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早在1981年開始的第二次
中國文物普查時,考古專家在永川區朱沱鎮漢東村就發現了漢東城遺址。遺址分布面積約40萬平方米,遺存保存較好區域面積為6.45萬平方米,核心區面積約2萬平方米。
2013年10月,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組織考古專家對漢東城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的再次考古發掘。2015年1月,考古人員完成了第一階段的試發掘,就發掘成果向驗收組專家及媒體記者做了介紹和通報。
已試發掘面積大約是800平方米,發現各類遺蹟101處,出土器物800餘件,器物標本4500餘件。
遺址內出士的文物涵蓋了
新石器時代以來歷史各個時期,專家認定漢東城遺址為
“通史式古城遺址
”。
考古人員還在漢東城遺址發現了唐宋時期的城牆、高規格石板道路、精品瓷器、設計精妙的排水系統,確定漢東城遺址應為唐高祖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置
萬壽縣的縣治所在地。
歷史
據《江津縣誌》、《
新唐書》等記載,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萬春縣設立,縣衙就在現今的
朱沱鎮漢東村,兩年後萬春縣改名
萬壽縣,直到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廢縣,漢東被併入江津縣,原縣衙及周邊地區成為江津縣的一個鄉——漢東鄉。
漢東在明代更名“思善”,清代更名“五福”。“
湖廣填四川”時,因遷來移民朱姓居多,他們聚居的地段(今朱沱老街至新民街及其以下地段)江流回漩,有一泓浩大回水沱,人們稱之為朱家沱,簡稱
朱沱。
現今的
朱沱鎮漢東村,是一個長江邊上尋常的小村莊,在當地百姓的口耳相傳中,這裡一直叫做漢東城。
[註:1979年4月,朱沱從原江津縣(現
江津區)劃歸原永川縣(現
永川區)]
考古發現
2013年10月,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在漢東城遺址地破土,開始了對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一共清理了7座房屋的基址、50多個灰坑和5座墓葬,發現城牆、房址、墓葬、灰坑、水溝、石板路、陶窯等各類遺蹟101處,雖然只試發掘了不足1000平方米的面積,就已出土器物小件800餘件,器物標本4500餘件,包含生活用器的方方面面,可以想像,曾經古城歷史上擁有過的繁榮,當時的漢東城又是何等的繁華。
出土的文物依質地,分為陶、瓷、石、銅、鐵等五大類。可辨器形有陶罐、陶器蓋、陶缽、陶網墜、陶紡輪、瓷碗、瓷盞、瓷杯、瓷燈、瓷壺、瓷罐、石斧、銅錢、銅鏃、鐵錢、鐵刀等。出土器物歷史涵蓋了
新石器時代、
商周時期、
漢代、
唐宋元及
明清各個時期。
從這些出土的
瓷器來看,有兩個特點:一是窯口眾多,有
景德鎮窯、
湖田窯、
龍泉窯、
耀州窯、邛窯、合州窯、達州窯、金村窯、西壩窯、塗山窯等10餘種。二是器類繁多,有影青
高足碗、影青
花口碗、影青化妝盒蓋、醬釉瓜棱執壺、影青斗笠碗、影青花口盞、醬釉嬰戲紋碗、醬釉花口盞、青瓷碗、青花器座、青花碗等10餘種。
經過修復後,一些瓷器依舊能夠看到精美的花紋和工藝,其中一些瓷器潤如玉,薄如紙,燈光可以透過。
此次出土的精美瓷器中,一組出自北宋時期
湖田窯的瓷器,青白色的光滑瓷面還帶有暗紋;兩隻小得可以用手指把玩的陶人、陶狗,被考古專家認為是唐代時期的小玩具;精緻得只有大拇指粗的陶壺,甚至連“見多識廣”的考古專家也很難說出其用途。
第三次階段性考古發掘
第三次階段性考古自2016年10月開始,至2017年3月,共發現灰坑84座、房址11座、墓葬3座、溝13條、柱洞54個,出土陶、瓷、石、銅、鐵、骨質小件總計1200餘件,以唐宋時期川渝地區各窯口以及景德鎮窯、湖田窯、龍泉窯、繁昌窯等瓷器為主。
此外,考古隊員還在遺址中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陶窯、商周時期墓葬、唐宋房址,同時發現了城體內完善的排水系統。據考證,漢東城遺址東部緊鄰長江黃金水道,近可與合江、江津等相通,遠可直達武漢、上海等地,曾經是重慶的十八水驛之一。
據悉,通過本次考古進一步明確了漢東城遺址宋代市鎮布局及功能分區,與金屬加工相關的坩堝類遺存及手工作坊的發現對於探討宋代市鎮的金屬加工形式及工藝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清華大學建築歷史研究所所長王貴祥教授此前在實地考察漢東城遺址時表示,漢東城的城市空間技術、城市格局和護城牆的結構完整地展示了宋代小城市的形象。像這樣被發掘出來的宋代小城,有這么好的道路、房舍和排水系統,還是第一次見到,其完整和規整的程度,都表明了漢東城在宋代已經相當富庶。
漢東古城 真容復現
2013年10月——2015年1月,歷時1年余,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經過遺址勘探和文物修復,專家論證,查閱相關史料文獻,完成了第一階段的考古研究,這座千年前
唐宋時期的古縣城終於露出真容。
古城規模:縣城居住幾千人
漢東城遺址分布面積約40萬平方米,現存面積約10萬平方米,核心區域約2萬平方米。
漢東城依據地勢而建,整個城市是一個不規則的梯形,東面不足百米處,就是滾滾長江。根據《江津縣誌》,
宋代時包括漢東城在內,整個江津縣也只有2萬多人。以此推算,如果單就唐高祖
武德年間開始在此地興建的
萬壽縣而言,整個縣最多1萬人,在縣城中居住的,估計只有幾千人。
古城主幹道:街道寬度近4米 巨石砌成
根據勘探,整個漢東城遺址有一縱四橫5條街道,縱向道路連線南北的商業區、居民區,而橫向四條道路直接通往長江邊。
這表明漢東城的交通曾經比較依賴長江水路。漢東驛作為古重慶十八
水驛之一,上可達四川省
合江縣、
瀘州市,下可到重慶
江津區。
5條道路中,考古人員已清理出2條街道,均是青石板鋪成。其中縱向的街道寬達3.8米,足夠兩匹馬車並行,橫向街道寬3米。
“這樣寬的道路,在唐宋時期縣城遺址中比較少見。
”遺址考古負責人代玉彪介紹,
“成都的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的道路也只有2米多寬,這也可以從側面證明當時漢東城經濟發達程度。
” 古城布局:商業區在城中間
整個城市北面是衙署區、居民區,南面是商業區,符合當時前朝後市的城市布局格局。城市大致分成為居民區、商業區、宗教活動區和手工業四個區。
其中最大的一片是居民區,位於縣城的西北方,有2~3萬平方米;在它的東面,是縣城衙署所在地。商業區位於整個城市的中間位置,靠近長江邊。
作為整個城市繁華集中地,商業區發掘出大量的房屋構件、陶瓷器。往昔的繁華湮沒在歲月長河中,但從漢東街這個延續已久的老地名里,依然可以窺見那時的繁盛景象。
手工業區位於城內南部。這裡主要是瓷器生產區,主要生產邛窯系瓷器。當地生產的瓷器,大都是自產自銷。除了這些生產生活區,還發現了專門的墓葬區,位於城外一公里處,這說明在當時,就已經將墓葬區和生活區進行分離。
居民區:兩室一廳 挨著主幹道
探方里道路兩旁一個個規整的長方形格子,它們並不是考古隊員人為劃分的,而是數百年前唐宋民居的地基所在地,房屋的柱洞遺蹟、用於排水的排水溝、民居牆體的基座,都被完整保留了下來。
指著編號為F5的房址,考古負責人代玉彪說,這個鄰主幹道而建的民居共有兩室一廳,從房屋的石牆基推斷,整間民居的面積有近60平方米,用加工規整的石條砌築而成,房址為雙開間,進深8米,被隔牆劃分為了3個房間。房屋的後部和右側保留有石制的排水溝,房屋內也修築有陶製的竹節形排水管道與屋外的排水溝相連。
根據房址中出土的瓷器碎片,我們推斷這座房屋始建時代應為
北宋年間。
排水系統:地下排水管網 設計精妙
能夠見證當時繁華的,還有古城市內
“精妙的排水系統
”。
民房外部呈長條形的排水溝均是用加工規整的石板構築而成,為了能夠最大可能地排水,部分地區還修築有兩排並行的水溝,這些筆直的水溝通往長江,城池居民們的生活污水,就通過這些水溝排入一旁的長江之中。
在民房內也修築有直徑達十餘厘米的下水管道,這些管道全部是用陶土燒制而成,每節陶製管道像竹節一樣,一段段連線延伸,它們主要是將屋內產生的污水排到屋外的排水溝里。
如此科學設計的排水系統,保證了位於長江邊的這座古城能夠經受住暴雨的肆虐。
漢東城城牆:防禦防洪兩功能
漢東城遺址靠近長江邊,
城牆不僅是防禦性城防設施,還是一條防洪堤。
城牆為
唐末五代始築的石砌城牆,是這一時期
四川盆地乃至南方少有的石砌城牆。在城牆底部,採用條石“丁”砌,牆體採用條石丁順結合。這和
合川釣魚城、
奉節白帝城均採用條石“丁”砌有不小的差別,釣魚城和白帝城應該是在參考漢東城基礎上改進加固形成的,防禦功能更加強大。
讓人敬佩的是,城牆構築充分利用了地形特點,在臨江緩坡和兩翼陡坎用條石壘砌,從城外看去城牆雄偉矗立,而從城內並看不到城牆的存在。
在城牆外幾十米,考古人員還發現一圈10米寬的沖溝,裡面至今有水,相當於護城河。
漢東城興衰:因政而興 因政而衰
“這是一座典型的因政而興,因政而衰的古城。”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代玉彪介紹到。
漢東城在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設立萬春縣(兩年後更名
萬壽縣),縣衙就在現今的
朱沱鎮漢東村,直到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廢縣,
萬壽縣被併入江津縣,原縣衙及周邊地區成為江津縣的一個鄉——漢東鄉。至此,繁榮了300多年的漢東城開始走向了沒落。
隨
唐而興的
萬壽縣,在做了300多年的縣城後,社會各方面發展放緩,曾經繁華的古城遺址,亦掩埋在了耕地、樹林下。
[註:
武德,是
唐高祖的年號,也是
唐朝的第一個年號。武德是唐朝建國的年代,在武德初期,
中國境內有14餘個不同的政權,而武德年結束時,唐朝已經基本上
統一了中國,穩定了其統治。
歷史價值
漢東城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代玉彪介紹:
“考古人員在漢東城遺址發現了唐宋時期的城牆、高規格石板道路、精品瓷器、設計合理的排水系統。結合相關記載,確定漢東城遺址應為
唐、
五代及
北宋早期的萬春縣(
武德三年為
萬壽縣)縣治所在地。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鄒後曦說,漢東城遺址出土的瓷器不乏來自景德鎮窯、湖田窯等名窯,其當時重要的政治經濟地位不言而喻,即使在宋元時期,這裡都還是漢東
水驛,是當時重慶的十八水驛之一。
專家指出,第一階段(2013.10—2015.1)的考古試發掘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基本弄清了漢東城遺址的遺存狀況,確定了漢東城遺址的性質,系統認識了漢東城遺址的重要歷史地位,為漢東城遺址考古學研究和文物保護規劃全面奠定了基礎。
遺址保護
大家一致認為,漢東城遺址是重慶考古的重大發現,對研究
渝西地區和
長江上游人類生產生活和城市建設史具有重大的實物佐證價值。
專家們建議,進一步對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為更好地保護遺址提供更多基礎性依據,立即啟動遺址保護與利用規劃,調整
朱沱港橋新城建設規劃,把漢東城遺址建成
重慶市級乃至
國家級的“漢東城遺址歷史文化公園”。
永川區副區長
孔萍會上指示,區文廣新局要牽頭編制好漢東城遺址的保護與利用規劃,在規劃編制中既要考慮規劃的科學性,又要考慮惠及民生,把遺址保護與文化發展、旅遊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古城遺址保護最大化、作用最大化。
未來規劃
今後,市民有望看到在
朱沱鎮漢東村看到一座充滿
“唐宋風情的遺址公園
”,永川區文管所所長李玉彬介紹,2015年1月,
永川區政府召開了漢東城遺址保護與利用座談會,聽取文物考古專家對漢東城遺址保護與利用的意見,下一步永川將啟動保護規劃編制工作。
“這裡將建成全國首例區縣級
遺址公園。
“李玉彬介紹,
“按照規劃構想,在漢東城遺址2萬平方米的核心區,將建成歷史文化公園,公園內將恢復部分唐宋時期的建築、城市格局,並展示出土的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