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運動與作家創造

內容簡介

本書是以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並吸收評審和參加答辯會專家的意見增刪、修訂而成的。杜甫人格偉岸崇高，詩歌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詩歌史、文化史上永遠之豐碑，然其生平坎坷，一生啼飢號寒，傷時憫亂，憂國憂民，筆者心深愛之。然而，愛好不等於能夠研究，更何況杜甫研究自古稱“學”，碩果纍纍，千家注杜，蔚為大觀。因此，筆者選擇杜甫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博士論文題目，自然有不自量力、力不從心之感。但是，在中國詩史甚至中國古典詩歌理論研究中，如果避重就輕，繞開了杜甫，很多問題、很多現象很難得到清楚的解釋，因為杜甫詩歌確實是中國古代詩史發展的頂峰，是既“集大成”又“開詩世界"的重大轉關，是中國古典詩歌理論成就與特色的現實表現(最近出版的楊義先生的《李杜詩學》就是從中國古典詩歌理論的角度研究、總結李、杜詩歌成就的開創性著作)；就杜甫研究本身而言，不少問題也有待於深化，比如杜甫的詩歌創造就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詩歌史的發展為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條件、藝術經驗，有鑒於此，本文就試圖將杜甫詩歌活動放在特定歷史階段的詩歌流變、詩史運動中作綜合考察。這種研究論題還涉及如何確認影響關係、如何解釋作家的繼承與創新關係等文藝學命題，而現有的有關研究理論與模型，如傳統文學研究通過尋找字句出處以確認影響關係、當代文藝學對於作家繼承與創新關係大而化之的解說等，在面對具體的文學史問題時缺少深刻的解釋力，這就更增加了此項課題研究的難度。由於個人學養、才力以及時間之不足，目前提交的是個人讀杜、研杜的一點心得而已，是筆者奉獻給詩人杜甫的一瓣心香。筆者殷切地期待著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筆者想這不僅對筆者個人是一種幫助和提高，也是深化筆者們共同深愛的詩人杜甫研究之需要吧。

媒體評論

序

授業解惑，樂莫大焉，而收懷東為弟子，乃我生平一大樂事也。今聞其博士學位論文即將出版，問序於我，更是喜不自勝，遂欣然命筆以述原委雲。

懷東皖人，勤奮好學。嘗從母校北京大學中文系孫靜先生攻讀碩士研究生，專治魏晉南北朝文學，苦學三載，學識大進。一九九七年秋，懷東來山東大學，從我研治隋唐五代文學。入學之始，我即指定“杜甫與六朝文學”為其博士學位論文，以便發揮其所長，冀收事半功倍之效。

魏晉六朝，誠如魯迅先生所說，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但自唐迄今，千餘年來，對六朝文學的評價，卻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大概言之，貶多於褒，毀多於譽，甚至在某個時期，幾近全盤否定。對六朝文學的評價，涉及許多重大文學問題，甚或關係到對文學本質的認識。但直至近二十年來，對其評價方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而詩聖杜甫，可謂是公正評價六朝文學之第一人。杜甫之前，對六朝文學幾乎是一片撻伐之聲。隋末大儒王通，對六朝文學攻擊不遺餘力。其《中說?事君篇》云：“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當為“均”)、孔(稚)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誇人也，其文誕。或問(劉)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跳，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對南朝文人幾乎——罵倒，其所肯定者，僅顏延之、王儉、任坊數人而已!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亦云：“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降及李唐，對六朝文學的譴責之聲仍不絕於耳。唐初史臣，對六朝文學多持批判態度，《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更直斥集南北朝文學之大成的庾信為“詞賦之罪人”。“初唐四傑”雖有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但其對六朝文學的認識仍有極大的偏頗。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啟》所云，與乃祖王通一脈相承；楊炯、盧照鄰輩，持論亦與王勃無異。以高倡復古為革新的陳子昂，對六朝文學更是一筆抹倒。大詩人李白，時或難免子昂的偏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又曰：“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但太白在創作實踐上對六朝文學還是頗多借鑑的，尤其對謝跳情有獨鐘，讚不絕口，可謂“一生低首謝宣城”，太白的創作和理論是充滿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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