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建設背景,書院建設,教學內容,行政管理,學院發展,
建設背景
1368年明王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認為“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繼承了“戡亂以武，定國以仁”的統治經驗，注意禮樂教化的作用。政府曾在洪武元年（1368）下令設立了洙泗、尼山兩所書院，但這僅僅是表示尊孔重教而已，並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提倡創辦書院。加上明初即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政策，書院由於求學士子出路不暢，自身也缺乏辦學吸引力。因此，即使宋、元時期很聞名的書院，在元末戰亂中遭受毀棄之後，明代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無緣恢復。如久負盛名的白鹿洞書院，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毀於戰火，殿堂齋舍全部夷為平地，至明成化元年（1465）才重建後恢復教學活動；嶽麓書院在元末戰爭中毀壞，直到明孝宗弘治年間（1488～1505）才具備了招收生徒、講學授業的條件，得以恢復教學活動。明正德年間以後，隨著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全國各地書院才紛紛建立起來，至隆慶年間（1567～1572）達到鼎盛。明初沿襲宋元之舊，程朱理學占統治地位；正德年間（1506～1521）以後，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逐漸興起，並取得了主導地位；天啟年間（1621～1627）以後，以東林書院為代表的實學的興起，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明正德年間澧州溪東書院的重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溪東書院
書院建設
明正德丁丑年（1517），澧州人、戶部尚書李如圭回家守孝，州行政長官汪賜委託他和同知（副知州）歐陽席重修溪東書院。
歐陽席和李如圭等人在重修書院時做了幾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一是在元代溪東書院舊址上建起了教學設施規範的書院，堪稱“一方偉觀”；二是為范仲淹修建了祠堂，繪製了畫像，以供世人瞻拜；三是疏浚修砌了洗墨池，並“建亭於池頭”，以弘揚范仲淹精神，這是澧縣一中“後樂亭”最早的文字記載；四是找回了元代至元年間所鑄的溪東書院香鼎，作為修復書院的重要依據；五是確立了書院於春秋兩季隆重祭奠孔子等歷代先賢的常規活動制度。明代溪東書院的重修，既是順應全國教育發展的大趨勢，也與當時學校教育的弊端和新的學術思想傳播密切相關。
教學內容
當時書院的教授內容，前期以陸王心學為主。心學的基本觀點，是“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他反對朱熹“先知後行”的觀點，主張“知行合一”。他認為“行”是意念的發動，是由心產生的；“知”也是由心產生的，因此，“知”和“行”是一個東西。“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後期，溪東書院的教授內容逐漸轉向以東林學派實學為主。東林學派在萬曆朝（1573～1620）後期影響很大，他們雖“居水邊林下”，仍“志在世道”，以國家興亡為重，提倡氣節，崇尚實學，希圖以講學挽回世道人心，糾正“矯誣不學，任性自適”的不良士風。他們借講學之名，批評時政，裁量人物，影響國家政治。東林書院有一副楹聯在天下廣為流傳：“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些抱道忤時的正直士大夫，以書院講學為平台，參與政治活動，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當時的書院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雖然後來東林學派遭到魏忠賢輩殘酷鎮壓，但他們對中國知識分子良知、責任與氣節的喚醒卻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溪東書院重視實學的校風，在這一時期初步形成，並影響後世幾百年。當時的教材，除了《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儒家經典外，對兵、農、錢、谷、水利、馬政之類也給予充分關注。教學活動豐富多彩，包括明德、背書、誦書、習禮、課藝、講書、歌詩等各個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教、學、做統一。
歐陽席
行政管理
明代溪東書院的辦學經費支出，仍然由學田來維繫。由於溪東書院為澧州最高學府，學田主要由州府劃撥，也有部分由私人捐獻。學田的收入足以維持書院的正常運轉。書院設山長作為主持人，由州府選聘或由華陽王府推薦。如首任山長即由華陽王府資深教授、澧州名儒高堂擔任。山長以下設副山長、副教、助教等人員，協助山長工作。另有副講負責批閱生徒的課業文章，堂長負責巡查生徒的勤惰，管幹負責書院的財務收支、膳食供應，院舍維修等工作。可見，當時書院的管理機構已經較為完備，已經形成以招生授徒為主要形式的“正規全日制”辦學制度。
山長
學院發展
明代的溪東書院，伴隨著陸王心學的興盛和改革學校時弊的社會需求而重生。由於堅持了追蹤前哲先賢、服務國家社會的正確辦學價值取向，得到官府、王府的長期支持而持續了120多年。在此期間，上荊南道右參政裴貞吉、道台王泮、布政史梁雲龍，知州管宗泰、鄧邦髦等，先後對溪東書院辦學給予大力扶持，並因此受到澧州百姓的愛戴與崇敬。期間，朝廷有過四次大規模的禁毀和限制書院的行為。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改毀未奉旨而私自興建的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禁止今後再私自創建書院，刊刻書籍，浪費民財；第三次是萬曆七年（1579），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整頓學校教育，試圖通過禁毀書院，使生徒集中在官學之中，從而發展官學；第四次是天啟五年（1625），權宦魏忠賢為打擊東林黨人，下令拆毀東林書院，進而禁毀了天下所有的書院。經歷這些風波浪潮，溪東書院卻頑強地生存下來。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書院起初就是由政府官員主導開辦，辦學上雖然具有書院自由講學的特色，同時也保持了政府認可的辦學價值取向，具有較為濃厚的官學色彩。二是溪東書院學府就在華陽王王府旁邊，而且一部分校園土地就由王府捐獻，因此溪東書院的發展始終受到華陽王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