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滇王金印
- 外文名：Dianwang Gold Seal
- 時間：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 製作者：漢武帝
- 受封人：滇國國王
- 材質：金印
簡介,文物發掘,
簡介
文物發掘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天，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和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來到了雲南省博物館。在這裡，郭老見到了一些形制特別的古代青銅器，有的雕著牛、有的刻著鹿，還有的裝飾著蛇的圖案。只聽身邊的工作人員解釋說：“這是我們去年，在雲南晉寧石寨山發現的青銅器。”
滇王金印揭開了古滇王國的神秘面紗
長期以來，代表著雲南古代文明之光的古滇國，在中外歷史學家的眼中，始終是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在我國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除了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寥寥幾百字的記載外，再也找不到可供研究的任何歷史文字記載了。因此，揭開古滇國之謎，成了史學界，特別是雲南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
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著五六件青銅兵器想賣給博物館。當時省博物館的孫太初先生認真地看了這幾件兵器後，發現它們的形制和文飾都不同於中原地區已經出土的古代青銅兵器，對青銅器頗有研究的孫太初馬上敏感地意識到，這幾件青銅兵器的背後，可能孕育著雲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發現。於是在請示領導同意後，他毫不猶豫地將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銅兵器全部買了下來，但不知是古董商不願說，還是確實不知道這些青銅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購地，孫太初始終沒有問出青銅兵器的出處，這事成了孫太初心裡急需解開的一個結。一個偶然的機會，孫太初與省文史館的方樹梅先生談及此事時，又獲知了一個與青銅兵器相關的重要線索。方樹梅稱在他的家鄉晉寧縣的小梁王山，抗日戰爭初期曾經出土過大量的青銅器，但他也只是聽過傳聞，從未親眼見過實物。這件事情更加讓孫太初牽掛了。
翌年10月，在孫先生的建議下，省博物館抽派熊瑛、蔡佑芬兩人到晉寧縣作一次實地調查，調查的結果證明方樹梅先生所說確有其事，但出土的地點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遠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還從石寨村農民手中又徵集到幾件青銅兵器及一件磨製的非常精緻的古代石犁，將其與館藏的青銅兵器一比較，果然在造形和紋飾上都有很多共同點。另據村中的老人說，這座小山也是村裡的風水寶地，村里人去世後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來石寨山的村民們在山上挖墓坑時，經常都會挖到各種青銅器，然而他們不懂，大都當成廢銅賣到昆明去了，聽說曾經被駐昆的法國人買去了不少呢。鑒於這些重要的調查線索，省博物館決定馬上報請上級批准進行一次清理髮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狀況，徹底揭開青銅兵器之謎。
1955年3月，由文物專家組成的考古隊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發掘，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後，我省考古工作者進行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果然不出所料，這次發掘一下就出土了各類青銅器數百件，其中也不乏絕世之作，最為珍貴的是兩件貯貝器，一件蓋子上鑄有2．5厘米———6厘米的18個立體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紡織場面；另一件是反映殺人祭祀場面的。這一重大發現馬上震驚了國內考古界。適逢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長兼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同志出國訪問路過昆明，他們參觀了此次發掘出土的文物後，認為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發現，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鄭局長在仔細詢問了省博物館的下一步打算後，當場拍板撥給專款和一台進口的經緯儀。於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規模的發掘又開始了。在歷時兩個月的第二次發掘中，考古隊員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銅器、金器、鐵器、玉器、瑪瑙、綠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銅器約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發掘工作即將結束的前一天，在最後清理6號墓的漆棺底部時，一個不大的被泥土包裹著的方形物體引起了孫太初的注意，當他小心地用軟毛刷刷乾淨外面的泥土後，一枚金光閃閃的金印呈現在了大家的眼前，這枚金印上有四個漢字，經過辯認為“滇王之印”。剎時間整個工地沸騰了，這一重大發現令已經在野外辛苦工作了兩個多月的考古工作者們欣喜若狂，歡呼雀躍，有誰能夠想到，這樣一個毫無名氣的小山頭竟會是雲南歷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訊息傳出以後，石寨山附近的城鄉居民奔走相告，一連幾天，整個工地周圍的山上全是聞訊趕來的人群，有時多達數千人，就連附近幾個縣的農民都不斷地涌到考古工地，他們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寶物。
後來經細查，這枚出土於6號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體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紐，蛇背有鱗紋，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邊長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紐高2厘米，重90克。紐和印身是分別鑄成後焊接起來的。文乃鑿成，筆劃兩邊的鑿痕猶可辨識，篆書，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據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傳》中的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嘗羌降於漢，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這一文獻的記載，同出土的繁浩奢華的各種隨葬品一起印證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寢地。
在考古學上，像這樣出土文物與文獻記載相一致的案例並不多見，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顯出它的與眾不同和極高的考古價值。西漢時期，中央王朝為了統治邊疆地區，往往採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稱臣納供，不對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賜印、委派官爵等統治方式，來行使漢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和管理。西漢時，漢武帝曾在現在的晉寧設立益州郡。從現已掌握的考古發掘的情況看，文獻記載的漢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賀島上出土的“漢倭奴國王”金印、1955年在雲南晉寧石寨山漢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紐金印和1981年在江蘇省揚州附近的邗江縣營泉鎮北二號漢墓出土的“廣陵王璽”，此璽龜紐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型和印紐形制等方面與前兩枚金印十分相似。這幾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證了漢代中央王朝對這些地區的統治，也印證了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史記》中記載的真實可信。正是由於這幾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學家的極大興趣，如貴州省組織的對“夜郎王印”的尋找。人們也都期待著能夠早一天將這枚同樣記載於司馬遷“史記”中的“夜郎王”的金印發掘出土。
50多年過去了，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石寨山先後又進行了5次科學的考古發掘，一共發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類文物數以萬件。伴隨著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及科學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國神秘的面紗被揭開，石寨山已經成為雲南考古事業的輝煌歷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雲南晉寧石寨山考古發掘還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100項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滇王金印現原件存放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在雲南省及昆明市博物館展出的均為複製品。
提起館藏寶貝，省博物館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捐獻祖傳之物的人們。
“1983年9月9日下午，這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日子，雲南省蒙自縣教師進修學校教員曹子錫同志向國家捐獻祖傳之物《宦海日記》手稿。”省博物館信息部主任田曉雯激動地向記者道出了一件館藏珍品《宦海日記》的故事。
曹子錫是清朝道光年間的台灣鹿港、淡水同知，台灣知府曹士桂的五世孫。 曹士桂生於清朝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早年在家鄉蒙自縣生活，1835年以後曾任清朝江西南昌、萬安等六縣的知縣後被皇帝召見，任命為台灣鹿港、淡水同知，台灣知府。曹士桂在任職期間，忠於職守，勤於政事，從政十二年不帶家眷隨從。到台灣任職時，正值鴉片戰爭時期，英、荷殖民主義者幾次想侵台，曹士桂抵制英國在鹿港附近開礦。台灣人民曾送他“淡水清風”匾。他還深入台灣中部山區調查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排解糾紛，勘察水利，勸農耕織，並寫下了一本日記———《馥堂公宦海日記》。這本日記記載了很多方面的情況，是研究十九世紀中葉我國台灣省的政治、經濟、民族等方面的寶貴資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曹士桂死於台灣任上，後由清政府運回雲南蒙自老家安葬，同時隨棺帶回家鄉一些文稿詩書，這部日記就是他的手稿之一。為保存這本日記，曹家幾代費盡了心思。解放前，曹子錫的父親背著這部日記在戰爭的炮火聲中逃難，後來日記交給了曹子錫的四叔保管。解放後手稿曾一度散失，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曹子錫的父親在一個賣草煙的小攤上又看見了這部日記，他立即用紙換回收藏。十年浩劫中，這本日記交由曹子錫保管，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曹子錫在書籍全部被抄的情況下，冒著危險將這本日記珍藏了下來。黨的三中全會以後，國家對歷史文物的保護尤加重視，曹子錫解除了後顧之憂，將這本日記獻出。
1983年9月9日那天，曹子錫滿懷深情地說，這不是我個人的私有財產，是台灣十九世紀中葉的重要史料，《宦海日記》記載了鴉片戰爭期間台灣的一些政治、經濟情況、風土人情，我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有責任保護中華民族的歷史文物，獻出這本日記，對台灣回歸祖國和祖國的統一有促進意義。
地藏寺經幢原建於地藏寺內，為宋代大理國時期議事布燮（相當於國務委員）袁豆光為追薦鄯闡候（當時昆明地區最高軍政長官）高明生的功德而建造的，幢七級八面，高6．7米，由五段紅砂石組成，為佛教密宗藝術建築物。
在幢座與幢身之間的界石上，有漢字陰刻的《敬造佛頂尊勝寶幢記》、《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大日尊發願》、《發四宏誓願》，其中，《造幢記》記述了造幢的原由，與高明生相關的歷史大事等，為研究大理國歷史與文化的珍貴資料。
幢身的第一層為四天王，他們面對的方向正好是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北方的毗沙門天王，民間又稱“托塔天王，”那永不離手的小塔使他很容易與其他的天王區別開來，毗沙門天王身披甲冑，腳上穿的卻是一雙芒鞋，體現出了一種濃郁的地方特色。在四天王之間的幢體上陰刻有梵文《陀羅尼經咒》，至今尚無人能將全文釋讀一遍。
在全國同類題材中，地藏寺經幢的造像、文字之多均名列前茅，其造像之精美也無出其右者。因此，中外專家讚譽為“刀痕遒勁，備極精巧”、“滇中藝術，此極品也”。
在雲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珍藏的民族文物中，大量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雲南少數民族文物，同時也有一些歷史上由內地或其他地區傳入。這些文物不僅反映了歷史上邊疆少數民族與內地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經濟聯繫，更反映著自古以來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地區政治上的緊密聯繫和統屬關係。其中陳列的一件保存完好的清代傣族土司龍袍彌足珍貴，中外來賓對它莫不產生極大興趣。
這件龍袍長140公分，肩寬86公分，圓領，大襟，馬蹄袖。龍袍呈絳紫色。緞面前胸後背用金絲線各繡金色正龍一條，兩肩及全身上下還繡滿大小不同、形態不一的金色行龍以及五色祥雲、壽山福海、利水波紋、火焰、蝙蝠、葫蘆、壽桃、牡丹花卉等紋樣圖案。整件龍袍顯得華貴富麗威嚴，其圖案布局和用料之精、做工之細實屬一件典型的滿清龍袍，為邊疆地區所罕見。
這件龍袍原是清代雲南德宏南甸傣族土司的傳家之物，是清朝政府給他們祖上的賜品。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物主把這件龍袍獻給了國家。從龍袍保存完好的狀態和成色來看，歷代物主生前均較少穿用，而是將這皇帝賞賜的“神聖之服”作為其權勢和榮耀的象徵。這件龍袍的珍貴之處還在於，像這樣款式和造型的龍袍只有一件，因為清政府賜予各地土司的龍袍是不一樣的。
從這件龍袍的花紋圖案來看，除表示吉祥、富貴、福壽以外，龍飾居於突出的地位，按封建王朝定製，龍是帝王的象徵，龍袍是皇帝的專用之物（只不過皇帝的龍袍為明黃色）。作為土酋首領的南甸土司在清代承襲的南甸宣撫使官銜是屬於三品，能被賜予這件龍袍，一方面表明他在眾土司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的安撫之心、籠絡之意，“其要在於撫綏得人，恩威兼濟，則得其死力”《名史·土司傳》。自清代起，中央政府雖在靠內地的一些地區推行“改土歸流”，但在邊疆和百夷地區，“清沿明制”依然保留土司制度。歷代封建皇朝對民族土酋首領的這種“恩寵”的安撫策略，對穩定邊疆鞏固封建中央王朝的大一統政權起了積極作用。
從50年代起，這件龍袍一直保存在雲南民族大學，如今它成為反映和研究歷史上封建中央王朝與邊疆民族地區的關係及土司制度的寶貴文物和實證。
雲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陳列著一領皮甲，經測定為象皮所制，故稱之為象皮甲。
據介紹，為了弄清這領皮甲的背景，有關專家大量地借鑑同類物品、查閱史料。為此，專家們跑了全國的許多地方，走訪一些專業部門，看到不少甲冑，也聽到許多有關古甲的介紹。比較之下，其中有部分甲制式與象皮甲類似，但質地卻以金屬、牛皮、熊皮居多，沒有象皮所制者。因此，專家們一致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象皮甲確為罕見之物。查閱史料，在雲南地方史志中可見一二。據《嶺外代答》載：“大理國之制，前後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龜殼，披膊以中片皮相次為之，其護項，以全片皮卷圈成之，其它則小片，如中國之馬甲”。據此，歷史上確有象皮製甲，且可上溯南宋、大理國時期。
雲南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的象皮甲，現僅存身甲，以一個似背心狀的身甲為主體。身甲分胸甲和背甲，其結構一樣，有主負片之分，主甲共五片，上為整片開領以護胸，下為左右兩片，中央聯接處覆蓋條形皮塊，以保護腹部，主甲片兩側腋下是兩片副甲片。每片都根據部位不同而形狀各異，片與片之間用皮條穿聯為一體；然後，胸甲和背甲於右腋下相聯固定，左邊腋下留作全甲開口，以便穿脫，穿甲時，只需將開口處用繩繫緊，便非常貼身，活動很方便，猶如拼塊背心。身甲的下端綴著六排由上百片較小的甲片編綴成的甲裙，以護下身，下甲殼面塗黑漆（土漆拌鍋菸灰），以紅漆沿邊勾線（土漆拌硃砂），又以黃漆點上梅花、松葉圖案（土漆拌石磺），中間有一幅似花草（已模糊）。
整個象皮甲的形狀，可以在《桂海虞衡志》中對象皮甲的一段描述中找到印證。書載：“蠻甲，惟大理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制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墨，漆作百花蟲獸之紋，如是所用犀毗，器極工巧。”據介紹，現存象皮甲與上述記載非常吻合，應為早期甲衣，實屬罕見之物。象皮甲的製作方法是，先按人體部位做好造型母板，取生象皮脫毛硝制，切塊繃於母板之上，風乾，裁切，塗漆繪圖，鑿洞穿聯，一領甲衣便告完成。當然，古代在選用皮革制甲，仍有規矩，皮分幾等，以犀皮為最，象皮次之，牛皮和熊皮再次之，但因牛皮較之容易得到，所以採用較多。好皮當然首先供給將帥，如犀皮，象皮。一般將士多用牛皮。製作方式大同小異，只花口上稍有區別。
關於象皮甲的保存和流傳方式，目前尚無詳實材料。不過，甲冑能世代流傳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家傳，祖輩上出了能征貫戰的英雄豪傑，死後，為了紀念他，對後人進行傳統教育，把他的甲冑作為傳家信物，流芳百世。二是神傳，歷代巫師神漢，在作法時，穿上這些沾滿血跡的甲冑，借英雄之威，與妖魔作鬥爭。作為戰勝敵人的傳世法寶。
距今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5世紀中葉至公元1世紀初，滇池沿岸曾經有過一個被稱為“滇”的古代王國。長期以來，由於缺少文獻記載，滇國的情況十分模糊。1956年，考古學家在滇池東岸晉寧一個叫石寨山的小山崗上，揭開了雲南考古史上最大的發現：一個消失千年的王國一一古滇國墓葬群重見天日，由此證實了人們對古滇王國的猜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