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烏台詩案
- 時間：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
- 事件性質：文字獄
- 受害人：蘇軾
- 詩名：《湖州謝上表》
- 歷史時期：北宋
發生時間,案件始末,起因,結果,受害人,風格變化,簡介,在題材上,在文化上,在風格上,變化原因,
發生時間
案件始末
起因
“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他以自己同“新進”相對，說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進”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為客觀環境使然，總是習慣於在遣詞造句上表現得十分微妙，而讀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本能地尋求字裡行間的含義。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們。六月，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這裡還有一點背景，王安石變法期間，保守派和變法派鬥爭激烈，兩派領袖分別是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給後者的長信中有“生事”二字，於是“生事”成了攻擊變法的習慣用語；“新進”則是蘇軾對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的貶稱，他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說王安石“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結果是“近來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後來正是曾擁護過王安石的“巧進之士”呂惠卿把王安石出賣了，使其罷相。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中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又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單憑《湖州謝上表》里一兩句話是不行的。偏偏湊巧，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
皇甫遵到時，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團，不知會有什麼事發生。蘇軾不敢出來，與通判商量，通判說:“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需出見之。”蘇軾一聽，就準備出去。祖無頗連忙提示:“衣服，衣服。”蘇軾說:“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無頗提醒道:“未知罪名，仍當以朝服相見”。於是蘇軾穿上官衣官靴，面見欽差皇甫遵。
蘇軾首先說話：“蘇軾自來疏於口舌筆墨，著惱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敢辭，乞歸與家人訣別。”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於此。”命士兵打開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過是以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傳喚進京而已。要蘇軾立即啟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嚇得手足無措，個個躲躲藏藏。蘇軾途經揚州江面和太湖時，想跳水自殺。因不知道要判什麼罪，並且怕他的案子會牽連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會給弟弟招致麻煩。家裡燒了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縣，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們的行李，找蘇軾的詩，書信和別的檔案。後來蘇軾發現自己的手稿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台的監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
蘇軾先報上年齡，世系，籍貫，科舉考中的年月，再敘歷任的官職和有他推薦為官的人。他說，自為官始，他曾有兩次記過記錄。一次是任鳳翔通判時，因與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儀典，被罰紅銅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內，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報呈，也被罰紅銅八斤。“此外，別無不良記錄”。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審問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兩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說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至於《戲子由》詩違抗“朝廷新興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當時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報告案情進展。說蘇軾面對彈劾全都承認了。神宗大怒，懷疑蘇軾要么是受刑不過，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隱藏。於是問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蘇軾名高當時，辭能惑眾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嚴加審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從四面八方抄獲了蘇軾寄贈他人的大量詩詞。有一百多首在審問時呈閱，有三十九人受到牽連，其中官位較高的是司馬光。王安石罷相的次年（1077年），蘇軾寄贈司馬光一首《獨樂園》：“先生獨何事，四方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撫掌笑先生，年來效喑啞。”實為司馬光重登相位大造輿論。御史台說這詩諷刺新法，蘇軾供認不諱：“此詩云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諷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又言光卻喑啞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御史台又找到了痛斥“新進”的《和韻答黃庭堅二首》，抨擊“生事”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役》詩。前者是與黃庭堅唱和的，後者寄贈好友王詵。
《湯村》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留滯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蘇軾也供認自己確有對鹽官在湯村一帶開運鹽河的不滿，“農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不宜開河，“非農事而役農民”，“役人在泥中，辛苦無異鴨和豬”等等。在這些人的指控之下，仗義執言也是罪行。
這些贈黃庭堅、王詵等人的詩文，一時成為轟動朝野的新聞，舒亶等人趁機痛打落水狗，請求副相王珪檢舉蘇軾的《王復秀才所居雙檜》詩。詩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乾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靜地回答：“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對蘇軾的指控，有的有些牽強，這詠檜詩就是一例。還有蘇軾任密州太守期間作的《後杞菊賦》的序言裡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種籽，御史認為作者是在直接諷刺全境百姓的貧窮，尤其指朝廷對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識日”是諷刺科舉考生的淺陋無知，諷刺考生不通儒學，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經新義》里對經書的注釋。
蘇軾對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認在詩中批評新政。
在給王詵的詩里，有一行是坐聽“鞭笞環呻吟”，又說，“救荒無術歸亡逋”，他也提到“虎難摩”是為政貪婪的象徵，給李常的詩里，他確是說在密州“灑涕循城拾棄孩”，見到男屍、女屍、嬰屍餓死在路邊，當時確是“為郡鮮歡”。在給孫覺的詩里，有一行說二人相約不談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約定，誰談政治就罰酒一杯。給曾鞏的詩里說他厭惡那些“聒耳如蜩蟬”的小政客。給張方平的詩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亂”和“廢沼蛙幗淫”，又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里，他直言“小人”，給周邠（bīn）的詩里把當權者暗比作“夜梟”。好友劉恕罷官出京時，蘇軾寫了兩首詩給他：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向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群鳥未可辨雌雄。”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老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前一首最後一句取自詩經“俱曰予聖，誰識烏之雌雄”，等於說朝廷上只有一群烏鴉，好壞難辨。後一首表達自己對小人的爭權爭位不屑一顧。這些無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蘇軾寫《獄中寄子由》說“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無比悽慘。審訊者常對他通宵審問。巨大精神壓力下，蘇軾寫下了“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的悲慘詩句。蘇軾下獄後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訊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遠親代勞，卻忘記告訴遠親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遠親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
其一：“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蘇軾自知詩作寫好之後，必定是要上呈給皇帝的。想著只要耽擱了兩天，說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當時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
結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范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同時，正直人士也仗義相救。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蘇軾因“烏台詩案”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職位相當於今之縣武裝部副部長，無“簽單權”，精神寂寞，窮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發人生之嘆，寫蒼涼之情，表惆悵孤獨之懷，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異彩，勢奔放，無荒率筆，被稱“天下第三行書”，墨跡素箋本，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
受害人
受到牽連的人中，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因泄露機密給蘇軾，而且時常與他交往，調查時不及時交出蘇軾的詩文，且更因對待公主不禮貌，寵妾壓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配西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願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他並沒有收到什麼嚴重的毀謗詩，但由於家庭連帶關係，仍遭受降職處分，調到高安，任筠州酒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此真可謂是一目了然也。
風格變化
簡介
烏台詩案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們對蘇軾的指控後，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蘇軾。押解至京後，蘇軾被投入御史台的監獄。何、舒等人把蘇軾寫的詩深文周納、無限上綱、曲解附會，目的是欲陷彼於罪，置彼於死地。他們對蘇軾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的解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詩如下：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乾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這是一首借物抒懷的詠物詩，作者是想以此說明自己有檜樹一樣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則藉此大做文章，指控這首詩有不臣之意。
烏台詩案在朝野引起的反響是強烈的。對蘇軾心寄同情和出面營救的人不少。遠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為蘇軾祈禱平安。
宰相吳充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曹太后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今殺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神宗皇帝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台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台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在題材上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期的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一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給孔文仲的詩里，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麋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裡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飢”；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徵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一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他渴望在沙場上一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一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一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麼“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一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后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一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客群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在風格上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尊前”鋒芒畢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苟，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牆，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一：“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變化原因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一問題作一個小小的展開。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台詩案之後，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惇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台詩案使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里寫道：“餘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里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