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從繼承傳統出發的現代中國畫家有三支:
一、模仿派。以模仿、傳承前人技巧、風範為基本原則;
二、個性派。在充分繼承傳統的同時力圖變革出新,或樹建自己的獨特風格,或給作品注入一定的新內容,並未改變傳統的模式。
三、變革派。研習、繼承傳統之後,力圖變革創新風格,並突破了
傳統模式,但未失去傳統特色。
創始人
現代中國畫(現代中國畫派的簡稱)的創始理論:徐悲鴻《
中國畫改良論》和劉海粟的《談造型藝術》。
徐悲鴻
1918年5月14日,年僅23歲的
徐悲鴻在
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演講《中國畫改良之方法》,此文在當月23日—25日《北京大學日刊》上連載,1920年6月《繪學雜誌》第一期轉載,改名為《
中國畫改良論》(此時,他已在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校圖畫科學習)。
劉海粟
在創作實踐中,劉海粟又特彆強調"客觀與主觀的結合"和"主觀表現和個性的發展"。在《談造型藝術》一文中,他寫道:"藝術的精神決不是在模仿自然,決不是僅僅在求得一片自然的形似,而是表現自然的精神,也表現了藝術家的氣質、情操與個性……自然只不過供給藝術家以種種素材,要使這種種素材融合成一種新的生命,融合成一個完整的新世界,這便是藝術家的高貴的自我創造!"。
劉海粟的基本看法是“發展東方固有的美術,研究
西方藝術的精英”,不過他對西方美術的借鑑,強調的不是寫實主義,乃是以抒寫心靈為宗旨的表現主義藝術。
其他代表人物
黃賓虹:將深厚的傳統修養、學識與對祖國山河的摯愛,化作渾厚華滋的筆墨風彩。
潘天壽:氣質中有農民的
樸厚,他的學養卻完全是文人的。他融
南北宗於一,突破明清以來花鳥畫清麗柔美的風範,創造了奇險雄勁的風格。
傅抱石、
溥心畲、
於非闇、
賀天健、
吳湖帆、
李苦禪、
黃君璧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風貌豐富了傳統繪畫。這些近代畫家的作品與現代思潮、現代審美理想有著不同程度的距離,但他們表現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識,也不同程度地滲透了當時人們的情感心理。
齊白石的真率與剛健,黃賓虹的深沉與熱烈,潘天壽的雄渾與骨力,傅抱石的恣縱與情致,都與現代精神相通,都在一定意義上突破了傳統文人畫的思想情感範疇。
融合性
在中國畫百年間的發展中,同時伴有融入、吸收世界美術元素的現象,這是一種世界文化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大趨勢。被吸收、借鑑的外來美術主要有:西方(美、法、意、俄等)、日本。
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
西方美術思潮、論著、美術教育和美術作品被大量引入。伴隨著文化上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提出了“美術革命”的口號。大批青年美術家留學日本與歐美,借鑑西方美術以改革中國繪畫的呼聲與實踐成為潮流。
以高劍父、高奇峰和
陳樹人為創始人的嶺南畫派
,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的繪畫。他們多曾留學日本,研究西方及日本近代美術,強調寫生、取材於現實、教育性和融會中外畫法──如光色、縱深感等。尤其在山水、花鳥和走獸題材的創作中,他們把居廉的沒骨畫法、撞水撞粉畫法和
橫山大觀、田中賴璋等日本畫家的畫法糅合為一,努力創造一種奔放雄勁而又富於時代感的美。嶺南畫派雖然雲集了廣東的一批中國畫革新者,並不是一個以描繪地方風情或景色為指歸的地域性畫派。他們以創造新國畫為己任的大膽探索雖不成熟,但卻造成了思想上的顯著影響。
受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和近代思想家康有為啟示的徐悲鴻,將歐洲寫實畫法與傳統技巧結合在一起,把維妙維肖的造型和憂國憂民、密切關注現代生活的藝術思想引入中國畫創作和教學,在20世紀50~70年代對中國畫的教育改革做出很大貢獻。
融和中西有廣闊的可能性與選擇性,可以融和成多種類型、形態與風貌。如陳之佛融東、西洋的裝飾性色彩於工筆花鳥而不露痕跡;
張大千晚年的潑彩畫法,借鑑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某些因素而不改變畫面的傳統風神;李可染吸取西畫寫生法與寫實觀念卻不減弱傳統筆墨的作用;
吳冠中用中國畫的材料工具、西方現代藝術的形式、色調觀念與方法表現傳統的詩情、境界等,都各有千秋。
在80年代走向成熟的中年畫家乃至剛剛跨入畫壇的青年畫家,在融和中西方面更是進行了多樣的嘗試與探索。
賈浩義吸收西方抽象手法,以大塊墨色實現東方象徵主義;
田黎明把東方對人與自然的情懷,與西方印象主義融為一體,追求光影在國畫中的表達;
劉小剛將中國傳統繪畫的寫意精神與西方繪畫的造型能力有機結合,以其現代圖式構成、傳統筆墨語言及鮮明的個性表現主義色彩為元素,創造出一種嶄新的繪畫範式和獨特畫風;
楊瑞芬將西洋用色意識與國畫
三礬九染結合,用揉紙、接染等技法追求
肌理,同時吸收日本裝飾繪畫、西方設計思想;
蔣采苹把起源於中國、盛行於日本的岩彩畫,引入工筆畫創作和教學;等。緊緊把握住時代的脈搏,深刻地理解與學習傳統,是這一潮流的普遍特色。
民眾藝術
從“走向十字街頭”到“描繪工農兵”
中國畫自元代以來,漸漸封閉在
士大夫和貴族的天地里,極少描繪下層勞動者與繁雜的社會生活,也不把下層社會人作為欣賞的主體,文人畫成了貴族化的藝術。中華民國時期,伴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民主革命運動和啟蒙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美術家們也提出了“民眾的藝術”、“走向十字街頭”和“大眾化”的口號,中國畫在題材內容和形式表現上都與此相應,逐漸產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清末民初,用傳統繪畫手法描繪城市世俗生活和中外新鮮見聞的著名畫家
吳友如,利用石印畫報作為他通俗作品的傳播手段,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五四運動前,著名
國畫家陳師曾畫了《北京風俗圖》冊頁,用半寫意半漫畫的筆法描繪了北京街頭的人力車、潑水夫、算命者、磨刀者、掏糞夫、喇嘛僧、老西兒等。
20年代末30年代初,嶺南畫家黃少強、方人定也以走向十字街頭為旨,以同情的態度描繪城鄉勞動者的悲慘生活景象。北方的
趙望雲則到冀南、塞上等地作農村寫生,以農民的痛苦生活作為畫材,並在天津《大公報》上連載,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他不理睬“不遵師道”、“不法古人”、“任意塗抹”的指責,“捨去所有的師承、學校,一本自己創造的真精神”、“改變舊有的畫風……用‘誠信之愛’,以喚醒民眾的勢力(王森然《民眾畫家趙望雲》,《大公報》)”。
馮玉祥為他的大量寫生配了詩,
老舍、
郭沫若等都著文加以肯定,把它視為一場藝術上的革命。
抗戰期間,國畫家
沈逸千出入烽火戰場作戰地寫生,身居敵占區的蔣兆和創作了《
流民圖》,在四川大後方的一些畫家如關山月等,也到
西北地區寫生……。他們緊踏著時代的腳步,把中國畫擴展到新的領域,使高雅、超逸的傳統繪畫走出逃避人生鬥爭的象牙之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畫開始普遍描繪現實生活,湧現了一批新的人物畫家,如
石魯、
黃胄、
李斛等。走向十字街頭變成了描繪
工農兵、歌頌工農兵,即便山水花鳥畫也聯繫現實社會內容,強調思想性與教育意義。
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中國畫畫家漸漸總結歷史經驗,重新思考繪畫與現實的關係,湧現了一大批敢於創造又鑽研傳統的中青年畫家,中國
畫壇呈現一片新氣象。
畫派群落
19世紀末以來,上海、北京、廣州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主要凝聚地,加上三地商業發達,便於對內對外交流,因而集中了大批文化人。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畫家主要雲集於這 3個地區,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畫家群、以徽州文化為中心的新安畫派、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畫家群和以廣州為中心的南方畫家群。
上海
北京
徽州
廣州
有的畫家先後歷經南、北幾個地區,如
徐悲鴻、
林風眠等。抗日戰爭期間,南北畫家多轉移到重慶,抗戰勝利後又大多回到了3個聚落區。這3個聚落區的中國畫家,有許多創辦學校或在學校任教,或者以傳統方式課徒授藝,亦有許多編輯雜誌刊物,或籌辦展覽會,進行對外交流,為傳播與發展中國畫作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畫家聚落格局逐漸產生了變化。有一些畫家如張大千、
溥心畲、
黃君璧、丁衍庸、趙少昂、楊善深等,定居於台灣、香港及海外異國。西安、瀋陽、重慶乃至各省市都相繼建立或擴建了美術院系,新的一代中國畫家遍及全國各地,三中心漸成多中心,畫家隊伍空前擴大。
現代中國繪畫
40年代
藝術界集中於抗戰的宣傳,
版畫、
宣傳畫和漫畫空前發展,中國畫相對處於沉滯時期,論爭亦復暫停。40年代晚期,主持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
徐悲鴻堅持以
素描作為中國畫造型的基礎,曾引起一些堅持以
臨摹、書法作教學基礎的教師的反對,並招致一場論爭與風波,雙方各不讓步。
50年代以來
圍繞要不要以及怎樣
借鑑西方繪畫、怎樣看待筆墨技巧、怎樣看待各種新國畫等問題,都有過爭論,從總的看是堅持革新的觀點漸漸得到承認,而堅持傳統道路、技巧和方法的意見總是給革新者以補充,使他們更冷靜地研究與繼承傳統。
80年以來
中國畫如何適應開放的環境和急劇變化的現代
審美需求,成為更加迫切的問題,新一代理論家和中國畫家以空前廣闊的視野和大膽的實踐,把革新中國畫的探索推向了一個新層次。對傳統文化和近百年美術進行嚴肅的反思,對當代實踐作出有理論深度的回答,對未來前景作出有說服力的預測,已成為中國畫論爭的新課題。(
郎紹君)
國家繪畫藝術機構
新中國成立以後,很多有影響的現代中國畫畫家,從全國各地匯聚到國家成立的藝術機構。
畫院
北京中國畫院、上海中國畫院
中國特有的文化事業單位,由國家成立,文化部直屬,面向全國範圍吸收優秀畫家。
1956 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上,著名畫家
葉恭綽和
陳半丁共同提出“擬請專設研究中國畫機構”的提案,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重視。同年 6 月 1 日,
周恩來總理主持國務院會議,通過了文化部“北京與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國畫院”的報告和實施方案。文化部中國畫院籌備委員會經過一年時間籌備,於1957年首先成立了北京中國畫院(現稱:
北京畫院),1960年
上海中國畫院成立。規定了畫院是創作、研究、培養人才、發展我國美術事業、加強對外文化交流的學術機構。
研究院
中國畫研究院
專門的國畫學術研究機構,文化部直屬單位。該院前身是1977年12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中國畫創作組。後於1980年建立中國畫研究院籌備組,1981年正式成立
中國畫研究院。
學院
中央美術學院
成立於1950年,教育部直屬的高等美術學校。
院系國畫系(中國畫學院)的歷史:
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18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成立的繪畫科,1922年改稱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的國畫系。在歷經80多年的發展變遷過程中,中國畫學院經歷了1928-1929年國立
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國畫系,1934年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國畫科,以及1954年成立的中央美術學院彩墨畫系,1958年的中國畫系以及2005年的中國畫學院。
中央美院聘用全國優秀畫家為教授,是國內中國畫最為重要的教育機構之一。
美術館
中國美術館
中國美術館是收藏、展示中國近現代藝術家作品的國家藝術博物館。1963年,
毛澤東主席題寫“中國美術館”館額,明確了中國美術館的國家美術館地位及辦館性質。
中國畫的認識誤區
文景 2010年02月09日08:39 來源:人民網-《
人民日報》
近代以來,許多人包括專業人士,對於傳統中國畫、中國畫傳統,其標準、價值和發展,認識上存在諸多誤區,值得注意。
首先是對“傳統中國畫”和“中國畫傳統”兩個概念混淆不清。“傳統中國畫”即傳統的中國畫,其側重點在中國畫,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洋畫,是具體的形而下的東西。“中國畫傳統”即中國畫的傳統,重點在傳統上,即服從於文化的大傳統,是中國畫內在精神氣象的無形脈絡,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東西,也是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所在。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類似於“道在器中,器不離道”。
二是對“傳統中國畫”認識的偏差。多數中國畫的從事者和欣賞者,都以為“傳統中國畫”就是蘇東坡所提倡的、董其昌全面闡述的、青藤、八大、鄭板橋等所表現的“文人畫”。其實不然。“文人畫”僅僅是傳統中國畫的一部分,因而不能代表中國畫全部。之所以後代產生這樣的誤解,其根源來自歷代史論家(有些是畫家自己)的提倡和誤導。
三是中國畫的標準存在誤區。中國畫家,在國人面前大都很自信,動輒自編、自立、自封門戶;而在西方藝術面前,又不太自信,不是做他們的“搬運工”,就是他們的“拿來主義”者。這是一種輕浮,一種焦躁,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表現。解決這個問題,要靠藝術標準的建立。藝術的標準與地位的高低、名氣的大小、市場價格的高低混在一起,處於交織狀態。這種現象的根源,來自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誤以為中國在近代史上發展的過程中落後了,就不得不放棄我們原有的中國畫的核心價值,而以西方強勢國家的文化觀念取而代之。所以,當代中國畫家學來學去沒能成就出大師,至多算出了些“名家”。不過,名家也有好壞之分,名副其實是“名家”,名不副實則是“偽名家”。時下“名家”不足,“偽名家”有餘。
四是中國畫的價值也存在誤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誤解,使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在對中國畫的價值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著觀念上的誤區。中國畫領域,“五四”精英們進行的“美術革命”,在西方苦苦尋找並帶回的“學院的寫實繪畫”,加之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85新潮”,又一次對西方現代藝術進行零碎的切割式引入。這些表面性的革新,都是非學理式的,導致中國畫創新的混亂。傳統中國畫以書法為基礎,重書畫同源與筆墨,以“骨法用筆”達到“氣韻生動”並以此作為最高標準,擁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其審美價值在於藝術家內心世界和精神面貌的主觀表現,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恆的精神價值。中國畫和西洋畫的目標有本質性的區別,不僅不能覆蓋,也無法覆蓋。中國畫發展的道路,只能“移步移形”,而不能“移步換形”。
隨著現代化浪潮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中國畫藝術的發展,同樣面臨國際化的問題。由於全球文化交流的影響,許多藝術家總喜歡把目光盯在西方,這是對中國畫未來發展方向的認識誤區。中國畫不能迎合西方藝術的發展路數,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發展理念,必須整合自己、健全自己,而不是忽略自己、消亡自己。中國藝術的獨具一格,不僅不是累贅,而是對世界的一種貢獻,當下世界尤為明顯。中國畫傳統的更新與創建,是民族血脈在當代的一種溝通、延續。
中國畫的發展,應從大處著眼,準確定位,要尋求藝術理念上的突破,而不應是形式上的模仿。突破的可能性雖不一定局限於本土,但必須堅守中國畫藝術的基本屬性,創造出新的融合多種元素的、與眾不同的表現方法。本土的、開放的中國畫才能走向世界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