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商

清廷入關後，順治帝在紫禁城設宴款待八大晉商家族，並封官授爵，八大家族辭而不受，於是，順治帝封他們為“皇商”，籍隸於內務府，這就是“皇商”一詞的來源。

由皇帝任命，以官方身份管理朝廷經營的重要產業，代表皇室營商的資本家即為皇商。如曹家的江寧織造，便是為內務府供應織品和綢緞的皇商。三大織造作為皇商，共同經營江南地區的絲綢產業。皇商受皇室委任，代表官方營商，壟斷由朝廷經營的重要產業，皇商的性質類似於現代大型國企的董事長或總經理。

皇商隸名於內務府或戶部，清朝的皇商通常會賜封官銜，且品級都在五品以上，如皇商范毓並賜封正二品太僕寺卿、江春賜封正一品光祿大夫、胡雪岩賜封從二品布政使、張弼士賜封正一品章服頂戴、葉澄衷賜封正二品章服頂戴、伍秉鑒賜封從二品官銜、盛宣懷任從一品郵傳部尚書、喬致庸父子三人均為二品頂戴花翎、王熾賜封從一品榮祿大夫，封典三代一品。皇商的家業與官職可以世襲，清朝的八大皇商均為內務府世家，歷代世襲皇商之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皇商
• 盛行於：清朝
• 文獻：《清文獻通考》
• 特點：亦官亦商
• 相當於：大型國企的董事長或總經理

解釋

皇商指有皇家背景或皇宮官職的商人。清朝名臣和珅便是當時有名的皇商，和珅憑藉著皇商的特權積攢下了巨額財富。康熙朝的九阿哥胤禟亦曾以皇子身份兼任皇商。

隸名戶部和內務府，代表皇家營商，以官方身份管理由朝廷經營的產業，為皇宮供應各種物資的資本家便名“皇商”。皇商享有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經營範圍極廣。清朝的皇商在皇室與朝廷的支持下壟斷許多重要行業，且結交權貴，功名迭出，地位顯赫。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商人家族，順治皇帝親自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爵位，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辭。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授予官方身份和皇家背景，隸籍內務府。

在內務府皇商中，地位最高的，便是領內府帑銀行商的皇商。能支領皇宮內帑，說明已經充分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借出的皇帑越多，也就說明和皇室的關係越密切。內務府家臣做到拿著皇帝的錢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說自己的地位真正超過了外朝臣子。介休范氏，以及擔任江寧織造的曹寅，都是此類皇商的典型。

簡介

皇商與皇室關係密切，除了經濟上的特權以外，也得到了政治上的表彰。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封皇商范毓並為太僕寺卿，用正二品冠服。乾隆皇帝封皇商江春為正一品光祿大夫。光緒皇帝封官商胡雪岩為從二品江西布政使，賜穿黃馬褂。張弼士賜封正一品章服頂戴。葉澄衷賜封正二品章服頂戴。伍秉鑒賜封從二品官銜。盛宣懷任從一品郵傳部尚書。喬致庸、喬景儀、喬景儼父子三人均為二品頂戴花翎。王熾賜封從一品榮祿大夫，封典三代一品。其餘得封三品四品者，不勝枚舉。江春曾六接聖駕，范氏更壟斷全國重要產業與軍糧軍備，這些皇商家族的權勢地位與受到的寵幸都遠遠超過一般的高官。

皇商隸籍內務府，皇商中較為重要的產業會設局經營，由朝廷管理，如織造局、桂花局等。織造局由內務府派郎中或員外郎管理，桂花局隸屬於內務府的奉宸苑，均是隸屬內務府的皇商衙門。

皇商由皇帝委任，代表皇室營商，官商在政府掛職，代表政府營商。皇商地位高於官商，官商地位又高於民間商人。民間的富商財主，亦常常捐納為五品員外，戲曲古文中的“員外爺”，便多是指這些富商財主。這些員外爺雖有官銜品級，卻無實職權力，地位與有皇家背景的皇商不可同日而語。

八大皇商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家，順治專門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爵位，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辭。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也就是專門為皇家服務的商人，籍隸內務府。清政府把張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賜給他們開墾，義務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以供皇家專用。八大皇商在順治初年正式入籍內務府，代表皇家營商，經營朝廷壟斷的產業，此後歷代世襲皇商之業。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介休范氏的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貿易事務，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的人參採購業務，由此，范家又被民間稱為“皇家參商”。其餘七家，亦各有封賞。

范氏地產無數，在各地有房產一千多間、茶場五座、茶山五千畝、洋船六艘，這還僅僅只是范氏財富的冰山一角，而且功名迭出，既有進士，又有武舉，官高權重，世代皇恩。可以說皇商在有清一代，真正是富貴流傳，財雄勢大，聲名顯赫，手眼通天。

八大皇商在皇室與清廷的支持下，壟斷了全國的銅鐵、皮草、鹽業、絲綢、茶葉、人參等等支柱產業，甚至連朝廷的軍糧與軍備也由八大皇商壟斷，並受朝廷委任，管理港口和海運，代表清廷官方主持對外貿易事務。

皇商范家

康熙執政時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亂，由於路途遙遠，且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每石米運到軍中需120兩白銀。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準噶爾部再次叛亂。范永斗的兩個孫子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聯名呈請皇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三分之一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准。

這一重大軍功，為范氏與清王朝進一步結合開闢一條坦途。當時的范家既富又貴，擔任官職的有五十多人，僅以第三代的毓字輩和第四代的清字輩計，毓字輩大兒子任太僕寺卿，二兒子任布政司參政，三兒子又破例擢為正定總兵官，署廣東提督等職，“皆為顯官”。此外，還有太僕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縣丞二人。在科舉功名方面，得中進土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庠生若干人。

范氏迭出功名，實任中央或地方官吏。所謂“兄弟從子，各艷當世”。這一家族當時允文允武，半商半官，上通朝廷，下連市井，也算是鐘鳴鼎食、富貴逼人。

儘管范氏成為一門朱紫的豪貴，但其家族特徵仍是皇商本業。范氏的商業成就及巨大財力，為取得政治權力提供了可能，而入官以後門楣光大和掌握權力，更進一步為家族商業提供支持。官商融合在皇商范氏家族發家史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發家史

順治初年，范家被賜產在張家口定居，正式入了內務府籍，順治帝還要賜給范永斗官職。清王朝更以特許經營等方式，給皇商范氏帶來種種經濟特權。

范永斗是范氏家族承任內務府皇商的第一代，在其子范三拔襄助下，成為內務府諸皇商中最得力與最受寵的。范家最初受清王朝委託，往來於關內外進行邊貿。隨著愛新覺羅氏君臨全國，又受委託大規模經營銅、鹽，這些生意屬於獨占性商業。當時，范家“運銅、鉛於諸省，國用流通”。

從康熙到乾隆初年，范氏家族在經濟和政治上達到鼎盛的時期。其中，范三拔的三個兒子(范氏入關後第三代的三個代表人物)，為清王朝運送軍糧，有力地支持平定準噶爾叛亂，建立重大的功勳，因而大大提高范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重大軍功

據《清史稿》記載：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饋軍。六十年(1721年)再出師，范氏請以家財轉餉，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范氏主餉，累年運米百餘萬石。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餘石，范氏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世宗特賜太僕寺卿銜，章服同二品。將帥上其功，賜職太僕寺卿二品官。

據乾隆《介休縣誌》記載：“康熙六十年，西征準噶爾，道遠糧運，范氏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剋期必至，且省國費以億萬計。”

《參政范公墓志銘》記載：“公壯而敢為，倜儻有大志。轉粟北塞也，先後凡八年，涉危險，馳絕漠，聲震朝野。

范氏成功地輸送大量軍糧到西征準噶爾前線，卓越完成後勤供給，這是一樁了不起的功勞。尤其是出私財數百萬兩支援軍需，在官商史上更是前所未見，正如《清史稿》作者趙爾巽等人所說：“范氏出私財助軍興，幾傾其家而不悔，求諸往史，所未有也。”

范氏承任皇商最初幾十年中，擁有巨額財富，保持著強大的經營和組織能力，並且充分利用本家族累世積累的邊疆活動經驗，才能完成承辦糧草這一難度極大的任務。

官商融合

范家對朝廷的報效當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1729年，雍正特賜范毓並正二品的太僕寺卿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後世另外一個更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被授予從二品的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在官銜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舉，從千總乾起，當過天津鎮總兵，累官至廣東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來字的小傳。

壟斷鹽業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其中的一項是，獲得了中國北方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范家搖身而成鹽商之首。僅在長蘆一地，范家就持有鹽引10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計，就控制了食鹽2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條件十分優越，靠鹽場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網。1732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0多萬兩鹽課銀，面臨破產，范氏收購之。最興盛時，范氏供給1000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其餘產業

范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貿易。清初以白銀為本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只有雲南產銅（“滇銅”），礦源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本進口“洋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本銅，利潤極高，據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范家聯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販銅60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後，年販銅140萬斤，占進口量的1/3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極盛之時，家產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隻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06頃，各地房產達千餘間。此外，范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參等貿易，並與英商進行玻璃貿易，開採鉛礦。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築范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地人尊稱為“小金鑾殿”。

功名迭出

皇商范氏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賞。僅以范氏毓字輩和清字輩計，先後有二十餘人任官職，其中毓賓任太僕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參政，毓覃以武舉破例升為正定總兵官，後署廣東提督。此外，還有太僕寺少卿一人、員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員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縣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納）。在科舉方面，進士二人、舉人三人、武舉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孫而貴，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們的妻子也追贈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獲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連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門富貴之家。

范家的重大軍功，為范氏與清王朝的進一步結合、躋入官場的更高層，開闢了一條坦途。使范氏一族成為一門朱紫、炙手可熱的豪貴。作為家族最重要的皇商本業，為其賺到巨大財力，也為政治權力提供了方便與可能，進一步密切了與朝廷各級官府的聯繫，又為本家族的商業發展提供了保障和有力的後盾，走上一條與封建政府緊密結合的道路。

江春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皇帝誥授江春為光祿大夫，正一品，並賞戴孔雀翎，時謂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業中無不以為至榮焉”。江春是清代著名的徽商巨富，為清乾隆時期“揚州八大商”之首。

據《揚州畫舫錄》所記，江春任總商四十年，先後蒙乾隆賞賜“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江春不僅是商人，他還獲得過清朝廷誥封光祿大夫正一品銜，“內務府奉宸苑卿”，賞戴孔雀翎。

乾隆六下江南，均由江春籌劃張羅接待，即所謂“江春大接駕”。乾隆曾於金山行宮與江春奏對稱旨，親解御佩荷囊，面賜佩帶，並兩次親臨江春的別墅“康山草堂”，賜金玉古玩，題寫“怡性堂”匾額，並以“皇商之財力，偉哉”，讚嘆江春富可敵國！

江春迎駕有功，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寵。當江春經營資金周轉不濟時，乾隆皇帝調內府資金給他使用，皇帝先後2次借給江春55萬兩銀子。皇帝借給江春的銀子，月息1分，江春把這筆銀子借貸給官員王履泰，月息1.8分。江春用皇家的銀子生利，一年淨賺了25000兩銀子。

曹寅

清朝內務府包衣經商是常事，他們都是有品級的內廷官，既然是天子家臣，就有為皇帝內帑創收的責任。曹寅以廣儲司員外郎之職長期主持江寧織造署事務，清朝四品以上官員才有資格直接給皇帝進呈奏摺，但他身居五品時，呈送的奏摺就比那些二三品的封疆大吏更多，康熙還鼓勵他多多益善。

康熙四十年前後，曹寅注意到販銅是個好買賣，就擬了一份奏摺，說自己也想參與此行，可以給內務府創收，但販銅需要大筆資金，所以想從內務府借十萬兩銀子。康熙看過這道摺子，立即準奏。隨後好幾家內務府世家也聞到這裡面的肉香，都來搶食，爭相壓價競爭。曹寅販銅逐漸虧本，他又擬寫奏摺，找了一個絲毫經不住推敲的藉口，說自己不想幹了，康熙還是當即準奏，連虧損的本錢都不追究。

總結

在曹寅這個例子裡，他張口就跟皇帝借錢，這是衡量內務府官商階層的一個關鍵性標誌。包衣也好，投充晉商也好，能借出皇帑，就意味著他已經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借出的皇帑越多，說明和皇室的關係越密切。畢竟後者覺得前者確有賺錢的本事，才會大手筆掏錢投資，哪怕前者沒錢都可以借給他錢。

官僚商人混到可以拿著皇帝私產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說自己真正成了“皇商”。范氏在雍正、乾隆兩朝也是頗受恩寵，當經營出現巨額虧損後，乾隆皇帝還六次撥給范氏累計140萬兩內帑銀錢，希望范氏的情況能逐漸好轉，直到虧空越來越大，實在無法填補才被抄家，但乾隆依然酌情從輕處罰，對范氏後人頗有照顧。

經營特點

當時比較大的皇商有這樣的特點：

一是皇室藉助他們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餉供應；

二是皇商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經營利弊

在戰爭期間，他們負責為皇家督造兵器運輸糧草，而政局稍微穩定之後，憑藉和皇室的特殊關係，他們和朝廷進行了更密切的聯繫，大到壟斷各種支柱產業，小如替皇室採買大內物資，如宮廷修建的木材、後宮的衣服織造、宮廷花木種植、胭脂水粉等，東西雖小，但量大，且待遇豐厚。所以，皇商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好的差事，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型國企。但是皇商和皇室聯繫過於緊密，牽一髮而動全身，就像《紅樓夢》中所言：“一損皆損，一榮皆榮”。皇商作為和皇家聯繫緊密的商人，很容易牽扯到宮廷派系的鬥爭中。

代表家族

歷史上曹雪芹家祖上共有四人擔任過江寧織造一職，其實就是為內務府供應織品綢緞的皇商，但曹家不可避免的被捲入了康熙晚期皇子爭儲的鬥爭中，曹家曾多次保舉八阿哥胤禩擔任太子，惹怒了當時的四阿哥雍正，所以在雍正上台之後，馬上就收拾了曹家，曾繁盛一時的曹家徹底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