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是指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學，其中出現了許多文學流派。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新時期文學、80年代文學、90年代文學、新世紀文學。另外，文學雜誌《當代文學》於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創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當代文學
- 外文名：Contemporary Literature
- 定義：“文革文學”回歸“十七年文學”
- 中國平民作家：是自由作家所具有的獨立思想
概述,簡介,起源,發展,特點,評價,社會主義文學,革命立場,為政治服務,新世紀文學,中國平民文學,中國自由文學,
概述
簡介
中國當代文學，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來的中國文學；其次指的是發生在特定的社會主義歷史語境中的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到今天主要分為“社會主義初期文學”、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文學”、“中國先鋒文學”、“中國自由文學”、以及“通俗流行文學”等五大類。由於中國當代文學處於特定的歷史時期，大陸當代文學大多數屬於官方文學即所謂“體制內”文學。中國自由文學在民間又稱貧民窟文學，其概念出現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中國自由作家為代表，數十年紮根中國社會底層及貧民窟，極大的同情與關注社會底層貧民的生存狀態，所創作的小說均表現中國社會邊緣知識分子與社會底層貧民以及下層妓女的悲愴愛情故事，為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的代表作。
中國當代文學體制沿襲1949年以後的官方文學體制，培養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諛逢迎體制內作家，曠日持久地製造出人類文明時代以來巨量的文學垃圾，而少數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國作家所創作的有著較高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文學精品難以面世，導致中國當代不僅文學界，而是全社會腐朽庸俗之風日盛，精神與思想面臨全面崩潰的局面。文學作為引領人類精神的燈塔的作用日益退化。
中國平民作家特別是自由作家所具有的獨立思想，通常在作品中以令人恐怖的真實表現出思想的光芒。在批判現實主義基礎上開創了一整套獨立特行的現代美學與完整的思想價值體系，為中國當代堅持探究思想之源的文學巨匠的群體，同時也是具有非凡忍耐力和巨大犧牲精神的真正的作家群體。
中國平民文學直面現實，深層揭示社會矛盾，以文學的方式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所起的作用是“體制內”官方作家無法做到的。中國“體制內”作家比較真實的描寫現實一般止於文革，難以前行。所以要重新，真正燃起中國文學思想的火焰，必須在中國平民文學、“地下文學”中深度挖掘，這是中國文化公認的危機與普遍的悲哀。
新時期文學主要是批判和否定“文革文學”，回歸“十七年文學”。80年代文學超越了“十七年文學”，回歸“五四”進而學習西方，完成“五四”未完成的“現代性”，但對於西方文學的學習主要限於藝術形式上。90年代文學則是沿著“五四”方向前行，充分借鑑西方，繼承傳統，文學體制雙軌制，文學現象多元化，通俗文學得到充分的發展。新世紀文學不再有學習的目標，而是獨立自主地發展，處於“自由”與“自為”的狀態，中國當代作家之文學現象非常複雜，寫作方式、作家身份、讀者閱讀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起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民政權的建立，為更廣泛地吸取與借鑑中外文化遺產提供了精神與物質的可靠保證。50、60年代，曾有計畫地廣泛介紹了東西方古代和18、19世紀的文藝理論與文學作品；由於複雜的內外原因，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則相對隔膜。對50、60年代新中國文學創作起著重大影響的仍然是俄羅斯、蘇聯和西方進步文學。由於作家貫徹黨的文藝方向，長期深入工農兵民眾的生活，從理論到創作實踐上都努力追求文學的民族化與民眾化。批判地吸收與借鑑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包括民間文學藝術）的精華，反映中國人民的歷史與現實生活，成為許多作家藝術探索的中心，並且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柳青的《創業史》，梁斌的《紅旗譜》，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館》，田漢的《關漢卿》，以及賀敬之、郭小川等的詩歌，巴金、楊朔等的散文，顯示了新中國的人民藝術家為創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文藝所達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據地開始的戲曲改革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得到了新的發展；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指導下，大量傳統戲曲劇目經過整理、改編，獲得了新的生命，運用傳統戲曲形式反映現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進展。
發展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在擺脫了思想與文化的10年禁錮之後,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頻繁和深入：不僅包括西方現代派在內的各種創作方法、流派、風格的作品廣泛地介紹到中國，中國當代文學藝術也越來越為世界文壇和各國人民所關注。
當代文學與媒介神話
當代文學與媒介神話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曲折，1979年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解放思想、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重新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作家自覺地與黨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興中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道路，文學主題的演變和現實的發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調;描寫時代風雲中普通人的歷史命運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設中的時代英雄──改革者豐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種各樣人物的典型形象,成為許多作家共同的藝術追求。作品題材趨向多樣化的發展：除傳統的農村題材繼續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視，並獲得了新的表現角度外,知識分子題材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工業題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時期的軍事題材有了新的開拓，歷史題材的作品出現了初步繁榮的局面。文學作品在各階層人民民眾中引起的強烈反響，顯示了文學與時代、人民更加緊密與廣泛的結合。
在當代文學面向世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中一切好的內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藝的血液之中,以豐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藝,成為新時期作家藝術探索的重要課題。歷史的發展正在糾正這種探索中出現的選擇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現象，使之走上健康、積極的道路。與此同時,作家在探索文學民族化道路時,較多地注意了深入開掘由民族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所決定，在民族文化長期薰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繪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風物習俗，在選擇與吸收民族傳統藝術表現形式、創造民族風格時，也表現了多樣化發展的特色，民族風格與個人風格得到了更好的結合與統一。
特點
新中國成立帶來的巨大歷史變革,人民當家作主、創造歷史的自覺努力，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生活基礎。新中國的作家堅持真實地、歷史地、在現實的變革和發展中反映生活，自覺地把革命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最根本的創作原則與方法。經過長期的藝術實踐，在50、60年代逐漸形成了代表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學的主導性風格與特徵，即注重題材與主題的重大性與時代性，自覺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 與“廣闊的歷史內容”的史詩性，對民族性格進行具有歷史的縱深度的開掘，創造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以及從歷史進程中所汲取的昂奮的戰鬥精神。思想上藝術上的這些特點，在《紅旗譜》、《創業史》、《紅岩》、《茶館》等優秀作品中，都表現得相當鮮明和突出。儘管這一時期的文學在多樣性發展上有所不足，並存在著粉飾現實的偏差，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及時代特色的主導性風格的初步形成，無疑表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日見成熟的趨向。
當代文學怎么了作家傾心於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寫出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性、豐富性與獨特性，在歷史的縱深運動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發展趨向；喬光朴（蔣子龍《喬廠長上任》）、陳奐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陸文婷（諶容《人到中年》）等藝術形象的成功塑造，就顯示出了作家們的這種追求，表現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深化。
王蒙等一批作家還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從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多種流派中吸取藝術養料，以豐富、發展革命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力，作品的表現手法、藝術形式有了新的開拓，進行了多方面富有創造性的探索，充分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生命活力。
評價
- 無論生活前行的腳步多么沉重和艱難，歲月的流逝卻總是無情而迅疾的。屈指算來，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走過了六十多個春秋，“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況已年逾耳順。對一個漸入老境的人來講，最為緊要的，恐怕不是別的，而是後世的尊敬和歷史的認可，所以，如何評價老之將至的當代文學，如何對它進行歷史定位，就成了一個讓許多中國學者特別“焦慮”的問題。
重估當代文學的價值也許是出於對“花甲之年”的敬意，也許是出於對“黃金時代”的嚮往，有些學者在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常常表現出過度的慷慨和樂觀——在他們看來，“當代文學”的成就已經超越了“現代文學”，只是由於“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的積習作祟，人們才顯得“吝嗇”而“苛刻”，未能積極地認識和評價自己時代的文學。而西方“漢學家”對當代文學毫不客氣的否定，則激怒了另外一些學者，激起了他們義和團式的逆反心理，——他們不僅要“扶清滅洋”地反抗“西方”的話語壓迫，而且要堅定地站在“中國的立場”，自己評價自己的文學，自己肯定自己的“價值”。其實，在評價當代文學的時候，我們既不要過分“慷慨”，也無須過度“憤慨”。我們需要的，不是盲目樂觀的“千禧年主義”，不是狹隘的“文化門羅主義”，而是更為積極的姿態:一種冷靜而開放的對話精神，一種清醒而嚴格的自省意識。因為，光有“善意”無濟於事，僅憑堅定的“中國立場”也不能解決問題，不僅如此，喪失原則的“善意”還有可能養成“沒有用的爛忠厚”，而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則有可能導致嚴重的文化自閉症。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和接受這樣一些事實:首先，由於整個文化環境的不健全，由於當代作家的文化素質和文學修養的相對低下，我們時代的文學還處於很不成熟的狀況，還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其次，我們不可能在沒有“世界性”的參照語境的情況下，自言自語地進行自我闡釋和自我評價，因為，歌德和馬克思曾經預言和期待的“世界文學”的時代，早已不可抗拒地來臨了，也就是說，世界各國的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相互影響的新階段，任何人都不能無視甚至拒絕“他者”的影響，更不能退回到狹隘的民族主義或自大的國家主義立場。
社會主義文學
所以，在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克服沾沾自喜的自詡和自大，另一方面，要具有放眼世界、虛心向善的態度，具體地說，就是不要妄想確立一套“特殊”的“價值準則”，因為，任何時候，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都需要一些“普遍”的“價值準則”，都需要依據世界性的經典尺度和人類性的理想標準。儘管“反本質主義”的時髦理論鼓勵人們懷疑並拒絕這樣的標準和尺度，但是，這些“價值準則”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須臾不可少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具有普適性的標準和尺度，我們就不可能對任何作品的價值進行比較和評價。當然，這些“價值準則”——博蘭尼稱之為“上層知識”——不是憑空設定的，而是由偉大人物和偉大作品所提供的經驗構成的。毋庸諱言，用較高的“價值準則”來衡量，“當代文學”雖然也有成績，的確出現了一些有才華的作家和值得欣賞的作品，但是，趣味格調和倫理精神上存在問題的作家和作品，也很不少。然而，對當代文學的缺憾與問題，我們的研究遠遠不夠深入。某些學者與批評家甚至放棄了分析的態度和質疑的精神，失去了發現問題的熱情與揭示殘缺的勇氣。在批評家與作家之間，也很少見到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和交流。對那些“成功作家”的作品，我們常常給予過高的評價和過多的獎賞。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儘管實在難以咀嚼和下咽，我們的批評家仍然會不吝讚詞，好話說它一籮筐。有的學者甚至對情形複雜的“90年代以來的文學”，也只是一味地讚美，不僅認為它是“一個世紀以來文學最好的時期，一個豐收的時期，一個藝術水準最高的時期，一個誕生了經典的文學作品的時期”，而且還高自標樹地說，如此輝煌的“文學時代”，“並不是每個時代的人們都會遇到的”。總之，面對應該冷靜質疑和嚴格批評的作家和作品，我們的學者和批評家卻成了慷慨豁如的表揚家和榮譽徽章的頒發者。在這些蒼黃反覆、二三其德的批評家身上，勃蘭兌斯的坦率而尖銳的批評精神，就更是難得一覿。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勃蘭兌斯毫不諱掩地批評繆塞，認為他的《一個世紀兒的懺悔》充滿“玩世不恭”:“這種裝腔作勢的玩世不恭，和其他裝腔作勢同樣令人產生不快的印象”，不僅如此，“繆塞一開始就有一種裝模作樣的優越感，在宗教方面表現出極端懷疑，在政治方面表現出極端冷漠。然而在這種懷疑和冷漠下面，我們不久就瞥見了一種不是男子漢氣概的軟弱，久而久之，這種軟弱就昭昭在人耳目了。”在我們這裡，儘管有的作家身上存在著比繆塞更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有幾個人敢於像勃蘭兌斯那樣不留情面地質疑？敢於像他那樣毫不寬假地批評？
革命立場
- 在當代文學的分析和評價上，還存在一種“分離主義”的傾向，那就是只談文本，不及其餘。事實上，研究文學應該具有“人文互證”的眼光和“知人論世”的視野，也就是說，在闡釋文本的時候有必要涉及作者的人文素質和人格狀況，涉及作者與現實的關係，涉及他對讀者的態度。如此說來，較為完整的“價值準則”體系，應該將這樣幾個方面的尺度包含在內:超越性，即作者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充分的教養，是否能擺脫權力和金錢等異化力量對自己的消極影響，擺脫“市儈主義”對自己心靈的敗壞，用具有升華力量的方式來展開敘述和描寫；批判性，即能否捍衛內心的自由與尊嚴，無所畏懼地向權力和人們說真話，而不是用虛假和娛樂化的方式來迴避歷史和粉飾現實；啟蒙性，即作者是否具有成熟的文化自覺，是否具有站在“平均數”之上發現病相和殘缺的能力，是否能夠給人們提供照亮前行路途的光明；給予性，即能否擺脫自我中心傾向，以充滿人道情懷的態度關注並敘述具有社會性和人類性的經驗內容，從而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澤被讀者的精神財富；審美性，即是否有雅正、健康的趣味，能否發現並創造出一個真而美的世界，能否使人們體驗到可以味之無極的美感內容與挹之不盡的詩性意味。用這樣的尺度和標準來衡量，我們恐怕首先需要研究的，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而是它的缺陷和“無價值”；首先要關心的是有沒有“勇氣”說真話，而不是選擇以什麼“身份”或站在哪個“立場”來說話。事實上，我們從來就不缺乏“積極地”認識當代文學“價值”的熱情，——迄今為止的絕大部分關於當代文學的著作，都是“肯定性”甚至“讚揚性”的；我們迫切需要的，恰是敢於直面問題的勇氣和質疑性的聲音。我們需要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那樣的批郤導窾、直中肯綮的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他批評美國二十世紀60年代的文學“流於淫穢”、“欣賞荒誕、顛倒價值以謳歌基本衝動而不是高級衝動”、“熱衷於暴力和殘忍、沉溺於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鬧、具有反認識和反理性的情緒，想一勞永逸地抹煞‘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限”。平心靜氣地講，《檀香刑》與《狼圖騰》不正是“熱衷於暴力和殘忍”的作品嗎？《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不正是“欣賞荒誕、顛倒價值以謳歌基本衝動而不是高級衝動”的作品嗎？《廢都》和《秦腔》不正是“流於淫穢”、“沉溺於性反常”的作品嗎？不正是想通過對瑣碎細節的蕪雜堆砌“一勞永逸地抹煞‘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限”的作品嗎？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稱之為“經典的文學作品”？是因為我們缺乏成熟的鑑賞力，還是因為我們缺乏說真話的勇氣？
- 事實上，評價當代文學的難度還在於，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個結構單一、性質純粹的對象世界。所謂“當代文學”不僅意味著時間跨度的漫長，而且意味著內容構成的複雜。它的最新的階段，作為“當前文學”，近距離地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但是，它的占更大比例的部分，則已經隱沒在歷史的塵埃里，只有經過小心的擦拭和細心的辨認，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大體上說，一體多面的“中國當代文學”，至少是由五個迥然有別的時期和面影構成的:
為政治服務
1949-1966屬於“十七年文學”，“文學為政治服務”無疑是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的規約，而這個時期的作家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整體上看，則是不夠自覺的，缺乏對時代生活的獨立觀察和自由思考，但是，那些從戰爭中走過來的作家，以及那些長期“深入生活”的作家，卻能賦予自己的作品以一定程度的真實感，使之彌散著清新濕潤的泥土氣息，在塑造“中間人物”的時候，尤其能給人一種真切、生動的印象(例如柳青、趙樹理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說)；有的作品在反思現實生活的矛盾和問題上，顯示出難得的清醒和勇敢，例如《在橋樑工地上》和《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有的作品則在藝術性的追求上，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例如《百合花》的白描技巧，《紅豆》的抒情技巧，都各臻佳境，不同凡響。1966-1976年屬於“天下熬然若焦”的“文革”時期，文學直接被當作“鬥爭”的工具，徹底淪為“政治”的婢女和權力的附庸，除了那些處於地下狀態的充滿活力的“潛性寫作”，除了《艷陽天》在塑造“邊緣人物”上偶爾表現出的技巧和能力，其他值得談論的作品，實在不多——在這個可怕的文學荒蕪期，中國文化正遭受著空前絕後的破壞和毀滅。1976-1989的“新時期”文學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復甦氣象。詩歌是獲得解放的人們表達情緒的最好手段，也是這個時期最活躍的文學樣式，而並不朦朧的“朦朧詩”無疑是當代詩歌史上最燦爛的篇章，因為它不僅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痛苦和渴望，而且還在對生活的反思上表現出難能可貴的尖銳和深刻；小說創作方面也出現了許多個性鮮明、才華橫溢的作家，產生了許多令人欣喜和振奮的佳作，如《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人到中年》、《人生》、《棋王》、《黑駿馬》、《北方的河》、《老井》、《受戒》、《李順大造屋》、《愛，是不能忘記的》、《公開的情書》、《魯魯》、《三生石》、《芙蓉鎮》、《黃河東流去》、《人啊，人》、《活動變人形》、《古船》、《平凡的世界》以及《人妖之間》、《隨想錄》、《走向混沌》和《幹校六記》等，這些作品或沉鬱而厚重，或尖銳而真實，或精緻而優美，給“八十年代”的讀者留下了美好而溫暖的記憶；這個時期的“先鋒文學”，多有模仿，而較少獨創，雖然致力於形式上的“實驗”，但其成績，並不很大。1989-1999十年的文學，雖然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新時期”文學的延續，如《白鹿原》、《一百個人的十年》等作品其實就是“新時期”的文學之樹結出的果實，但是，整體來看，這個時期的文學卻呈現出與"新時期"文學完全不同的樣態——這是一個複雜的“市場化”的文學時代，許多作家放棄了“80年代”的啟蒙精神，顯示出從社會化敘事向“私人化寫作”的轉向，顯示出從“介入性敘事”向“零度敘事”的下移，過多地表現了轉型時代的玩世不恭的“玩主”習氣和“活著就好”的生存哲學，——從寫作的超越性和啟蒙性等角度看，這個時期的敘事文學對社會生活的介入性和影響力，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來的最低點。當然，這並不能遮掩王小波的隨筆、韋君宜的《思痛錄》、邵燕祥與何滿子等人的雜文、張承志以及史鐵生等人的散文寫作的光芒——他們的作品成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收穫，尤其王小波的隨筆更是表現出當代啟蒙寫作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深刻。
新世紀文學
中國平民文學
1999-2009屬於“新世紀文學”，在這個時期，文學雖然進一步市場化，“80後”成為媒體和市場炒作的新的熱點，而一些"著名作家"的寫作則嚴重地表現出“消極寫作”和“反文化”的性質，但是，“底層寫作”和“打工文學”卻以令人震撼的尖銳和真實，反映了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艱難境遇，敘述了進入都市的“農民工”的痛苦經驗。本來，充滿散文氣息的文學環境，是不適合偉大的詩歌產生和成長的，但是，老詩人白樺的《從秋瑾到林昭》卻橫空出世，嶢然獨立，仿佛一道劃破夜空的閃電，閃耀著照亮大地的燦爛光芒。小說創作數量很大，佳作也多，《羊的門》、《滄浪之水》、《農民帝國》、《聖天門口》、《五行山下》、《三重門》、《省委書記》、《國畫》、《藏獒》、《水乳大地》、《小姨多鶴》等長篇小說以及《那兒》、《國家機密》、《姑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豆汁記》、《羅坎村》等中篇小說，無疑是值得關注的重要收穫。紀實文學的寫作是這個時期文學最大的亮點和收穫，《昨夜西風凋碧樹》、《中國農民調查》、《夾邊溝紀事》、《聶紺弩刑事檔案》、《尋找家園》、《墓碑》和《尋找黛莉》、以及官方出版社拒絕出版的地下文學《歡樂之河》等一批影響巨大的作品，或揭歷史之秘，或訴現實之痛，不僅顯示著這一階段紀實文學的活力和實績，而且昭示著關於文學寫作的基本律則——真實是文學的力量之源，只有勇敢地直面歷史的幽暗和現實的疼痛，文學才能產生深入人心的力量，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
艾略特說:“沒有任何東西比自我高度評價的願望更難克服的。”為了客觀地認知和評價我們時代的文學，我們固然需要發現“價值”的研究，但更需要克制“自我高度評價的願望”，要慎用少用“最好”、“最高”、“輝煌”、“經典”等標籤，更應該致力於對問題的發現和分析，因為，正是這種尖銳的質疑性的批評，才有助於我們克服文學領域的無視現實、流於幻想的“包法利主義”，才有助於我們認識自己的局限和殘缺，從而最終擺脫幼稚的“不成熟狀態”。儘管這樣的否定性批評有可能被別人誤解，被謚之以“罵”的惡名，但是，批評本來就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就是一種充滿風險的艱難事業，又何憂哉，又何懼哉！
評價一個相當長時段的文學現象，決不可以使用“一言以蔽之”的斷語來論定，比如“最好時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或“跌入低谷”等等。因為，對於一個繁複的、複雜的、歷經長時段的文化現象，必須採取綜合的、解析的、結構性的評斷。 60年來的文學，從時間上來說，應該是分時期、分段落的；在藝術品性上，則應該分思想、藝術、風格等等方面的深淺與創新與否；在質地與成就上，還要納入文化的總體格局中、全社會的生態環境與語境中，以至納入世界文學格局中來考察。即使僅就“當下”——最近十幾年的文學狀態來論斷評說，也應該採取這種態度。而在總體上、根本上來評價，則是一個整合性的綜合坐標，這就是：生活-社會-歷史-文化；即考察、剖析文學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中，與人民生活的聯繫狀態，反映社會的廣度、高度與深度，歷史背景的蘊涵與文化含量的深淺豐簡等。這不是任何人的主觀規定，也不是什麼理論的抽象要求，這是文學自身的性質決定的，是它產生與存在的自決性，也是文學史汗牛充棟的史實所證實的。因此，評價的方法必須是綜合的、分期的、解析的、結構性的。
中國自由文學
據此來評價當代中國文學，可以有這樣一些考察與思索的 “線索”：在60年的相對長時期中，出現過兩次高峰時期，產生過一次中斷與空白期，現今處於複雜混合迷茫求索的階段。第一次高峰是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出現了《紅旗譜》、《青春之歌》、《紅岩》等一批紅色經典作品；第二個高峰是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即所謂 “新時期文學”，賡續出現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等一大批作品。應該說這兩個時期的文學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作品與作家與生活的聯繫，反映社會、歷史的廣度、高度、深度，文化含量的充沛，精神的積極向上，激情與理想主義，都十分感人。把文學的“三個精魂”——人文關懷、使命感和良知激情，也都發揮到感動人和激勵人的程度，從而進入民族文學與文化的總體積澱中。但十年浩劫，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一片空白。遠不只是低谷問題。 至於當代文學的“當下表現”，我認為是複雜的，多面的，很難“一言以蔽之”。首先，在作品之多、產量之高、作家數量之多、作品印數之多、題材之廣泛等方面，的確是達到了空前的成績，是最好的時期。——比如僅長篇小說“年產量”就達到1000部以上，實在是空前的了。在進入世界文學格局、參與“文學對話”方面，也有突出的、超過前人的成就。這是可以引為驕傲的。但是，從與生活的聯繫、反映社會的廣度高度深度、歷史感的有無與深淺、思想 -文化含量的豐簡這些方面來考察，則不能不遺憾地說，處於低谷。因為大多數作家是遠離生活、疏離社會、與歷史斷裂、不追求作品的思想意義與文化含量的。這與我國社會的曠古未有、震驚世界的成就和偉大歷史進步的現實，是太不相稱了，是愧對人民也應自愧的。這不能不使文學邊緣化，因為它遠離人民民眾的生活。而對於當代社會生活中負面的存在，對於“生民疾苦”，作家也很少關注，除了自由派文學即中國自由作家與中國自由文學外，一般很少反映，缺乏熱情更無激情。在創作方法上，則出現偽現代派、玩弄敘事技巧而無視思想與文化意蘊。還有嚴重問題是從創作到出版的商業化、追求市場效應、粗製濫造等。從這些方面來看，當下文學的狀態是質量低下、前途堪憂的。談不到什麼最好、高度，更無可驕傲的。
據此，也可窺見“出路何在”。這就是：密切與人民的聯繫，適應時代的需要，深刻地反映社會，提高文學的人民性、思想性和藝術性，反映我們偉大的時代，為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換，為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曾見論者說，文學與時代無關，與時代越疏離就越回到“文學的本真”。危哉斯論！文學的“本真”是什麼？就是作為人類活動和自我實現的基本領域，文學參與人們的社會生活與勞動創造，以藝術形態反映社會、服務社會，就是它的生活-社會-歷史-文化的含量及其優劣，以及它們“進入”藝術的深度及其技巧的高下。中國當代文學，循此前進，庶幾可望遠大發展！現在問題恰正是文學疏離了它的本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