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生平,幕末,維新後,官僚政治家,榮典,東京市區改造,出台教育敕語,家族醜聞,影視形象,
人物簡介
父親是醫師。本姓原田氏，後改姓芳川。早年學習漢學和醫學。文久2年（1862）以後，在長崎學習醫學和英學期間，結識伊藤博文。明治維新時為國事而奔走。明治3年（1870年）在伊藤的推薦下出仕大藏省。翌年隨伊藤博文訪問美國，考察貨幣和金融制度。歸國後，歷任紙幣頭、工部大書記官、外務少輔。明治15年7月任東京府知事，致力於市區改造建設。及後任內務次官。明治23年5月任第1次山縣內閣文相、參與制定教育敕語。歷任司法相、內務相、遞信相。明治33年敕選貴族院議員、明治43年任樞密顧問官、明治45年任樞密院副議長。先後敘子爵、伯爵。
芳川顯正伯爵生平
幕末
芳川顯正本為德島藩的藩士，1842年1月21日生於阿波國麻植郡山川町川田村，醫師原田民部第四子，母親慶子。早年隨淺野玄碩學習醫藥學，後過繼給高橋文昨作為高橋家的養嗣子。文久2年（1862年）遊學長崎，在修習醫學的同時，在何禮之創辦的英語塾，師從何禮之、瓜生寅學習英學（英語學，即學習英語和英語圈國家的學問和文化），期間與在學校教授英語的伊藤博文交遊。同學有前島密（內務省驛遞局長、遞信次官）、高橋新吉（英學者、日本勸業銀行總裁）、前田正名（農商務省大書記官、東京農林學校校長）、山口尚芳（會計檢查院長）、栗野慎一郎（特命全權大使、樞密顧問官）、高峰讓吉（工學博士、藥學博士）、白峰駿馬（海援隊士、白峰造船所長）、陸奧宗光（海援隊士、外務大臣）等人。
宮中顧問官·伯爵芳川顯正維新後
慶應3年（1867年）赴鹿兒島，作為海軍所的賓客，擔任航海、數學、軍事學書籍的翻譯。明治1年（1868年）改姓芳川，並擔任德島藩的洋學教授。明治維新時從軍，參與過討伐德川幕府的戰鬥。明治3年（1870年）閏10月17日在伊藤博文的推薦下進入大藏省任職，並隨伊藤博文大藏少輔東渡美國，考察貨幣和金融制度。明治4年（1871年）8月25日任紙幣權助，10月24日升任紙幣權頭。
1872年（明治5年）7月7日——1874年（明治7年）1月15日任大藏省紙幣局紙幣頭，1874年（明治7年）1月15日轉入工部省任職，任工部大丞，同年8月30日任電信頭，1877年（明治10年）1月11日任工部大書記官、電信局長兼書記局長。明治12年（1879年）4月4日至明治13年（1880年）1月5日赴英國出席萬國電信會議（今國際電信聯盟）。歸國後，1880年（明治13年）2月28日任外務少輔，1881年（明治14年）10月21日任工部少輔，1882年（明治15年）7月19日——1885年（明治18年）6月13日任內務少輔兼東京府知事，1884年（明治17年）12月17日——1885年（明治18年）12月8日兼任東京市區改造審查會會長。
芳川顯正子爵官僚政治家
1885年（明治18年）6月13日——1885年（明治18年）12月22日任內務大輔，1885年（明治18年）6月25日兼任總務局長，同年7月13日兼任中央衛生會長、日本藥局方編纂總裁。1886年（明治19年）3月3日——1890年（明治23年）5月17日任內務次官，敘敕任官一等。1888年（明治21年）9月1日——1890年（明治23年）9月18日兼任東京市區改造委員會委員長。因與當時的實權人物山縣有朋來往密切，網羅為其心腹，逐漸成為山縣系官僚的大將。1890年（明治23年）5月17日任第1次山縣有朋內閣文部大臣，在任時曾參與制定和發布《教育敕語》等教育檔案的制定。1891年（明治24年）5月6日松方正義組閣時留任文部大臣。1891年（明治24年）6月1日退任後入天皇皇宮任宮中顧問官，敘敕任官一等，同年12月22日改宮內高等官二等。1892年（明治25年）4月14日——1892年（明治25年）10月20日兼宮內省內藏頭，1892年（明治25年）10月20日——1893年（明治26年）3月16日兼任帝室會計審查局長。1892年（明治25年）11月19日敘宮內高等官一等。
1892年（明治25年）8月8日伊藤博文第二次組閣，1893年（明治26年）3月16日，芳川顯正入閣，任第2次伊藤內閣司法大臣，1894年（明治27年）5月2日——6月25日臨時代理內務大臣，1894年（明治27年）8月29日——10月3日臨時兼任文部大臣，1896年（明治29年）2月3日——1896年（明治29年）4月14日兼任內務大臣。1896年（明治29年）9月18日——1896年（明治29年）9月26日任第2次松方內閣司法大臣。1898年（明治31年）1月12日——1898年（明治31年）6月30日任第3次伊藤內閣內務大臣。1898年（明治31年）11月8日——1900年（明治33年）10月19日任第2次山縣內閣遞信大臣。明治29年6月5日受封子爵。明治33年11月28日——明治37年7月10日敕選為帝國議會貴族院子爵議員。1901年（明治34年）6月2日——1903年（明治36年）7月17日第1次桂太郎內閣遞信大臣。1903年（明治36年）7月17日因政府改組一度去職。1904年（明治37年）2月20日復歸內閣任內務大臣，1905年（明治38年）9月16日依願免官。1905年（明治38年）12月26日特賜“前官禮遇”成為重臣。
明治40年9月21日進爵為伯爵，但是被免去了貴族院子爵互選議員的職務。1910年（明治43年）2月3日——1912年（明治45年）1月9日任樞密顧問官。1912年（明治45年）1月9日——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任樞密院副議長。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因家門醜聞辭去樞府副議長之職。1919年（大正8年）3月13日——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再任樞密顧問官。
1907年（明治40年）發起日本花柳病防治協會，也就是現在的日本性健康醫學財團的前身，並自任會長之職。1910年（明治43年）3月——1911年（明治44年）2月任皇典講究所所長、國學院大學長。1915年（大正4年）發起創立南洋協會（財團法人跨文化交流基金會的前身），並自任會頭。
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去世，享年80歲。婿養子芳川寬治襲爵。
樞密院副議長·伯爵芳川顯正榮典
1872年（明治4年）1月21日-正六位；
1872年（明治5年）11月4日-從五位；
1880年（明治13年）5月24日-正五位；
1882年（明治15年）6月17日-勛三等；
1885年（明治18年）9月16日-從四位；
1886年（明治19年）10月20日-從三位；
1887年（明治20年）11月25日-勛二等旭日重光章；
1889年（明治22年）11月25日-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紀念章；
1890年（明治23年）6月11日-從二位；
1893年（明治26年）12月28日-勛一等瑞寶章；
1902年（明治35年）2月27日-勛一等旭日大綬章；
1902年（明治35年）5月20日-正二位；
1906年（明治39年）4月1日-明治三十七八年從軍記章；
1907年（明治40年）9月21日-伯爵陞爵；
1910年（明治43年）1月25日-御紋付御杯；
1915年（大正4年）11月10日-大禮記念章；
1916年（大正5年）4月1日-金杯一組；
1917年（大正6年）3月20日-勛一等旭日桐花大綬章；
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御紋付御杯；
1920年（大正9年）1月10日-從一位。
芳川顯正東京市區改造
芳川顯正在擔任東京府知事期間，制定了《東京市區改造計畫》。但是，在該改造計畫的實施過程中，由於經費等因素的制約，該計畫主要側重於上水道的修建、道路的改造與興建、下水道的建設等，儘管該計畫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其對日本後來的城市規劃仍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東京市區改造計畫是日本明治時期頒布的城市改造方案。該計畫從1889年正式實施，一直延續到1919年城市法制定為止，是“日本最初的城市規劃”，東京市區改造計畫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古代的城市格局無法適應現代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需要。
- 破舊的上下水道導致大規模的傳染病頻繁發生；
- 擁擠、破舊的住宅區導致火災頻繁發生；
- 狹窄、難行的道路難以展開現代的生產與生活。
1884年11月，芳川顯正在進行了兩年的測量籌劃之後，向內務卿山縣有朋上呈了東京《市區改造意見書》。自此東京城市規劃的制定工作正式開始。
該意見書根據當時東京的人口增長情況，以150萬的人口、1740萬坪（一坪約3.3平方米）的面積作為計畫的對象。具體來說，該意見書將東京按功能分為三部分，町地（商業區）、官省地、邸宅地；將東京的道路分為六個級別，第一等第一類寬15間（每間為1.8米），第一等第二類寬12間，第二、三、四、五等依次遞減兩間；計畫興修一等道路10條，二等道路22條，三等道路10條，加上四、五等道路，總共316條；三等道路以上容許鋪設馬車鐵路的路軌，但是只有一等道路才能鋪設軌道複線；計畫將上野火車站與新橋火車站相連，使鐵路從東京市區縱貫而過；在皇居前附近建中央車站。此外，根據道路的寬度，一、二、三等道路一律架設鐵橋，四等以下道路架設木橋；準備新開挖15條運河，興修上、下水道、海港等。
該方案規模甚大，但仍欠周全，如現代城市規劃中不可缺少的公園、市場、商店街、遊樂場等，在該計畫中都未提及；雖然也進行了分區，但是沒有劃出工業園區。
《東京市區改造條令》共有16條，核心內容是組織系統與財政支持。芳川顯正的方案提出後，內務省馬上成立了東京市區改造審查會，各省以及警視廳、東京府共派出14名委員，東京工商總會派出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益田孝兩人作為民間委員參加。從1885年1月到10月，該審查會共召開了13次會議，期間，針對各種具體項目，又召集專家進行認真的研究，各方人士從更廣的角度對建議書進行了全面認真的審議，補充了大量的內容，最終形成了《東京市區改造條令》。
在組織系統方面，《條令》第一條規定：“為了議定東京市區改造的設計以及每年度應該實施的事業，特設定東京市區改造委員會，由內務大臣統率監督，其組織許可權由內閣指示決定。”在經費來源方面，《條令》第三條規定：“為籌集市區改造費用，在東京府各區，徵收以下特別稅：（1）地租稅；（2）營業稅以及雜稅；（3）房屋稅；（4）清酒稅。”《條令》第五條規定：“為補助市區改造費用，將下撥現在不供官用的東京府各區的官有河岸地，作為東京府各區所屬資產。這些土地的出賣、出租收入歸市區改造使用”。此外，《條令》第十二條還規定，如果產生臨時應急費用，可以特別稅為擔保發行公債。
1889年5月，東京市區改造設計方案經內閣同意後，正式向社會公示，並開始實施。1903年以後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局勢的變化，該方案又做了些調整，該方案將舊計畫中的道路計畫由316條壓縮為88條，很多道路被降格，被削減最多的是五等道路，由170條壓縮到15條；運河由30條壓縮到4條；公園由49處壓縮到15處；市場、火葬場、墓地仍然不變。鐵路則有所增加。所以，比較原先的計畫而言，調整後的方案的後退是顯著的。
改造計畫實際實施的時間為1888-1918年。其重心主要放在上水道的改建以及道路交通的改善方面。延續了30年的東京改造計畫，作為日本近代的第一個城市規劃，既取得了很大成績，也存在不少問題：1、計畫目標與實施結果之間存在很大距離；2、下水道問題的存在仍然使東京面臨著衛生與防疫問題；3、方案不夠完善，由於土地區劃問題沒有解決，建築條例也沒有制定，導致了無秩序開發的現象。4、沒有解決區域改造問題。
東京市區改造計畫的意義在於：1、解決了交通問題；2、解決了上水道問題，有效地遏制了霍亂等傳染病的發生；3、修繕、新建了很多方便生活的設施；4.東京市區改造計畫的示範作用，對日本其它城市的改造具有積極的影響。
芳川顯正（東京府知事の時）出台教育敕語
1890年5月末至6月初，芳川讓啟蒙思想家中村正直起草了一個儒學色彩非常濃的草稿，芳川感到不滿意，交給法制局長官井上毅，後者也認為不妥，自己起草了草稿，交給以主張“儒學為體、西學為用”聞名的天皇侍講元田永孚修改、潤色。後經過一些討論，10月29日，山縣和芳川進謁感冒臥床的天皇，10月30日以“下頒”全國國小校。
《教育敕語》曾影響了幾代日本人。有關國家教育制度的法律、法規之重要，在日本其實不亞於憲法本身，往往可以視作日本的“第二憲法”。
《教育敕語》以“忠”、“孝”為核心內容，體現了日本傳統的道德要求。這固然體現了東亞國家的重教及重倫理的傳統，但它所重的“教育”實為“皇民教育”、“神民教育”，不是為了擴張知識和思想自由，相反是要控制人的思想和行為，把人人變成日本近代化機器上的一個無思無欲的零件。
《教育敕語》實際上被視作國家的“第二憲法”而倍受重視。它敘述了日本“國體之精華”：包含著“忠孝”的立國之本，描述了天皇的國民道德人格，提出了國民獻身國家的說教。《教育敕語》的重要性從其炮製者之間的相互吹捧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文部相芳川顯正在致起草者井上毅的一封信中把《教育敕語》的發布描述為“俄然自天而降，令人無限滿足”，因為它給了校長們以“安心立命之地”。潤色者元田永孚在致首相山縣有朋的書簡中說，頒布《敕語》是山縣“一生之大功也”，因為正是在他的推動和領導下才產生了這份日本“不磨之憲法”的。
應當指出，《教育敕語》成為“不磨之憲法”，並不僅僅是指國民教育精神層面上的永恆性，還有形式上的或技術上的特色——關鍵在於“敕語”二字。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第8條和第9條，天皇有權發布有法律效力的敕令和命令，前者是議會閉會時天皇在緊急情況下頒布的命令，後者是天皇為維護公序良俗而頒布的法令。無論是敕令還是法令，都要由有關大臣副署，以政府名義頒布。但是，《教育敕語》卻只由天皇簽署、以天皇的名義頒布。這表明天皇不是以統治者的身份，而是以主權者的身份，代表全體日本臣民發布《教育敕語》的，從而使它具有了超越其他敕令或法令的地位，在教育問題上既具有最高權威性，又具有不可修改性。除了天皇本人的意志，任何其他國家機關或規範性檔案都不能違反、質疑、修改或廢除這份檔案。
敕語頒布後，日本的教育制度進行了適應國家主義、軍國主義需要的改革。戰前日本人民喪失了教育、宗教、思想和表達等方面的自由，國家反而獲得了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的手段，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利維坦”。歷史證明，如果國家和國家權力獲得了沒有制約的地位，其結果無外乎兩個：一是國家可以恣意侵犯與限制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二是國家與社會的畸形發展，而這兩方面發展所指向的目標一定與掌權者本人的意料相反——國家本身的崩潰（當然不一定是滅亡）。日本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後的歷史恰是這樣一個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