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句註疏之學

對古代典籍含義做解釋的學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章句註疏之學
• 定義：對古代典籍含義做解釋的學問

形成和流派

漢鄭玄《儀禮注》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亦名為注。”先秦“百家爭鳴”時代，諸子競相創立新說而不依傍他人，故無“註疏”之說。漢代儒家被“獨尊”，屬於儒家的經典除《周易》外，大都經秦火之劫，《詩》、《書》、《禮》、《春秋》均以漢代通行的隸書寫出，其義理需要傳經的經師加以註解方能為時人所解曉，因之，漢代注經之作甚多，漢代經學就是解經注經之學。《疏》作為解釋經義著作的形式出現較晚。晉釋道安著《光贊析中解》、《光贊抄解》解釋佛經，已不同於一般的“注”，帶有“義疏”色彩。南朝梁武帝蕭衍作《中庸講疏》，始以《疏》為解經著作之名（“疏”有“分”、“導”、“通”等義），同時有費甝的《尚書義疏》。唐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在選錄前代之《注》的同時，又為之作《疏》。以後“注”與“疏”相連，形成了章句註疏之學。

漢代不少經學家都有自己的注經之作，但大都亡佚，如著名經學家賈逵曾作《春秋左氏解詁》、《國語解詁》，而馬融則曾遍注《周易》、《尚書》、《毛詩》、《三禮》、《論語》、《孝經》等，均只在後人的輯佚叢書中見其一鱗半爪。流傳至今的漢代註疏著作有趙岐的《孟子注》（其序為《孟子題辭》，《疏》為宋孫奭所作）、鄭玄所注《毛詩》、《三禮》，以及何休所著《春秋公羊解詁》等。其中除何休所注《公羊傳》為今文外，其餘均系古文。章句註疏之學開始集中在對“經”的註疏，以後逐漸擴大到先秦諸子，如馬融曾注《老子》、《淮南子》，高誘（東漢末，生卒年無詳考）曾注《淮南子》（今與許慎注相雜）、《呂氏春秋》等。

兩漢以降，後代人為前代有影響的典籍著作做註疏蔚為風氣，形成傳統。漢代多為儒家經典作註疏，魏晉玄學興起後，為道家典籍作注者增多。佛教傳入後，除譯介外，中國僧人也開始為佛教經典作注，從而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

章句註疏之學的盛行是對先秦“百家爭鳴”的否定，也從而形成了中國思想文化在繼承與發展問題上的特殊形式。後代人對前代著作在作章句註疏時，既有“述而不作”的方面，又有“既述且作”、發揮蘊含增添新義的方面。每一歷史時代的人，對既定的思想體系，對流傳已久具有影響的典籍都會有新的理解，通過“章句註疏”的形式，就灌注了新的時代精神，給予新的解釋，有了新的發展，體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連續繼承性與開拓創新性的統一。由於“註疏”不能離開“章句”本身，因而它是一種偏於漸進和保守的發展形式，有利於傳統的綿延，卻不利傳統的更新，是形成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強大歷史惰性的因素。

章句註疏之學中也有不同流派，學風旨趣和思想內容、理論結構都可能有不同的趨向。如漢代經學中就有側重名物訓詁的古文經學派和側重於按理論框架發揮義理的今文經學派之分。同一部經，同樣用註疏的形式，不同的流派就有可能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釋。因此，通過章句註疏之學的形式，也能夠建立新的思想體系，形成新的學派。如王弼的《老子注》、《周易略例》，向秀、郭象的《莊子注》就奠定了魏晉玄學的理論體系。而張載的《橫渠易說》、程顥和程頤的《程氏易傳》、朱熹的《四書集注》則形成了宋明新儒學（宋明理學）的思想體系。

發展階段 儒家章句註疏之學發展歷史大體可分三個階段。

漢唐階段

漢至唐基本上沿襲了漢代學風，從鄭玄融合今古文以古文為主的注經著作到孔穎達的以融合南北經學為特色的《五經正義》，以至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其基本傾向是立足於訓詁進行綜合當代和總結前代。由漢至唐，中隔玄學與佛教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章句註疏之學亦受其影響，何晏的《論語集解》和南朝皇侃的《論語義疏》就雜入老、莊玄學的義蘊。《五經正義》持“《疏》不破《注》”的原則，保存和整合了前代的注經成果。而《經典釋文》則將“音”與“義”相連，把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注重音切的傳統特點繼承下來，兼采前代人的訓詁成果，考證各本的異同，從而擴大了章句註疏之學的範圍，為以後的考據之學開了先聲。《經典釋文》中除將儒家的《周易》、《尚書》、《毛詩》、《三禮》、《春秋三傳》的“音義”加以通考外，還將《老子》、《莊子》亦列為“經典”，體現了南北經學的統一，也體現了唐代儒、道並列的意識形態的總格局。

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可以說是儒家章句註疏之學的承上啟下之作，不僅唐代的科舉以此為《五經》之範本，其對前注之取捨亦影響後代。如《周易》之注，雖有王弼“盡黜象數”之舉，但晉顧夸（同“夷”）著《周易難輔嗣義》影響頗大（見《隋書·經籍志》），“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專崇王注而眾說皆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易正義》）。《毛詩》也是這樣，《毛詩正義》“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稿本，故能融貫群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毛詩正義》）。清代編《四庫全書》時對孔穎達的《五經正義》相當推崇。

宋學階段

從宋到明末這一歷史時期，章句註疏之學關注的重點是《周易》和《四書》，因為宋學是在銷熔佛、老哲理基礎上形成的新儒學，其基本特徵是倫理的本體化，思想內容和理論結構的哲理思辨色彩大大增強。這是從《周易》的理論武庫中汲取了天、地、人“三才”同構的思想對抗和銷熔了佛教世界二重化的結果，也是以《周易》中陰陽二氣的“氤氳化生”論取代佛教的“因緣和合”論的結果。由於《周易》的哲理深奧又富有儒家傳統，所以宋儒都熱衷於為《周易》作註疏。張載有《橫渠易說》、二程有《程氏易傳》、朱熹有《周易本義》。在這些有關《周易》的註疏中都體現了宋學的重義理的特徵。宋學的註疏在學風上大都要言不繁，時有開拓創新而不泥古，和漢人註疏中偏重名物訓詁之風大相逕庭。宋儒熱衷於對《四書》的註疏，出於其對佛教進行理論鬥爭的需要，他們擷取並發揮《四書》中關於“天”、“命”、“心”、“性”的論述，以儒家傳統的“心性論”來對抗和銷熔佛教的佛性論。以儒家的“中庸觀”來對抗和化解佛教的中道觀，以儒家的“殃慶論”取代佛教的報應論。朱熹的《四書集注》就起到了上述作用。

新漢學階段

清代新漢學是和考據之學結合在一起的，而考據學在明中期後已露端倪。如梅鷟的《尚書考異》對清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和惠棟的《尚書古文考》起了先行開拓作用，趙宦光的《說文長箋》、《六書長箋》為清代的音韻學開了先聲，焦竑的校勘之學、頋炎武的考據之學也都是清代新漢學的先導。清代的章句註疏之風甚盛，僅《皇清經解》一書就收錄經學家157人之多，多為乾隆嘉慶時人，又與考據相聯，故稱乾嘉學派。其中的吳派把訓詁等同義理。如錢大昕云：“詁訓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詁訓之外者也。”《經籍纂詁序》而以戴震為代表人物的皖派，除訓詁名物外，也兼顧義理，其後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經學名家都屬皖派系統，對註疏學各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