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形成
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華北許多城市相繼淪陷。國民政府緊急籌備搬遷受到日軍威脅地區的兵工廠。同時遷都重慶。當時政府的決策者對形勢估計不足,企圖將戰場穩住在平原與山區接壤的“三陽”(河南洛陽、湖北襄陽、湖南衡陽)一線,決定將“三陽”以東的江蘇、河南、山東3省和南京市的兵工單位遷到“三陽”以西的四川、湖南、湖北、陝西等省。1937年9至11月,進行了兵工單位第一次大遷徙。搬遷的單位13個。遷往陪都重慶和重慶周圍的有
金陵兵工廠、彈道研究所、百水橋研究所、套用化學研究所、鞏縣兵工分廠、軍用光學器材工廠籌備處(後因氣候潮濕不宜光學器材製造,再遷雲南)等5個。
戰局的發展,打亂了國民政府的應變計畫。1937年11月,隨著上海、太原等城市淪陷,日軍向西北、華中、華南推進,迫使廣東、湖南、湖北、陝西原有的兵工廠和剛遷入的兵工廠向四川、廣西、湖南西部、貴州、雲南遷移。1938年1至12月,進行了兵工單位第二次大遷徙。
搬遷的單位14個,其中第二次搬遷的6個。遷往陪都重慶周圍的有廣東第二兵工廠、兵工署第三工廠(原上海煉鋼廠)、株洲兵工廠的制槍彈部分(後建制為兵工署 第二十五工廠)、炮兵技術研究處並株洲兵工廠的制炮彈部分(後建制為兵工署第十工廠)、鋼鐵廠遷建委員會(抗戰勝利後改名兵工署第二十九工廠)、
兵工學校、航空兵器技術研究處、陝西第一兵工廠籌備處(原濟南兵工廠,後改名兵工署第三十工廠)等8個。
1939年9、10月間,日軍進犯湖南長沙;11月,日軍從欽州灣登入侵入廣西;1940年1月,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三個大漢奸在青島開會,籌組偽中央政府。抗日戰爭形勢進一步惡化,迫使雲、貴、川以外的兵工廠向雲、貴、川遷移。
1939年11月到1940年10月進行了兵工單位第三次大遷徙。搬遷的兵工廠6個,其中第二次搬遷的5個。遷往陪都重慶周圍的有兵工署第一工廠(原漢陽兵工廠)、兵工署第二工廠(原漢陽火藥廠)、兵工署第十一工廠(原鞏縣兵工廠)、兵工署第四十工廠(原廣西兵工廠籌備處)等4個。
1940年10月,大遷徙結束。遷川單位和重慶原有的川康綏靖主任公署武器修理所、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子彈廠、為川康綏靖主任公署訂製兵器的私營華興機器廠、籌建中的重慶電力煉鋼廠統一調整組合,建制為軍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廠、第二工廠、第十工廠、第二十工廠、第二十一工廠、第二十三工廠、第二十五工廠、第三十工廠、第四十工廠(1944年底改制為分廠)、第五十工廠等10個兵器生產廠,航空兵器技術研究處(1942年改制為第二十七工廠)、彈道研究所、套用化學研究所等3個科研單位,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第二十四工廠等2個原材料生產廠,兵工專門學校1所。
這些單位分布在陪都重慶及其周圍的四川省江北縣、巴縣、綦江縣、萬縣、瀘縣(除瀘縣外,其餘縣現屬重慶直轄市),構成了集兵器生產、科研、專業人才培養、原材料生產於一體的重慶兵工基地。後又在這個基地內新建了兵器生產廠第二十六工廠、原材料生產廠第二十八工廠。國民政府主管兵器工業的機關軍政部兵工署於1939年4月遷重慶,直接管理重慶兵工基地。
支撐抗日戰場
重慶兵工基地集中了中國的主要兵工廠和主要鋼鐵廠、全部兵器科研機構和唯一的兵工專門學校,擁有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機器設備,掌握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製造技術,生產當時中國能生產的各種兵器。在重慶兵工基地之外,雲南、貴州、湖南、新疆、甘肅、浙江、山西還有兵工廠(其中雲南2個、貴州3個,其餘省各1個),它們的兵器產量微不足道,而且大多不供應抗日正面戰場。
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期間兵工署所屬廠的兵器產量為,戰車防禦炮94門,迫擊炮1.37萬門,機關槍9.61萬挺,步槍57.16萬支,手槍0.35萬支,擲彈筒4.09萬個,後裝炮炮彈160.87萬發,迫擊炮彈609萬發,各種槍彈102733萬發,擲榴彈、槍榴彈805.49萬發,手榴彈2207.35萬枚,甲雷79.93萬枚,飛機炸彈520枚,黑色火藥840噸,無煙火藥42.1噸,炸藥274.1噸,防毒面具50.9萬副,濾毒罐5.12萬個,以及信號槍、信號彈、炸藥包等。這些兵器絕大多數是重慶兵工基地生產的。
重慶兵工基地生產的兵器都是輕兵器,而且性能不高,殺傷力不大,成為抗日軍隊的“致命傷”。但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是全民戰爭、運動戰爭、持久戰爭,輕兵器是抗日戰爭不可或缺的武器。
據兵工署外勤司1948年7月31日統計,抗日戰爭期間列入統計範圍的15類兵器中,迫擊炮,重機槍,槍榴筒和擲榴筒,槍榴彈、擲榴彈和手榴彈4類自給有餘,輕機槍、步槍、迫擊炮彈、槍彈4類自給63-99%,其餘7類是沒有持續生產或沒有生產。生產量不足或沒有生產的兵器來自戰前儲備、抗戰初期購買和封鎖縫隙中運進。被日軍嚴密封鎖的“戰爭孤島”中的中國兵器工業,經過全體員工的艱苦努力和大後方人民的大力支持,所產兵器能夠基本滿足正面戰場的需要。這些兵器幾乎都是重慶兵工基地生產的,是重慶兵工基地支撐了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
抗敵意志
戰爭時期,軍事工業是敵人打擊的重點之一。近代以來、特別是有飛機以來的戰爭更是這樣。日本蓄謀侵略中國,其間諜機關對中國軍事工業的情況早就弄得一清二楚;戰時軍事工業的動態他們也一一掌握。那時中國的軍事工業主要是兵器工業,因此日本侵略軍將中國的兵工廠、兵器科研機構、兵工署主管的鋼鐵廠列為轟炸破壞的重點。盧溝橋事變後10天,日軍飛機就開始轟炸廣東第二兵工廠。
接著對其他兵工廠和鋼鐵廠也進行轟炸。主要的兵工廠、鋼鐵廠先後被轟炸10多次。重慶兵工基地的單位在遷入基地前和遷入後被日機轟炸約計73次,炸死員工和家屬191人,炸傷343人,炸毀、炸壞的廠房、機器設備、住房和其他設施無法計算。
那時中國的空軍很弱,抗戰開始後不久就被日軍摧毀;防空火力也很弱,敵機肆虐如入無人之境。重慶兵工基地的工廠修建時都採取了防空措施:工廠建在靠山隱蔽的地方,廠房分散修建,儘可能建造地下廠房,開鑿藏人的防空洞。比如,第五十工廠建在兩山之間的山溝中,地上廠房隱蔽在樹林裡,地下廠房建在岩壁中。建有生產用防空洞6個,面積12700.82平方米,安裝了所有的重要機器設備;掩蔽人員的防空洞14個,面積11363.72平方米,能容納全體員工和家屬。日軍大批飛機兩次猛烈轟炸這個廠,造成居住區不少房屋被毀和人員傷亡,但廠房和機器設備沒有受到破壞,生產沒有因此而停頓。其他各廠也有因地制宜的防空措施。“以柔克剛”成為應對轟炸的要策。
敵機的瘋狂轟炸,動搖不了兵工員工的抗敵意志。他們掩埋好死者的屍體,修理好被炸壞的機器設備,繼續夜以繼日地努力生產,沒有一個廠因被炸而停工一天。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激勵中國人民堅持反侵略戰爭,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工業城市
前人從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總結出“多難興邦”這句成語,重慶的發展驗證了“多難興邦”的哲理。日本侵略給重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抗日戰爭使重慶成為新興的工業城市。在這一演變過程中,重慶兵工基地的建立和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抗戰前的重慶工業並不發達,甚至可以說是比較落後。由於日本侵略,重慶成了陪都,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堡壘。重慶兵工基地擔負起支撐抗日正面戰場的重任。兵器工業不能孤立地生存和發展,需要其他工業的配合和支持。製造槍炮,只有機器設備不行,還需要優質鋼材和特種鋼材;製造彈藥,需要銅、鉛等多種金屬材料和多種化工原料。要讓機器設備運轉起來,需要電力、煤焦、油類。要把原料、材料送到生產場所,把製成的兵器送到前線,需要交通運輸。員工的衣、食、住、行,需要輕紡工業產品。和平時期這些物資可以從國內或國外購置,“戰爭孤島”中只能就地解決。這就要求在重慶兵工基地範圍內新建或擴建鋼鐵工業、礦冶工業、煤炭工業、電力工業、化學工業、交通運輸業、輕紡工業、等等。重慶兵工基地各廠遷來時帶來了大批機器設備,定居下來後又從多種渠道增添了大批機器設備。抗日戰爭結束時,兵器生產廠共有機器設備11991部,技職人員和工人39808人(另有護廠士兵和雜工3305人),構成了巨大的裝備製造能力。要維持兵器工業的正常生產,配套的和相關的工業必須相應發展,重慶因而很快成長為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