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王戒

花王戒，男，薛聰朝鮮新羅時期散文家、學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花王戒
• 代表作品：《貽漢將書》《花王戒》
• 內容：朝鮮文學史的意義提出新的判斷
• 意義：具有重要的文學研究價值

作者簡介

約生活於7世紀末8世紀初。字聰智。高僧元曉大師之子。曾入沙門，後又還俗，自號小性居士。當時漢文還不很普及，他曾用方言（朝鮮語）解讀九經，並整理了比較混亂的吏讀文字（借用漢字標記朝鮮語的一種文字），使之系統化，對朝鮮古代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的作品大部分已散失。有寓言散文《花王戒》一篇載於《三國史記》中，《東文選》也有收錄，題名《諷王書》。作品以花王、丈夫白頭翁、佳人薔薇之間的對話形式，諷喻一國的君主應當親賢人、遠邪佞和道理。《花王戒》受到朝鮮歷代文人學者的推崇。高麗朝顯宗曾追封薛聰為弘儒侯。後世李朝林悌的小說《花史》，直接受《花玉戒》的影響。

論韓國古代寓言的人文地位

韓國古代寓言的產生與範疇

寓言有綿亘五千年的歷史，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曾經發揮並繼續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世界寓言可以劃分三大體系。一個是印度與南亞、中東體系的寓言。它發源於印度，南傳南亞，北傳中東，而且影響了歐洲和東亞。一個是中國與東亞體系的寓言。包括中國、韓國與朝鮮、日本、蒙古、越南等國家的寓言。一個是歐洲體系的寓言。它發源於古希臘，至古羅馬時代與古代希伯來寓言結合而形成歐洲寓言傳統。韓國古代寓言是東亞寓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本國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東方文化圈中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韓國古代寓言至遲產生於公元7世紀，產生的時間居於世界的前列。新羅國善德王十一年(公元643年)，新羅國大臣金春秋出使高句麗國被扣押，他買通高句麗國的權臣先道解，先道解引用寓言《龜兔之說》來啟發他如何自救。《龜兔之說》產生的時間一定大大早於被引用的時間。它在被引用之前，一定早已經產生並且廣泛流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被政壇人物所引用。而且，我們還可以推斷，當時流行的寓言決不僅僅是這一篇。所以，韓國古代寓言實際產生的時代要比公元643年早得多，只可惜沒有被書面文獻記載下來。即使從643年算起，也大大早於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居世界前列。同書保存的《花王戒》則是7世紀後期著名文人薛聰創作的作家寓言。當時，除了古代中國寓言、古代印度寓言、古代希臘寓言、古代希伯來寓言，以及略晚一點的古羅馬寓言、古波斯寓言外，世界大部分國家還沒有記錄下自己的寓言作品，更沒有產生寓言作家。所以我們說，韓國古代寓言產生的時間居於東亞與世界的前列。古代韓國寓言不僅歷史悠久，而且一千多年從沒有中斷，這種情況恐怕只有中國能夠與之相比。

關於寓言的稱謂，韓國古代跟中國一樣，早就把寓言作品稱為"寓言"。《三國史記》卷46《薛聰列傳》記述說，薛聰向新羅國王講述寓言故事《花王戒》，勸告國王不要親近邪佞和女色，不要疏遠正直。國王聽了說："子之寓言，誠有深志，請書之，以為王者之戒。"這個故事中的新羅國王就是神文大王，他在位的時間是公元681年至692年，即7世紀的末葉。神文大王不僅使用了"寓言"這個詞，而且所指的《花王戒》的確是典型的寓言，他使用"寓言"這個詞比中國古代某些作家或評論家還要使用得準確。

韓國現代把一般短小的寓言故事，叫做"寓話"，也可以叫做"寓言"。"寓言"這個詞來源於韓國古典文獻。"寓話"這個詞，不見於韓國的古典文獻，我們推測可能來源於日語。後來查資料證實了我們的想法。日本1915年至1919年編纂出版的《大日本國語辭典》中，收錄了"寓話"這個詞條。1925年，日本山崎光子翻譯的《伊蘇普寓話集》出版，明確地把希臘的伊蘇普（即伊索）寓言稱為"寓話"。韓國學者孫晉泰（1900--1950）編輯的《朝鮮民譚集》，1930年在日本東京出版。該書編輯民間故事155則，分為4類，第三類是"寓話"、"笑話"等。該書把本國的民間寓言稱為"寓話"，這大概是韓國學者最早使用"寓話"這個詞。從出版地點與時間看，他所使用的"寓話"這個詞都是來源於日本。

"寓言"和"寓話"這兩個概念的關係如何處理，我們提出一種處理辦法。即使用"寓話"作小的概念，基本上等同於英語中的fable，只包括短小的伊索式的散文寓言；使用"寓言"作大的概念，包括"寓話（短小的散文體寓言）"、"詩體寓言"、"寓言小說"以及韓國特有的"假傳"等，相當於英語中的allegoric tales。

人文精神的本質就是對人的精神的呵護，就是對人性的呵護。人的自然屬性本來無善惡可言，但是人的社會屬性有善有惡，善性鼓舞人走向完美，惡性讓人墮落。人類社會的各類進步的人文文化，本質作用就是懲惡揚善，建立一個和諧的世界體系。古往今來，許多優秀的宗教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都喜歡運用寓言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優秀的寓言在呵護人文精神方面具有其他文學樣式不可比擬的巨大作用。

韓國古代很重視寓言。寓言，在韓國古代人文科學中的突出地位表現為：第一，長盛不衰，領域廣闊。寓言滲透到哲學、政治、宗教、文學等各個領域，而且具有散文體、詩歌體、小說體等各類形式，並產生了獨特的"假傳"體寓言。第二，作者隊伍，囊括名人。韓國古代寓言家的隊伍中，包括了韓國重要的思想家、學者與文學家。如：薛聰、崔致遠、林椿、李奎報、李齊賢、李谷、李詹、金時習、成俔、柳夢寅、林悌、張維、安鼎福、丁茶山、朴趾源等等。第三，主題獨特，形成系列。如：從《龜兔之說》到《兔子傳》的兔子系列，《野鼠婚天》、《老鼠善竊》、《鼠獄說》等組成的老鼠系列，《花王戒》、《花史》等組成的花王系列，《愁城志》、《義勝記》、《南靈傳》等組成的天君系列。第四，寓言理論，別具一格。18世紀朝鮮王朝著名思想家朴趾源，高度評價寓言的文化地位與文學地位。他認為一切著作只有記事和說理兩大類，而發源於《易》的寓言是說理的代表。他在《熱河日記》的序言中說："立言說教，通神明之故，窮事物之則者，莫尚乎《易》、《春秋》。《易》微，而《春秋》顯。微主談理，流而為寓言；顯主記事，變而為外傳。"

因為韓國古代非常重視寓言，所以，寓言在哲學、宗教、政治、教育諸領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龜兔之說》就是一個突出例子。《三國史記》記載，新羅大臣金春秋請命出使高句麗，反被高句麗囚禁，將遭到殺戮。他聽了寓言《龜兔之說》後，領悟其中寓意，於是上書高句麗國王，答應歸國後獻出土地。國王信以為真，派人送他出境。金春秋走出高句麗國境後對陪送的人說："我來請求救兵，大王不同意，反而要求我國的土地。割讓國土不是我能夠獨自答應的。我先前所上的書，只是為了挽救自己的死亡。"高句麗國王聽了陪送人員的報告，本想發動進攻，但是見新羅國已經作好軍事準備，只得罷手。這則寓言挽救了新羅大臣金春秋的性命，由於他不辱使命，在11年之後被推舉為新羅的第二十九代國王。後來，金春秋出使唐朝求救，終於在唐朝幫助下，滅亡百濟與高句麗，統一半島，建立新羅王朝，被擁戴為新羅王朝的第一代國王。這則寓言起了"一言興邦"的政治作用，其巨大政治作用與隨機應變的述說方式都頗似《戰國策》寓言。

韓國金泳教授在《由韓中寓言的比較而引發的一個思索》中說： "韓國與中國寓言都較好地展示出對於人類欲望的東方式認識。" "通過自律的修煉與自治，來切實遏制人類的欲望，這不但會帶來個人的安定，也會給社會帶來和平。"

東亞人文精神中最突出的是儒家精神、道家精神和佛家精神。它們都在韓國古代寓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宣傳儒家人文觀念方面，韓國古代大詩人丁若鏞的寓言詩表現得非常突出。丁若鏞是著名的實學派思想家和現實主義詩人，他關懷民生疾苦，痛斥貪官酷吏。他的寓言詩有《狸奴行》、《海狼行》、《蟲食松》、《烏鰂魚行》、《撥剌池中魚》等，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當時的客觀現實。《狸奴行》寫南山村翁養了一隻狸奴（貓），它不僅不捕鼠，而且與老鼠勾結，為非作歹，為害尤烈。詩歌說明上級官吏的腐敗之害，甚於盜賊與下級官吏。《海狼行》描寫海狼和大鯨都捕殺魚類，又相互矛盾，發生激戰，象徵封建王朝中各類官僚集團間爭權奪利的殘酷鬥爭，《蟲食松》描寫"千樹萬樹被眾峰"的勁松，被金毛蟲吸乾津液，枯槁而死。詩中的松樹象徵成長中的人才，他們本可以作國家的棟樑。金毛蟲象徵當權的小人。群小當權，摧殘人才，就扼殺了社會發展的生機。《烏鰂魚行》和《撥剌池中魚》，則是詩人自己思想歷程的寫照。總之，丁茶山的寓言詩所反映的是東方封建體制所孕育出的種種黑暗現象，表現出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正直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這種憂患意識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正是東亞人文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氏朝鮮王朝時代寓話創作最有成就的作家成俔的寓言作品，則集中體現了道教精神。成俔的雜文集《浮休子談論》卷三、卷四皆為寓言。成俔自號"慵齋"、"浮休子"，給自己的文集命名為《虛白堂文集》，都表明他信奉道家的主張。如：《浮休子談論》中的寓言《其愚更甚》寫道：東丘先生的鄰居把房屋的橫樑和架瓦的木櫞，砍了當柴，用來燒火做飯，東丘先生嘲笑他愚不可及。但是，他燒掉的還是身外之物。而東丘先生自己，酗酒好色，這將使自己病入膏肓，喪失個體生命，這才是最大的愚不可及。這則寓言充分體現了道家的觀念：除了個體生命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外物。又如：寓言《豐厚與不足》，宣揚的是道家知足長樂的價值觀念。故事結尾明確地說："心裡滿足於自己所得到的東西，那么，即使居住在簡陋的巷子裡，吃一竹筐飯，喝一瓢白水，也會認為是幸福；如果心裡不滿足於自己所得到的東西，而貪求別的什麼，那么即使擁有廣大的土地和巨大的財富，也還會心理不愉快呢。"

佛教對古代韓國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如《龜兔之說》的基本情節就來源於佛經《六度集經》中的寓言故事"虬與獼猴"。當然，無論內容和表現形式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故事的主人公變換了。東亞人文中有巨大影響的佛教精神，我們從《三國遺事》中的寓言小說《調信之夢》，可見一斑。該小說塑造了寺僧調信的鮮明形象，細緻地描寫了人世的短暫的歡樂與漫長的艱辛苦難，並認為這一切並不是真實的存在，而只是由心中一念所產生的幻象，奉勸世人不要痴迷不悟。作者在故事結尾特別點明寓意說："今皆知其人世之為樂，欣欣然，役役然，特未覺爾。" 《三國遺事》的作者一然和尚是高麗王朝的著名的禪宗僧人，被封為"普覺國尊"。他曾經對人說："吾今日乃知三界如夢幻，見大地無纖毫礙。"《調信之夢》所表現的就是佛教及禪宗的"三界如夢幻"的觀念。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是對立而相互補充的，後來三家走向調和圓融。對古代韓國有巨大影響的中國著名詩人蘇軾，提倡並履行"以儒治國、以道治身、以佛治心"。韓國的許多學者與文學家也是如此。如：李奎報的寓言，往往儒佛結合；成俔的寓言，往往儒道結合。

寓言往往是展示民族獨特的人文精神的櫥窗。一則短小的寓言往往可以展示出一個民族特有的風采，包括該民族的思維特色、價值觀念等等。儒家、佛教、道家與道教傳入半島以後，促使了韓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展和民族精神的形成。這種獨特的民族精神，就是發源於新羅國的花郎精神。《三國史記·新羅本紀》記載，從真興王時代（540年至576年）開始，新羅朝廷為了識別與培養人才，從貴族中挑選美貌英勇而有德行的男子，稱為"花郎"。花郎通過自由歌舞、遊覽山水、祭祀鬼神，達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親和。花郎們嚴格要求自己，行善除惡，他們把佛教理想中的彌勒淨土，化為一種英勇獻身的護國精神。"花郎"精神，把佛教、儒家和道家的精神融合在一起，表現了韓國民族重視方正與圓融結合的精神。韓國哲學界認為，花郎道是韓國哲學的源頭。

韓國哲學會所編的《韓國哲學史》第二章，曾經引用了《三國遺事》中所記載的《白月山兩聖成道記》。這個宗教故事本質上是一則寓言。它說，夫得與朴朴，是兩位虔誠的佛教修煉者。有一個晚上，來了個美艷少女，請求在寺院借宿。朴朴根據寺院不接納婦女的準則，斷然拒絕；夫得考慮到這美女在夜晚荒郊露宿的危險，接納了她，但不為美色而迷失。故事寫道，這個少女是觀音菩薩所化，是考驗並幫助他們的。兩人都經受了考驗，如願以償地成了他們所追求的正果。這個故事的宗教性十分強烈，但是我們只要加以分析，就可以從中領悟到哲理啟示，也就是領悟到包含在故事中的寓意。《韓國哲學史》深刻分析了這則故事與韓國民族精神的關係。該書認為：夫得所表現出的境界，比朴朴的境界更高一籌。因為夫得能夠掌握佛教精神的真諦，能夠圓融地處理突然發生的事件，能夠接受常人無法接受的考驗。人們可以將夫得看作是圓融性的化身，朴朴是方正性的化身；這一傳說，對圓融性的評價要比對方正性的評價更高；圓融性和方正性最終還是將力量合在一起，形成方圓之妙。該書說："方圓調和就是韓國精神的理想型。"

柳夢寅《於於野談》中的著名故事《野鼠擇婚》，也表現了韓國獨特的人文精神。這則故事採用循環歸謬論方式展開情節，寫老鼠的追求不切實際，反覆為女兒選擇對象，費盡心機，最後還是只能選擇自己的同類老鼠。風格幽默，情節跌宕，發人深省。這則寓言的基本寓意是：人們在選擇婚姻對象時，不要高攀貴族，"夫人也不知自分，敢與國婚，侈然自樂，卒嫁其禍，曾不野鼠之若。" "野鼠求婚"的故事，來源於印度《故事海》中的"隱士為鼠女擇婿"的故事。隨著佛教傳入東亞，中國、朝鮮、日本皆有類似的變異故事。但是，《於於野談》中的這則故事卻有韓國人民自己的切身經驗融匯其中，其中還包涵了高麗王朝、朝鮮王朝與中國王朝的交往經驗。高麗王朝後期，國王娶元朝的蒙古公主為王妃，不僅沒有加強自己的地位，反而使自己的行為時時受到控制，使國家政治受到更加嚴重的干涉，幾乎完全喪失了獨立性。李氏朝鮮王朝建立後，吸取高麗王朝的教訓，一方面極力跟明王朝建立友好關係，事大以禮，但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婚姻關係上也是一樣。有人向朝鮮太宗李芳遠建議，給世子娶明朝公主。太宗力排眾議說："倘若許婚，或非系帝女，雖或親女，語音不通，非我族類，而恃勢驕恣，壓視舅姑，或因妒忌……私通上國，不無構釁。"(見《太宗大王實錄》卷十三)所以，這則寓言反映了韓國古代獨特的政治意識，可以說是花朗精神與圓融意識在政治領域的體現。

韓國古代寓言有四種主要體制：散文體裁的寓言，寓言詩歌，寓言小說，"假傳體"寓言。其中的"假傳"，是韓國一種獨特的文體。它興起於高麗王朝時代，綿延至朝鮮王朝時代，近千年長盛不衰，作者輩出。假傳實際上是一種傳記體的寓言。典型的假傳，至少有四個方面的特點：1、它的體裁形式是人物傳記，而主人公是器物（朝鮮王朝時代，還以擬人化的心性為人公），作家把器物擬人化，用它影射社會上的某種人或現象，並寄託作者的感慨。2、主人公不以原來器物的名稱出現，而另外取一個有歷史淵源或能表現其特徵的名字。3、大量考證並附會歷史典故，以此為基礎，虛構該物的一生經歷和家世。4、風格幽默，寓莊於諧。文章把器物當成人物描寫，本身就是詼諧的。篇中大量使用雙關手法，也增加了詼諧色彩。

假傳體寓言，受韓愈《毛穎傳》（毛筆）、蘇軾《萬石君羅文傳》（硯池）等的影響。但是，《毛穎傳》等在中國影響不大，在韓國卻發展為獨特的假傳體寓言，後來居上，成績斐然。它近千年長盛不衰，產生了林椿、李奎報、李谷、李詹、張維、林泳、安鼎福、柳本學、李鈺等一大批頗有文化地位的作家，成就超過了中國，形成為韓國寓言中的一個獨立品種。它豐富了東亞寓言的體制，也豐富了世界寓言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