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行書
字型,是五大字型之一,即篆書字型、隸書字型、草書字型、楷書字型、行書字型。行書字型是繼楷書之後產生的一種書體,產生在漢代。行書字型,到了東晉
王羲之發展成熟,達到頂峰,兩千年無出左右。唐代理論家
張懷瓘《書斷》說“行書者,乃後漢潁川
劉德升所造,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故謂之行書。”劉德升小改楷書創造了行書,被稱為“行書之主”。行書相對楷書而言,比在楷書之後。書法的產生會有許多交叉,但論先後,比有跡可循。張懷瓘著書,證明唐已有行書,它的產生肯定早於唐。漢是
中國書法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隸書草書和楷書幾乎都是在漢同一個時期產生形成,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已經具備了傳承和傳播的良好條件,我們推斷,張氏的行書起源說,一定是有史料和依據的。行書的發展既不象楷書那樣穩定,又不想草書那樣變化無常。從行書的特點看,不溫不火,有板有眼,章法不亂。字型的特點,限定了行書字型的發展。從行書產生以來,學書的臨本,基本都是從王羲之開始。即便有變化,變化也不大。後代書家,大都出自王羲之。就連天下第二行書
顏真卿的《祭侄稿》,也沒有例外。行書基本上中規中矩,靠楷書叫行楷,靠草書叫行草,介於兩者之間叫行書。
歷代行書字型代表作
蘭亭序
蘭亭位於浙江
紹興蘭渚山下,據《嘉泰會稽志》載:“蘭亭在縣西南二十七里”,《越絕書》記載:“句踐種蘭渚田”。關於蘭亭的稱謂,清·于敏《浙程備覽》認為:“或雲蘭亭,非右軍始,舊亭堠之亭,如郵鋪相似,因右軍禊會,名遂著於天下。”
蘭亭地址,確切在什麼地方,說法不一。王羲之《
蘭亭集序》僅曰:“會於
會稽山陰之蘭亭”,究竟在會稽山山脈何處?並不確指。
酈道元(?- 527 年)《水經注·浙江水注》說:“浙江東與蘭溪合,
湖南有天柱山,
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
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勛封蘭亭候,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羲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
何無忌之臨也,起亭于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這裡講的湖當指
鑑湖,蘭溪,即指蘭亭溪。當時鑑湖的範圍很大,曾流域蘭渚山。從這則記載可知:蘭亭在晉宋章已數次遷移。文獻中有關蘭亭的記載有:
《寰宇記》卷九十六,越州條目中引
顧野王《輿地誌》曰:“山陰郭西有蘭渚,渚有蘭亭,王羲之謂
曲水之勝境,制序於此。”可見蘭亭在湖中。
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地理下·陂澤門》卷三曰:“
山陰縣西南有三十里有蘭渚,渚有亭曰蘭亭羲之舊跡。”可見宋時,蘭亭也在湖中。
《嘉泰會稽志》卷九曰:“蘭渚山在縣西南二十七里,
王右軍《從修禊》雲“‘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從《嘉泰會稽志》記載來看,蘭亭在蘭渚山一帶,當時鑑湖在蘭渚山一帶的流域湮廢,蘭亭已不在湖中。
呂祖謙《東萊呂太師文集》中有《入越記》一篇,曰:“十里含暈橋亭,天章寺路口也,才穿松徑至寺,晉王羲之之蘭亭。”呂祖謙是以天章寺為蘭亭故址的。另據《嘉慶山陰縣誌》卷七記載:“明嘉靖戊申( 1548 年)郡守沈啟移蘭亭曲水開天章寺前”,又記載:“
康熙十二年( 1673 年),知府許宏勛重建,三十四年( 1659 年),奉敕重建,有御書《蘭亭詩》,勒石於天章寺側,上覆以亭;三十七年( 1689 年)復御書‘蘭亭'兩大字懸之。其前疏為曲水,後為右軍祠,密室四廊,清流碧沼,入門“建,雖幾經興廢,但基本保持明清格局。
一千六百多年來,蘭亭地址幾經變遷,如今的蘭亭是明朝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由郡守沈啟主持,從宋蘭亭遺址--天章寺遷移到此,期間幾經興廢。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康熙御筆《蘭亭集序》勒石,上覆以亭。清康熙三十四年( 1695 年),知府
宋駿業主持重修。到了清嘉慶三年( 1718 年),知縣伍士備,偕紳士吳壽昌、
茹棻等籌資重修蘭亭、曲水流觴處、右軍祠等。並查明舊蘭亭址在東北隅土名石壁下,已墾為農田,於是將墾為農田的舊址重新納入蘭亭。
1914 年,在右軍祠內建墨
華亭; 1916 年,蘭亭增建了
文昌閣、驛馬亭等建築。
聖教序
《聖教序》全名《大唐三藏聖教序》,由
唐太宗撰寫。後由沙門
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刻製成碑文,稱《唐集右軍聖教序並記》,或《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因碑首橫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聖教序》。
唐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
玄奘法師在印度求法十七年後,攜梵本佛典到長安,太宗見之甚喜。當年三月,玄奘奉命居
弘福寺,並從事譯經。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親自為之撰序,皇太子(
李治,後為唐高宗)作記,此序和記,與太宗御敕、皇太子箋答、玄奘所譯心經,由弘福寺沙門懷仁從唐內府所藏王羲之書跡及民間王字遺墨中集字,歷時二十餘年,於鹹亨三年(
公元672年)刻成此碑,全稱為[大唐三藏聖教序]。碑高九尺四寸六分,寬四尺二寸四分,行書三十行,每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惜今已斷裂。現存
西安碑林。
懷仁是長安弘福寺僧,能文工書,受諸寺委託,借內府王羲之書跡,煞費苦心,歷時二十四年,集摹而成此碑。遂使“逸少真跡,鹹萃其中”。碑文選自王書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懷、將、風、朗、是、崇、幽、托、為、攬、時、集等字皆取自《蘭亭序》。由於懷仁對於書學的深厚造詣和嚴謹態度,致使此碑點畫氣勢、起落轉側,纖微克肖,充分地體現了王書的特點與韻味,達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
簡靜的境界。”
當然這種集字的做法也有相當的局限性。如重複的字較少變化,偏旁拼合的字結體缺少呼應。自此碑以後,效集王羲之書或其他大書法家書的字集為碑刻者不斷出現,如僧大雅集《興福寺碑》,唐玄序集《新譯金剛經》等均為佳作,但仍以《
集王羲之聖教序》最為成功。
伯遠帖
《伯遠帖》,晉,
王珣書,紙本,行書,5行共47字,縱25.1cm,橫17.2cm。《伯遠帖》是晉王珣(350-401年)寫的一封信。原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書:“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筆”一璽。並御題:“唐人真跡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鈐“乾隆宸翰”、“涵虛朗鑒”二璽。
前隔水御書:“家學世范,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綠”三璽。又御識:“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顏曰:‘三希堂’,御筆又識”,鈐“乾”、“隆”二璽。後隔水上有明
董其昌跋,後有乾隆御繪枯枝文石,並識:“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
長春書屋御識”,鈐“幾暇怡情”一璽。後有“墨雲”一璽。卷尾敕
董邦達繪圖,邦達有記,又有
沈德潛書“三希堂歌”。卷後有董其昌、
王肯堂題記。本幅前後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識。清代所鈐寶璽有:“石渠寶笈”、“乾隆鑑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心殿鑑藏寶”諸璽。收傳印記上鈐有“郭氏觶齋秘笈之印”。
王珣《伯遠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進入內府,經乾隆品題,與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王獻之《中秋帖》並藏在養心殿西暖閣內的盡間,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 乾隆十二年又精選內府所藏魏晉唐宋元明書家134家真跡,包括三希在內,摹勒上石,命名《
三希堂法帖》。在
西苑的北海建“
閱古樓”,把上述刻石嵌在樓內牆上,拓本流傳以示臨池之模範。三希原件仍藏在養心殿三希堂。 1911年以後至1924年
溥儀出宮以前,《伯遠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
壽康宮,溥儀出宮之時,敬懿皇貴妃將此帖帶出宮,後流散在外。1950 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將《伯遠帖》、《中秋帖》購回,交
故宮博物院收藏。曾經公開展覽,並已影印出版。
《伯遠帖》行書紙本,因首行有《伯遠》二字,遂以帖名。此帖為晉代真跡,王珣書,故列希珍之寶。此帖行書,筆力遒勁,態致蕭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書風,是帖明末在
新安吳新宇處,後歸
吳廷,曾刻入《餘清齋帖》,至清代時歸入內府,並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同列為三希堂法帖之一,現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
東晉
王洵真跡。歷來為後世書法家,鑑賞家,收藏家視為瑰寶。《伯遠帖》是王給親友的一通書函。它行筆峭勁秀麗,自然流暢,是我國古代書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為“三希”之三。 它的筆畫寫得較瘦勁,結體較開張,特別是筆畫少的字顯得格外
舒朗,飄逸,真有點“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洞”的晉人韻味。
王珣,字元琳,幼時小字法護,為東晉著名書法家王導之孫,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於晉穆帝
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於安帝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與殷仲堪,
徐邈、王恭、
郗恢等,均以才學文章受知於孝武帝,累官左僕射,加征虜將軍,並領
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遷
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尋以病卒,終年五十二歲,謚獻穆。董其昌評:“王珣瀟灑古澹,東晉風流,宛然在眼。”
地黃湯貼
新婦地黃湯帖,唐人摹本。紙本,縱25.73厘米,橫24.0厘米。
日本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地黃湯乃一中藥名,這是有關該藥的尺牘,與王獻之《鴨頭丸帖》同。王獻之真跡未能傳承至今,作為模本墨跡有數種傳世,其中之一即此《地黃湯帖》。全篇書風柔韌兼備,沉著軒昂,一氣呵氣。原珍藏於宋內府,高宗
趙構題簽。為《
淳化閣帖》卷第十所收。經賈似道,明代
文徵明、王寵、
文彭,清代孫承澤、
吳榮光、羅振玉遞藏後,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三日,通過文求堂歸
中村不折(1866-1943)所有。卷未有文彭、
常生、成親王、英和等六家觀記題跋。吳榮光獲此帖時,模刻於所輯集帖《筠清館帖》。
王獻之[1](344-386)東晉書法家,字子敬,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官至
中書令,故世稱大令,為王羲之第七子。幼時從他父親學書,後來取法
張芝,別創新法,自創一格,與父齊名,人稱“二王”。他的書法,兼精楷、行、草、隸各體,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書以《
洛神賦十三行》為代表,其行書以《鴨頭丸帖》最著。草書名作《中秋帖》,列為清內府“三希帖”,之一。《墨林快事》評其書曰:“筆畫勁利,態致蕭辣,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 王獻之是魏晉書家群體中的一位巨子。父親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由於他是魏晉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觀上為他提供了博採眾家之長、兼善諸體之美的機遇,贏得了與王羲之並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 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數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么豐富。因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宋初的書法,並舉“二王”,宋太宗
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
王著摹刻十卷,這就是著名的《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經後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餘件,北宋宣和年間,
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
宣和書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餘件。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沒有保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好在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給我們學習了解王獻之書法留下寶貴資料。
溫泉銘
中國歷代皇帝中,字寫的好的不乏其人,但稱的上真正書法家的卻為數不多,如唐太宗李世民、
趙佶、趙構等幾位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597—649)留下了二件書法名作,均為刻石,一是《晉祠銘》,另一件就是《
溫泉銘》。《溫泉銘》由唐太宗撰文並書,刻於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原石已佚。關於唐太宗學書,書史上有一個故事:“帝(唐太宗)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
虞世南填之。以示
魏徵曰‘朕學世南似盡得法?’征曰‘'惟戩字戈頗逼真’”。一語正中唐太宗之要害。
虞世南書法師
智永,得二王之法,唐太宗問書於虞,自然也屬二王正脈了。唐太宗酷好右軍書,利用特權廣收右軍真跡,朝夕賞玩。又命
蕭翼由山陰僧辯才處賺得《蘭亭序》真跡,死後是否殉葬在
昭陵,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唐太宗沒有辜負他的優越條件,他的行書深得右軍法,雍容遒麗,筆法生動,寫此銘時,唐太宗已到晚年,故而書法圓熟流利,渾然天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前碑刻者為篆、隸、楷書,而行書入碑,應自唐太宗始。這不僅僅是權力的原因,更是唐太宗作為君主"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體現。
我國書法史上,以行書刻碑的首創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他不僅把我國
封建社會推向鼎盛時期,而且身體力行倡導書法,促使唐代書法成為我國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
太宗於日理萬機之暇,酷好翰墨,尤愛王羲之之書,曾自撰《王羲之傳》,並下詔內府金帛,徵求羲之遺墨,於是物聚於所好,不數年間,各方進獻,得正書五卷,草書五十八卷,其中真偽雜陳,更命
魏徵、虞世南、
褚遂良甄別,又命韓道政、
馮承素等精工摹拓,王字遂風行於天下。他每得二王帖,就叫諸王子臨摹數百遍,對《蘭亭序》更是著了魔似的朝夕揣摩,甚至攜歸昭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焉”。唐太宋的崇王,雖有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但由於他的喜好,使初唐書風無不納入王羲之的翼下。加上他以書取仕,使書法廣為普及,所以客觀上,他對我國書法藝術的繁榮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太宗之書初師承於隋之書家
史陵,據《金石錄》謂:“陵善正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又經常與虞世南、
歐陽詢、褚遂良等切磋書藝,並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這反映了唐太宗的書法觀,亦是相當開放的。後鐘意於羲之,朝夕臨摹,尤篤愛右軍《蘭亭稧帖》,置之枕邊,常於半夜直把燭臨之,書遂大進。太宗善行、草及飛白,尤善臨古,殆於逼真,《山谷題跋》謂:“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寶貴後不能不廢學爾。”傳世作品有《晉祠銘》、《溫泉銘》等。
《溫泉銘》是唐太宗為
驪山溫泉撰寫的一塊行書碑文。此碑立於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臨死前一年。原石早佚,從記載上看,唐代《溫泉銘》原拓不下幾十部,尾題“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書一行,證知確為唐初物。後來原拓失傳,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於
甘肅莫高窟第一十六窟發現
藏經洞(今編號為第一十七窟),裡頭就有三件唐拓本藏
敦煌石室,其一為唐太宗行書《溫泉銘》,殘存五十行,另兩件為歐陽詢《化度寺碑》和
柳公權《金剛經》,也是殘本。可惜這三件東西現在都不在國內,《溫泉銘》、《金剛經》及《化度寺》之前兩頁,早被伯希和劫往
法國,今藏巴黎國立圖書館,《化度寺》的後十頁被
斯坦因先於伯希和劫往
英國,今藏倫敦大英博物館。
《溫泉銘》書風激越跌宕,字勢多奇拗。
俞復在帖後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歐陽詢)、登善(褚遂良)諸人,各出其奇,各詣其極,但以視此本,則於書法上,固當北面稱臣耳。”對其評價極高。此碑書風不同於初唐四家的平穩
和順,而有王獻之的欹側奔放。有人認為太宗書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間,但從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於王獻之。然而,出於帝王的威嚴,他對王獻之卻極為不恭,
曾雲:“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他譏諷小王之動機,後被宋
米芾窺破,米芾《書史》中說得很清楚:“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唐太宗揚大王抑小王,曾影響了初唐的書壇,直至
孫過庭《書譜》亦據此論。這一過錯,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厲、奔放一路的書風暫時隱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氣平和的大王書風逐漸抹上了
宮庭色彩,而漸失光輝。
唐太宗習字作書,有其獨到的方法,其《論書》說:“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爾。吾之所以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屏風帖》深得右軍草書意趣及使轉形勢,所不足者正是骨力稍弱。蓋草書走筆疾書,最難求者正是骨力,習草書最當體會。
爭座位帖
《爭座位帖》亦稱《論座帖》,《與郭僕射書》,為顏真卿行草書精品,唐廣德二年(公元764)顏真卿寫給僕射
郭英又的書信手稿。行草書,傳有七紙,約64行古時。“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然而郭英又為了獻媚宦官魚朝恩,在菩提寺行及興道之會,兩次把魚朝恩排於
尚書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為此顏真卿引歷代及唐代成規抗爭之,寫下此長信。此稿系顏真卿因不滿權奸的驕橫跋扈而奮筆直書的作品,故通篇剛烈之氣躍然紙上。許多字與行還寫得豪宕盡興,姿態飛動,虎虎有生氣。似乎也顯示了他剛強耿直而樸實敦厚的性格。宋代米芾在《書史》中說:“此帖在顏最為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於詞句間,本不著意於筆墨,卻寫得滿紙鬱勃之氣橫溢,成為書法史上的名作,入行草最佳範本之列,後世以此帖與《蘭亭序》合稱“雙壁”。
蘇軾曾於安氏處見真跡贊曰:“此比公他書猶為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
張好好詩 《
張好好詩》卷,唐,
杜牧書,紙本,行書。縱28.2cm,橫16.2cm。該卷書用麻紙,製作相當精細。書用硬筆,筆法勁健,頗多叉筆。這些都是唐代書法的用紙、筆法的特點。《宣和書譜》一書評杜牧書法:“氣格雄健,與文章相表里”,是說作者詩文、書法有統一的風格。卷前有宋徽宗趙佶書籤“唐杜牧張好好詩”,並鈐有宋徽宗的諸璽印,保存著當時內府裝潢式樣。詩載杜牧《樊川集》中,墨跡的末二句,因傷殘缺“灑盡滿”、“一書”五字,然不傷書詩的整體精神。
唐文宗
大和八年(834年),杜牧在
洛陽東門與歌妓張好好時隔多年後重新相遇,贈與她此首婉麗含蓄的長詩。他在卷首處寫下:“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
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後一歲,公移鎮
宣城,復置好於宣城籍中。後二歲,為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後二歲,於洛陽東門重睹好好,感舊傷懷,故題詩贈之。”詩篇里充滿了對這位才藝雙絕卻遭遇不幸的歌妓無限的同情,與
白居易的《琵琶行》並為傷感遲暮之作。現在,我們仍能從《全唐詩·卷五二○》里找到這首長詩的原文。
《張好好詩》卷由宋徽宗趙佶題名,見於《宣和書譜》卷九,並鈐有宋徽宗諸璽印,保存著當時內府裝潢式樣。後曾遞藏於宋代賈似道、明代
項元汴、張孝思、清代
梁清標等人,乾隆年間入藏內府。1924年,遜帝溥儀將此卷攜出宮外,流散於東北。1950年,
琉璃廠論文齋老闆靳伯聲的弟弟在東北得到此卷,帶來
北京,轉手持往
上海。著名大收藏家
張伯駒先生得知此訊息後,急托墨寶齋馬保山先生追尋此卷,以免此卷流失海外。幸得上天眷顧,詩卷尋得,張伯駒先生以重金購回,內心狂喜,每晚睡覺都置於枕邊,如此數日,愛不釋手。1956年,張伯駒先生將此杜牧所書《張好好詩》卷捐贈政府,珍貴文物重為故宮博物院收藏。
寒食帖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人稱其為“
蘇東坡”。漢族,眉州(今四川
眉山,北宋時為眉山城)人,祖籍
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
書畫家、詞人、詩人,美食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詞人代表。其詩,詞,賦,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
全才,也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傑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與
歐陽修並稱歐蘇;詩與
黃庭堅並稱蘇黃;詞與
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畫則開創了
湖州畫派。
書法釋文 一曰:“自我來
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
二曰:“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蒙蒙水雲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元豐三年(1080)二月,蘇軾四十五歲,因宋朝最大的
文字獄“烏台詩案”受新黨排斥,貶謫黃州(今
湖北黃岡)團練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
鬱郁不得志,生活上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也就是
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作此兩首寒食詩,書寫此卷的時間大約在翌年,或元豐七年離開黃州以後。元符三年(1100)是卷收藏者蜀州張氏取之邀黃庭堅觀賞,並書一則題跋,與原跡可謂互為輝意映。
《寒食帖》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蘇軾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氣勢奔放,而無荒率之筆。《
黃州寒食詩帖》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被稱為“
天下第三行書”,也是蘇軾書法作品中的上乘。
蜀素帖
米芾《蜀素帖》,亦稱《擬古詩帖》,被後人譽為中華第一美帖,系中華十大傳世名作之一。墨跡絹本,行書。縱29.7厘米,橫284.3厘米;書於
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米芾三十八歲時,共書自作各體詩八首,計71行658字,署黻款。是米芾三十八歲時(1088年),在蜀素上所書的各體詩八首。
“蜀素”是北宋時四川造的質地精良絲綢織物,上織有烏絲欄,製作講究。有個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裝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寶,此卷相傳為邵氏所藏,欲請名家留下墨寶,以遺子孫,可是傳了祖孫三代,竟無人敢寫。因為絲綢織品的紋羅粗糙,滯澀難寫,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問津。《蜀素帖》經宋代湖州(浙江
吳興)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後,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八月,米芾立林希邀請,結伴遊覽
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請米芾書寫,米芾才膽過人,當仁不讓,一口氣寫了自作的八首詩。卷中數詩均是當時記游或送行之作。卷末款署“元祐戊辰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記”。
《蜀素帖》書於烏絲欄內,但氣勢絲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縱,用筆俊邁,筆勢飛動,提按轉折挑,曲盡變化。《擬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後面愈飛動灑脫,神采超逸。米芾用筆喜"八面出鋒",變化莫測。此帖用筆多變,正側藏露,長短粗細,體態萬千,充分體現了他“刷字”的獨特風格。因蜀素粗糙,書時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後跋曰:“此卷如獅子搏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 另外,由於絲綢織品不易受墨而出現了較多的枯筆,使通篇墨色有濃有淡,如渴驥奔泉,更覺精彩動人。
《蜀素帖》結構奇險率意,變幻靈動,縮放有效,欹正
相生,字形秀麗頎長,風姿翩翩,隨意布勢,不衫不履。用筆縱橫揮灑,洞達跳宕,方圓兼備,剛柔相濟,藏鋒處微露鋒芒,露鋒處亦顯含蓄,垂露收筆處戛然而止,似快刀斫削,懸針收筆處有正有側,或曲或直;提按分明,牽絲勁挺;亦濃亦纖,無乖無戾,亦中亦側,不燥不潤。章法上,緊湊的點畫與大段的空白強烈對比,粗重的筆畫與輕柔的線條互動出現,流利的筆勢與澀滯的筆觸相生相濟,風檣陣馬的動態與沉穩雍容的靜意完美結合,形成了《蜀素帖》獨具一格的章法。總之,率意的筆法,奇詭的結體,中和的布局,一洗晉唐以來和平
簡遠的書風,創造出激越痛快、神采奕奕的意境。所以清
高士奇曾題詩盛讚此帖:“蜀縑織素鳥絲界,米顛書邁歐虞派。出入魏晉醞天真,風檣陣馬絕痛快”。董其昌在《蜀素帖》後跋曰:“此卷如獅子搏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
《蜀素帖》明代歸項元汴、董其昌、吳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鴻緒、
傅恆之手,後入清內府,現存
台灣故宮博物院。
歷代行書字型書法家
1、王羲之《蘭亭序》
2、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
3、王獻之《地黃湯貼》
4、王珣《伯遠帖》
5、歐陽詢《夢奠帖》
8、陸諫之《文賦》
9、顏真卿《祭侄文稿》
10、杜牧《張好好詩》
13、蘇軾《天際烏雲貼》
14、米芾《珊瑚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