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珩（1916年7月~1998年12月3日），山西臨汾市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山西猗氏縣抗日民主縣縣長，山西新軍二一二旅政治部副主任、黨組書記，太岳軍區第二軍分區、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運城地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甘肅天水地委組織部長、副書記、書記、第一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中共甘肅省委財貿部長，中共陝西省委財貿辦主任，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副主任、黨組成員，第二輕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黨組成員等職。1982年離休。1998年12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基本介紹
基本簡介,主要事件,
基本簡介
張天珩 （1916—1998）
張天珩在1916年7月出生於山西省臨汾縣魏村一個望族家庭。1933年考入太原友仁中學讀書，在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進步書籍的影響後，即開始在學校組織學生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活動。1935年夏季， 在中共太原地下黨的指示下，他組織了友仁中學的學生反封建會考的罷考運動，被校方開除。同年他參加了太原的左翼作家聯盟。1936年張天珩在太原市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山西的犧盟會的村政協助員的訓練後，同年11月和其他青年一起被派到襄汾縣農村去建立犧盟會組織，做抗日救亡民眾動員工作。經過3個月的工作後，收到突出的效果，抗日呼聲遍及全縣，農民要求抗日，同時建立了犧盟會的基層組織，發展了數千名會員。並且推薦了100多名優秀知識青年到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學習，成為新軍骨幹。1937年，張參加了犧盟會特派員訓練班，並被委派到山西夏縣擔任犧盟會特派員。
主要事件
1937年底，受山西地下黨的指令，張天珩接受閻錫山的任命，擔任了猗氏縣（今山西省臨猗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在接管舊政權之後，一反舊官僚做派，張領導新的縣政府馬上全力投入全民抗日動員和戰爭準備工作，受到人民民眾的擁護，被當地老百姓親切地稱為“小縣長”（因其年青個小，也號稱“娃娃縣長”）。1938年2月，日寇開始大舉進攻晉南地區，沿同蒲鐵路長驅直入直奔風陵渡，同時占領同蒲鐵路沿線城鎮，閻錫山軍隊望風而逃。張天珩臨危受命，利用公開政權的身份，組建了汾南抗日游擊一支隊，並擔任了支隊長。一個毫無軍事經驗的青年學生，憑著幾分勇氣加幾分魯莽，竟建立起了縣裡的第一支抗日游擊隊，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支上千人的游擊隊伍。1938年5月，為了抵抗日軍在晉南的攻勢，西北軍第177師第58團駐守猗氏縣城。地方游擊隊轉移至城外游擊配合。同年7月14日下午，日軍由運城而來，第二次向猗氏縣城發起突然襲擊。張天珩作為縣長留在縣城，率領縣政府幹部協防58團。在177師高旅長的指揮下，守軍與日寇展開了浴血奮戰，打退日軍多次進攻。但是15日中午，東城門南側的城牆被敵炮火轟開一個豁口，敵人蜂湧入城，雙方在街巷中展開3個多小時的白刃戰。日軍占領了東城門樓後，分三路向西城門守軍進攻，58團經過的激烈搏鬥，犧牲眾多，最終不敵日寇強力進攻，棄城撤退。在事後得知西北軍已撤退的情況下，張天珩才急忙率領縣政府工作人員、零散守軍和部分民眾從西城牆墜繩突圍。剛墜繩落地時，日軍已在城頭架起機槍進行掃射，在槍林彈雨之下他們突圍回到自己的部隊。日寇占領縣城後，張在猗氏孤山腳下的焦家營建立了臨時抗日縣政府，繼續領導縣政府和游擊一支隊，依託猗氏縣孤山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於日軍鬥爭。1938年，游擊一支隊和鄰近的幾個縣的游擊支隊合併組建了晉西南的第一支地方正規抗日武裝部隊 – 政衛一支隊，張天珩擔任了該支隊的政治副主任，支隊內部黨領導小組副組長。1939年夏天，政衛一支隊改編為山西抗日新軍212旅，成為當時山西新軍系列的九個主力旅之一。該旅的55團就是在猗氏縣游擊一支隊基礎上組建的。張擔任了212旅政治副主任，中共黨團領導小組（對外稱為“民先領導小組”）副組長。這支隊伍以運城地區的嵇王山為根據地，在汾南三角地帶堅持平原抗日游擊戰達二年之久。1939年秋張奉命參加了閻錫山在陝西秋林的集訓，其間接受犧盟會的負責人指示，準備應付閻錫山的反總計劃。同年12月閻錫山發動了反共政變，開始清除新軍內的共產黨人，攻擊共產黨控制的新軍部隊。晉西南地區的新軍首當其衝，在鄰近地區的213旅幾乎全軍覆沒，共產黨員旅長遭到暗殺。212旅由於有預防，閻軍進攻未果。張作為代理旅黨領導小組長，成功地團結爭取了當時閻錫山委派的旅長，和其他共產黨員軍官一起率領212旅全部，匯合八路軍晉西支隊和213旅59團，還有當地中共黨組織和學生隊，一共七千多人，在稷山縣丈八村集結誓師，組成“擁閻逃逆南路軍”。然後遵照八路軍朱德總司令的命令，率部突破日閻敵軍幾道封鎖線，連續七天七夜，行軍700里，到達位於晉東南的太岳根據地，和陳賡、薄一波領導的決死 一縱隊會合。212旅後來併入了太岳軍區正規部隊，發展成為太岳軍區24旅，解放後改編為蘭州軍區獨立55師一部。（該師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立下卓著戰功）
到太岳軍區後，212旅正式建立了中共旅黨委，張天珩擔任了黨委委員，政治部副主任，一度兼任55團政委。1940年後調太岳軍區政治部任幹部科科長，後又調任太岳第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第二軍分區處於和敵偽的“拉鋸”區，針對日1942年寇對根據地的大掃蕩，他們分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此期間，張還直接領導和組織了從日寇的威脅中搶救國寶趙城縣廣勝寺趙城金藏（金代漢文大藏經，現為國家圖書館的鎮館國寶之一）的緊急行動。抗戰勝利前夕，張天珩先後任岳南軍分區、太岳第三軍分區的政治部主任、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負責組織當地民兵為晉南地區的大型戰役提供有力的後勤保障支持。解放戰爭中，張參加了中共山西運城地委黨校的學習後，又調任中共山西運城地委委員，宣傳部長、組織部長。
1949年6月，山西老區抽調幹部，跟隨西北野戰軍向甘肅挺進建立地方政權。張天珩擔任西進甘肅幹部工作團運城幹部大隊副隊長，率領運城地區幹部隨軍西進。同年8月，解放軍攻克天水後，張負責組建中共天水地委以及當地縣市各級政權，並先後擔任了天水地委副書記、書記，併兼任天水軍分區政委。在擔任天水地區領導期間，張誠摯團結來自不同根據地和不同背景的幹部，形成了團結有力的地委領導班子，成功地完成了該地區的清匪反霸，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土地改革以及農業合作化等等地區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工作，獲得省委的表揚。1955年9月，作為甘肅省委代表團成員，張觀禮首次中國將帥授銜典禮，並列席了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
1955年12月張天珩調任甘肅省委財貿部長。在一向乾旱缺糧的甘肅省，財貿部的工作重點是糧食購銷政策。張在領導全省的糧食工作期間，力圖改變當時的“大購大銷”的政策(即從農村大量徵購糧食，然後又不得不把糧食返銷回普遍缺糧的農村地區)，批評這是“勞民傷財”。1959年2月省委撤消了省政府的|大購大銷辦公室。大躍進伊始，張就參加了全省的整社（人民公社）工作，在各地巡查的過程，他發現並批評各地領導中間普遍存在虛報產量的“浮誇”作風。在1958年初甘肅部分地區已經顯現糧荒和餓死人的現象，在1959年饑荒已經開始在全省蔓延，國務院專門向甘肅定西和隴西派遣調查組調查糧荒問題。在全省糧食的徵購指標和調出數量等問題上，張一直反對不顧農民死活、向農民徵收過頭糧的“反瞞產私分” 政策。同年4月底張到北京參加全國財貿書記會議。在會議上向中央報告甘肅糧食產量“就是沒有那么多,” “（徵購）收不上來東西, 是沒有東西可收，不能只怨農民”， 提出“現在甘肅是“越增產, 越缺糧,”“報甘肅平均畝產500-700斤, 不能相信”。在北京開會期間，張就甘肅呈報30億斤年爭購指標的問題上與省委其他領導產生爭執。在當年4月和6月召開的省委常委會議和財貿書記會議上討論有關糧食徵購問題時，他幾次提出“（甘肅）糧食沒有政策，歷年糧食徵購不按‘餘糧政策’辦事，不管農民, 造成農村缺糧。”“不能把糧食問題說成是兩條路線鬥爭”，認為根據浮誇的產量定出30億斤糧食的高徵購指標是“頭腦發熱”。1959年6月，張率領省委整社工作團到涇川和武都地區八個縣幾十個村莊實地調查整社情況和糧食問題，回來如實向省委寫報告提出了農村普遍存在的浮誇作風和嚴重的缺糧情況。根據甘肅全省嚴重缺糧的情況，主張省委向中央請求儘速向甘肅農村地區調進糧食，以搶救處於嚴重饑荒中的農民。1959年8月，張代表甘肅省委參加中央糧食工作會議時，省委主要領導要求他上報中央甘肅可以調運出五億斤糧食。但是在當時國務院糧食部長和商業部長向他詢問甘肅糧食實際情況時，他如實匯報了甘肅嚴重缺糧的狀況，說明甘肅當時不但無力調出糧食，而且還需要中央緊急調進糧食。由於他在糧食問題上與當時的省委主要領導產生了嚴重分歧，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與持有相同意見的省委第二書記霍維德一起作為甘肅省委內“反黨聯盟”先後受到批判。同年10月8日，在省委財貿部內召開針對張的批判會，省委有關領導和財貿部和財貿口各個廳局的負責人均參加。在10月15批判會升級到省財貿系統科級以上幹部均參加的大會，大會一直持續到十月底結束。同時在省委簡報上發了30多期專刊揭露張的“反對大躍進等等反黨活動”。1960年5月，甘肅省委報中央批准後，將張定為階級異己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開除黨籍，下放到位於甘肅河西走廊的山丹縣勞改。勞改期間，正值甘肅饑荒嚴重擴展，他幾至餓死。其妻丁雲（時任蘭州大學黨委組織部長）也受到株連批判，以至精神失常，終身未愈。其妹張天佩（時任天水市委書記處書記）也因此受到了批判和撤職處分。在1960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蘭州會議批評並糾正原甘肅省委的錯誤後，張天珩才得以在1961年1月從勞改地回到蘭州。同年6月得到甄別平反後，在1962年2月調任陝西省政府財貿辦公室副主任。
1962年8月年張天珩調任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副主任、黨組成員，分工負責工藝美術、供銷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間，張與總社其他領導人認真貫徹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致力於恢復和鞏固遭受到大躍進破壞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手工業集體和個體生產特點的管理體制，反對對於手工業合作社的資產“一平二調”的極左做法，反對違背手工業的生產特性，盲目”拔高”手工業企業的所有制。在1963年10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第二次社員代表大會上，肯定了這種實事求是的路線。張在大會上做了總社的財務報告，並當選為總社理事會理事，副主任，同時受總社黨組委派，代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並當選為全國工商聯委員。在1964年，卻因為這種路線的“右傾”傾向，張與當時手工業合作總社主任陳一帆、副主任田坪，一起受到黨內小整風運動的批判。同年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改組為第二輕工業部後，張改任部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革命中間，由於其手工業政策上的主張，張被打成“陳田張反黨集團”成員，“薄一波在二輕部的代理人”。並且因為其堅持原則不妥協的態度，作為二輕部“最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受到激烈的批判鬥爭，隨後下放江西分宜縣幹校勞動。
1973年張天珩恢復工作，從幹校回到輕工業部後，不計前嫌，欣然受命，開始組建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公司(現中國工藝美術總公司前身)。在文革中困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他努力恢復和發展在文革中遭受嚴重破壞的工藝美術行業的藝術創作和生產。到文革結束時，工藝美術行業的出口額已經翻了幾倍，占到當時中國出口總值的十分之一，為國家建設換回了大量的外匯，受到國務院的高度評價。張在主持工藝美術行業工作期間，建立了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奠定了現行的中國工藝美術專業人員的職稱制度，並籌建中國的第一座國家工藝美術館。從而使中國工藝美術這個幾千年來只是口述手傳的傳統民間技藝具有了自己的學術論壇，進入了國家藝術殿堂；並給成就卓著的工藝美術創作人員授予了廣受敬重的“工藝美術大師”稱號，使這些傳統社會地位低下的“匠人”首次進入了藝術家的行列。
張天珩在1982年離休之後，由薄一波同志提名，山西省委聘任擔任了山西新軍史徵集九人指導小組成員，新軍212旅歷史編輯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新軍史的收集和編纂工作，經過他和很多老戰友的多年努力，為黨史、軍史搶救和保留了一批珍貴的史料。1998年12月張天珩病逝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