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爺，是明清時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官吏（主官）聘請的幫助自己處理刑名、錢穀、文牘等事務的無官職的佐理人員。師爺靠自己具有的刑名律例（法律）、錢糧會計（財會）、文書案牘等方面的專門知識和才能輔佐主官，稱為作幕、佐治或佐幕。 “紹興師爺”稱除了指紹興籍師爺以外，又經輾轉流傳，成為一般師爺的統稱。相當於現在的顧問或者是律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紹興師爺
- 拼音： shào xīnɡ shī yé
- 朝代：清代
- 級別：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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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介紹
詞語釋義
紹興師爺 ： shào xīnɡ shī yé ，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於紹興籍人較多，故稱。後引申為謀士的代稱。，有時含貶義。
背景介紹
關於“紹興師爺”這個詞裡面的“紹興”，是指清代的紹興府。清代的紹興府包括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八個縣，位於杭州灣南岸。全地區以會稽山為中心，兩翼為浦陽江和曹娥江，山水秀麗，乃古越國腹心之地。自東晉開始，這裡即成為全國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所謂“師爺”，是對古代官府衙門中幕僚的俗稱。古代將帥出征，治無場所，以幕為府，故稱幕府。在幕府中辦事的那些類似今秘書、參謀等文職佐理人員，就叫幕僚或幕友。他們是一些受過專門訓練，在法律、財會、文秘等方面具有專門知識和一技之長的讀書人，被各級地方長官聘請為某一方面的私人顧問，不帶官職而參與政務。官員稱幕友為“西賓”“西席”“老夫子”“先生”，幕友稱官員為“東翁”“東家”，平時幕友與官員可以平禮相見。
成因分析
紹興師爺作為一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作為清代各級官吏處理政務公事、行使管理職能的智囊和代辦，橫空出世，橫行天下，既是中國幕僚制度演變發展的結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環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會背景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種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文風熾盛，人才輩出。紹興古稱“荒服”之地。大禹在此治水畢功，地平天成。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使紹興實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騰飛。秦始皇巡越，祭大禹，立刻石，教化民眾。漢時馬臻築湖，使紹興風調雨順，山清水秀，“俗始尚文”、“俗始貴士”。晉室南遷，士人平民紛紛相隨，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漢族南遷和多民族融合，紹興因以“俗尚風流而多翰墨之士”，文風由此煥然，經濟益加興旺，出現了“今之會稽，昔之關中”的繁榮景象。隋唐時期，越窯越紙名聞天下，絲綢茶葉異軍突起，山水風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紛至沓來，“俗好吟詠而多風騷之才”，人文由是更加興盛。兩宋時期及至元明，文風更為燦然，形成了“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動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戶，恥不以詩書訓其子。”正是這種一脈相承的文風，使紹興成為了名人輩出的“名士鄉”。以文武進士為例，今之紹興市境之內，就多達2238名，其中的文科進士中，唐12名，五代7名，宋618名，元24名，明560名，清744名。紹興師爺正是在這種熾盛文風的薰陶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無疑是紹興成千上萬“名士”的優秀代表。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艱辛。紹興歷史上堪稱“魚米之鄉”，但由於“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期間中原漢民的三次大南遷，人口不斷增加，人地矛盾不斷加劇。宋時，“四方之民，雲集兩浙，百倍常時”，大大地加重了紹興耕地的承受負擔。根據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紀末，紹興府平原的開發就已經達到了極限。”晚明時紹興人祁彪佳說：“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畝之粟，雖甚豐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販，方可卒歲。”到了清代，紹興的人口密度竟達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國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顯得更加突出起來，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資耕種者，幾無一隙之存”。窮則思變，在這樣一種困難的情況下，人們為了生計，便將視野轉向了耕種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業、商業、借貸救貧等辦法，動起了揚己之長、外出謀生、為人作幕等腦筋。
三是科舉難就，功名誘人。崇尚讀書、追求功名，是紹興的傳統社會風尚；通過讀書，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紹興人的奮鬥目標。逮及清代，這一風尚和目標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城中子弟成童就傳舉業射策。約十家坐一塾師，四隅內外攻制，舉業者雲集別業，子弟發未蓄，便能開筆成文，輒采芹藻，或再試。童子不利即棄文就武，習韜鈐弓矢”，從而出現了“中式虎圍者每科多至十餘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據統計，從順治元年（1644）到宣統三年（1911），紹興“中舉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從順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紹興府的舉人數達656人，占全省總數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進士數也多達505名”，“居全國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這些數字的背後，至少說明了幾個問題。第一，競爭激烈，一個紹興人要考中進士、舉人，比起其他地方來，要困難得多。第二，勵志效應，如此眾多的人中進士、舉人，刺激了更多的人們去苦讀書。第三，官職有限，不少中進士、舉人者不得不做“後備幹部”，先為人作幕，再等待機遇。第四，另闢蹊徑，更大量的讀書人因過不了科舉這座“獨木橋”，而另闢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經商。
四是親緣認同，形成“聲氣”。紹興人特別講求包括鄉緣、血緣、師緣在內的親緣關係，它們大量地被記錄在師爺們的書牘當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師爺許葭村的229篇《秋水軒尺牘》與龔萼的186篇《雪鴻軒尺牘》。鄉緣除了老鄉之間的互相提攜推薦之外，很重要的，是還有遍布各地的紹興會館。這些會館不少具有“準師爺之鄉”的性質，有的還舉辦專門培養師爺的幕學訓練班。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兒女聯姻等血緣關係，自然是師爺群體中最重要、最親密、最有用的一種親緣關係了。這種“彼此各通聲氣，招呼便利”的親緣關係，是紹興師爺群體形成、興起、發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時勢需要，應運而生。第一，滿族在準備入關、入主中原、統一國家的過程中，認識到了依靠漢族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這就為漢族幕僚群體的出現提供了國家政策上的可能。第二，清朝實行“科舉為利祿之途”，“得之則榮，失之則辱”的政策。但是，僵化的科舉制和頻發的文字獄，致使整個社會思想保守、萬馬齊喑。在這種情況下，科舉優勝者雖被委以重任，但不善處理各種政事，只能依靠那些沒有死讀書、了解社情多、處事能力強的幕僚。第三，西方文化的東漸、西方列強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清朝政局長期處於動盪不安當中。為了應付這種複雜局面，客觀上促使各級官吏招攬更多的幕僚人才，為己所用。時勢需要英雄，時勢造就英雄。正是在這樣一種獨特的時代背景下，紹興師爺應時對景、應天順人，登堂入室、登台亮相了。
歷史發展
紹興師爺是明清時期封建官制與紹興人文背景相結合的產物。這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肇始於明，盛行於清，沒落於辛亥革命前後，自始至終，在我國封建統治機構中活躍了三四百年，聲名揚及國內外，成為中國封建官衙幕僚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與各級地方行政官吏、紳士、商人等群體，共同操縱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諸多層 面，成為封建專制統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實施過程中作用顯著。
紹興具有培養與造就師爺特有的歷史、地理環境與經濟、文化條件。從此業者，大抵為家道中落、無緣取仕之士。一般師爺至少須攻讀3年“幕學”，並須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 計謀的機心與撰擬官方文字的功底。師爺雖非幕府職官，但各級軍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約，多 有左右首腦之力。?
師爺，為舊時官署幕友的尊稱。古代將帥帶兵出征，治無常處，以幕為府，故稱“幕府”。以後相沿成習，幕府即成為各級軍政官署代稱，甚至其軍政大員本身亦稱幕府。同時，軍政大員所延攬幫辦各類事務的文人學士，也就獲得幕僚、幕賓、幕友等相應稱謂；民間，自清朝起，一概稱此類幕僚為“師爺”。師爺在幕府中為幕主或出謀劃策，參與機要；或起草文告，代擬奏疏；或處理案卷，裁行批覆；或奉命出使，聯絡官場。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師爺無官銜職稱，僅受聘於幕主而並非行政委任。幕主稱師爺為“老夫子”、“西賓”，師爺稱幕主為“東翁”、“東家”，彼此雖以賓主相待，實系僱傭關係。
紹興人入幕為僚由來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學律作幕，並聞名於世。當時京中胥辦，“自九卿至閒曹細局，無非越人”(王士性《廣志繹》)。“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顧炎武《日知錄》)。嘉靖年間被譽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為典型的紹興師爺。《明史》載：“徐渭，字文長，山陰人。為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掌書記。“宗憲得白鹿，將獻諸朝，令渭草表”。“表進，世宗大悅，益寵異宗憲。宗憲以是益重渭 ”為進剿倭寇，徐渭常為胡宗憲出謀獻策。《明史》云：“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足見他就幕5年，政績卓著，堪稱紹興師爺的早期代表人物。
紹興師爺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順治、康熙之時，才真正成為一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所謂“無紹不成衙”即是這一狀況的真實反映。沈文奎可謂當時紹興師爺的代表。沈文奎，會稽人，23歲時隻身北上遊學。天聰三年(1629)冬，被後金八旗兵俘於遵化城，旋即遷徙瀋陽，入選文館，開始為清軍入關獻謀設策，漸為皇太極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極召見沈文奎等，賜以肉食，面詢對明言和等朝政大計。沈提出一系列針對性策略，多被採納且付諸實行，紹興師爺由此嶄露頭角。
紹興師爺的崛起，當然並非憑藉個別紹籍師爺的功績名望，而是反映了當時封建統治階層出於政治目的網羅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從事師爺職業的紹興人士的整體素質。紹興向為文化之邦，紹興人處世精明，治事審慎，工於心計，善於言辭，具有作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師爺為業者多系紹興人，誠如龔未齋在《雪鴻軒尺牘》中所云：“吾鄉之業斯者，不啻萬家。”
縱觀紹興師爺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發展軌跡，大致有兩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現在雍正、乾隆時期：這一時期，清朝統治者從鞏固封建政權、平定邊疆叛亂以及發展生產、安定社會的大局出發，採取了利用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措施，從而為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與國家政事、進入各級衙門創造了條件。而紹興師爺也乘當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機，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紛紛投身官府，並得到各級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鄔思道為這一時期師爺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和官場經驗，不僅贏得幕主田文鏡的寵幸，且為雍正帝所看重，從而成為紹興師爺公認的祖師爺。
《清代野史》載，鄔思道，字王露，紹興人。他自幼好讀，但科舉不第，遂“習法家言，人稱之為鄔先生”。他先以游幕為生，寓居河南開封，為河南巡撫田文鏡“羅而致之幕下”。一日，“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為名督撫耶，抑僅為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為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為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為?曰：‘吾將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學士，然其“恃功不法，驕恣日盛”，因此雍正繼帝位後，極想翦除而苦於“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結果雍正帝借刀殺人，“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不久，雍正帝獲悉鄔思道在田文鏡幕中，常在田文鏡的請安折上朱批“朕安，鄔先生安否”?這就使以鄔思道為代表的紹興師爺身價百倍，為各地督撫所矚目。及田文鏡卒後，“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並由此引得各地督撫爭相聘用紹興師爺，他們希冀藉助紹興師爺的才能機智，獲取仕途上的進展，從而為紹興師爺的廣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機，使紹興師爺的發展出現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現在中國社會進入近代以後的幾十年間。中外通商，西方文化東漸，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各級行政官吏必須廣泛辟用幕僚方能適新應變，這就為紹興師爺的進一步壯大提供新的機遇。尤其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過程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地方實權派，為擴充自身勢力，以遂一己之圖，趁機招兵買馬，網羅謀士，如此，便為紹興師爺投入封疆大吏帳下，創造了又一個機會，從而使紹興師爺的發展出現第二次高潮。
是時，紹興師爺以處事靈活、練達、圓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會稽縣秋桐豫(又名秋墅，號稱“秋青天”)為東三省總督的師爺，會稽縣章士傑(字桂岩)為曾國荃的師爺，會稽縣馬家鼎(字調生、號梅卿)為張之洞的師爺，山陰縣程塤(字蔭棠、又字伯雅)為左宗棠的師爺。更有山陰縣婁春藩(字淑生)先後為李鴻章、王文韶、榮祿、袁世凱、楊士驤、端方、陳夔龍的師爺，一生備受禮遇，任李鴻章師爺時，凡摺奏、刑錢、河工、鹽務等要公，均非婁不辦，足見其權位之高。紹興師爺擅於深謀遠慮，以其聰明才智，效忠幕主，不僅鞏固壯大幕主的地位權勢，也為削弱中央集權統治、形成地方軍閥割據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紹興師爺的勢力發展至於鼎盛，為中央和各級行政官吏所矚目與重視。
清末，紹興師爺逐漸衰微以至沒落。
其時，以慈禧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變法”，推行“新政”，陸續頒布並實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緒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間，清朝政府整頓官僚政制，相繼裁撤了河東河道總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以及湖北、雲南、廣東等地的巡撫衙門，削減了一些重疊和虛設機構，各省也相應裁撤了不少衙門與人員。各級官吏的裁減，迫使大量紹興師爺離開官場另謀出路，他們的活動和影響因之弱化。
同時，由於清朝政府廢八股、停科舉、興學校、獎遊學等，使辦學堂和出國留學蔚然成風。宣統三年(1911)，全國各地興辦新式學堂達5萬多所，有學生100多萬名。光緒三十二年(1906)，僅留日學生達8000多人。國內新式學堂培養的學生以及各地留洋學生，構成了一個新的知識群體。他們用在國外或新式學堂中學到的知識武裝自己，逐漸取得政治舞台上的優勢，從而極大地衝擊並削弱了紹興師爺在清朝政壇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圍中，清朝政府號召各地司法獨立，在北京設立大理院，各省設立高等廳，各府、縣設立地方廳，審理訟事由法院專事司職，同時，起用歸國留學生和各地法政學堂、法政速成班、養成所的畢業生，充實各級衙門，並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紹興師爺的傳統審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專門人才取代刑名師爺，從根本上動搖了紹興師爺壟斷司法審判的基礎。而且，由於此類法政學堂、速成班、養成所除專授法律專業知識外，還兼修經濟、財政、會計、統計等學科，這類畢業生便得以其所學之博而廣泛滲入行政機構的各個層面，使紹興師爺師徒相授的錢穀秘訣逐漸歸於淘汰。隨著紹興師爺刑名、錢穀兩大優勢的漸次喪失，其群體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響也就由衰微而趨沒落。
詞條注釋
歷史情況
書籍記載
清代官場有諺語云：“無紹不成衙。”說的是清代衙門中多紹興籍的幕友和書吏。紹興籍(指紹興府，下轄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新昌八縣)的幕友即著名的“紹興師爺”(註：稱“紹興師爺”者並非皆紹興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紹興籍人為多，故常以“紹興師爺”作為師爺的泛稱)，數量極多。紹興籍師爺龔萼在《雪鴻軒尺牘》中說：“吾鄉之業於斯(作幕)者不
啻（chì）萬家。”他們廣泛分布在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門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域性“師爺幫”，彼此互通聲氣，互為黨援，並排擠其他鄉籍的師爺。《文明小史》曾說到紹興師爺在衙門中的情況：“原來那紹興府人有一種世襲的產業，叫做作幕。什麼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門，無論大小，總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錢穀老夫子，說也奇怪，那刑錢老夫子，沒有一個不是紹興人，因此他們結成個幫，要不是紹興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紹興籍師爺，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師爺周省三是紹興府會稽縣人，幕學專著《佐治藥言》的作者汪龍莊是紹興府蕭山人，《雪鴻軒尺牘》的作者龔萼是紹興城裡塔山下人，另一部師爺名著《秋水軒尺牘》的作者許思湄是紹興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寫的師爺余豪是會稽人，《如此官場》里的師爺宋錦詩也是會稽人，《歧路燈》寫了兩個師爺——荀藥階與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陰人。
遍布各地
“無紹不成衙”不僅表現為紹興師爺遍布各地衙門，也表現為很多地方的衙門中書吏多紹興人，紹興籍大名士李慈銘在日記中寫到這種情況：“吏皆四方遊民無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紹興府人。在京師許多衙門中，書吏之職幾乎被紹興人壟斷。夏仁虎引《舊京瑣記》云：都中書吏，“原貫以浙紹為多”。金安清《水窗春囈》說：“六部胥人皆紹興籍。”有一首竹枝詞也反映了六部書吏多紹興人的情況：“部辦班分未入流，紹興善為一身謀。得錢賣缺居奇貨，門下還將貼寫收。”意謂中央各部的書吏分幾種班，都是未入流，紹興籍的書吏最善謀劃，並善於弄錢。這裡特別提到書吏的紹興籍貫。清代京師書吏多紹興人這種情況，是由明代沿續下來的，即源於明萬曆年間朱賡輔政。清乾嘉時人昭槤在《嘯亭續錄》中談到這種情況的源流：“各部署書吏，盡用紹興人，事由朱賡執政，莫不由彼濫觴，以至於今，未能已也。”朱賡是紹興府山陰人，他利用職權引用了很多紹興籍書吏。這些書吏互相牽引，互為黨援，形成了“書吏紹興幫”，或曰“紹興籍胥幫”。
幕友和書吏所以多紹興人，與紹興人文化素養高、苛細精幹、善治案牘等特點有關，這些特點皆適宜作幕為胥。紹興人所以不遠千里入都為胥，又與紹興人不戀鄉土的鄉風和當地人多地少的經濟狀況有關。明人王士性《廣志繹》說到明代的情況云：“紹興、金華二郡，人多壯遊在外。如山陰、會稽、餘姚，生齒繁多，本處室廬田土，半不足供。其儇（xuān）巧敏捷者，入都為胥辦，自九卿至閒曹細局，無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舊況。
角色分析
為什麼“紹興人”會更多的充任“師爺”的角色呢？
紹興位於杭州灣南岸，山川形勝，經濟發展，自然環境優越，歷史文化深厚。自東晉起，這裡就成為全國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多有文人學士聚居於此。中國封建社會信奉“學而優則仕”，讀書人的才智只能獻給帝王，紹興人自然也熱衷於走通過科舉考試求取功名的仕途。於是一代一代，紹興府中進士的有744人（其中山陰、會稽兩縣625人）。
當然，能夠在科舉中踏上仕途出人頭地者畢竟只是少數，更多的人是在謀求仕途中被淘汰出局。加上清雍正年間因“文字獄”，曾一度下詔連續7年停止浙江鄉試、會試，使浙江尤其是紹興的讀書人受到重大打擊。於是那些科舉場上屢試不第，自覺得仕途無望的許多紹興人，便被迫放棄舉業，或轉而學商，走聚財致富之路，或轉而學幕，走充當師爺、替人佐治之路，經商和游幕遂成為紹興人謀生之道中除了從事體力勞動的的農工之外的兩大“熱門”。 那些過去的師爺們不可能像當今的律師或某些專門人才
那樣，通過大眾傳媒來宣傳和推銷自己，他們主要依靠同族、同鄉、師長、親友等有特殊關係的官員推薦而獲得幕席。
好在紹興府所出的進士特多，京官、外官中都有不少紹興人。這些官員或者自己帶上可作幕友的同鄉、親友赴任，或者推薦給同僚同事，而獲得幕席者又提親攜友，把有類似境遇和才智的朋友或同窗介紹出去當幕友。這一得天獨厚的地域人際條件，使得紹興一帶的幕友逐漸走向全國。加上紹興人處世精明，治事審慎，善於謀劃和辭令買，這些宜於作為智囊人物的自身素質條件，使得他們易於適應幕僚生涯，並且幹得相當出色。他們互通聲氣，上下其手，構成網路，且幕學的授受一般都是在親友古舊中進行，久而久之，便在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門形成“紹興師爺”這一龐大的職業群體，甚至有“無紹不成衙”之勢。
實際上，清代各省讀書人都具有當一名師爺的才能及可能性，而清代的山東、四川、江西、江蘇等省也都出過不少“名幕”，不過總的來說，長江中下游及錢塘江下游地區是全國各衙門師爺最主要的供給地，其中又確實以紹興人最多。於是乎，逐漸的，“師爺”與“紹興人”就連在了一起！問題在於，這些所謂的“紹興師爺”真的和有本事么？那是當然。紹興師爺擅長舞文弄墨，城府極深，能翻雲覆雨，幾個字可扭轉乾坤，故有“刀筆吏”之稱。
1689年，康熙皇帝親臨紹興大禹陵祭禹，文武官員在禹廟台階上列隊行九叩大禮，康熙最前，官員們按官職大小前後排列，在行禮中，浙江藩台不慎將朝冠掉落，被（前排的）將軍瞥見，將軍與藩台素來不和，事後便向朝廷參奏。按清朝律法，朝冠落地乃對聖上的大不敬，罪責嚴重。吏部下令要浙江巡撫查復，浙江巡撫有心保這位掌全省財政大權的同僚，但又不敢得罪滿籍的駐浙八旗最高長官的將軍，於是秘密召來眾多紹興師爺，出高價求兩全其美的復章。一師爺在聽了巡撫敘說後，稍加沉吟，擬出八字妙文，曰：“臣列位在前，禮無後顧。”這復章對將軍全無得罪之處，又推卸了自己的責任，且言外之意，若將軍看到在後面的藩台掉冠，則必後顧，乃屬不敬。朝廷接到這個復章，只好不了了之。 事後，這位紹興師爺獲得一字一千兩銀子的高額報酬（實為九字，但第一字系自稱不計酬）。
晚清，紹興師爺中能人輩出，官吏爭相聘請，最負盛名的，有革命先烈秋瑾的曾祖秋桐豫受聘於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章士傑受聘於兩江總督曾國荃，馬家鼎受聘於湖廣總督張之洞，程壎受聘於直隸總督李鴻章，特別是號稱一代名幕的婁春藩，先後被李鴻章、袁世凱、端方等六任直隸總督相繼聘用，可謂權威高矣！李鴻章任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時，對部屬十分挑剔，然對婁春藩卻十分尊重，凡奏摺、刑錢、鹽務等皆委婁辦理。其時永定河常有水患，婁經多次實地考察，查明泛濫原委，為李鴻章制定出一個治水計畫，河患大減。在他主持總督府文案期間，直隸省無冤獄發生。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聞風而逃，婁春藩獨留不去，苦撐局面至事平。庚子和議後，李鴻章擬保奏他出任京官，但被他婉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