瞞產私分

瞞產私分，是“大躍進”時期農民及所在的生產組織，在國家收購糧食過程中，故意隱瞞真實產量，以獲得更多糧食或其他農產品自由支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瞞產私分
• 時期：“大躍進”時期
• 類別：生產組織
• 概念：收購糧食過程中故意隱瞞真實產量

含義

瞞產私分，是“大躍進”時期農民及所在的生產組織，在國家收購糧食過程中，故意隱瞞真實產量，以獲得更多糧食或其他農產品自由支配。 八十年代《收穫》上的一篇小說《三岔鎮風波》曾如此描述過1963年的情況：“——已經餓怕了的鄉民們想盡一切辦法瞞產和拖延。這些外表淳厚的鄉民們已經鍛鍊出一副狡黠的腦筋，不斷地變換手法，將糧食埋藏或轉移。”

相比起今人更為熟悉的“畝產萬斤”，“瞞產”這個陌生的說法似乎是一個完全相反的概念。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持續得比“畝產萬斤”久得多，與人民公社時代相始終的說法。其影響力之大，甚至讓毛澤東說出了“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

那么什麼是瞞產私分？人民公社時代怎么會有“五億農民瞞產私分”？

緣起

“一大二公”與“統購統銷”

建國以後，隨著土改和三年恢復期的結束，全國農業迅速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階段，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分到土地不久的農民在合作化與集體化的道路上，可謂經歷了一個急行軍的進程。再後來，隨著“一大二公”（集體組織第一規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口號的提出，人民公社紛紛建立。不到十年，中國農村、農民組織形態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變革。

“一大二公”

而同時，隨著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業化的要求，農產品的需求也急劇增加，供給相對不足，1953年，國家出台對糧食等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政策——即“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農民生產糧食必須“先交公糧, 後賣餘糧, 剩下的才是口糧”，集體組織成為分配製度的執行者。

以前沒地的時候，地主老爺收的租雖然多，好歹交完了剩下都是自己的，為何要交那么多公糧？為何餘糧必須賣給國家？為何口糧吃不飽？農民不理解什麼是集體化，不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雖然他們有熱情。“一大二公”加“統購統銷”，數千年習慣了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中國農民，處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狀態之上。

糧食供應緊張，“瞞產私分”現象普遍出現

“統購統銷”制度在設計時，曾有過一個“三定政策”，即要求各地在春耕開始前, 以鄉為單位, 將全鄉的計畫產量大體確定下來, 並將國家對本鄉的購銷數字向農民宣布, 使農民知道自己全年生產多少, 國家收購多少, 留用多少, 缺糧戶供應多少。在確定“三定”政策時, 毛澤東提出：糧食定產要低於實產， 要使農民多留一點，多吃一點，多餵一點，多自由一點，做到“人不叫，豬不叫，牲口不叫”。

但在實際的執行中，由於“左傾”錯誤嚴重，工業化建設和水利建設推動過快，在城市和基建新占用了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情況下，仍然制定了不切實際的農業目標，例如提出1958年生產7000億斤糧食、7000萬擔棉花，根本沒法實現。而即便如此，國家徵購任務仍進一步加重、“剪刀差”過大。加上部分地區受天災影響，糧食供應情況更為緊張。於是，就在農業集體化剛實行的不久，在全國普遍發生了“瞞產私分”現象。

實例

農民的“反行為”

據調查，早在1957 年,浙江“吳興縣塘南鄉286 個小隊中, 除48個小隊是自覺報實的外, 其他238個小隊都瞞報產量, 這些瞞產隊占總小隊數的82%。而塘甸鄉情況更為嚴重。全鄉23個高級社222個小隊, 每個社隊都有隱瞞產量行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則“搞出了私分和幹部多占的糧食1969萬斤”，其中該縣“白杲公社星火一隊報出瞞產50萬斤糧食”。諸如此類的瞞產私分，數不勝數。

“畝產萬斤”

歷史學家高王凌曾在全國多個地方調查過人民公社時代的“瞞產私分”現象，他稱之為農民的“反行為”，可以理解為農民對人民公社某種程度的“抵抗”，但又不是完全的抵抗。更大程度上，只是集體化下對缺糧恐懼的一種自衛反應。從高王凌的調查中，可以總結出這些“反行為”具體有哪些形式。

a、瞞產私分：“破我一個，救全村人” 曾任山西省太谷縣古村公社吾村的幹部儔小介紹，1958年他曾主持過一次瞞產私分，可能是這個村里唯一一次成功的瞞產。在很多地方，都是1959年春起就開始挨餓，但吾村幾乎整整完了一年，就是因為1958年沒把糧食都給了國家。那年吾村打了100萬斤糧食，上頭說要交200萬斤，儔小說只有70萬斤，這樣留下了一批糧食。

談及瞞產私分的原因時，儔小則稱“怕明年要挨餓呢”，“(做這種事)心裡也不是不害怕，說你們破我一個，救全村人罷。把糧食分散在人家存住，免得一下被查出來。另也有個想法：是共產主義了，哪裡也能吃飯，上頭即使處治也不會太厲害。”

b、偷糧：“巡田的不偷，五穀不收”

廣義上來說，“瞞產私分”還有別的形式，相對於組織嚴密的瞞產來說，“偷糧”是一種更為常見的形式。或者說不叫“偷糧”，而是心理上讓農民們更為好受的說法“捎帶”。

以大谷縣上村為例，該村的人甚至敢成群結夥趕著馬車去偷，有的是在場上就偷了。在地里即把麥捆抖亂，扛回，說是撿的，300斤也不止。最多可以偷七成，不管集體不集體，結果隊里小麥每人只能收15斤。所以糧食是怎么也分不上，就得偷，每年還得吃救濟。村里也不管，因為偷得厲害，對東西也不在意。收玉茭時見遠處還有一堆，就不要了，說：你們拿去罷。上村偷糧的人就趕著馬車走到村里，過自家門，就扔進去一些。

偷的方式很多，不同的東西也有不同的偷法。例如小麥，就是割得粗一些，遺在地里，再回去撿。有的社員請假歇了去撿，弄好了一天可以撿十來斤。撿的時機，一年就那幾天，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抓住機遇。要偷谷穗的，就是在揚場時，故意把風力調弱，這樣谷、草中間就會連草帶谷地多出一堆，大場的這些人就把它拿走了。偷得最多的是玉米和高粱。在下地時捎帶地拿，一個就有好幾兩，可以天天拿。或是夾帶在身上，或放在籮頭裡，上面蓋上草。

總而言之，怎么個偷法，可謂是廣泛發動了“民眾的智慧”。最誇張時發展到村組織監守自盜，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綻好讓自己人去偷，有道是“巡田的不偷，五穀不收”。好人壞人都得偷，否則就餓肚子。

c、借糧：借糧，每年借，借了不還

另一種值得注意的瞞產私分的變體是“借糧”。這種“借”，是指村民向隊里借，隊里向國家借，每年借，有借無還。凡中等隊一年平均每人借一百斤左右。國家也有借銷，生產隊有儲備糧，一伙食隊之間互借。大谷縣武家村調查小組在1972年“借糧折款”一項下，記載著當年的借糧情況。在這一年：武家村有90%的人戶都借了糧，各家所借數量不等，人均少的有二三十斤，多達二百斤，全村平均計算，人均一百斤，戶均四百斤。這種款常年拖欠，最後也無法還上，只好清款。

對於這種“有借無還”的借糧來說，讀者可能會疑心這些糧如何分配。實際上，除去青黃不接時必須平均分配外，其他的時候並沒有追求絕對平均。它涉及的是農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屬於從政府手中“虎口奪食”，誰有辦法，誰就多得一點。農民自己間的分配，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以上就是“瞞產私分”最主要的幾種形式。還有諸如些捎帶，私下吃喝等等，都是挑戰明面分配方案的做法。正如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所說：瞞產的花樣，真是多得很，“放到山洞裡，埋到地下，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瞞產藏糧。”高王凌調查過一個所謂的先進大隊，從私分到借糧、偷糧，全部都乾過。

進展

毛澤東看農民“瞞產私分”

——“極為正確”，“但必須立即解決”

一方面，“瞞產私分”是農民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這種行為嚴重影響了人民公社及“統購統銷”的運行。毛澤東說瞞產私分“既對又不對”——“它的土地，它的人力生產出來的產品，你不用等價交換，它抵制，這是保衛它的神聖權利，極為正確”，“生產隊為什麼私分，你不讓他公分嘛!”；但同時，毛澤東又認為 “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雖然，毛澤東同時意識到了瞞產私分現象的兩個方面，但在浮誇風，共產風盛行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瞞產”的思想占了上風。

反瞞產運動從廣東走向全國

反瞞產運動首先在廣東展開。首先是在東莞的表揚先進的“群英大會”上，表彰“千斤縣”，有的市實事求是沒有報“畝產千斤”，有的市則報自己達到了，於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之下，開始認為有些市在瞞報產量。這次會上最後報出糧食瞞產4000萬斤，可能還有一二億斤。

接著，在雷南縣查出瞞產糧食七千萬斤，相當於原報產量的50%（而實際上並未清出多少）。雷南縣的經驗證明，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由此廣東開展了“反瞞產”鬥爭。隨後，這場鬥爭一直擴展到了全國。“三年困難時期”所遭到的損失，很大程度上與“反瞞產運動”是有關係的。

“三自一包”“單幹”

與“反單幹、反包產到戶”的反覆博弈

人民公社時代，農村的“反瞞產運動”並非僅有一次，而是時不時就會來一次的。“瞞產私分”是需要冒風險的。而相比“瞞產”的相對消極做法，也有人用更積極的方法來挑戰“一大二公”與人民公社。

一個名叫馮志來的27歲年輕人寫了篇《半社會主義論》。文章劈頭就問：“什麼是我們眼前的出路？包產到戶！” 他直言不諱的批評人民公社：“有人認為，人民公社是最完備的形式，可以容納共產主義的生產力，真是荒唐透頂。想將胚胎預先取出當嬰兒培養是不行的，即使給他穿上美麗的衣服，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更有勇氣的是一位叫做楊偉名的陝西農民，他致信給中央各級黨組織，陳述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現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騰代替了遍野歌頌，生產凋零代替了五穀豐登，飢餓代替了豐衣足食，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榮。同是在黨和人民政府英明領導下，何今暗而昨明？這種情況，已經是一望而知的事實”

持有類似觀點的民眾和知識分子並不少見，但在毛澤東眼裡，這都屬於 “單幹理論家”，鼓吹“單幹”、鼓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 “包產到戶”），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底線。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人民公社制度進行了調整，中央決定將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放在生產小隊，但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退到“戶”了。

但即便如此，早在安徽小崗18人血手印之前，在“反瞞產”、“反單幹”、“反包產到戶”等一波波運動還未完結的時候，廣東、溫州等部分地區60年代也已經有人敢於搞“包產到戶”了（這或許能解釋這些地區改革開放後首先富裕起來），最極端的做法，則是冒險“逃港”。

而“瞞產私分”運動，在全國也從未真正停止過。湖南省某縣一位老幹部說:“瞞產私分，厲害，一直沒有停過。一般瞞總收入的三成四成，普遍的都要瞞一點，不瞞是少數的……一直瞞到包產到戶。”

消亡

人民公社制度廢除，實行“包產到戶”

改革開放後，隨著人民公社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家庭聯產承包制度（主要即包產到戶）成為農村所有制的主流——“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讓農民們不會再出現“瞞產私分”的行為，生產勞動積極性也大為提高。糧食總產量、農業人口人均產量大幅提高、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降低，肉蛋等副食品比例提升等等，已經能夠很好的說明農村應該選擇哪種制度。

實行包產到戶

意義和教訓

“瞞產私分”這一消極行為，屬於無權者對制度的抵抗，以研究農民日常反抗行為而著稱的斯科特的一段話, 有助於我們對農民這一無權者的抵制行為及其後果的理解, 他說：“就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蟲形成的珊瑚礁一樣, 大量的農民反抗與不合作行為造就了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 農民以這種方式表明了其參與感。打個比方說, 當國家的航船擱淺於這些暗礁時, 人們通常只注意船隻失事本身, 而沒有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動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為可能。”也即是說，公社時代廣大農民自發的反抗與不合作行為，即“瞞產私分”以至勇於“包產到戶”等等，讓公社走向瓦解成為了可能。

結語：

《詩經·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翻譯成白話文就是“種田不要種公田呀，只有莠草長得驕”“種田不要種公田呀，只有莠草長得高”）。何休注《春秋公羊傳》則雲“民不肯盡力於公田”。兩千多年前的“公田”與集體化時代的“公家”含義雖不可相提並論，但詩歌、古語所反映的古今農民心理卻並無二致。為政者若及早理解這一點，或許不至於讓集體化試驗釀成巨大的悲劇——即使這場試驗的初衷是好的，即使這場試驗的理論並非完全無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