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chán）淵之盟是北宋和遼國，在經過二十五年的戰爭後締結的盟約。
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景德元年），遼國蕭太后與遼聖宗，親率大軍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張避敵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準的力勸，才至澶州督戰。宋軍堅守遼軍背後的城鎮，又在澶州（河南濮陽）城下以八牛弩射殺遼將蕭撻覽（一作凜）。遼由於自身原因，很早就通過降遼舊將王繼忠與北宋朝廷暗通關節。宋真宗也贊同議和，派曹利用前往遼營談判，於十二月間（1005年1月）與遼訂立和約：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因澶州（河南濮陽）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
此後宋、遼之間百年間不再有大規模的戰事，禮尚往來，通使殷勤，雙方互使共達三百八十次之多，遼朝邊地發生饑荒，宋朝也會派人在邊境賑濟，宋真宗崩逝訊息傳來，遼聖宗“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
基本介紹
背景,過程,後續,影響,積極,消極,評價,
背景
自鹹平二年（公元999）開始，遼朝陸續派兵在邊境挑釁，掠奪財物，屠殺百姓，給邊境地區的居民帶來了巨大災難。雖然宋軍在楊延朗（又名楊延昭，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楊六郎）、楊嗣等將領率領下，積極抵抗入侵，但遼朝騎兵進退速度極快，戰術靈活，給宋朝邊防帶來的壓力愈益增大。
宋遼邊境形勢
宋遼邊境形勢從中原王朝來看，燕雲十六州的得失，關係一代江山的安危。這十六州的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東南，稱為“山前”，其餘九州在山的西北，稱為“山後”。今長城自居庸關以東向西南分出一支，綿亘於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復與長城相合，這就是內長城。中原失“山後”，猶有內長城的雁門關寨可守，失“山前”則河北藩籬盡撤，契丹的騎兵就可沿著幽薊以南的坦蕩平原直衝河朔。所以中原王朝從後周柴榮起，就開始了與遼爭奪幽雲十六州的戰爭。
宋遼戰爭長達25年，其目的在於爭奪燕雲十六州。由於燕雲十六州是一個先進的農業區，它的農業、手工業和其他文化活動都比契丹本部地區發達。因此契丹統治者對這一地區的重要性有著足夠的重視，他們把燕雲十六州中的幽州升為南京，改皇都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遼陽）改為東京，又在南京幽州建立了相應的許多官職，視為腹地，儼然以大國的姿態屹立於宋朝對峙的北方。
從這時的遼朝來看，蕭太后逐漸的治理內政，勵精圖治，國內逐漸穩定下來，奠定了發動戰爭的基礎。
過程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遼蕭太后與遼聖宗耶律隆緒以收復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舊南關）為名，親率大軍深入宋境。蕭撻凜攻破遂城，生俘宋將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虜宋朝雲州觀察使王繼忠，宋軍憑守堅城。宋廷朝野震動，真宗畏敵，欲遷都南逃，宋朝大臣王欽若主張遷都昇州（今江蘇南京），陳堯叟主張遷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宰相寇準力請宋真宗趙恆親征。宋真宗被迫北上。這時寇準倚重的將領是在歷次抗遼戰鬥中屢立戰功的楊嗣和楊延朗（楊業之子，後改名延昭）等人。楊延朗上疏，建議“飭諸軍，扼其要路，眾可殲焉，即幽、易數州可襲而取”，但未被採納。宋軍在澶州前線以伏弩射殺遼南京統軍使蕭撻凜（一作覽），遼軍士氣受挫。
從以上資料來看，遼朝在北宋邊境不斷挑釁，直至揮師進逼，可見其覬覦中原之心，其妄圖吞併北宋，引發兩國之間的戰爭，這便是之後兩國所締結的澶淵之盟的直接原因。
遼軍至定州，兩軍出現相峙局面，王繼忠乘間勸蕭太后與宋朝講和。遼恐腹背受敵，提出和約，初為真宗所拒。十一月，遼軍在朔州為宋軍大敗，岢嵐軍的遼軍因糧草不繼撤軍。遼軍主力集中於瀛州（今河北河間）城下，日夜不停攻城，宋軍守將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戰十多天未下。蕭撻凜、蕭觀音奴二人率軍攻克祁州，蕭太后等人率軍與之會合，合力進攻冀州、貝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則“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戌卒會天雄軍”。遼軍攻克德清（今清豐），三面包圍澶州（今濮陽），宋將李繼隆死守澶州城門。
遼朝統軍蕭撻凜恃勇，率數十輕騎在澶州城下巡視。宋軍大將張環（一說周文質）在澶州前線以伏駑射殺遼南京統軍使蕭撻凜，頭部中箭墜馬，遼軍士氣受挫，蕭太后等人聞撻凜死，痛哭不已，為之“輟朝五日”。《遼史》載：“將與宋戰，（蕭）撻凜中弩，我兵（遼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此時宋真宗一行抵澶州。寇準力促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門樓以示督戰，“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真宗御駕親征鼓舞了士氣，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軍民多達幾十萬人。
趙恆到北城轉了一圈後，也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於是也就安下心來，留寇準在北城全權總理各項事宜，自己回南城住下。而這個時候，契丹方面卻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因為儘管他們這次出兵進展順利，但是戰線拉得過長，補給非常困難，再加上孤軍挺進宋朝腹地，萬一戰敗，後果不堪構想。蕭太后本身也是一個很務實的領導人，在出兵之前，她已經做好了可戰、可和的兩手準備，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心同宋朝和談，於是就聽從了降將王繼忠的建議，派人赴入澶州轉達了自己罷兵息戰的願望。
這也正是趙恆的心愿，所以當即回信表示宋朝也不喜歡窮兵黷武，願與契丹達成和解，又派出殿直曹利用作為使臣去與契丹洽談議和事宜。寇準在聽到訊息後，急忙趕回南城向趙恆苦諫，稱契丹已是強弩之末了，正是打敗他們的大好時機，邊防大將楊延昭也派人上書，稱敵軍人困馬乏，我軍士氣高漲，正應該趁此良機，扼守各路要道，對敵圍而殲之，然後再乘勝北上，收復燕雲十六州。可惜趙恆畏敵如虎，只想媾和，而朝中大臣們也都懼怕契丹，紛紛表示支持合議，甚至聯合起來攻擊寇準擁兵自重，寇準無奈之下，也只得同意與契丹講和。而且遼軍初戰失利，加上孤軍深入，於是提出議和。
宋真宗趙恆
宋真宗趙恆既然雙方都有心和解，剩下的事情也就好辦了，無非就是討價還價上的問題了。趙恆貪圖苟安，財大氣粗，也不在乎錢，起先契丹派人說要宋朝歸還被周世宗奪走的瓦橋關南之地，趙恒生怕失去合議機會，也怕割地求和，會遭後人唾罵，於是立即派曹利用去議和，並對他說：“只要不割地，能講和，契丹就是索取百萬錢財，也可以答應。”曹利用就問底線到底是多少呢？趙恆不假思索地道：“如事不得已，百萬亦可。”寇準聽到之後，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過去，說道：“皇上雖有百萬之約，但要是超過三十萬，我就砍了你的腦袋。”
曹利用領命去了遼營談判，最終達成協定：
- 宋遼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後世仍以齒論。
- 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遼放棄遂城及涿、瀛、莫三州），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 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
- 雙方於邊境設定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在歲幣的問題上，契丹求和心切，也不敢獅子大開口，幾經討價還價，雙方達成了宋朝每年給契丹三十萬銀絹的數字。曹利用自覺很光榮地完成了任務，興沖沖地回去交旨。請見之時，趙恆正在吃飯，侍者就問曹利用許給契丹多少銀兩。曹利用沒有說話，只是伸出三個手指放在額頭上，意思是三十萬兩。侍者誤以為是三百萬兩，真宗得知後大驚：“太多了，太多了。”便召見他親自盤問。曹利用戰戰兢兢地答道：“三十萬兩。”趙恆聽完嘀咕一聲：“才三十萬，這么少。你很會辦事，很會辦事！”隨後重重地獎賞了曹利用。
後續
澶淵之盟以後，北宋在邊境上的雄州（治今河北雄縣）、霸州（治今河北霸州）等地設定榷場，開放交易。北宋的制瓷和印刷技術傳往遼。北宋政府用香料、犀角、象牙、茶葉、瓷器、漆器、稻米和絲織品等，交換遼的羊、馬、駱駝等牲畜。民間的交易也很發達。
寇準像
寇準像考古工作者在今內蒙古和東北遼代古城和墓葬中，發現了宋朝製造的瓷器、漆器、銅錢等文物，這些都是通過貿易流入遼境的。
遼宋貿易促進了契丹族與漢族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發展，增進了兩族人民的友誼。澶淵之盟後，寇準功高望重，受到宋真宗的疑忌。不久，宋真宗藉故把他貶斥出朝，任命妥協派王欽若為宰相。
這樣，宋朝更不想收復幽雲十六州了。遼這時也發生了變故，1009年，蕭太后病死。第二年，遼與高麗發生戰爭。1011年，就在蕭綽去世後的第十五個月，韓德讓也隨之去世。接著，遼政權內部又開始發生分裂，遼再也無力大規模興兵南下。澶淵之盟後，宋、遼在百年里沒發生過戰爭。其間只發生了兩次重要交涉。一次是1042年（宋仁宗慶曆二年），遼乘北宋同西夏交戰的機會，向北宋勒索土地。北宋增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10萬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寧七年），遼藉口北宋在山西邊境增修堡壘破壞邊界，要求劃界。第二年，宋政府允許以分水嶺為界，又放棄一些土地。
影響
積極
一、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髮長者），不識干戈”，此後宋遼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
二、宋朝節省了巨額戰爭開支，歲幣（30萬）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3000萬）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
三、促進了宋遼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中華民族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融合。
消極
王安石和富弼認為澶淵之盟之後，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戰去兵”，禁軍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陝西軍可用；馬知節、曹瑋、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王欽若和陳堯叟深獲寵幸，以至於導致慶曆增幣。
同時，百餘年沒有發生大的戰爭直接導致宋、遼雙方兵備鬆弛，後皆為女真建立的金國擊敗。遼國殘餘勢力只得西遷，在西域建立西遼苟延殘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國稱臣。
評價
澶淵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接受求和的結果。對宋而言，一方面幽雲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另一方面要輸金納絹以求遼朝不再南侵，此後遼更是不斷索取，以金錢換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對遼國而言，卻是在不利的軍事情勢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大致保持了百年之和平，這對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民間交往和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為中原與北部邊疆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
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
黃仁宇說：“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這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