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泉州道教
- 外文名：The Taoism in Quanzhou
- 道教聖地：清源山
- 標誌：老君岩
泉州道教的歷史,早期巫術傳說,泉州最早的道觀,唐朝泉州的道教,五代泉州的道教,宋代時興盛,元代時發展,明代民間盛行,清代開始衰微,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後,十一、泉州道教傳播,泉州的道教著作,道教對泉州社會的影響,對民俗的影響,對地方戲曲的影響,對泉州藝術的影響,對泉州文化的影響,對泉州醫藥方面的影響,對泉州航海方面的影響,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對泉台文化交流的影響,
泉州道教的歷史
早期巫術傳說
據五代徐鉉撰《稽神錄》載，漢代泉州有一個善禁祝巫術的人叫陳寨，為人治病多愈。時有一個漳州人叫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治，乃往請陳寨。於是設壇廳中，劈蘇氏子，取出心臟懸於東壁，然為家犬所食。陳寨急於出門而去，頃刻，手提心臟入廳，塞入蘇氏之腹，其腹遂合無恙。蘇氏子醒，但連聲高呼"遞鋪！遞鋪！"蘇氏家人見狀，莫知緣由。後來才知道是陳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之子。以上兩個傳說，一為屍解成仙，一為方士巫術，其內容荒誕不經，但它反映了古代泉州道教流傳以前的方士巫術活動的情況。
泉州最早的道觀
西晉太康年間（280－289年），在泉州府治南建置了該地最早的道教宮觀，稱白雲廟（玄妙觀的前身）。東晉末年，信奉五斗米道的盧循農民軍敗退入番禺，控制晉安郡，時間長達一年多，道教在泉州的影響擴大。據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記載，南朝的梁代時，泉州的惠安靈鷲山上，據傳有唐公、寶公、志公、化公和郎公等五個道士隱居，並在山石上刻符五道及鑿刻"五公山"三個大字。
唐朝泉州的道教
唐朝的最高統治者崇奉道教，奉老子為其祖先，所以泉州的道教得到地方官員的倡導，發展很快。唐朝中後期，北方戰亂較多，泉州地處東南海隅，受戰亂影響較少，社會相對穩定，經濟、文化發展較快，人口較多，為道教的傳播提供了重要的條件。80年代中，在泉州東門外東嶽行宮附近，發出一座唐墓，其劵頂墓磚列印有"乾封二年（667年），刺史上柱國"；另一面列印"武呂中平安大吉"。此類唐朝墓磚，抗日戰爭期間莊為璣教授在泉州安溪縣城郊也有發一現。這是唐初泉州道教盛行的物證。
唐朝泉州興建的著名道觀，有原來的白雲廟於神龍元年（705年）改為中興觀，開元年間改名為隆興觀。據《八閩通志》載，泉州開元觀在極宮右，唐神龍初建，名龍興。開元年間（713－741年），改為開元觀。此外，還有城西南的金粟崇真觀和行春門外的紫極宮。
唐朝，泉州出現一批著名道士和著名道教學者，對道教在泉州的傳播起了推動作用。如道術精深的道士蔡如金修隱於清源山；道士鄭文叔修煉於晉江紫帽山；著名道士蔡明濬修煉於晉江靈源山，他和虹岩道士羅山甫及泉州名士歐陽詹等三人有合煉道術之雅號。惠安縣著名道士吳崇岳，入泉州龍興觀為道士，專攻收精鍊氣道術，被朝廷賜號為"通元先生"還有南安縣高田山道士楊樵，精於道家的岐黃之術。著名的道教學者有唐鹹通年間（860－874年）流寓泉州的羅隱。他流寓閩中，嘗游晉江羅裳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學道，其行蹤被人們附上神奇的浪漫色彩，編成《畫石馬》等故事廣為流傳。唐建初（780年），避亂入閩的詩人秦系，他卜居泉州南安九日山右峰，彌年不出，精心致力於《老子》一書箋注。鄉人為紀念他，號其山峰為"高士峰"。"高士峰"三個篆體大字，蒼勁古樸，今猶存焉。
五代泉州的道教
五代時閩王政權推崇佛教和道教。晉江王留從效、節度使陳洪進，既推崇佛教又倡導道教。他們親近道士，興建道教宮觀。五代末，留從效改建紫極宮於泉州城迎恩館之西廡，陳洪近則興建奉先觀。五代閩王王延昶拜著名道士、道教學者譚峭為師，並賜號為"金門羽客正一先生"。南唐主則賜號譚峭為"紫霄真人"。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載，譚峭，字景升，泉州晉江人，國子司業洙的兒子。博學能文，嗜好黃老之術，雲遊終南山、華山、岱山、諸名勝。拜嵩山道士為師，學得辟穀服炁之術。後居江西廬山棲隱洞。晚年回歸泉州本籍，修煉於北郊清源山紫澤洞。
譚峭為五代泉州著名道士，在全國道教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位置。他的道教著作《化書》流傳至今。
宋代時興盛
宋代，泉州受北方戰亂影響較少，經濟、文化繼續發展。元祐二年（1087年）設定市舶司，海外貿易地位與廣州、明州同列。宋政權南渡，竭東南之財以支天下之全費，泉州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急速上升，集儒、道、釋文化之大成的理學也十分盛行。泉州的道教經歷唐、五代時期的發展，至宋代進入儒、道、釋合一的新時期。
宋代，泉州興建或重修大批道教宮觀，僅方誌上記載的就有天慶觀、廣孝觀、淨真觀、柏庭觀、碧虛觀、東嶽行宮、城隍廟、法石真武行宮，清源山純陽洞、北斗殿和真君殿。還有惠安的崇真觀，安溪的通元觀和南安的徐道庵等。
宋代泉州出現不少著名的道士。他們或善書法，或精於岐黃，或有種種靈異而名聞於世。如精於琴法的天慶觀道士蘇紹成，朱熹前往拜訪，贈"廉靜"二字，且為其琴作銘。以清修道學著稱的天慶觀道士陳以文，慶元年間（1195－1200年）賜號守素沖虛大師。"頭戴通草花，行歌於市"的清源山純陽洞的裴道人，清源山天柱峰的道士林道和法石院的碧桃道人，都是當時著名的道士。
宋代，泉州道教學都博覽廣采道家經書，著書立說，對後世影響較大。如名宦呂惠卿（1032－1111年），泉州人，進士出身，累官參知政事，原為王安石新政的支持者，元豐元年（1078），向神宗皇帝上表章，並遞上所撰《道德真經傳》4卷，希冀作為治國之道。
宋代居住泉州的士大夫都很重視對道教諸神的崇奉，他們都借對道教神仙的祀奉來宣傳儒家思想，或為發展海外貿易服務。如嘉祐二年（1057年），侍郎趙涯創建烈廟（即以後的府城隍廟），以城隍廟與地方官陰陽互為表里，治里泉州。嘉定、紹定間兩度知泉州的真德秀，多次寫《真武殿祝文》，到法石真武行宮祀道教玄天上帝，以祈消彌水患，保證農時。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尚書張汝錫修建東嶽行宮，以祀道教四方神之一的東方青帝。知州倪思很敬重天慶觀道士陳以文。理學家朱熹敬重道士蘇紹成。真武廟又成為宋代泉州"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商人外出經商，企求神靈保佑，香火旺盛，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宋代泉州海外貿易的發展。
元代時發展
元代，元太祖和元武宗均尊崇道教，經常賜封著名道士，所以元代泉州的道教也很興盛。《元典章》載，道士可免除差役，為元泉州道教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元典章·禮部》載，中央設宣政院、功德使司兩個衙門，專門管理"和尚先生"（包括僧人和道士）等各門宗教僧人，且在地方各路、府、州、縣設定下屬機構，稱僧錄司、僧正、都綱等，具體管理地方各門宗教。皇慶二年（1313年），元廷又同意各處路、府、州、縣的寺觀，推舉"有德行，知佛法"的長老，由"眾和尚（包括道士）保舉"，經有司批准而季任為"僧官"，以處理寺廟宮觀內外事務。至元十八年（1218年），著名阿拉伯人後裔蒲壽庚，時膺任福建行省左丞，與受道學影響極深的兄長蒲壽#$%& ，兩人"協力捐財"，重建清源純陽洞道、佛寺觀。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蒲壽#$%& 之孫蒲一卿與萬戶孫信齋，再次協力修繕清源山純陽洞道、佛寺觀，至今名留摩崖之上。元貞元年（1295年），改泉州天慶觀為玄妙觀。
明代民間盛行
明代，據《續通志·職官略》記，中央置"道錄司"；府置"道紀司"，設都紀、副都紀各一個；州置"道正司"，設道正一人；縣置"道會司"，設道會一人。明朝政府這種管理道教事務的官史，一般由道士充任，只設官職，不給俸祿。泉州"道紀司"設在玄妙觀。
明朝前半期，道教仍然盛行，泉州修建不少的宮觀，如洪武年間（1368－1398年），重修建紫帽山金粟真觀。惠安人楊必祿、張崇道重建惠安東嶽行宮。乾隆《泉州府志·壇廟寺觀》記，明初，有紀道士寄寓泉州玄妙觀，其徒為著名道士董伯華。明朝中期，封建統治思想支柱是儒家思想，視道教為異端，但又強調"神道設教"以助教化，又吸收道教某些思想來充實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統治的有效工具。故明朝中後期，上層道教雖然逐漸衰微，然民間道教仍然十分盛行。如永樂（1403-1424年）、天順（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間，屢次修建泉州紫極宮；正統九年（1444年），道士吳雲靖於紫帽山建古玄室；景泰三年（1452年），重修德化崇道觀；宣德年間（1426-1435年），李森建安溪清溪宮；景泰年間（1450-1457年），道士陳靜懷重建惠安科山寺；天順年間（1457-1464年），李森興建龍津觀。
明代泉州也出現一些著名的道士，如吳雲靖、董伯華。董伯華，晉江人，得道於吳雲靖，後屍解清源山紫極宮。伯華在世，"贈所善郭姓風、雷、雲、雨諸畫像，及雷石一塊，磨水可以愈疾"。這四幅畫像，被稱為"四顧眼"，即欣賞者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畫中的風、雷、雲、雨諸神的兩隻眼睛，都與欣賞者的兩隻眼睛相對，所以稱"四顧眼"。堪稱明代泉州地方圖畫之絕技。如今，這四幅畫仍然完好保存於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本世紀50年代初，廈門大學人類學教授林惠祥來泉州考古，據傳泉州東街郭氏後裔仍然保存著祖傳道教雷公石和雲、風、雷、雨神圖，立即拜訪郭家。其後裔表示雷公石可贈與廈門大學，但"四顧眼"圖畫則不知去向。50年代末，廈門海關發現"四顧眼"圖畫，送還泉州。
我國民間早有雷公的傳說，以為雷公一手拿斧，會從天上打下來。漢代山東武氏祠石室的石刻，便有雷神像。宋朝沈括的《夢溪筆談》云："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雲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這就是說，遠古人類的石器埋於地下，雷雨後因流水沖刷，露出地面，被人發現，不知為何物，大驚小怪，於是便產生迷信，甚至要用雷公的威力來避邪治病。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把雷公石列為藥物之一，並註明其功能是"主大驚失心，恍惚不識人"，其用法是"並石淋，磨汁服，亦煮服"。
泉州的雷公石，其實是新石器時代的石錛，呈長方形而扁平，長14.3厘米，最闊處6.3厘米，最厚處2.2厘米。刃口一面斜削，另一端原應是平的。但已被磨水治病，磨成渾圓了。雷公石今保存於廈門大家人類學博物館。明代董伯華的風、雲、雷、雨畫和雷公石的重被發現，為我們研究明代泉州道教思想文化，提供了實物。
清代開始衰微
清代，最高統治者採取重佛抑道的政策。乾隆皇帝時，正一真人的官階由二品降到五品，並禁止其差遣法員傳度。又限制天師的的職權，只準許他統馭本山道眾。道光皇帝時，宮廷停止了傳統的天師朝覲禮儀，上層道教的地位日益衰微。但是清朝統治者仍然繼續利用民間道教，作為維護其統治的補充。所以泉州的民間道教仍然流行。據《皇朝文獻通考·職官考》載，清朝道教職官承襲明制。泉州"道紀司"仍設於元妙觀（康熙間避諱改名）。明清時，泉州正式道士必須到江西龍虎山天師府受籙，方能取得道職。
清政府為了"有助教化"的目的，對泉州一些重要的宮觀屢加修繕，因此一部分道教宮觀得以保存。如元妙觀、東嶽行宮、府（縣）城隍廟、北帝廟、法石真武廟。清代泉州地方政府也對一些重要道教觀，提高祭祀規格以利教化。如清初對府、縣城隍廟進行春秋二祭、光緒十九年（1893年），對泉州城裡三教鋪龍宮廟的城隍神，敕加"昭威"封號。
清代，泉州也出現一些著名的研究道教的學者，如康熙間宰相安溪人李光地。
民國時期
清末以以後，泉州的道教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以及受外來宗教文化（基督教、天主教）的衝擊。特別是20世紀20、30年代，泉州地區曾經出現破除迷信的運動，民間道教受衝擊最為嚴重，許多宮觀、禮器遭毀，道士有的被迫改行，多數則散布於民間，為人齋醮、度亡、做法事度日子。因此很難找到有關道教理論修養較高的道士。據民國初年統計，泉州城及近郊的道士尚有二三人。即使是泉州最早、最大的道教宮觀--元妙觀，也中是在三清殿里住著幾個外省來的全真道士，亦因與本地世俗化了的道士不和，住觀不久即紛紛離去。其時，地方不靖，軍閥混戰，土匪猖獗，宮觀常為駐軍占據，而山林岩洞更為土匪巢穴。民國八年（1919年），泉州清源山南台岩道士楊吾善，即為土匪劫殺。
民國初期，泉州道士必須到江西龍虎山受籙，方可取得正式道職。後來此制度逐漸廢弛，而簡化為抄寫受籙捷報、路引、關文、符籙作為入道手續。泉州的道士分為中尊，紳士，通過評議認可，並向"道紀司"和政府有關部門備案，稱"納尊"。經"納尊"儀式，方可承認為"中尊"。
新中國成立後
新中國成立後，泉州市人民政府設立宗教局，指導管理各門宗教。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士享有公民平等權利。1954年，泉州市文化館組織"道情組"，成員包括泉州市區、晉江和南安等地的道士，蒐集整理流傳在泉州地區的道教音樂、舞蹈。如"龍宮獻寶"、"五梅花"、"玉如意舞"、"土地公 土地婆"、"鐘馗戲鬼"等。有的節目還參加晉江專區、泉州市的文藝匯演和踩街活動。1957年4月，泉州東嶽廟道士陳犁頭赴北京，參加中國道教協會成立，選舉陳犁頭為會長。
1965年，泉州道教停止活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元妙觀、府城隍廟被拆毀改建，沒收法器，道士改行。1980年以來，人民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間斷多年的宗教活動逐步得到恢復，泉州一些著名道教宮觀相繼修復和開放，如泉州城區的東嶽廟、府城隍廟和永寧鎮的城隍廟，永春縣城的桃源殿（玄天上帝宮）等。1989年12月，泉州市區道教文化研究會成立（1997年改名泉州市區民間信仰研究會），出版《泉州道教文化通訊》、《泉州道教文化研究》和《泉州民間信仰研究》等季刊。1995年5月，泉州道教協會成立，會址設元妙觀。
十一、泉州道教傳播
明、清時期，隨著台灣的開發，許多泉州人渡海到台灣墾殖，道教也東傳台灣。同時，西方殖民者東來，占據東南亞各地，為了掠奪當地資源，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其時，苦於殘酷封建掠奪和戰亂的泉州人，迫於生計，大量移民東南亞各國。鴉片戰爭後，根據不平等條約，有更多的泉州苦力被往東南亞、美洲和澳洲。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從泉州遷徙數萬人到台灣墾殖，他的後代繼續從泉州移民台灣。施琅統一台灣後，又遷移許多泉州人開發台灣，這些泉州的移民帶去了泉州的道教信仰。如石獅市永寧鎮城隍廟分爐台灣鹿港等地，多達100多座；安溪縣城隍廟分爐台北等地，多達200多座。據《泉州市華僑志》載，1841年至1875年，泉州地區出洋人數達164280人，年平均出洋人數4694人；1906年至1911年，泉州地區出洋人數達198377人，年平均出洋人數達33063人。泉州的道教文化亦隨移民向世界各地傳播。
道光年間，有泉州籍人在新加坡建立道教天公壇、天福壇、天福宮。民國14年（1925年），泉州岳廟道士陳高迨旅居新加坡，設立混元道堂，傳播道教文化。陳高迨的第三子陳國顯、四子陳國銘父職。故今日新加坡的道士，均為陳氏的嗣傳。法國漢學家施舟人教授，研究道教法事儀式，赴新加坡拜陳氏為師，成為陳氏道家第24代嫡傳弟子。
泉州的道教著作
五代以後，泉州出現不少道教著述，其中一些著作對泉州乃至全國道教的流播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對保存我國的道教思想文化作出了貢獻。泉州主要道教著作分列於下：
五代。有譚峭撰的《化書》6卷，即《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其道學理論多出於黃老，其間糅合儒家的思想，有的篇章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至今仍有積極意義。如《化書·術化》云："至淫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變。是故樂者其形各，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威，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可以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哉斯言！"所謂"至淫者人為婦人"句，為封建社會對婦女的偏見，然《心變》一篇卻道出心變人則變的樸素辯證法。即使有六尺之軀，只要心變壞了，其人的價值不如草木。
宋代。有呂惠卿撰的《道德真經傳》4卷、《莊子解》10卷、《中太乙宮碑銘》等。《道德真經傳》4卷，收入道教經籍總匯--《道藏》。此書所說的主要是宋神宗"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這樣的皇帝就可以"同天下華胥，見神於姑射"了。意思就是說，皇帝以《道德經》為準則治理國家，那么老百姓就能像姑射山上的仙人那樣生活於無憂無慮之中。
曾慥撰的道教巨著《道樞》，全書42卷。涉及道教的哲學，如太極、坎離、黃庭、陰符、坐忘、水火、服氣、煉精、胎息、返真，等等，各輯為專篇，並列諸家之說。全書所收道教丹家，都引原著，並注其真名，為研究道教煉養方術的重要著作。如《坐忘篇》上(卷二)云："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帥也。靜而生慧矣，動則生昏矣。學道之初，在於收心離境，入於虛無，則合道焉。"這裡提到的所謂"收心"，即為內煉的基本功。所謂"虛"者，即"有聞如不聞，有見如不見焉。毀譽善惡不入於心，其名曰虛。心虛則安心，安則道自來矣。"這便是道教和《道樞》提倡的煉養方術的理論。
此外，《道樞》收集不少宋徽宗等帝王儒士的養生心得，提出"導養之方，治性保形，行之不怠，進行長生"的理論。這些煉養方術，既有辯證的成分，也有主觀唯心的理論。所以《道樞》一書，不失為中華文化和中華科學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道樞》一書被收入道教經籍總匯--《道藏》。清代，又被收入《道藏輯要》。曾慥的道教著述還有《至遊子》2卷和《集仙傳》等。
此外，宋代泉州人的道教著述還有留元剛撰的《雲峰入藥鏡序》。劉驥撰的《老子通論》2卷。陳權撰《道德經注》。黃址撰的《南華真經解》等。
明代，據民國《福建通志》、乾隆《泉州府志》，泉州市地方志編輯委員會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泉州人著作目錄提醒》，以及泉州市區道教文化研究會編印的《道教文化研究通訊》等書輯錄，泉州人的道教名著有：汪旦撰的《道德經注》、《黃庭經注》、趙建郁撰的《參同契釋》，李贄撰的《老子解》2卷、《莊子內篇解》2卷和《易因》2卷，陳用賓撰的《悟真篇註疏》、《還真大旨》、《大道指南》和《道德經契心錄》、郭宗盤撰的《老子解》4卷、《莊子解》4卷，周茂中撰的《黃庭經注釋》、《參同契注釋》、《悟真篇注釋》和《感應篇注釋》，蘇希栻撰的《莊子注抄》4卷，李光縉撰的《南華膚解》，鄭字明撰的《陰符經注》1卷、《道德經注》2卷，黃喬棟撰的《老子解》，韋際明撰的《南華經注》1卷、《儒道釋考》3卷，吳載螯撰的《陰符經運灼》，戴亮策撰的《老氏驪珠》、《南華知知解》，林欲揖撰的《道德經注》2卷，陳洪壁撰的《參同契解》，洪天馨撰的《參同契解》、《悟真篇解》，陳榮選撰的《道德經解》和《南華經解》。
明朝中後期，泉州人李贄（1527-1602年）著《易因》，後被收入道德經籍總匯《道藏》。李贄的晚年，用七年時間研究《周易》。據李贄的學生汪本鈳的《卓吾師先師告文》雲，李贄讀《周易》的情況是"每卦自讀千遍"，達到"忘食忘寢"的地步。李贄作《周易》的目的，是對歷代註解《周易》之書的不滿，以為多屬臆測附會，使"《易》道大喪"，遂欲自著《易因》，闡發《周易》經傳之本義。李贄認為孔子以後的《易》學，多悖《周易》大旨，所以他自命說"夫子之所攸賴"，擔當起疏理《易》義的重任。後李贄又避禍入河南商縣的黃檗山中繼續研究《周易》，修改《易因》，直到友人馬經倫保護他到河北通州，乃繼續修改《易因》。一直到他被捕入獄前，《九正易因》方告脫稿。所以這是他最後學術著作。
清代，因為上層道教的衰微，地方世俗化的民間道教的盛行，所以泉州人研究道教的著作就不多了。有陳年撰的《陰符經解》2卷，王命岳撰的《感應篇引經征事》2卷，黃志美撰的《金丹指南》，李光地撰的《陰符經注》2卷、《參同契章句》和《鼎符》，蔡起撰的《道德篇》，黃煜撰的《修真要言》，李日升撰的《讀老牖規》等。
近現代。民國以來，泉州的道教因受新文化運動和外宗教文化的影響而進一步式微，道教的著作更少子。唯有民國時期的周子秀撰的《性命圭旨評註》（手抄本）、輯的《諸真語錄》（手抄本）和輯的《呂祖仙經》（手抄本）。
道教對泉州社會的影響
道教在泉州流傳一千多年，宋代以後，儒、道、釋為格局的文化思想形成，對泉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泉州的歲時、婚事、生育、壽慶、喪事。營建和避邪等民俗，無不打上道教的烙印。此外，泉州的地方戲曲、雕刻藝術、醫藥、體育民間文學等，都深受道教的影響。
對民俗的影響
泉州保留不少與道教有關的民俗。泉俗正月初九日叫“天公生”，即天誕，也稱“天香”，為玉皇大帝的生日，要舉行各種活動“祈年拜天”。正月十五日（上元）夜張燈，舉行迎神賽會，謂之“進香”。按舊俗，每年正月，泉州城區要舉行盛大的眾神大遊行，自清早至深夜，盛況空前。乾隆《泉州府志》引《溫陵舊事》詳細記載清代泉州的游神活動的盛況。每年正月，各鋪、境推舉出德高望重。而且富於資財都為主事，集合資金，定期設醮，然後迎神，周巡其境。境內居民，家家戶戶置几案，焚香楮甚恭虔。如紳富之家事先有祈請，則負責妝神像，名叫“賽答”。飾假面具，高擎其座及於門楣、屋檐。正神入座後，其前行開道者為“某將軍、某元帥”等道教雜神，皆由人妝飾入座，挺立抬中。遊行時道路高低轉折，挺立者“凝然不動，足稱絕技者”。遊行隊伍中的樂器，有馬上吹、步吹、五音銅鼓；旗之部有高招旗、五方旗、帥旗、三軍司令旗、清道旗、飛虎旗、巡視旗；執事則戈、鋌、矛、戟、劍、箭架、盾、刀；還有材官、騎士、奚奴、軍校、蒼頭、旗手之類。神像有四人抬和八人抬兩類，視其神格而定。抬吳真人、天妃神像等採用緩步而行，而其他諸神像皆採用賓士衝撞，其“疾如風，雖奔馬弗及”。隊伍中的“異飾面，極為醜態，鳴鼓助喊，以為神威。”而神行列之“前為道士，又前為鼓吹，又前為巡逆，虎冠假面為厲鬼之形。”凡一日之會，大抵如此。
入夜，其首事者鳴鑼知各家“門首點燈，二更時呼出燈牌、火把”。於是，不論大小人家，各持一盞長柄方燈，或執香燈，上書寫“風調雨順”、“祈保平安”。每間隔十步，就有一個四人抬的鐘、鼓架，四周飾以燈火、錦、緞、流蘇。鼓鳴於內，鐘聲應於外。又有一種類似鐘、鼓架的“香架鼓吹”，形如“吳下酒船，長河官座，四周紗屏，畫山水人物，皆名筆也。燈火三層,爇沉檀其上，香聞數里矣。”而整個游神的行列中，“關大帝。吳真人燈牌，以數千萬計，鐘鼓架、香架同，以數百計，火炬亦千百計”。是夜，泉州城區的盛況是“長街一望，如星宿，如燎原”。最後，府志補記：“凡茲皆不招而至，不約而同，欣欣而來，滿願而歸者。”以上記載，表明清代泉州民間道教的盛行，也表明清代泉州道教的某些儀式活動，已演變成為民間習俗，而逐漸成為泉州民俗的一部分，有的一直延續到今天。今日泉州地區鄉間民俗的“巡境”和台灣民間的“巡境”民俗活動，皆淵源於此。
乾隆《泉州府志·風俗》引隆慶《泉州府志》雲，這種盛大游神活動，居民負擔頗巨，“多者費數百金，少者亦不下十金”。又引萬曆《泉州府志》雲，游神之舉，“妝飾神像，窮極珍貝，閱游衢路，因起爭端”。再引《閩書》雲，“泉中上元後數日，大賽神像，妝扮故事，盛飾珠寶，鐘鼓震
按泉州道教民俗，正月十五日天官賜福，各家要祭祀祖先和吃元宵丸。三月，清明節，俗稱鬼節，各家要祭祀祖先和掃墓。五月五日，是端午節，家家戶戶大門插松艾避邪，以紙紮大舟和五方瘟神，然後焚之。七月七日，為七娘夫人神誕，各家設神案敬七娘媽，並焚燒“七娘紙橋”。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據傳是日地官赦罪，各家做“普度”祭祀祖先和無祀鬼神。八月仲秋日，以薯、芋和月餅祀神與祖先。十月十五日，為下元節，據傳水官解厄，沿溪河居民做“水普”。十二月廿三日，要祀灶神，謂之“送神”。據傳是日灶神上天，各家設酒菜佳肴送之，希望在天帝面前多講好話。十二月廿九或三十日，各家隆重祭祀神和祖先，“燒過年金”，吃團圓飯。此外，每月的初一、十五日要敬天公，初二、十六日要祭土地公。晉江石獅市區城隍廟的“七大巡”神的生日，也成為民俗節日，其盛況罕見。還有許多鋪、境的道教俗神的生日，也都演變成為地方民俗的節目。
古代泉州還有雕刻石獅鎮風、鎮邪的道教風俗。泉州道教的堪輿家認為“甲卯風為風水之大忌”，故刻“石頭風獅”以鎮風。現在泉州隨處可見單只的昂頭朝前的“風獅”。此俗現在金門縣仍然很流行。風獅往往置於村口大道旁，或置於自家大門口。而現在則發展為石獅鎮邪，往往於大門口兩旁各堅立石獅，昂首雄踞，既是作為鎮邪之用，亦可作為藝術品點綴。
泉州還有一種與道教風俗有關的風俗，即私家住宅朝巷口正中（即丁字街口），必須於朝巷（街）正中的牆面上刻上一個獅頭。這種刻“石敢當”鎮邪的風俗，在泰國首都曼谷也可以見到，可知“石敢當”也是曼谷華裔驅魔祛災的保護神。據傳“石敢當”是古代大力神，專司抓鬼、鎮邪。據傳《閩中金石志》載，宋慶曆五年（1045年），張緯知莆田，“再新縣中堂，治地得石，銘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大曆五年（770年）四月十日也”。可見，立“石敢當”的社會功能是避邪、鎮鬼，為百姓和官吏造福，且為儒家的教化服務。這種民俗在今日的泉州、莆田、福州和閩西還很流行。如今，有的則於巷口的牆下，築一座祀土地公的小廟或刻“四洲佛”像替代，道教信眾認為可以避邪。
此外，民間婚事的“拜天”、“謝地”慶典，以所謂“生辰八字”測算；民間的求子和其他婦幼問題，即找祈仕媽祈禱；壽慶要拜天、謝天；喪事要做功德，超度亡魂；破土建屋要舉行“安土”、“上樑”、“鎮宅”等儀式；造船航海，從開斧動工到造龍骨、安桅、落成下水，都要舉行法事。避邪的形式，除前文說過的“石敢當”、土地公、四洲佛以外，有的在屋樑上、門楣上、廳堂中、照牆上等，懸掛八卦圖案。還有，古代喪葬，下葬處要埋下“買地券”，標明墓地四至，寫上道教咒語，並於墓地樹石碑，上刻“土地神（即土地公）三個大字。今此葬俗已演變為樹“后土”石碑。
對地方戲曲的影響
泉州的“法事戲”又稱“打城戲”，原為僧、道法事後的餘興，以後逐漸由法事儀式而搬上舞台。最初，是道士在做功德超度亡靈時，桌上扎一個紙城，寓意亡靈囚於城中受苦，救苦道士要引渡亡靈出城，最後破城門而入，救出亡靈。其方式是一女子披上頭巾代表亡靈，一男子（由道士妝扮）代表道士對著說唱。這種儀式也叫“打桌頭城”。
後來，發展為“打地上城”。演員由原來的一男一女，發展至一二十人，有布景、道具和劇目，在廣場表演。後又發展為舞台戲劇。其表演藝術、科步、身段、曲調，有的吸取提線木偶的表演藝術，又吸收梨園戲技藝和京劇的武技，形成一個別具一格的地方戲曲形式，是為泉州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劇種，且馳名於台灣和東南亞各地。道教法事中的法樂和打城戲中的道情調樂典及打擊樂，是泉州民間文化的藝術珍品。其武打的技藝，又與傳統的南少林拳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為南少林拳術在泉州的活文物。
對泉州藝術的影響
神佛造像、廟宇的出現使泉州雕塑、建築出現新的氣象。清源山老君石雕坐像高5.1米，厚7.2米，寬7.3米，為北宋的巨型石刻，刀法柔和而有力，線條簡練，衣褶分明，兩眼深邃平視，耳大垂肩，左手按膝，右手靠石几，閒逸安詳，它既精緻，又不失誇張，很有特色，堪稱宋代石像雕刻藝術代表作，現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元妙觀紫微殿的六角形石柱上的透雕石龍盤旋飛舞,昂首騰空。觀中前殿兩廡的28宿泥塑像，出自民間著名匠師之手，形態各異，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清乾隆年間塑造的府城隍廟照牆上的大幅麒麟彩色琉璃浮雕，是泉州道教雕塑藝術品中之佼佼者。
明代道士董伯華所繪的“風、雲、雷、雨”4幅道教神像，即被稱為“四顧眼”的珍品，是古代泉州道教藝術的代表作。
此外，元妙觀、東嶽行宮的主殿建築形式，都採用重檐歇山頂建築，整體美觀穩重，內部空間廓大。元妙觀、東嶽行宮、府城隍廟和法石真武廟的山門，都採用牌坊體建築，且多為三開間廟門，氣派恢宏，十分壯觀，是閩南地區的典型古建築群。
泉州的地名也滲入不少道教神仙的名稱。如土地後、二郎巷、祈仕巷、裴巷、天后路、大城隍口、小城隍口（縣城隍）。青龍蒼、上帝宮巷和登仙橋巷等。這大約是該地歷史上祀奉過有關道教神仙，或道教的民間傳說與該地有關而得名。
對泉州文化的影響
泉州的民間諺語與道教有關的很多。如“阿散仙”（喻遊手好閒的人），“有燒金就有保庇”（鞭韃賄賂之風），“仙人打鼓有時錯”（喻犯錯誤難免），“通天教主專收無好徒弟”（喻別人的手下人不稱職），“乞丐背葫蘆-----假仙”（嘲笑偽裝行為），“閻羅王嫁女兒----鬼抬鬼”(指物以類聚)，“做天公也難中眾人意”（喻辦事難），“本地道士治本地鬼”（喻必須先知情，後方能解決問題）。這些有關道教民間諺語一定的哲理性，耐人尋味，豐富了民間的語言，是一份寶貴的文化財富。
對泉州醫藥方面的影響
近代泉州地區有10多家專事生產、銷售丹膏丸散的老字號店鋪，它們大多創業於明清代，世代相傳，且與道教單傳秘方有關。如城隍廟種德堂徐鏡心的“萬應神曲”；西街台魁巷內保和堂的“白塔療膏”；扶元堂的疥藥；柯世德的消炎膏；炎嘗的 #$%&丸（專治初生嬰兒的破傷風）；保嬰堂的“保嬰丹”（專治幼兒驚風病）；花橋慈濟宮的“金汁”（專治發高熱病症）。還有東門的“秋石丹”（專治過度勞累）。泉州花橋慈濟宮，設有義診所，施醫贈藥，且辟有草藥園圃，栽種中草藥，設定“金汁”製作、儲藏地窖，對民間衛生事業作出貢獻。道教講清心寡欲，修性養神，又講按摩，還講導引（武術），三者稱鍊氣功。泉州現行的“八段錦”、“太極拳”，其源流皆與道教有關。
對泉州航海方面的影響
《順風相送》開篇的禱告文曰：祝“扯起風帆遇順風，海道平安往回大吉，金珠財寶滿船盈榮”；“朝暮使船長應護，往復過洋行正路，人船安樂，過洋平善，暗礁而不遇，雙篷高掛永無憂”。而其中航海針路“浯嶼大泥吉蘭丹”記載如下：浯嶼（金門）開船碇內開。用丁未（113度）及單丁（105度）針七更船平南澳坪山外（廣東饒平海上南澎列島）。針路一直往西南方向，直至用坤申（142度）及庚西（172度）針三十更，船取吉蘭丹（今馬來西亞）港口。是泥地拋船。用單申針七更船六坤，坤身尾有淺，過西邊入港是大泥（北大年，在泰國南部）。這說明古代泉州金門出了，經越南、馬來半島到泰國的航線，是借道教八卦方位來計算航程和航向的《順風相送》的作者是航海的行家，又精通道教八卦術，所以能夠操作羅盤諸細節，且把航海技術常識神化，這就不是一般道士所能做到的。
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伴隨著泉州道教的祭祀和慶典活動，因此產生一個生產、銷售宗教用品的市場。近代，有些店號馳名海內外，如西來意、西方國、西佛國、西明國、西藏國等。其中尤以西藏國最為著名，專門雕塑木、泥神像，作品造型優美，遠銷東南亞。生產香料以博山堂最著名；金傳臚的紙紮聞名閩南。此外，還有蒸製名類糕、 #$%&食品。據1952年泉州市工商業登記資料，是年泉州城區有生產、銷售金楮居民35戶、香料16戶、鞭炮16戶、糊紙7戶、雕塑神像2戶、制神燈 7戶（兼營刺繡神袍、鑄造神器、印刷經書）、彩亭店6戶、木主店2戶。形成一支數量不小的生產經銷道教用品的職業隊伍，也形成一個專門銷售道教用品的市場。
對泉台文化交流的影響
台灣道教所信奉的神仙有不少是由泉州傳播過去的。隨著海峽形勢的緩和，台灣道教宮觀組織多次回鄉謁祖進香團，到泉州進行謁祖和舉行文化學術交流。如1990年4月，台灣保生大帝聯誼會會長、學甲慈濟宮董事長周大圍和顧問李炳南先生來泉州訪問。5月，組織438人的龐大進香團到泉州花橋慈濟宮吳真人行醫參謁。進香團成員有69位病人，得到花橋宮義診醫師的治療，一時傳為佳話。1990年12月和1991年8月，又兩度到泉州吳真人慈濟宮參拜。1993年6月，周、李二位先生，又專程趕赴泉州參加《吳真人與道教文化》學術討論會，會後出版《吳真人與道教文化》文集，加強了泉州與台灣的“五緣”文化交流。此外，石獅市永寧鎮的城隍廟，古代分爐台灣的台中、彰化、台南和鹿港，至今在台灣有100多座分爐城隍廟。1989年3月和1991年5月，台中市靈興宮兩次組團到永寧城隍廟謁祖。1994年，石獅市也組織道教代表團到台灣回訪。1997年3月，泉州市道教代表團也應邀到台灣訪問，受到台灣道教界熱情的接待。這表明道教對泉州與台灣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