1925年在武漢、北京、上海招收第一期新生時，由於當時“五卅運動”風雲激盪，國內民族主義運動興起，愛國青年對兵工學校非常嚮往，加上該校公費待遇，一切費用均由學校供給，就業有保障，畢業後一定能在各兵工廠或兵工署的範圍內分配到合適的工作，又有選優出國的機會，所以對廣大平民學生極富吸引力，因而投考踴躍。舊中國大學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因此投考者中也不乏大學肄業生。第一期報考2000餘人，錄取40名，錄取率高達1：50；第二、三期的錄取率都高達1：30，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12期。[5]據自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擔任兵工學校校長的杜文若回憶，“兵工學校每次的招生人數很少，一般為三四十人，而報考的人數則很多，一般說來，總是一與數十之比。所以在舊中國能考上兵工學校是很不容易的。當我在兵工學校任職的時候，記得有一位兵工界的同事告訴我，有一次兵工學校補招7名插班生，而報考者竟達2000人之多。”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對兵工學校的青睞程度。眾多的投考者便於兵工學校通過嚴格的選拔考試從優秀生源中精選英才，也為日後培養兵工界精英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其次，牢固樹立質量第一意識，重質不重量。兵工學校的招生規模不大，1925-1948年共招收本科學生12期，入校610人，畢業453人。專科部從1934年開辦以來，共招收6期，入校336人，畢業223人。該校在校學生人數通常不超過一二百人。裝甲兵學校戰車技術研究班併入後，從1940年以來畢業學員191人，經核定為兵工學校大學部畢業學員。兵工學校先後培養的高中級兵工技術人才總計800多人。據說，作為上級主管部門的兵工署對兵工學校的要求，歷來是重質不重量的。儘管兵工學校的招生規模不大，但其教學設施卻配備齊全，抗戰勝利後經過改組擴編的兵工學校有較完善的理化館、兵器館、戰車館、圖書館、實習工廠、印刷所等設施外，還有校外各兵工廠、汽車修配廠、彈道研究所、套用化學研究所、兵器研究所等單位，提供實習、實驗場地，能夠滿足精英教育的需要。
第三，課程體系完善，兼重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教育。儘管兵工學校是一所軍事工程技術類院校，但在課程設定上並不只重軍工專業技術，而是兼重基礎理論和專業技能。兵工學校的課程體系第一年主要是基礎課程。由於20世紀20-30年代國民政府與德國形成全面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因此兵工學校將德語作為第一外語；第二年學習套用力學、槍炮構造原理等兵器工業基礎理論課程；第三年學習彈道學、火藥學等較為深入的專業知識；第四年除安排實習外，還要學習工廠管理等課程。這些課程設定由淺及深、循序漸進，在一、二年級注重使學員打下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三、四年級則注重提高學員的專業素質和實踐能力。尤為可貴的是，20世紀30年代著名兵工專家李待琛任兵工學校校長時期，為提高學員的理論水平和套用能力，將國際先進的教育理念引進兵工學校，增加了《軍事與技術》、《兵器計算》等基礎課程。《軍事與技術》是為了開闊學員的視野和思路，明確在新兵器設計之前，需要了解現實的軍事戰略意圖，論證戰術與技術上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兵器計算》是為了徹底擺脫中國手工業生產兵器的落後方式，藉助科學計算和理論推導，加強兵器設計的精密化、定量化和科學化，這是培養高素質兵器工程技術人員的必經途徑。[9]這一課程改革措施進一步夯實了兵工學校學員的理論功底，完善了學員的知識結構，使其技術運用具有理論的支撐。
第四，多方選聘一流師資，實行開放式辦學。兵工學校屬於軍事系統單位，其師資最先是在兵工系統特別是兵工署範圍內延聘有專長的學者包括早期的兵專畢業生擔任講授，專任教授很少。儘管兵工署所轄各兵工廠的廠長和工程師大都具有留學德國、美國、日本的經歷，實踐經驗豐富，但師資來源仍顯單一和封閉。抗戰內遷重慶後，兵工學校藉助毗鄰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的便利條件，以優厚待遇大量延聘兵工系統外的一流師資力量，提高辦學水平。兵工學校對被聘來校講課的中央大學教授，除照發其在大學的薪金外，還使其享受兵工學校對教授的一切待遇，包括宿舍、上下課僱傭滑竿接送以及其他福利等等。由於抗戰時期大學教授薪金很低，生活困難，到隸屬軍事系統的兵工學校兼職兼薪，教育部不便干預。再加上兵工學校生源優秀，實驗儀器、實習工廠以及其他教學設備比較齊全，所以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願意來此兼職教學。因而兵工學校除了有關兵器製造和火藥的專門課程系聘請兵工方面的專家擔任外，其他課程絕大部分聘請中央大學教授兼任。為從制度上解決師資來源問題，兵工學校從1945年起教師由委任制改為聘任制，與教育部各大學教師享受同等待遇。這使學校得以順利聘請各大學著名教授任教，同時學校還在兵工署機關及兵工廠中遴選專家學者來校任教。
由於兵工學校招生選拔特別嚴格，課程設定精當，教授從優選聘，校風樸實敦淳，所以成為民國時期辦得較好的一所軍事技術學校。兵工學校的各屆畢業學生普遍受到用人單位好評。1933年，俞大維出任兵工署長後，重視選派兵工科技人員出國學習，加強中外兵工技術的交流。他規定每年在兵工學校的學員中“擇其成績優異者，派往國外留學，資以深造。”兵工學校歷屆畢業生中考入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等部門派往外國留學者98人，學生趙國華、徐皆蘇等考取中英庚款及教育部保送留美公費研究生。該校畢業生多能不負所學，成為軍事工業以及相關國防科技部門科研、教學和生產等方面的技術中堅力量，部分畢業生更是成為出類拔萃、卓有成就的國防科技人才。如後來成為“長征一號”火箭總設計師、1999年在國家為表彰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大會上獲獎的任新民院士，成為“長征三號”火箭總設計師的謝光選院士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兵工學校客觀上還為新中國軍事技術教育的開展準備了重要的師資力量。曾任兵工學校彈道研究所少將所長、著名的彈道專家張述祖教授，著名的機械和火炸藥專家沈正功教授，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專家馬明德教授和岳劼毅教授，化學家曾石虞教授，兵器製造專家趙國華教授，火炸藥專家鐘以文教授等拒絕隨兵工學校撤往台灣，上海解放後聯名寫信給華東軍政委員會，要求恢復兵工學校，發展軍事科技，改進部隊裝備。陳毅元帥高度重視他們的意見，將這些軍工界專家組織起來，成立華東軍區司令部軍事科學研究室，為改進部隊技術裝備發揮專長。1952年8月，軍事科學研究室奉中央軍委命令北上，參加籌建新中國第一所綜合性高等軍事技術院校——軍事工程學院，成為建院之初師資力量的重要來源之一。張述祖教授被任命為科學教育部部長，沈正功教授兼任技術勤務部計畫處處長。曾石虞、趙國華教授任各基礎課教授會的負責人。他們為軍事技術人才培養和國防現代化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才影響
兵工學校是近代中國所創辦的屈指可數的軍事技術院校中成績較好者，其辦學特色對於今天國防科技人才的培養也具有啟示意義。
首先，國防科技人才培養必須解決好規模與效益的關係。國防科技屬於高、精、尖技術領域，其人才培養規模注定不會很大，但人才培養質量要求極高。國防科技人才培養的特點決定了軍事技術院校必須牢固樹立質量意識、精品意識，嚴格選才，精心培養，既不能貪圖辦學規模越大越好，也不能盲目跟從其他類型院校的辦學思路。堅持小而精的辦學理念，以鮮明的特色、準確的定位、一流的質量取勝。
其次，國防科技人才培養必須解決好基礎理論與專業技能的關係。國防科技人才是負責武器裝備研發和部隊裝備保障的專門技術人員，專業技能的培訓注定是國防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內容，但是國防科技發展的特點又決定了人才培養不能只重專業技能培養而忽視基礎理論。因為國防科技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在軍事領域的運用。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在院校學習得來的專業技能短時間內就會落伍，只有憑藉厚實的基礎理論功底才能保證國防科技工作者及時完善知識結構，跟蹤當代科技發展的前沿。所以兼重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教育，培養學者型軍事工程師，是國防科技人才保持強大發展後勁和不竭創新能力的重要保障。
第三，國防科技人才培養還要解決好封閉與開放的關係。高質量的人才培養需要有一流的師資、完善的教學設備和通暢的學術信息。當前國防科技人才培養主要集中在軍隊院校進行，國防科技的尖端性特點要求實行嚴格的保密紀律。軍隊院校封閉的辦學機制與培養高質量的國防科技人才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嚴格落實保密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樹立開放辦學的新思路，加強與軍內兄弟院校、地方高校和科研單位、世界高水平大學的交流與協作，實現教育資源共享，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和渠道提高國防科技人才的培養質量。這樣既拓寬了辦學渠道，也充分發揮了軍地各自優勢，從而提高了辦學效益和質量。
大事記
1939年，改制為“軍政部兵工學校”。
抗戰勝利後，改名為“兵工工程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