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賬戶逆差

經常賬戶逆差

經常賬戶逆差(Rebalancing)的本質是多買少賣或借錢消費和投資。這裡也特指美國經常賬戶逆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經常賬戶逆差
  • 外文名:Rebalancing
  • 本質:多買少賣或借錢消費和投資
  • 特指:美國經常賬戶逆差
社會學說,社會推論,社會影響,

社會學說

如何解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不僅是全球經濟學家爭論的中心課題,更是世界政經決策者關注的焦點。相關的學說有五:
第一個學說: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是他國操縱匯率(蓄意低估匯率)、攫取不公正競爭優勢之結果。此學說之理論基礎,是所謂的貿易收支彈性分析方法。此學說既不符合基本經濟學邏輯,亦不符合基本歷史事實,卻竟然是美國政府數十年來對外經濟政策之主要依據,實乃現代經濟史上的一大怪事,有待經濟學者和歷史學者詳盡考察其緣由。
第二個學說: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源自美國國民儲蓄太少(包括個人、企業和政府儲蓄)或儲蓄小於投資。相應的政策簡單明了:消除經常賬戶逆差,必須依靠增加儲蓄。此學說是國民收入賬戶恆等式之簡單推論,邏輯上毫無瑕疵,問題是不深入。我們要問:為什麼美國國民儲蓄能夠持續下降乃至負值?為什麼外國人願意為美國的借錢消費和投資融資或“買單”?美國政府有什麼措施可以鼓勵國民儲蓄?只有深入到美國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安排,才能很好地解釋美國國民的儲蓄行為。
第三個學說: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源自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儲蓄太多或儲蓄大於投資。相應的政策同樣簡單明了:消除美國經常賬戶逆差,要靠中國人和日本人擴大內需、減少儲蓄。此學說與第二個學說同義反覆,毫無新意。想不到,伯南克幾年前高舉“全球儲蓄過多”之說(Global Savings Glut),以解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竟然名噪一時。要中國擴大內需、減少儲蓄,沒有錯,問題是怎么做可以奏效?更重要的問題是:純粹依靠其他國家擴大內需、減少儲蓄,是否真正能消除美國經常賬戶逆差?
第四個學說: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源自國際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美國強大的教育和科研實力,讓美國居於世界產業鏈最高端,多數產品和服務具有壟斷性。美國可以生產低端產品卻不想生產,其他國家卻只能生產低端產品,且不得不向美國出口以便換取美國高技術產品。然而,美國卻不願意或禁止大量出口高科技產品,貿易隨之出現逆差。其他國家之順差,本來是希望購買美國高科技產品的,現在只好儲蓄起來,等待未來購買。此學說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不過,根據基本經濟理論,假若沒有貨幣體系,縱然有產業分工和專業化,以物易物之貿易是不會產生貿易差額的。因此,分析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必須納入國際貨幣體系
第五個學說: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源自美元本位制。美元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乃是全球儲備貨幣或基礎貨幣創造之基本源泉。金屬貨幣本位時代,全球儲備貨幣之源泉是金礦或銀礦;美元本位制時代,全球儲備貨幣之源泉就是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或國際收支逆差。當然,美國亦可以出現經常賬戶順差,同時成為世界主要債權國,持續地將國際儲備也就是美元借給其他國家。然而,其他國家不可能持久地向美國借債,美國卻可以反過來持久地向其他國家欠債,或者說其他國家願意持久地向美國經常賬戶赤字融資。正如主權國家政府可以持久地發行貨幣,公民卻無法持久地向政府借債。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之本質,正是美元本位制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性。

社會推論

從全球貨幣體系角度解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是最透徹的角度。它有幾個極其重要的推論:
(1)理解全球經濟,必須從國際貨幣體系之本質特徵出發;
(2)匯率從來不是造成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的原因;
(3)美國指責他國操縱匯率造成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純屬政治外交藉口;
(4)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乃是美國支配國際貨幣體系之基本結果,是美元強勢的自然結果,美國是最大受益者;
(5)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之限度,亦即美國對全世界欠債的限度,取決於全世界是否繼續接受美元為儲備貨幣,正如一國法定貨幣之發行限度,乃是本國公民是否願意繼續使用該國貨幣作為支付手段
(6)可見的將來,全世界依然找不到一種貨幣,能夠替代美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因此,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將長期存在;
(7)美國有數之不盡的辦法實現經常賬戶和國際收支順差,然而,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相反,維持經常賬戶逆差(至少在一定限度內)則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
(8)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貨幣政策,核心是如何處理人民幣與全球儲備貨幣(美元)之間的關係,關鍵則是人民幣和美元之匯率

社會影響

全球金融動盪根源
其一,不斷擴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對應的是全球美元資產或外匯儲備資產的持續增加。依照全球貨幣數量論,它必定意味著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導致全球性資產價格暴漲(尤其是石油、黃金和其他礦產和貴金屬價格暴漲)。1870~1913年是金本位制黃金時代,全球平均通脹率只有0.2%;金本位制固定匯率體系崩潰之後的1939~1989年,全球平均通脹率高達4.5%,其中1973~1982年期間,全球平均通脹率超過10%。
1989年之後,全球似乎進入了一個低通脹、低利率的黃金時代,然而平均通脹率依然遠高於固定匯率時代(平均2%左右)。最近幾年,隨著全球真實經濟(真實生產力)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全球進入高通脹、高利率時代的可能性迅速提高。要深刻理解全球流動性過剩、推測全球通脹、利率、資產價格和真實經濟成長趨勢,我們就必須透徹闡釋美國經常賬戶逆差之根源。
其二,不斷擴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及其對應的全球美元資產,是全球金融貨幣體系動盪之主要根源。上世紀60年代後期,全球儲備資產只有數百億美元規模,今天已經超過5萬億美元。天文數字般的全球美元資產催生了“海量式”的外匯投機交易、數之不盡的金融衍生產品和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導致全球資產價格急劇動盪,蘊涵著無法監管的巨大金融風險,隨時有可能對各國金融體系造成巨大衝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長期深入研究證明:20世紀70年代之後,全球資產價格動盪和金融貨幣危機之頻率,超越以往一切世代。最近爆發的次債危機,只不過是金融危機戲劇地又一次重演,它還將繼續演下去。
央行“監管悖論”與貨幣外交“角力”
其三,龐大美元資產所創造的“無國界金融市場”,讓中央銀行陷入無所適從的“監管悖論”:一方面,中央銀行幾乎無法監管金融機構的全球性活動,它們甚至無法理解各種稀奇古怪的金融創新。連格林斯潘都承認:“全球金融市場已經變得如此巨大、複雜和動盪,20世紀所發展的監督理念早已派不上用場。今日世界,我實在看不出更多的政府監管有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一旦本國金融機構陷入困境,各國央行卻又不得不充當“最後貸款人”角色,施以援手。金融機構無所顧忌參與全球交易蒙受巨大損失,中央銀行被迫為之“買單”,後果卻由普羅大眾共同承擔,此乃當今全球貨幣體系的“倒逼機制”:即全球金融機構之冒險創新活動導致金融危機,反過來迫使中央銀行增發貨幣,進一步加劇全球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暴漲,孕育下一次更加嚴重之金融貨幣危機次債危機爆發後,身著阿瑪尼西裝的華爾街大佬,哭著喊著要美聯儲減息和注資,實乃當今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最具諷刺性、最真實之寫照!
其四,不斷擴大的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正在成為國際金融貨幣外交“角力“的主要戰場。美國政府強壓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就是要糾正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此類極端錯誤之邏輯,儘管經濟學高手一再力斥其非,卻總是揮之不去。累積大量美元資產的國家(不僅僅是中國),當然不願意美元持續貶值,美國卻反過來不遺餘力地批評貿易順差國家“操控匯率”。
歷史上,美國先後嚴厲指責歐洲和日本操控匯率。2002年以來,指責對象成為中國。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發明了好些莫名其妙的術語,諸如“全球失衡”、“全球調節責任”等,聲稱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為實現全球平衡應盡之責任。弱勢美元政策導致世界主要貨幣相對美元升值,升值幅度大的國家又反過來指責升值幅度小的國家(譬如最近歐洲開始嚴厲指責中國)。全球匯率亂局,極有可能演變為“以鄰為壑”的貿易制裁和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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