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麗戰爭，韓國稱為麗蒙戰爭（여몽전쟁）、對蒙抗爭（대몽항쟁），朝鮮稱為反蒙戰爭（반몽전쟁）、反蒙抗戰（반몽항전），是指辛卯年（1231年）到至元十年（1273年）大蒙古國（1271年建國號為大元）征服高麗國的戰爭。
貞祐七年（1219年），蒙古協助高麗平定轉進高麗的反蒙契丹遺民，並與高麗結成“兄弟之國”的關係。此後蒙古連年遣使向高麗索取歲貢，乙酉年（1225年）因蒙古使臣著古與被殺而使兩國關係中斷。辛卯年（1231年），窩闊台所派的蒙軍以殺使事件為由入侵高麗，先後展開了七次戰爭（窩闊台時期3次，貴由時期1次，蒙哥時期2次，忽必烈時期1次）。高麗起初難以抵擋蒙軍，不得已向蒙古稱臣，壬辰年（1232年）因不堪蒙古的壓迫而遷都江華島，地方官民轉移至山城或海島，長期抵抗蒙軍。雖曾取得射殺蒙古主帥撒禮塔等戰果，但最終力不能支，高麗王室於至元三年（1270年）投降蒙古，離開江華島，而三別抄為首的高麗反蒙勢力繼續在珍島、耽羅島（濟州島）堅持抗戰，到至元十年（1273年）被徹底消滅，蒙麗戰爭結束。
蒙麗戰爭後，高麗的國體被保留，並成為了蒙元的“駙馬國”，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才擺脫了蒙元的控制與干涉。
基本介紹
戰爭背景,蒙古方面,高麗方面,蒙麗關係,戰爭起因,戰爭經過,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戰爭結果,戰爭影響,戰爭評價,
戰爭背景
蒙古方面
泰和六年（1206年），統一漠北諸部的蒙古乞顏部領袖鐵木真被尊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並開啟對外擴張，先後向西夏、金朝、西遼、花剌子模等國開戰，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勝利。此後經窩闊台、貴由、蒙哥、忽必烈等幾位大汗統治時期，蒙古的兵鋒不僅及於整個東亞大陸，更征服了中亞、西亞和東歐的廣大地區。學者蕭啟慶指出：“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背後則有一股宗教性的狂熱，相信自身乃係承受‘長生天’之命，‘倚恃長生天的氣力’而建造一個世界帝國。”因此不放過與蒙古接壤的任何一個國家。對於歸順蒙古的國家，則施加“六事”（納質、助軍、輸餉、括戶、置驛、君長親朝或設達魯花赤）的苛刻義務，將其置於蒙古的嚴格監視下，成為蒙古的僕從國。
崇慶元年（1212年），在遼東反金復遼的契丹人耶律留哥歸順蒙古，蒙古勢力開始進入遼東。貞祐三年（1215年），蒙古木華黎派兵攻取金之東京（今遼寧遼陽）等30多座城池，歸屬蒙古之僕從政權——耶律留哥的東遼國，但遼東沿海及鴨綠江沿岸尚為金軍所據，金朝派到遼東的宣撫使蒲鮮萬奴也擁兵自立，建立東夏（大真、東真）政權，於是遼東陷入碎片化格局。貞祐四年（1216年），東遼將領耶律廝不不滿其主耶律留哥親蒙而自立，殺死蒙古使團300餘人，稱帝于澄州（今遼寧海城），國號大遼，年號天威，不久被部下殺害。其後耶律金山自稱大遼收國王，年號天成，先後被蒙軍和金軍擊敗，於八月派將領耶律鴉兒、耶律乞奴率軍數萬攻入高麗。隨著契丹反蒙勢力轉進高麗，高麗也由此進入了蒙古的視野。
高麗方面
高麗王朝自開國以來，就相繼稱臣於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遼朝、金朝，並先後與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爆發戰爭，最後以鴨綠江下游及千里長城與金為界，到貞祐四年（1216年）契丹入侵為止，高麗邊境百餘年無戰事。在高麗內部，自大定十年（1170年）爆發武臣政變以來，高麗王權旁落，政局動盪，進入了武人當國的“武臣政權”時期。明昌七年（1196年），武人崔忠獻奪取政權，建立四代世襲（崔忠獻、崔瑀、崔沆、崔竩）的崔氏政權，使高麗國內的秩序獲得穩定。在對外方面，隨著蒙古入侵金朝、金宣宗南遷汴梁，高麗和金朝也斷絕了使節往來，僅以金朝的遼東行省為紐帶保持關係。高麗面對遼東亂局，深知金朝已衰，逐漸疏遠金朝，寧肯給蒲鮮萬奴借糧八萬石也不願給金朝借糧。貞祐十二年（1224年）更是鑒於金朝衰微而停用金朝年號。隨著金朝的沒落及高麗與金朝關係的斷絕，高麗的外部失去保護屏障，以後只能單獨面對契丹遺民及蒙古的入侵。
貞祐四年（1216年）契丹反蒙勢力入侵高麗前夕，高麗執政者崔忠獻自詡國富兵強，不以為意，契丹入侵後也只派老弱士兵抵抗，留下精兵守護自家。結果契丹軍大破鄭叔瞻統帥的高麗軍，蹂躪高麗北部，威脅高麗都城開京（今朝鮮開城）。貞祐五年（1217年）七月以來，出征契丹的前軍兵馬使金就礪在朴達峴等地擊敗契丹軍，一度將契丹人趕到高麗境外的曷懶甸。與此同時，西北面兵馬使趙沖也擊破了騷擾高麗的黃旗、黑紺等遼東亂軍。同年十一月，契丹得女真兵，又從高麗東北南下，金就礪等戰敗，契丹軍甚至打到楊州（今韓國首爾）。貞祐六年（1218年）七月，高麗高宗任命趙沖為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為西北面兵馬使，負責圍剿契丹軍，九月在洞州（今朝鮮黃海北道瑞興郡）取得勝利，契丹領袖耶律喊舍退保江東城（今朝鮮平壤直轄市江東郡附近），此後高麗久攻不下。在此期間，高麗發生了開京僧兵譁變及崔光秀自稱高勾麗興復兵馬使謀叛等內亂，反映出崔氏政權統治下浮動的人心。這次契丹反蒙勢力對高麗的入侵可以說是蒙麗戰爭的預演，一方面使高麗蒙受慘重損失，另一方面顯示出高麗軍力的羸弱，對付契丹遺民尚且吃力，更難以抵擋如日中天的蒙古。高麗與蒙古也通過這場契丹遺民的入侵而開始接觸。
蒙麗關係
高麗從蒙金戰爭之初就直接見識了蒙古人的兇悍。大安三年（1211年），高麗熙宗派到金朝的使臣金良器在金中都附近的通州遭遇蒙古兵，中箭身亡，9名隨從也被殺。此後高麗也不斷接到蒙金戰爭的情報，深知“蒙古於夷狄最兇悍”。貞祐六年（1218年），成吉思汗應耶律留哥的要求，派哈真、札剌領兵一萬人征討東遼的反蒙契丹人。當時遼東大部已被金朝收復，蒙古軍便借道東夏，蒲鮮萬奴被迫服從蒙古，並派完顏子淵率兩萬人助戰。蒙古進入高麗前，先派四十餘人從海路叩關於高麗定州（今朝鮮鹹鏡南道定平郡），要求兩國修好、共剿契丹。然而高麗朝廷卻懷疑是契丹遺民的同黨冒充蒙古人而便於入侵高麗，於是沒有理會。十一月，哈真、札剌、完顏子淵等從曷懶甸進入高麗東北部，攻破和、猛、順、德四州，直指江東城。但因天降大雪，糧道不繼，遂停止進軍，派通事趙仲祥和高麗德州進士任慶和於十二月初一日去見趙沖，要求馬上送糧並協助蒙古，平定契丹後兩國約為兄弟。高麗方面聽說後，“三軍皆沮色”，趙沖派金就礪與知兵馬事韓光衍會晤哈真，接受蒙古調遣，並送糧1000石。貞祐七年（1219年）正月十四日，高麗、蒙古、東夏三國聯軍攻破江東城，耶律喊舍自殺，結束了契丹遺民反抗蒙古、入侵高麗的動亂。
另一方面，蒙古要求將約為兄弟的國書送到開京並得到高麗國王的回信，而高麗上下懾於蒙古威名，為之震動，懷疑其真實性，沒有立即回復。哈真大怒，趙沖不斷辯解，以緩其怒。貞祐七年（1219年）正月十三日，高麗高宗所派的閤門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來到札剌行營，送來“結和牒文”。在江東城陷落後，哈真、札剌、趙沖、金就礪就結下“兩國永為兄弟”的同盟。蒙古也派蒲里帒完赴開京報聘，高麗高宗於正月二十四日在大觀殿接見蒲里帒完等人，穿毛衣、配弓矢的蒙古使者徑直走上殿階，從懷中掏出國書，握著高宗的手遞給他。高宗猝不及防，大驚失色，左右侍臣也惶恐不敢靠近。臨行時，高麗贈送給他們金銀器、綢布、水獺皮。蒙古約定每年遣使十人左右來高麗，高麗則獻上土特產。二月，哈真撤軍，留下四十一名東夏人在義州學習高麗語，等蒙古人再來。蒙麗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蒙古和高麗雖名義上是“兄弟之國”，但實際上無異於君臣之國的關係。高麗一面主動對蒙古稱“臣”，一面也對蒙古加緊防備。就在貞祐七年（1219年）秋，蒙古和東夏就兵臨鎮溟城（今朝鮮元山）城外，鎮守東道的蒙古皇太弟國王鐵木哥斡赤斤及合真、札剌派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11人及東夏使者9人督促高麗繳納“歲貢”，高麗遂向蒙古進獻土特產（可能是粗綢布等物）。翌年九月，蒙古使臣堪古若、著古與來高麗，高麗再次進獻土特產。貞祐九年（1221年）七月，蒙古派山術歹（山木䚟）來高麗，告知蒙古伐金的戰果，高麗國王奉表陳賀，托蒙古使臣帶回。八月，著古與又奉鐵木哥斡赤斤之命來高麗，正式規定了“國贐”的項目：獺皮一萬領、細綢三千匹、細薴二千匹、綿子一萬斛、龍團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草五斛、葒花、藍筍、朱紅各五十斛、雌黃、光漆、桐油各十斛，並將高麗之前應付蒙古所給的粗綢布扔給高麗國王。除此之外，蒙古還向高麗索要女子、會漢語者、諸般名手匠人、青絲、綾走絲等，對高麗來說是難以承受的苛刻負擔。
戰爭起因
貞祐九年（1221年）以後，蒙古連年派著古與等使者督責高麗進獻“國贐”。貞祐十二年（1224年）正月，東夏派人來高麗，告知已與蒙古斷交。因此同年十一月來高麗取“國贐”的著古與便不由東夏、而由處於金朝影響下的婆速路入境高麗。乙酉年（1225年）正月，從高麗收繳了“國贐”的著古與在渡過鴨綠江後被殺，其後又有蒙古使臣來高麗探明情況，又被殺死，蒙古方面認為是高麗派人殺的（後來高麗辯解稱是金將於加下（於哥下）派人偽裝成高麗人殺的著古與，其後的使臣又被偽裝成高麗人的東夏士兵殺死），於是蒙麗關係斷絕。但此時蒙古更多精力放在西征及滅金、夏的戰爭中，無暇東顧。而高麗也放鬆了對蒙古的警惕，沒有做好充分的防備，再加上當時遼東多股勢力冒充蒙軍騷擾高麗，以致後來蒙軍入侵時高麗朝廷還不太相信。
庚寅年（1230年），蒙古大汗窩闊台正式命侍衛（火兒赤）撒禮塔以殺使事件為藉口東征高麗，然後再平定背叛蒙古的東夏。在征高麗前，撒禮塔先與耶律薛闍（耶律留哥之子）等掃蕩金朝在遼東的勢力，使遼東完全處於蒙古的控制之內，高麗也直接暴露在蒙古的威脅之下。辛卯年（1231年）八月，撒禮塔率耶律薛闍、蒲桃、迪巨、唐古、王榮祖、吾也而、移剌買奴等將領渡過鴨綠江，正式拉開蒙麗戰爭的序幕。
戰爭經過
第一階段
蒙麗戰爭第一階段的時間為辛卯年（1231年）八月至壬辰年（1232年）正月，即第一次蒙麗戰爭。這個階段是蒙古與高麗正面交戰的階段。蒙軍攻克高麗四十餘城，並在安北城外擊潰高麗三軍，包圍高麗國都開京，最後以高麗向蒙古投降並稱臣告終。
降服鹹新鎮後，蒙古軍兵分三路南下。前鋒由蒲桃等率領，走西線沿海要道，途經鐵州（今朝鮮平安北道鐵山郡），要求被俘的瑞昌縣郎將文大招降，文大對城內反覆說：“假蒙古兵也，且勿降！”遂被蒙古所害。鐵州防禦使李元禎和判官李希勣也堅持抵抗了半個月左右，到八月二十九日城破，李元禎和李希勣將婦女兒童關進倉庫里燒死，然後自殺，其餘城中軍民都被蒙軍屠殺。九月十日兵臨高麗陪都西京（今朝鮮平壤），但沒有攻克。於是下黃、鳳等州，直逼開京。撒禮塔率主力亦沿西線南下，速度較慢，沿途取龍、宣、郭等州，直逼高麗北部重鎮安北都護府（今朝鮮平安南道安州市）。另一路偏師走東線內陸要道，進攻龜州（今朝鮮平安北道龜城市），遭到守將朴犀和金慶孫的頑強抵抗，一個月都未能攻克，被迫停止攻擊。接著攻慈州（今朝鮮平安南道順川市），亦遭到當地守將崔椿命的抵抗而未果。
辛卯年（1231年）九月二日，高麗中書門下省的大臣在武臣政權領袖崔瑀家中召開會議，決定任命大將軍蔡松年為北界兵馬使，出動三軍抵禦蒙古，並徵發諸道兵馬，馬山、冠岳山的草賊五千餘人也加入官軍序列。九月九日出征，行至洞仙驛（今屬朝鮮黃海北道黃州市），遭遇蒙軍八千餘人，高麗軍在李子晟、李之茂等人力戰之下擊退蒙軍，入駐安北府。十月初一日，蒙古的招降使者到平州（今朝鮮黃海北道平山郡），被平州人關押上報，高麗朝廷派殿中侍御史金孝印將他們帶到開京，至此高麗朝廷才確信來的是蒙古兵。同時，鹹新鎮副使全僩密請高麗朝廷給他送船，以便他反抗蒙古後乘船逃回開京，高麗朝廷派金永時等30人送船到鹹新鎮，全僩將留守的蒙軍屠殺殆盡，然後將居民轉移到薪島安置，後來在攜家乘船回開京途中淹死。十月二十一日，駐紮安北府的高麗後軍陣主大集成（太集成）中了蒙軍誘敵出戰之計，強迫三軍出城迎戰蒙軍，被蒙軍殲滅大半，殘軍潰退城中，高麗將軍李彥文、鄭雄、右軍判官蔡識等人戰死。隨後高麗軍派北界分台御史閔曦和兵馬判官員外郎崔桂年去見安北城外的撒禮塔，撒禮塔要求高麗能戰則速戰，否則速降，並嫌兩人官小，要求派大官來談判。十一月二十二日，高麗朝廷派五軍兵馬增援。十一月二十八日，蒙軍前鋒襲占平州，屠殺全城官民，盡燒人戶、雞犬不留，以報復囚使之辱。翌日，蒙軍前鋒就從平州抵達開京宣義門外，蒲桃屯金郊驛，迪巨屯吾山，唐古屯蒲里，蒙軍前鋒在禮成江沿岸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不可勝計，開京為之“驚擾洶洶”。當時，精兵都是崔瑀的看家私兵，守護開京的都是老弱兵，崔瑀不得不派閔曦和內侍郎中宋國瞻出城犒勞蒙軍。
十二月初一日，蒙軍前鋒完成了對開京四門的包圍，並進攻高麗國寺——興王寺。高麗朝廷對此束手無策，“君臣思所以捍禦之計，倉惶罔知所圖，但把膝環顧，長太息而已”。於是在十二月初二日再派閔曦犒勞蒙軍並求和，蒙古方面同意，並派使團二十二人（一說四十四人）進入開京；與此同時，駐紮安北的撒禮塔也派阿兒禿、洪福源等三人到開京招降。高麗高宗在大觀殿接見了蒙古使者，並向蒙軍將領饋贈金銀器、綢紵布等物。由於蒙方要求“大官人”去議和，於是高宗又超授宗室始興伯王侹（高麗顯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六世孫，同時也是高宗的表兄兼舅侄）為淮安公，於十二月五日命他偕宋國瞻到安北府的蒙軍主帥撒禮塔軍前請降，由於王侹能吃蒙古酒食，讓撒禮塔很滿意。撒禮塔要求解釋清楚殺使事件，並索要馬二萬匹、童男女數千人、紫羅一萬匹、水獺皮一萬領及軍士衣服。高麗只能答應，並派趙叔昌將寄給窩闊台的表文傳達蒙古使者，辯解殺使事件。在此期間，蒙軍繼續進攻高麗廣、忠、清等州，所過無不殘滅，但也遭到僧人牛本所率領的奴軍抵抗（牛本後被殺）。接著，高宗在內殿宴請了蒙古使者，並向蒙古使者和將領贈送了黃金、白金、襦衣、馬匹等大量財物。
壬辰年（1232年）正月，在安北府的高麗三軍投降之後，高麗派人偕蒙古軍官招降龜、慈兩州，龜州被迫出降，但慈州守將崔椿命始終拒絕出降。正月十一日，蒙軍班師，留下契丹人都旦等72名達魯花赤鎮守高麗。四月十二日，高麗派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赴蒙古上表稱臣並進貢了金銀酒器、羅絹綾紬等物。第一次蒙麗戰爭結束。
第二階段
蒙麗戰爭的第二階段的時間為壬辰年（1232年）至中統元年（1260年），即第二至六次蒙麗戰爭。這一階段，高麗朝廷遷都江華島、地方官民遷到山城和海島以躲避蒙古，並且不再派遣三軍正面迎戰蒙軍，而是向各山城派遣“防護別監”，通過“別抄”軍（特種部隊）及民眾以守城戰和游擊戰的形式堅持抵抗。蒙古則對高麗實施焦土作戰，逼迫高麗“出水就陸”、國王親朝。期間因蒙古主帥或大汗死亡或生病等因素，導致戰事多次中斷，最後以高麗太子王倎代父親朝蒙古、高麗東北部併入蒙古告終。
- 第二次蒙麗戰爭
高麗投降蒙古後，必須履行蒙古所規定的“六事”義務。蒙古在高麗任命都旦為首的72名達魯花赤，並要求高麗協助蒙古攻打東夏。高麗不得不派西京都領鄭應卿、前靜州副使朴得芬押船三十艘、水手三千人赴蒙古，但總體來說還是“逗留不進”。蒙古對高麗的物資索求，高麗也不能如數完成，以致使團被撒禮塔扣押，使者池義深也被押到窩闊台面前。在壬辰年（1232年）四月高麗派趙叔昌、薛慎赴蒙古所上表文中，抱怨“今所需索，其數過多，求之又難，似未堪應副，然旁搜四遐，月集日儲，猶未得盈數”，同時解釋不能納質、括戶以及送來諸般工匠、刺繡婦人的理由。達魯花赤都旦也在高麗橫行霸道，甚至打死高麗官員。六月十五日，池義深使團中的校尉宋得昌（又作宋立章）逃回開京，報告了使團被扣押的情況，據說還稱蒙古即將再次征討高麗。由於高麗無法承受蒙古的索求與欺侮，所以第二天（六月十六日），崔瑀就決議遷都江華島。七月六日，在送走了一批蒙古使臣後，高麗高宗就同百官軍民遷都江華島。同時，崔瑀還要求各道將民眾遷至山城和海島，並捕殺各地達魯花赤（西京達魯花赤被當地民眾保護下來），洪福源則收集高麗四十餘州縣的附蒙民眾，等待蒙軍的救援。
第二次蒙麗戰爭形勢圖
壬辰年（1232年）八月，窩闊台命當時準備攻打東夏的撒禮塔再次出征高麗。十月，高麗派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璋出使蒙古，上表陳情，不過未能阻止蒙軍對高麗的侵攻。只是不善水軍的蒙軍無法攻克江華島。據說蒙軍曾想造船攻擊江華島，但一名叫邊呂的高麗俘虜堅稱“陸路不通，水路甚險”，於是蒙軍焚燒船隻，放棄進攻江華島。對於高麗陸上區域，蒙軍則實施焦土政策，“凡所經由，無（論）老弱婦女，皆殺之無赦”，甚至還長驅直入到高麗腹地的大邱符仁寺，將藏在那裡的雕版大藏經全部付之一炬。蒙軍的暴行激起了高麗民眾的反抗，他們不僅堅守城池，而且還往往“出與之戰，殺獲官人士卒不為不多矣”。蒙軍在廣州山城就遭到當地守臣李世華的抵抗而未能攻克。撒禮塔在占領漢陽山城後，接著進攻奴隸所住的處仁部曲（今韓國龍仁市處仁區），於十二月十六日被一個俗名叫金允侯的僧侶射死。蒙軍在其別將鐵哥的率領下由此撤軍，占領地由洪福源管領。第二次蒙麗戰爭結束。
- 第三次蒙麗戰爭
癸巳年（1233年）四月二十四日，窩闊台下詔責備高麗高宗五大罪狀，要求他“出海來朝”，並親自率軍協助蒙古攻擊東夏。不過高麗對此未有反應，反而在同年十二月收復了歸順蒙古的西京，將民眾遷入海島，殺死為首者畢賢甫，迫使洪福源率高麗附蒙民眾逃到蒙古，居住遼陽等處。此外，高麗還與東夏通信，請其偵察蒙軍動向；又尋求恢復與金朝的關係，派崔璘、權述、崔滋等赴金朝行在汴梁問安，行至遼東海州，因道路不通而折返。就在癸巳年（1233年）及甲午年（1234年），東夏及金朝先後被蒙古攻滅，高麗的處境更加孤立，於二月派遣金寶鼎出使蒙古。但蒙古並不想放過高麗，窩闊台在甲午年（1234年）五月遣使持璽書招諭高麗未降人民，以洪福源所享受的待遇號召高麗人捉拿高麗國王及高官，蒙軍再來時，“拒我者死，降我者生”。乙未年（1235年），窩闊台派唐古統領蒙古、糺軍、漢軍，與洪福源一起討伐高麗，第三次蒙麗戰爭爆發。
乙未年（1235年）閏七月，蒙軍渡鴨綠江，侵安北都護府（《高麗史》誤記為“安邊都護府”）。此後蒙軍又兩次渡江南下，戰事一直持續至己亥年（1239年），期間蒙軍攻占高麗龍崗縣、鳳州、海州、洞州、九月山城、慈州、歸信城、金山城、金洞城等地，最遠打到慶尚道慶州（高麗東京），燒毀新羅遺物皇龍寺九層塔。高麗慈州副使崔景侯、判官金之佇、殷州副使金景禧等官員死難。不過，蒙軍亦在砥平（今韓國京畿道楊平郡砥平里）遭到崔瑀家兵“夜別抄”的襲擊、在扶寧（今韓國全羅北道扶安郡）高蘭寺受到醫業舉人全公烈指揮的“別抄”軍的襲擊而遭受損失，在竹州山城（今韓國京畿道安城市竹山面）遭到防護別監宋文胄的抵抗、在溫水（今韓國忠清南道牙山市）受到郡吏玄呂等人的抵抗、在大興受到當地官民的抵抗而未能攻克。在這期間，不斷有不願為蒙古賣命的蒙軍中漢人、女真、回回等族士兵投奔高麗，高麗鼓勵他們來投並分配土地。最重要的是蒙軍始終沒有拿下江華島，正如高麗大臣李奎報在乙未年（1235年）所言：“萬千胡騎如飛鳥，咫尺蒼波略未過。”高麗也在戰爭期間加強江華島的防備，於丁酉年（1237年）修築了江華外城。
戊戌年（1238年）十二月，高麗終於派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彥琦出使蒙古，訴說高麗苦衷，懇求蒙古撤軍，被窩闊台拒絕，繼續要求國王親朝。己亥年（1239年）六月，起居舍人盧演、詹事府注薄金謙出使蒙古，告知高麗高宗因母親柳氏（元德太后）去世而不能親朝。窩闊台表示諒解（可能有耶律楚材的影響），並要求國王於庚子年（1240年）親朝。通過雙方的和談，第三次蒙麗戰爭結束。
- 第四次蒙麗戰爭
第三次蒙麗戰爭結束後，高麗於己亥年（1239年）十二月派遠支王族新安公王佺（高麗顯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孫）冒充國王“親弟”，朝覲窩闊台。此後陸續派少卿宋彥琦、右諫議趙修、閤門祗候金成寶、御史權韙等出使蒙古。但窩闊台並不滿意，而且高麗昌、朔兩州附蒙民戶的家屬也被高麗殺死。窩闊台便於同年五月下詔責問高麗高宗，要求出海（離開海島）、納質（送禿魯花）、括戶（上報民戶）。同年，蒙古攻占昌、朔等州。辛丑年（1241年）四月，高麗以遠支王族永寧公王綧（高麗顯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孫）冒充國王“愛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質蒙古，初步滿足蒙古的“納質”要求。同年十一月，窩闊台去世，乃馬真後稱制，蒙古汗位空缺數年，對外擴張勢頭有所放緩，高麗也贏得喘息之機。此後數年間，高麗連年遣使入貢於蒙古。
第四次蒙麗戰爭形勢圖
丙午年（1246年）七月，窩闊台長子貴由在忽里勒台大會中被推舉為大汗，當年高麗沒有來朝貢，於是貴由決定出兵討伐高麗。當年冬，有400名蒙古人藉口捕獺潛入高麗北部，趁機偵察大量情報，而高麗方面則因數年無戰事而放鬆警惕，不以為意。丁未年（1247年）七月，蒙古元帥阿毋侃就和洪福源率軍入侵高麗，占領威州平虜城，駐紮鹽州（今朝鮮黃海南道延安郡）。因為蒙古在戰前進行了仔細的偵察，所以逃避的高麗百姓都被擄掠，很少有能逃脫的。戊申年（1248年）二月，高麗派樞密院使孫抃、秘書監桓公叔赴蒙古。三月，貴由暴死，阿毋侃得到訊息後撤軍，第四次蒙麗戰爭結束。
- 第五次蒙麗戰爭
從戊申年（1248年）十月到己酉年（1249年）六月，高麗又派了三批使節入蒙。己酉年（1249年）八月十五日，蒙古海迷失後降旨責備高麗，繼續要求“遷海島、點數民戶、親身朝見、出力供職”等事項。同年十一月，高麗武臣政權領袖崔怡（即崔瑀）死去，其子崔沆嗣位，仍延續崔怡對蒙古陽奉陰違的政策，在江華島修築江都中城（內城），加強防備。庚戌年（1250年），高麗派了三批使節入蒙，可能作出了“出水就陸”的允諾。蒙古也在同年夏派多可、無老孫等人來江華島，查看高麗是否真的準備出陸。同年冬又派高麗人洪高伊出使高麗，高麗高宗在梯浦宮親自迎接洪高伊等，洪高伊暗中勸高麗高宗繼續固守江華島，並保證自己回蒙古後將勸海迷失後不要打高麗。
辛亥年（1251年）六月，成吉思汗之孫、拖雷之子蒙哥在忽里勒台大會中被推舉為大汗，隨後派將困、洪高伊到高麗通報自己即位的訊息，並重申高麗國王親朝及“出水就陸”的要求。壬子年（1252年）正月，高麗派樞密副使李峴、侍郎李之葳出使蒙古，保證六月出陸。但李峴還沒到蒙古，蒙古東京（遼陽）官人阿毋侃和通事洪福源就請求蒙哥討伐高麗，獲得批准，李峴來到後，蒙哥派多可再次來高麗核實出陸之狀，如果高麗沒有出陸就發兵出征。多可於七月到了高麗，果然發現高麗說謊，回去稟報蒙哥後，蒙哥便派堂叔也窟大王（又作也古、耶虎，合撒兒之子）及皇弟松柱率阿毋侃、洪福源等將士討伐高麗，開啟第五次蒙麗戰爭。
癸丑年（1253年）四月以後，松柱就率軍一萬侵入高麗東界。七月，也窟大王所率的蒙軍主力渡過鴨綠江，率阿毋侃、洪福源侵入高麗北界，高麗朝廷接到訊息後，依然命令各地官民躲進山城或海島。這次戰爭中，蒙軍占領禾山城（椋山城）、東州、春州、三角山城、楊根城、天龍城、五里山城、瓮子城、竹林寨等地，並首次奪取海島（蝟島等），所破之地“悉見屠殘”（唯五里山城因王榮祖的擔保未遭屠城），高麗軍民“一日死亡者幾千、萬人”，高麗椋山城防護別監權世侯、東州山城防護別監白敦明、春州道按察使朴天器、文學曹孝立等官員死難。同時，蒙古也派已經降蒙的高麗使臣李峴到處勸降。另一方面，蒙軍在開京附近的金郊驛、全州班石驛、忠州金堂峽、平州城外等地遭到高麗“別抄”軍或民眾的偷襲，受到一定損失。登州、原州、忠州等城亦未能攻克。其中守護忠州的就是之前射殺撒禮塔的金允侯，他在糧食不足的情況下守城七十餘日，期間也窟大王在忠州生病，聽從薩滿之言而北返，一個月後忠州之圍亦解，時為癸丑年（1253年）十二月。
第五次蒙麗戰爭形勢圖
也窟走後，留下阿毋侃和洪福源，繼續與高麗交涉。當時高麗不僅拒絕蒙古提出的置達魯花赤及出水就陸、拆除江都城池等要求，還堅持拒絕出送王子為人質，不過最終高麗高宗被參知政事崔璘說服，同意派次子安慶公王侃去蒙古。於是蒙軍帶著王侃於甲寅年（1254年）正月撤軍，第五次蒙麗戰爭結束。長年的戰爭中，由於高麗向蒙古進奉了太多的金銀布帛，導致高麗國庫空虛，以致於高麗不得不命高官上交財物作為經費。
- 第六次蒙麗戰爭
也窟大王、阿毋侃雖然帶回了安慶公王侃來交差，但蒙麗之間的核心懸案即高麗朝廷“出水就陸”與國王親朝的問題並未解決，高麗方面也在蒙古撤軍後就殺死了留在高麗並自封為達魯花赤的李峴等叛徒，顯示其對蒙古的抗拒態度。因此蒙哥對此結果不滿意，改派車羅大（札剌兒帶、札剌台、札剌䚟）與洪福源第六次征伐高麗。
蒙哥認為高麗雖然“負險自守”，但畢竟是一個小國，猶如“釜中之魚，非久自死”，所以並不急於征服高麗。車羅大也不以直接吞併高麗為目標，而是通過焦土作戰來不斷消耗高麗的有生力量，逐漸摧毀高麗的抵抗意志，從甲寅年（1254年）到戊午年（1258年）分四次出征高麗。甲寅年（1254年）七月，車羅大領兵五千渡過鴨綠江，隨後另有一支蒙軍從原來的東夏國方向入侵高麗東北地區。車羅大長驅直入，到十二月一直打到朝鮮半島南部近海的丹溪（今韓國慶尚南道山清郡），並向高麗使者宣稱要么高麗“出水就陸”、君臣百姓剃髮，要么國王跟著他一起親朝，否則絕不罷兵。翌年二月，蒙軍暫時撤軍。乙卯年（1255年）八月，車羅大再入高麗，因高麗使臣金守剛對蒙哥的勸說，於翌年九月撤軍。丁巳年（1257年）五月，蒙軍開始騷擾高麗西北，車羅大也在七月率軍兩萬出征高麗，十一月撤軍。戊午年（1258年）八月，車羅大進軍高麗，一直打到忠州朴達峴（今韓國忠清北道堤川市），並揚言送太子到軍前就可以撤軍，但高麗高宗藉口太子有病而不願交出。在這數年間，蒙古攻占高麗光州、安城、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果等城。還攻取了海島神威島，殺死孟州守胡壽。
在此期間，高麗軍民“晝不敢與韃（蒙軍）戰，夜僅能偷劫”，雖然在槐州、鎮州、多仁鐵所、忠州山城、尚州山城、交河、鐵嶺、大院嶺、槽島、笠岩山城、義州、仁州、月岳山、押海島、溫水、艾島、泰州、稷山、神威島、昌麟島、祥原、朴達峴、岐岩城、金剛城、寒溪城等至少二十多處地方成功襲擊或抗拒過蒙軍，但終究不能扭轉大勢。經過多年戰爭，高麗的有生力量已逐漸被消耗殆盡。大量田地荒蕪，無數民眾餓死，被蒙古屠殺和俘虜的更是不計其數，僅在甲寅年（1254年）就有206800餘名高麗百姓被蒙軍擄走，蒙軍所經州郡，都成為了煨燼。不過，掌權的崔氏家族為了維持權力，不顧日益糜爛的局勢，繼續對抗蒙古，自身則囤積錢穀，富可敵國，並派官員到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因此高麗人心思變，甚至很多百姓還“反喜蒙兵之至”。戊午年（1258年）三月二十六日，金仁俊等發動政變，殺死武臣政權領袖崔竩，終結了六十餘年的崔氏政權，崔氏家財也被散發高麗軍民，初步穩定人心。金仁俊名義上還政於高麗高宗，實際上自己成為武臣政權的新領袖。
此時的戰局已不容高麗樂觀。戊午年（1258年）十二月，高麗東北面的趙暉、卓青等人引蒙軍殺死高麗官員和駐軍，使高麗鐵嶺以北十五州併入蒙古，成為雙城總管府。此外西京、開京等要地都有蒙軍駐屯，其中蒙將王榮祖還招募民眾屯墾西京一帶的土地，以便長期占領。如果繼續拒絕蒙古要求，高麗全境都有被蒙古蠶食的危險。高麗高宗無奈，終於同意送太子親朝。己未年（1259年）四月，太子王倎奉表赴蒙古，朝見蒙古大汗蒙哥。與此同時，高麗還應蒙古要求，先後拆除了江都的內城（中城）和外城，以示臣服於蒙古的誠意。不久之後，蒙軍主帥車羅大就暴死（可能在內斗中被殺），第六次蒙麗戰爭結束。
己未年（1259年）七月，蒙哥死於南宋合州釣魚城下，王倎沒見到蒙哥，卻於閏十一月在汴梁見到了北上與阿里不哥爭位的忽必烈，對他行君臣之禮，得到忽必烈的歡心。忽必烈的幕僚趙良弼、廉希憲鑒於高麗“依山阻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而主張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忽必烈予以首肯。在王倎親朝期間，高麗高宗去世，王倎回國繼位，是為元宗。忽必烈也繼位於開平府，建元中統，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不再催促高麗“出水就陸”，並於中統元年（1260年）秋撤走在駐紮高麗的蒙軍，高麗則承諾蒙古撤軍三年後就“出水就陸”，蒙麗戰爭第二階段告一段落。
第三階段
蒙麗戰爭的第三階段的時間為至元七年（1270年）至至元十年（1273年），即第七次蒙麗戰爭。這一階段，高麗王室“出水就陸”，歸順蒙古，而以三別抄為首的反蒙勢力則堅持抵抗蒙古。最後以三別抄的據點珍島、耽羅島先後被元軍與高麗僕從軍的聯軍攻克、高麗徹底淪為蒙元的藩屬國告終。
忽必烈雖然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但是並不意味著放棄要求高麗“出水就陸”以及落實“六事”，只是不直接採用軍事手段逼迫而已。高麗武臣政權領袖金俊（即金仁俊）也在事實上繼承了崔氏政權的抗蒙政策。中統五年（1264年）五月，忽必烈徵召高麗元宗入朝，金俊反對，另一大臣李藏用力主入朝，於是元宗親自到燕京覲見忽必烈，這也是蒙麗戰爭以來高麗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做到“君長親朝”。但由於金俊的拖延，高麗遲遲未能“出水就陸”，惹怒了忽必烈，於至元五年（1268年）三月向高麗下達措辭嚴厲的詔書，質問高麗元宗為何沒有履行“出水就陸”的承諾與盡到臣服蒙古的義務，更點名要求金俊父子及其弟金沖（金承俊）去燕京。金俊不理會蒙古的要求，並對蒙古更加抗拒，高麗元宗則聯合金俊養子林衍，於至元五年（1268年）十二月殺死金俊。至元六年（1269年）六月二十一日，林衍又逼元宗退位，另立安慶公王淐（即王侃）為王。忽必烈出手干涉林衍廢立事件，派國王頭輦哥出兵高麗，高麗官吏崔坦、李延齡等人則趁機殺死高麗派駐西京的官員和駐軍，將慈悲嶺以北六十座城池獻給蒙古。林衍在蒙古的壓力下，被迫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讓元宗復位。事後忽必烈召高麗元宗、王淐及林衍入朝解釋情況，林衍拒絕入朝，高麗元宗入朝並請求忽必烈出兵護送他和在元朝的世子王諶（後來的忠烈王）歸國。同時請求下嫁公主於世子和設定達魯花赤於高麗，這意味著高麗王室向蒙古投降。
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十六日，高麗元宗和世子王諶在頭輦哥麾下蒙軍及達魯花赤脫脫兒（脫朵兒）和焦天翼的護送下啟程返回高麗。二月二十五日，林衍憂懼而死，其子林惟茂企圖做最後的掙扎。元宗在回國途中派大將軍鄭子璵去江華島曉諭還都開京，同時派親信李汾成向對林惟茂心懷不滿的御史中丞洪文系（洪奎）、直門下宋松禮傳達誅殺林惟茂的密旨，隨後他們利用三別抄發動政變，於五月十四日生擒林惟茂並斬首於市，結束了高麗的百年武人時代。五月二十七日，元宗抵達開京，隨後派將軍金之氐去江華島遣散三別抄。六月一日，裴仲孫與夜別抄指諭盧永禧在江華島發難，向官民宣布：“蒙古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輔國者，皆會毬庭！”於是江華島大亂，裴仲孫擁立留在江華島的王族承化侯王溫（高麗顯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七世孫，也是在蒙古為質的永寧公王綧之兄）為高麗國王，並斬殺了反對者及蒙古派來招諭的回回人使者。當時江華島的守軍很多都逃回陸地，裴仲孫等估計江華島守不住，便帶著王溫和三別抄，裹挾無數男女浮海南逃，入據朝鮮半島西南端的珍島，時不時上岸劫掠。
隨後蒙古派阿海、高麗王室派金方慶組成聯軍，多次進攻珍島，第七次蒙麗戰爭爆發。起初蒙軍與高麗僕從軍的聯軍均被裴仲孫擊退，逼得金方慶差點投海自殺，蒙古遂將阿海替換為忻都。陸地全羅道的許多州郡也紛紛歸降，不少官吏去珍島謁見裴仲孫等三別抄將領。至元八年（1271年）春，蒙古打算招安裴仲孫，派忽都答兒出使珍島，裴仲孫提出的條件是蒙古撤軍後直接歸順蒙古，但是蒙古新任統帥忻都沒有接受，裴仲孫進而要求將全羅道劃給他，然後直接隸屬蒙古管轄，亦被蒙古拒絕。與此同時，裴仲孫還向日本求救，在國書中宣揚“我本朝統合三韓”“安寧社稷（以）待天時”，又蔑稱蒙古為“韋毳”，表示“披髮左衽聖賢所惡”，傳達了對蒙古抵抗到底的意志，當然，不明就裡的日本鎌倉幕府並未貿然出兵相救。
由於裴仲孫多次擊退蒙軍攻擊，逐漸鬆懈了防備。忻都與洪福源之子洪茶丘在金方慶率領的高麗僕從軍的配合下，於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十五日攻破珍島，王溫被殺，裴仲孫不知所終，很可能也戰死，餘部在金通精的率領下轉進耽羅（濟州島），殺光島上兩百名高麗駐軍，與耽羅星主繼續抗蒙，此外在南海島回響三別抄的劉存奕也率80艘船前往耽羅會合。同年，蒙古建漢式國號為“大元”。此後元朝派金通精的侄兒金永等七人去耽羅勸降，金通精拒絕，殺死了除了金永以外的所有使者。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忻都、洪茶丘、金方慶組成的一萬名元麗聯軍乘坐160艘戰艦，在楸子島候風后直撲耽羅，三別抄潰敗，金通精逃入漢拿山中，後自縊。閏六月，金通精的屍體被發現，同黨金革正、李奇等七十餘人被送至洪茶丘軍前處斬，元朝在耽羅設定達魯花赤，納入版圖。至此，持續四十餘年的蒙麗戰爭宣告結束。
濟州島北濟州郡涯月邑古城裡坡頭裡土城的“抗蒙殉義碑”
戰爭結果
蒙麗戰爭以蒙元勝利、高麗臣服於蒙元告終。其具體結果可歸納為如下三個方面：
- 關係變化：蒙麗關係在戰前是“兄弟之國”，經過蒙麗戰爭變成君臣關係，高麗向蒙元履行“六事”以及貢女、貢宦、貢鷹等義務，並迎娶蒙元所下嫁的公主，成為蒙元的“駙馬國”。另一方面，高麗也保留了王室、政府和軍隊，在司法與財政上享有較大的自主權，在被蒙古征服的國家中是少數能維持國體的國家之一。
戰爭影響
蒙麗戰爭只是蒙古征服亞歐各國戰爭中不算很重要的一個戰爭，所以對蒙古的影響有限，主要體現在對高麗的影響上，可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
- 政治方面：高麗王室投降蒙古，並藉助蒙古力量結束了架空王室百年之久的武臣政權，但未能恢復過去的狀態。高麗之前也是宋、遼、金等政權的藩屬國，但所受壓迫遠不如蒙麗戰爭後所受的來自元朝的壓迫，正如蒙元漢臣郝經形容高麗“幾回事宋事遼金，不似今番冤苦深”。投降蒙古前，高麗行使著類似“外王內帝”的體制，混用大量皇帝制度，自稱“海東天子”，但在元朝的壓力下降格為諸侯制度，並且影響到了後來的朝鮮王朝。自從至元十一年（1274年）高麗世子王諶迎娶忽必烈的女兒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莊穆王后）後，高麗王室世代與蒙古黃金家族聯姻，成為元朝的“駙馬國”，每位高麗國王即位前需要到元朝做人質，在位期間兼任元朝征東行省丞相，死後也不再像之前那樣自擬廟號、諡號，而是由元朝賜予帶“忠”字的諡號。高麗國王處於元朝的監視之下，高麗忠宣王、忠惠王都因為得罪元朝而被廢並流放元朝邊疆。元朝曾多次打算直接吞併高麗，但因為各種原因（比如元朝內部的反對意見）而作罷，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才由恭愍王恢復了自主權，這段期間就是高麗的“元干涉期”。
- 國際關係方面：隨著高麗臣服於蒙古，接下來作為蒙古征服對象的就是和高麗隔海相望的日本。蒙麗戰爭尚未完全結束的至元三年（1266年），蒙古就派黑的、殷弘要求高麗招諭日本。蒙麗戰爭結束第二年，高麗就配合元軍東征日本，引發元日戰爭。因此蒙古對高麗的征服使10世紀以來長期與東亞大陸隔絕政治往來的日本重新捲入東亞國際外交的漩渦中，並首次受到來自東亞大陸的軍事攻擊。另一方面，蒙古使臣郝經曾以高麗向蒙古投降為例來勸降南宋，但南宋並未應允，而是將其扣押。後來元朝文人信世昌也以高麗為例來寬慰被元朝扣押的南宋丞相文天祥，但文天祥已對此不抱幻想。此外，元朝在招諭安南、日本時也以高麗作為前例，可知高麗已成為元朝“誇示諸國”的一個樣板。
戰爭評價
- 郝時遠（中國大陸學者）：從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派兵入高麗討伐契丹始，到一二五九年高麗以太子出降蒙古止的四十餘年中，蒙古為了征服高麗，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戰爭。在這曠日持久的征服戰爭中，高麗王國雖然遭受了空前的洗劫和蹂躪，但高麗軍民在抗擊蒙古的侵略戰爭中所表現出的頑強意志和取得的勝利，卻在世界歷史的畫卷中留下了為人矚目的一頁。
- 黃寬重（中國台灣學者）：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之後，接著就像一陣陣凜冽的狂風，以空前的速度橫掃歐亞大陸，鐵騎所向，無不披靡。不過，蒙古對宋及高麗發動的戰爭，卻遭到極大的抗拒。宋朝國力雖弱，仍能於與金對峙百餘年後，抵抗蒙古四十五年，高麗也堅持了二十七年才臣服於蒙古，是當時二個抗禦蒙古騎兵相當成功的國家。憑藉江河之險及利用山城為防禦，是宋與高麗能持久抗蒙的要素。余玠在四川建立以釣魚城為中心的山城防禦體系，迫使蒙古改變戰略，延長宋朝國祚達二十年。高麗則以徙都江華島，及徙各地百姓入保山城島嶼的策略，避免直接受敵的危險，達成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目的。這種以山城、水寨為防衛據點的戰略，是火藥大規模投入戰場之前，農耕民族防禦遊牧民族進犯的有效方法，也是中韓歷史上難得的共同經驗。……觀察宋、麗兩國山城防禦布置與成果，可以看出宋朝較為主動。所以如此，戰略目標與人為因素是重要關鍵。以地理形勢而言，高麗的山嶺起伏，險要處不下於四川，山城防禦又有悠久的歷史，況且蒙古僅以偏師入犯，外在條件較宋為優。然而，高麗深知蒙、麗國力懸殊，在不能戰、又不滿蒙古的氣焰、不甘屈服於騎兵武力下，加上權臣崔氏為維護個人利益等多重因素，而採取遷都及徙民入保山城、海島的守勢策略，目的是要緩和直接臨敵的危險，以空間換取與爭取對蒙古談判的有利籌碼。在這一策略下，高麗對蒙古推行和、守兼行的政策，意在拖延，況且不少高麗臣民不願戰爭，以免生民塗炭，高宗十九年，高麗朝廷討論戰守策略時，反對遷都的俞升旦說：“以小事大，義也”，就反映了事大主義的傳統下，時人弭兵厭戰的態度。在蒙古不斷抄掠下，山城成為官民的避難所，朝廷長期困守孤島，稅源不足，既要應付蒙古的需索，當然難有餘力充實戰備，因此，除了盡力鞏固江華島的防禦設施外，對其餘山城的防務布署與設備，更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了，防衛的成效自然要打折扣。
- 朝鮮教科書：①高麗人民反對封建蒙古侵略的祖國防衛戰是判決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嚴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高麗軍隊和人民再次發揚了祖國防衛的愛國傳統。②當時，兇惡的蒙古侵略者無論如何都不會保留對方的主權和國王。但就對於高麗，卻不得不承認其主權和國王的明確存在並建立和平的國交關係，這完全是高麗人民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自主權的犧牲性鬥爭的結果。
- 韓國教科書：負責總體指揮戰爭、動員所有國力建立強大的統一戰線的中央武臣政權卻對抗蒙持消極態度，一貫堅持姑息政策，只是急著謀求自己的安全。掌權者在遷都江華島的同時，讓百姓躲避到山城和海島上，以後每次蒙古軍入侵時，一直採取這種措施。不用說，這是出於利用蒙古軍不擅水戰的弱點，同時也是出於山地作戰對我方有利的戰略判斷而採取的策略。實際上，這種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糧食問題，進入山城和海島的百姓不得不飽受巨大的痛苦。在這種艱難的困境中，農民和賤民自己起來組織臨時的防禦軍，與侵略軍展開英勇的戰鬥。在與蒙古的抗爭中，抗爭的主體不是高麗朝廷和其指揮的政府軍，而是一般民眾……以強大善戰出名的蒙古軍望著距陸地不過只有數百米的江華島毫無辦法，在30年的時間裡只能喊叫讓他們到陸地上作戰。從這一方面來看，我們決不能忘記民兵的這種抗戰功績。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高麗朝廷並沒有能利用百姓的這種抗蒙意志構築統一戰線，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對他們的掠奪，這嚴重傷害了他們抗戰的意志。結果造成民心背離。在抗蒙戰爭中失敗的高麗朝廷不得不向蒙古妥協，與其講和。此後高麗在各方面受到蒙古的干涉，其自主性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