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原作詠芝，後改潤芝），筆名子任，湖南湘潭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
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1923年，出席中共三大，任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領導秋收起義，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1928年，同朱德井岡山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931年，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參加長征。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936年，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抗日戰爭期間，帶領中國共產黨開展敵後游擊戰爭。194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9至1976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軍事理論的貢獻以及對共產黨的理論貢獻被稱為毛澤東思想，於1945年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被視為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早年經歷,求學生涯,革命初期,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十年探索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人物逝世,主要作品,人物關係,歷史貢獻,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 農民出身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出生於韶山沖南岸上屋場一個農民家庭，取名澤東，字詠芝（後改為潤之）。毛澤東的祖父毛恩普，一生貧苦，勤勞厚道。父親毛貽昌（字順生），原為貧農，曾因負債被迫當兵多年，由於他治家嚴謹，經營有道，使家由貧農發展成富農。母親文氏（文七妹），和善好施，樂於助人。毛澤東是家裡的第三個孩子，由於前兩個嬰兒都早夭，母親怕他也不能長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邊的一座石觀音小廟，叩拜一塊巨石，認做乾娘，還取了個小名，叫石三伢子。受到父親的影響，毛澤東從六歲起，就做一些家務和農活，識字後也幫父親記賬，特別是十四歲到十五歲大約兩年的時間內，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長工一同幹活。
- 童年生活
童年時代，毛澤東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湘鄉唐家圫的外婆家度過。外祖父家雖是務農的，但有一個舅舅在開館教讀，毛澤東有時也在那裡聽聽。1902年，毛澤東八歲時，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開始讀書。十六歲前，除了中間曾停學兩年在家務農，其餘時間內他先後在韶山一帶的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烏龜井、東茅塘六處私塾讀書。從《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普及讀物入門，接觸儒家文化傳統教育，隨後點讀“四書”、“五經”。這段私塾生活被他自己後來概括為“六年孔夫子”。在上學期間，他早晚還要放牛拾糞，農忙時也參加收割莊稼。
求學生涯
- 外出求學
1910年4月，長沙發生饑民暴動，清政府派兵鎮壓，饑民傷亡眾多，訊息傳到韶山時，毛澤東久久不能平靜，多年後，自稱該事件影響了他的一生。與此同時，維新派教師李漱清在韶山傳播維新改良的思想，毛澤東接受該思想後，迫切想要外出繼續求學。恰逢表哥文永昌告訴他，離韶山五十里的湘鄉縣立東山國小堂在講授新學。他聽後很動心，拒絕了父親將其送到米店當學徒的打算，先後請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鐘和表哥王季范勸說父親，父親最終同意他外出求學。1910年秋，毛澤東離開韶山，外出求學。並留下詩句：“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 思想啟蒙
在湘鄉縣立東山國小堂，毛澤東較多的接受了維新派思想。曾就君主立憲和封建專制兩種國家體制的理解寫下政論文字。期間，他從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從贊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到主張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成為他早期思想發展的第一個梯階。1911年春，東山國小堂的賀嵐岡老師應聘到長沙的的湘鄉駐省中學任教。因為毛澤東成績優異，賀老師願意帶他前往讀書。到長沙後，他順利地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在湘鄉駐省中學就讀期間，他接觸到革命派的主張，並在校內第一次公開表達政見，表示支持革命黨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綱領，提出把孫中山請回來當大總統，康有為做內閣總理，梁啓超做外交部長，還倡議並帶頭剪掉了辮子，以示與腐敗的清政府徹底決裂。
- 參加新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派代表趕來長沙，要求湖南革命黨人立即舉義回響。10月24日，長沙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成立湖南軍政府。毛澤東隨即投入長沙革命軍，成為湖南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的一名列兵。當兵期間，他除了接受軍事訓練外，把每月的軍餉大多用來訂閱報刊和購買書籍，了解時事政治。此後，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清王朝宣布退位後，毛澤東覺得自己參軍的目的已經實現，決定退出軍隊，繼續求學。在湖南新軍一共當了半年兵。
- 繼續求學
此後，他陸續報考了警察學堂、肥皂製造學校、法政學堂、公立高級學校，都不滿意。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後改名省立第一中學）。在該校就讀半年後，他認為學校校規刻板、課程有限，不如自學，於是從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退學，寄居在長沙新安巷的湘鄉會館，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期間，閱讀了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近代科學的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特別是嚴復翻譯的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等，較為系統的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啟蒙教育。由於父親不支持他這種讀書方式，拒絕繼續供給費用。同時，他寄居的湘鄉會館被遺散的湘鄉籍士兵入住，他決定重新回到學校讀書。
1913年，毛澤東留影
革命初期
- 接觸和了解馬克思主義
1918年，毛澤東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時，湖南政局混亂。彼時，楊昌濟已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他告知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可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人商量後，發動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一行抵達北京，隨即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安排好朋友分赴各預備班學習後，毛澤東留在北京。經楊昌濟介紹，認識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被李大釗安排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在北京大學期間，他積極參加新聞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的學術活動，認識了陳獨秀等多位新文化運動人士，並在李大釗的影響下，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此外，還與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建立起戀愛關係。1919年春，因母親病勢危重，且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要啟程出洋，毛澤東離開北京，轉道上海送別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 回響五四運動，領導湖南學生反帝愛國運動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帶著剛學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動經驗回到長沙，住在同學周世釗任教的修業國小。經周世釗推薦，校方聘請毛澤東擔任歷史教員。一個月後，“五四運動”爆發。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回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人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商量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同月，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毛澤東實際領導湖南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在毛澤東的提議下，湖南學聯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誌，並聘請毛澤東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7月14日，《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之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連載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長文。8月中旬，《湘江評論》剛印出第五期，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被迫停辦，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
- 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
1919年10月5日，母親文氏病逝，毛澤東從長沙趕回韶山。12月18日，為領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他第二次抵達北京。到京後，經與各方協商，組成“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他注重新聞輿論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起草發出大量驅張的稿件、呈文、通電、宣言、分送京、津、滬、漢各報發表。在各方聲討下，張敬堯最終於次年被驅逐出湖南。在北京期間，讀到《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
- 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0年5月至6月間，毛澤東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同他討論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等問題。7月7日，毛澤東經武漢返回長沙後，應聘擔任第一師範附屬國小的主事（校長）。不久，又被聘為第一師範的國文教員兼一個班的級任（班主任）。8月初，與易禮容等人在長沙發起成立文化書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8月至9月，參加籌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11月25日，致信羅章龍，提出新民學會，“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1月，同何叔衡等組織長沙共產主義小組。12月1日，致信給蔡和森、蕭子升和其他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會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月，在長沙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冬，同楊開慧結婚。
-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毛澤東與何叔衡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8月，回到長沙，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與何叔衡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書記。1922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書記；9月至12月，組織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推動湖南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
- 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3年1月，陳獨秀著手籌備黨的三大，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維漢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一職。1923年4月，毛澤東安排好湘區工作，離開妻子楊開慧和剛剛半歲的兒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1923年6月，毛澤東以湘區黨的代表身份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就國共兩黨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問題，毛澤東發言提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黨內合作”的主張，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大會選出九名正式委員、五名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為中央局（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成員。五個人中有三個人原來是新民學會成員。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
大革命時期
-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國民黨內工作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央機關暫留廣州。這時起，毛澤東開始接觸國民黨部分上層人士。1923年9月，中央機關遷回上海辦公，毛澤東被委派回湖南貫徹三大決議，指導湘區委籌備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1923年10月初，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隨後，寧鄉、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總支部也相繼成立。1924年1月，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他多次發言，除就組織國民政府、出版及宣傳、設立研究會等問題發表意見外，還針對國民黨內的右派觀點申明自己的主張。他在會上的表現受到了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人士的欣賞和注意，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後，被派往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
在上海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與葉楚傖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形成鬥爭。1924年12月，因積勞成疾，毛澤東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並確認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大會還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局，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1925年2月，毛澤東回到韶山，一面養病，一面開展農民運動。
1925年9月，毛澤東前往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10月5日，時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事，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到任後，著手糾正此前宣傳工作無計畫、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在他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氣勃勃的局面；11月23日，林森、鄒魯、葉楚傖、張繼、謝持等少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自稱的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會議，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職務，停止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等，史稱“西山會議派”，他們在一些地方設立“國民黨分部”，操縱上海的《民國日報》，大造反蘇、反共，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輿論；12月1日，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12月5日，又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周報》，以此反擊國民黨新老右派。
1925年，毛澤東留影
1926年1月，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份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他被指定為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五位成員之一，並為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嚴厲批評西山會議派的言論和行為。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大”以來的《宣傳工作報告》。他還參與起草《宣傳決議案》、《宣傳報告決議案》和《黨報決議案》。大會的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了絕大多數，使會議得以繼續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分別給以黨紀處分。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常委會批准毛澤東繼續代理宣傳部長。
1926年3月，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藉此逮捕了共產黨員、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在廣州實行戒嚴，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員，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事件發生後，毛澤東、陳延年、周恩來等力主反擊，但遭到蘇聯共產黨顧問的反對。此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藉口避免“黨內糾紛”，提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省、市以上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雖然部分國民黨左派激烈地反對《整理黨務案》，但會議最後還是通過了此案。5月25日，根據《整理黨務案》，毛澤東離開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位置。
- 農民運動
國民黨二大後，毛澤東參加了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1926年3月19日，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他全力投入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8月，毛澤東組織師生前往彭湃領導的以廣東海豐為中心的東江農民運動處實習，大大加深了對農民運動的了解。9月，毛澤東在其組織編印的《農民問題叢刊》上，寫了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的序言，逐漸成為在全國有影響的農民運動權威。10月，毛澤東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11月，毛澤東離開廣州，前往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到任後，他制定了《目前農運計畫》。11月下旬，他赴長江沿線一帶視察，聯絡江西、湖南、湖北諸省國民黨省黨部，商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事宜。12月，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身份在漢口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會上，陳獨秀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右傾政策提出了反對；同月，在長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1927年1月，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下鄉考察農民運動，先後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2月5日，他回到長沙後，立刻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糾正他們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這次糾偏，為之後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民眾基礎。1927年3月，毛澤東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首次在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周刊刊登了部分章節，報告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該報告被多家報刊轉載，還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也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該文，成為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同月，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和鄧演達、陳克文向全會提交了《土地問題案》（後改為《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案》，同時，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組成，毛澤東擔任常務委負兼組織部長。4月2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決定，由鄧演達、徐謙、顧孟余、譚平山、毛澤東五人組成土地委員會，“由此會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做成鄉間普遍的革命現象”。4月4日，先期已開課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補行正式的開學典禮，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農講所常務委員，毛澤東負實際主持之責。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合影(二排右三)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宣布3月從廣州遷至武漢的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的一切決議為非法，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徐謙、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號通緝令上。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開幕，會議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通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等項決議，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身上，毛澤東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他與彭湃、方誌敏等議定出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但並未受到重視。5月21日，“馬日事變”爆發，湖南工農運動遭到破壞。6月24日，為了恢復遭到馬日事變打擊而接近癱瘓的湖南省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的湖南省委，回到湖南後，毛澤東召集會議強調，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7月4日，剛到湖南10天的他又被召回武漢，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會上，毛澤東提出了保存農民武裝的策略——“上山”。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寧漢合流，大革命失敗。
土地革命時期
- 秋收起義
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新改組的臨時政治局常委作出決定：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在南昌率領國民革命軍賀龍、葉挺部兩萬多人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毛澤東出席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批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會上，他以親身經歷，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民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並對會議確定的總方針的兩個方面提出看法。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重要論斷。8月9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批評湖南省委和共產國際赴長沙巡視員提出的“由湘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軍力共同取粵”的計畫，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 井岡山時期
1927年10月，毛澤東帶領起義部隊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並說服了井岡山區的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武裝，隨後，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1月，毛澤東遭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錯誤指責，被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他到井岡山後，根據中共中央1927年11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和12月31日給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隨後，毛澤東被“開除黨籍”的誤傳得到澄清。
1928年4月，毛澤東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井岡山會師，隨後，兩部決定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教導大隊隊長，共轄六個團。在中共第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第四軍軍委，毛澤東當選為書記。5月4日，在寧岡礱市舉行朱毛兩軍會師的慶祝大會，毛澤東講話祝賀兩軍會師勝利，並代表第四軍軍委宣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要求全軍每個指戰員認真執行，毛澤東、朱德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起義部隊擊敗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進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隨之擴大。
1928年5月，毛澤東在寧岡茅坪主持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總結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批評右傾悲觀思想，反對逃跑主義，重申建設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方針，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強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和黨組織建設的任務，大會經過討論，統一了思想，堅定了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決心和信心，大會選舉產生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中共紅四軍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6月，按中共中央規定，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8月，由於湖南省委的錯誤領導，紅軍主力向湘南地區冒進，遭遇“八月失敗”。此後，紅四軍主力回師井岡山，開展恢復井岡山根據地的工作。10月，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決議案，寫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11月初，毛澤東收到中共中央6月4日的指示信，在茨坪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會上，根據中央來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譚震林、宋喬生、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11月25日，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寫就《井岡山的鬥爭》，總結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12月，由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創建的紅五軍主力與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四軍會師，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鬥爭力量；同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
- 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
1929年1月，毛澤東同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至1930年春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3月，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朱德在長汀對紅四軍進行整編，把原來團的建制改為縱隊，成立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縱隊，根據中共六大決議的要求，將原有的紅四軍工農運動委員會改為政治部，由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4月1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駐江西瑞金，同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會合。4月上旬，蔣桂戰爭爆發，江西國民黨軍隊無暇顧及紅軍的行動。4月11日，毛澤東在於都縣城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同意彭德懷率部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界根據地，決定紅四軍主力在贛南實行近距離分兵，發動民眾打土豪、分田地，發展地方武裝，建立紅色政權，鞏固並擴大贛南革命根據地；同月，主持制定興國《土地法》，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和實際情況，把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6月，出席在龍巖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等問題的正確意見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他人擔任。會後，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7月，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的行動策略和建設一支堅強的人民革命軍隊的正確主張。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並起草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大會重新選舉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
- 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
1930年1月，毛澤東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闡述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5月，在江西尋烏作調查，同時撰寫《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次會議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月，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由紅四軍第三縱隊和贛南地方武裝合編而成）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成立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毛澤東、朱德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機動地使用兵力，不斷改變進軍方向，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共中央關於進攻南昌、九江的命令，避免了“左”傾冒險主義可能造成的損失。9月，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會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朱德為中央候補委員。
1930年10月，剛在中原大戰中取得巨大勝利的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對贛西南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執行了“誘敵深入”的方針。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在毛澤東、朱德等的指揮下，紅一方面軍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在全國引起強烈震動。1931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未出席會議）。
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的失敗，使蔣介石感到震驚。1931年2月初，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統一指揮湘、鄂、贛、閩四省“圍剿”部隊。4月初，調集十八個師另三個旅共二十萬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毛澤東反對退出根據地，以及分兵退敵兩種對策，這兩種主張，繼續堅持依託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圍剿”，並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經過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的意見得到採納。5月，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
1931年6月6日，蔣介石發表《為“剿匪”告全國將士書》，聲稱要“戒除內亂”，“剿滅赤匪”。6月24日，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圍剿”軍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集中總兵力達二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共三十萬人圍剿紅軍。7月至9月，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並乘勝解放一些新的地區，擴大了革命根據地。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1931年10月11日，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這樣，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也就是中央蘇區）。它的範圍擴展到二十八個縣境，擁有瑞金、興國、於都、長汀、上杭等十五座縣城，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在根據地內，發動民眾，建立或恢復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動員了一萬二千名民眾參加紅軍，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1月1日至5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黨組織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受到排擠，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同月，大會主席團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依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原則，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並經大會通過，會上還通過了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等法令，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六十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11月25日，代表大會閉幕後，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十五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委員，中革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紅軍。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會議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外。
1932年1月，中革軍委發布攻取贛州的訓令，毛澤東表示反對，遭到批評。會後不久，他請假前往江西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3月，紅軍攻打贛州失利後，毛澤東停止休養，趕赴前線指揮。4月15日，發表《對日戰爭宣言》。5月9日，同項英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反對國民黨出賣淞滬協定通電》。6月，同朱德指揮紅一、紅五軍團從閩西回師贛南。10月，在江西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後，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1932年冬開始，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部陸續調集近40萬兵力，準備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1933年1月底，蔣介石到南昌親自兼任江西“剿共”總司令，指揮這次“圍剿”，決定採取“分進合擊”的方針，企圖將紅一方面軍主力殲滅於黎川、建寧地區。2月上旬，中共臨時中央全面推行“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禦路線在中央根據地的影響，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3月，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按照毛澤東“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採取“大兵團伏擊”的戰法，殲敵3個主力師，俘1萬餘人，繳獲各種槍1萬餘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
- 領導中央蘇區經濟建設
蔣介石在推行軍事“圍剿”的同時，還進一步加緊對中央蘇區的經濟封鎖。打破軍事“圍剿”主要由周恩來、朱德指揮作戰，打破經濟封鎖的擔子則主要落到毛澤東的肩上。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以很大的精力來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1933年5月30日，他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6月1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10月，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11月，先後在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調查，寫出《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經過半年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他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對根據地實行更嚴密的經濟封鎖；在軍事上採取“堡壘主義”和逐步推進的新戰術。他調集一百萬軍隊，自任總司令。先以五十萬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從三面圍攻中央蘇區。中共臨時中央準備以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來打破這次“圍剿”，毛澤東這時已被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只負責中央政府的工作。他從第五次反“圍剿”的準備階段時起就不同意“兩個拳頭打人”和以後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認為應該主動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加以殲滅。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議還通過中共中央提議的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6月19日，同項英等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7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下，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開始長征。10月18日，毛澤東帶領警衛班離開於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11月底，湘江之戰中紅軍遭受慘重損失。11月30日，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渡過湘江。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力主紅軍放棄原定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被採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3月至5月，同周恩來等指揮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6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反對日本併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6月，率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即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鬥爭。10月19日，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西延安吳起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
- 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1935年12月，毛澤東出席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6年1月25日，同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提出關於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2月至5月，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3月，向南京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五點意見。6月1日，同朱德發布關於救國救民的主張二十條。6月12日，同朱德發布宣言，對“兩廣事變”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綱領。7月至10月，在陝北保全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並介紹了自己的經歷。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8月25日，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一致抗日。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中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析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等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和平解決。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7年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國策、四項保證。這個檔案實際成為國共合作談判的綱領。3月，會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4月至7月，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其中的兩節後來整理成《實踐論》和《矛盾論》。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7月15日，中共代表團向蔣介石政府提交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這個宣言，再次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促成國共兩黨正式合作抗日的誠意。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闡明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8月25日，同朱德、周恩來聯名發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隨後，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9月22日，國民黨終於通過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指出團結禦侮的必要，認為“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意見。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發言，針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重申和堅持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
1938年春季，作出八路軍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決策。5月，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講演。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總方針。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說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會議批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撰寫《論持久戰》
1939年2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講話，號召自己動手，克服經濟困難。2月5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話。4月下旬，寫《五四運動》一文。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7月至8月，多次作報告，譴責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呼籲繼續團結抗戰。9月16日，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談話，重申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採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10月4日，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闡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1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12月21日，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編印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紀念白求恩》一文；同月，與人合作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2月至次年3月，領導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3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南局和新四軍的指示，強調必須放手擴大軍隊，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指出要採取鬥爭的方針，“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指出：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好轉。11月，起草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電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電報（《佳電》），明確駁斥《皓電》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無理指責。12月，同從前線回來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談話，強調幹部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性。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變發生。1月20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並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嚴正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5月1日，審閱改寫的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發布，規定邊區政權建設貫徹“三三制”原則。5月8日，起草《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黨內指示，提出“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和爭取中間派的策略思想。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闡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秋冬，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的歷史文獻集。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話。5月，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並作結論。9月7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論述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提交《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論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
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應調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民眾，反對“逼，供，信”。7月12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進攻陝甘寧邊區的陰謀。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一期間召開的會議，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會上多次發言並作小結。12月，為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題詞“實事求是”。
1944年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作關於學習和時局的講演。5月15日，通過在西安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為談判具體內容的意見書。意見書就關於全國政治和兩黨懸案問題，提出二十條意見。5月21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6月至8月，多次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和駐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國共關係等問題。9月8日，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演講。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11月，和周恩來等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多次會談國共關係，並達成五條協定草案。這個協定草案被蔣介石拒絕。
1945年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會議基本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作重要修改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和閉幕詞（《愚公移山》），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大會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7月，同國民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等六人就國共關係進行會談。談到通過民主“新路”，跳出政黨、團體興亡“周期律”問題。8月9日，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8月13日，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提出對國民黨實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爭取國內的和平與民主。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停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署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解放戰爭時期
- 重慶談判
抗日戰爭勝利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企圖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用內戰的方式來剝奪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使中國社會退回到抗戰前一黨專制獨裁的反動統治。由於抗戰剛剛結束，發動內戰不得人心，要求和平是大勢所趨。人民渴望和平，美、蘇、英三國也不贊成中國內戰。蔣介石想在內戰中處於有利地位，也需要時間。所以，他在積極準備內戰的同時，表示願意同共產党進行和平談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8月28日，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毛澤東親赴重慶，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社會輿論的高度讚譽。10月10日，經過四十三天複雜而艱苦的談判，國共雙方在重慶正式簽署《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國民黨當局表示承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但雙方在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兩個根本問題上未能達成協定。10月11日，毛澤東回到延安。10月17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指出中國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 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
雙十協定剛簽訂，蔣介石便調集110萬軍隊，分三路向華北解放區進攻，圖謀打開進入東北的通道，進而占領整個東北。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軍事進攻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中共中央確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抽調11萬軍隊和2萬名幹部進入東北，爭取控制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與此同時，各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的軍事進犯堅決反擊。1945年12月28日，毛澤東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調停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共產黨提出的建議，簽訂停戰協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國民黨政府代表正式簽訂停止國內衝突的協定；同日，國共雙方下達停戰令。1946年4月，毛澤東撰寫《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
- 全面內戰爆發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7月4日，毛澤東作出南線野戰軍“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戰略決策。7月20日，起草《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8月6日，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9月16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10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總結三個月戰爭的經驗。11月18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
- 陝北轉戰
1947年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撤離延安，開始歷時一年的陝北轉戰。3月至8月，領導西北野戰軍先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對陝北解放區的重點進攻。7月21日至23日，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提出對蔣介石的鬥爭用五年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解決的構想。在此前後，部署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渡過黃河，轉入戰略進攻。10月，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1月，將1933年起草的《怎樣劃分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重新印發給全黨，以指導解放區土改運動正確發展。12月25日至28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向會議提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和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1948年1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草案。3月23日，結束陝北轉戰，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解放區。
- 組織三大戰役
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晉綏幹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闡明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發展生產、加強紀律性等幾點意見。5月1日，致信李濟深、沈鈞儒，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宜先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5月27日，到達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戰爭、建國、財經等問題的重要報告。9月至次年1月，組織指揮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略決戰，將國民黨軍主力聚殲在長江以北。12月30日，為新華社寫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 和談與渡江戰役
1949年1月，蔣介石發表《新年文告》，提出在保存所謂的“憲法”、“法統”及“國軍”等條件下，與中國共產党進行和平談判。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總統”一職。李宗仁上台之後，下令“釋放政治犯”，“恢復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啟封停刊報紙”，主動向中國共產黨示好，表示願意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下，進行和平談判。1949年3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奪取全國勝利以及關於新中國建設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4月13日，國共代表開始在北平舉行正式談判。4月15日，周恩來將《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送交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並限國民黨政府在20日前表明態度。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一致同意接受這個和平協定，並派代表將協定送回南京。4月20日，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籤字，和談破裂。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的情況下，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同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百萬雄師分三路強渡長江，徹底摧毀國民黨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毛澤東作詩《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社會主義過渡時期
- 出席新政協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毛澤東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在開幕式上講話。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7月4日，復電程潛，對程提出的反蔣反桂及和平解決湖南問題之方針，給予讚許，並對有關事宜作出安排。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議通過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經他多次審閱修改的《共同綱領》。
- 新中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持開國大典。12月5日，頒發《關於一九五零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首次訪問蘇聯。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2月至翌年初，對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體部署。1950年6月6日至9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交《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並作《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1950年10月以後，發動和領導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隨即進行軍事干涉，美軍攻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進而威脅到了中國東北部。1950年10月上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10月8日，發布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命令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援助朝鮮人民，並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隨後親自指導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戰役。
- 推動國家建設
1951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畫經濟建設”的思想。5月20日，寫作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5月24日，設宴慶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簽訂。至此，中國大陸全境解放。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發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別於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發行。12月，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2年1月，毛澤東主持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關於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1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開展“五反”運動的指示（“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經濟情報）。4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8月9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9月，開始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3年1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毛澤東任主席。3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指示。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作出比較完整的表述。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9月7日，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10月15日、11月4日，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指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極為重要的事。
1954年1月，毛澤東開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月23日，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9月28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任主席。10月16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關同志寫《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10月19日，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談話中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係中去。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並作結論，號召幹部要鑽研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成為這方面的內行。5月1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肅反工作方針。6月9日，為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題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9月至12月，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兩篇序言和104篇按語。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10月29日，邀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12月16日，修改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注意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
十年探索時期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1月25日，主持最高國務會議正式討論通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四十條）。2月至3月，先後聽取34箇中央工作部門的匯報，對經濟建設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4月初，審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4月27日，簽名死後實行火葬。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8月22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提出兩個工作重點，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在八大期間，再次強調了加強經濟建設的重要性。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我們的經濟建設有退有進，主要的還是進。12月，審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提出兩類矛盾學說。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宣布開始在黨內進行整風。4月30日，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5月15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隨後發動反右派鬥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會上對八大決議中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述提出異議，認為應該回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11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活動，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會議。期間，提出15年內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要趕超英國。
1958年1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南寧會議，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在會上批評“反冒進”。3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制定的各項經濟指標大幅度提高。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改變八大一次會議的有關結論，認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仍然是國內主要矛盾。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7月31日至8月3日，同來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會談，拒絕了蘇方提出的侵犯中國主權的關於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的建議。7月至8月，部署炮擊金門。8月6日，視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說到“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會議期間，給縣以上四級黨委寫信，要求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繼續糾正“左”傾錯誤。4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由劉少奇擔任的決議。6月25日至28日，回故鄉韶山。7月2日至8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擬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但在後期和接著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等的批判。8月24日，建議分期分批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組織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參加的讀書小組，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學習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並發表了許多談話。
1960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九月出版發行。3月3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十年總結》一文，重新強調實事求是原則，提出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調整問題。11月1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會議正式批准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會後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深入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研究。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其中規定，取消供給制；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會議強調切實地執行調整經濟的八字方針。9月29日，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作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的重要講話。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後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進一步發展了關於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論點。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毛澤東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農村普遍進行“四清”運動和城市開展“五反”運動。3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作為指導農村“四清”的綱領性檔案。12月16日，聽取聶榮臻關於科學技術十年規劃的匯報，指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12月，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批示。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召集教育工作座談會，提出改革教育體制的構想。5月，在聽取關於第三個五年計畫的匯報時，提出兩個拳頭（農業、國防）一個屁股（基礎工業）的思想；還提出把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6月15日和16日，觀看北京、濟南部隊軍事訓練匯報表演。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開的小型會議上，作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講話。6月，再次對文藝工作作批示，文藝界進而擴大到意識形態其他領域，錯誤地開展了過火的政治批判。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但錯誤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5月22日至29日，毛澤東重上井岡山。7月27日，會見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11月初，批准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3月底，錯誤地指責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各行各業要以本業為主，“兼學別樣”，“教育要革命”等。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作了嚴重錯誤的估計。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期間，印發了毛澤東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院校師生和紅衛兵。
1967年1月，對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後奪權之風遍及全國。1月23日，批示發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民眾的決定》。2月11日和16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不滿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是為“大鬧懷仁堂”。毛澤東在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後，表示很不滿意。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7月至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號召“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指出“正確地對待幹部”。8月底，批准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1968年1月，又對戚本禹實行隔離審查。
1968年1月16日，對江青等人送來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使他們誣陷周恩來的圖謀未能得逞。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誣陷劉少奇並開除他的黨籍的錯誤決定。12月22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由此開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並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寫入黨章。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5月20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寫《我的一點意見》，揭露挫敗林彪、陳伯達企圖搶班奪權的陰謀。12月18日，會見美國友人斯諾，表示歡迎美國總統尼克森來華訪問。
1971年8月至9月，在南方巡視期間，同當地黨政軍負責人多次談話，揭露林彪的陰謀。途中機警地幾次變更行動計畫，於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9月13日，同周恩來等果斷地處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來請示要不要攔截林彪座機時，毛澤東表示：“由他去吧”。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驅逐出去。11月14日，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1月10日，參加陳毅的追悼會。2月21日，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森；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9月27日，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1973年3月，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使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同時江青集團的勢力也得到加強。8月30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12月，提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還提出要給賀龍、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1月18日，批准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運動由此開始。2月22日，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談話中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第一次提出“四人幫”問題。9月29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為賀龍平反。10月4日，提議由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職務。11月12日，對江青來信作批示，批評她的“組閣”野心，明確指出“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申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選出以朱德為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組成人員。會後，周恩來病重，國務院工作實際由鄧小平主持。2月，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開始領導對鐵路、教育等方面的調整整頓工作。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強調要搞馬列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評“四人幫”。7月14日，對文藝問題發表談話，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11月下旬，審閱批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錯誤地發動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1月21日、28日，先後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萬民眾連續幾天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毛澤東錯誤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門事件”的報告。4月7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人物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主要作品
作品名 | 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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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選集》 | 《毛澤東選集》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載體和集中展現，是對20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書籍之一。它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大量出版。新中國成立後兩個版本的《毛選》一至四卷，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迄今，新中國成立後的《毛選》四卷本已被翻譯成25種語言文字正式出版，總授權發行量逾3億冊，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
《毛澤東文集》 | 《毛澤東文集》是繼《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之後的又一部體現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綜合性的多卷本毛澤東著作集。這部《文集》的編輯工作從1992年開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歷時8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陸續出齊。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出版第一、二卷，1996年毛澤東逝世20周年時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年7月1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為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為社會主義時期的著作。全部選稿803篇，其中民主革命時期504篇，社會主義時期299篇。 |
《毛澤東軍事文集》 | 《毛澤東軍事文集》按照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分期，編為6卷、計260萬字，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作編輯，編入毛澤東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關於軍事方面的文章、電報、命令、批示、信函、報告、談話等1612篇，客觀真實記錄了人民軍隊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逐步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展歷程，全面反映了毛澤東關於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方面的重要論述。1993年12月，由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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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關係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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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 毛貽昌（1870年-1919年），字順生，號良弼，原為貧農，曾因負債被迫當兵多年，後因治家嚴謹，經營有道，使家由貧農發展成富農。生有五子，長子、次子早殤，三子毛澤東，四子毛澤銘（澤民），五子毛澤覃；生有二女，均早殤。 | |
母親 | 文七妹（1867年-1919年），原名文素勤，又名文其美，出生於貧農家庭，和善好施，樂於助人。 | |
弟弟 | 毛澤民（1896年-1943年），1921年參加革命，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2月，隨毛澤東到湘潭、湘鄉開展農民運動。隨後，輾轉上海、武漢、天津、香港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兼國家銀行行長、中華蘇維埃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等職。1942年9月17日，與陳潭秋等共產黨員被反動軍閥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被敵人秘密殺害。 | |
弟弟 | 毛澤覃（1905年-1935年），1921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10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曾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紅軍獨立師師長、閩贛軍區司令員等職，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紅林山區被國民黨軍包圍，為掩護游擊隊員脫險，英勇犧牲。 | |
妻子 | 羅一秀（1889年-1910年），又稱羅明秀、羅一姑，父母為毛澤東明媒正娶的妻子，1910年，因患細菌性痢疾，不幸去世，年僅21歲。 | |
妻子 | 楊開慧（1901年-1930年），號霞，字雲錦，出生於湖南長沙，楊昌濟之女。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湖南第一批團員，同年，與毛澤東結婚。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協助毛澤東工作。與毛澤東育有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子。1930年10月，楊開慧被捕。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英勇就義於瀏陽門外識字嶺，年僅29歲。 | |
妻子 | 賀子珍（1909年-1984年），原名桂圓，又名子珍，江西永新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井岡山第一位女黨員。曾任中共永新縣委負責人之一、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吉安黨委婦委、婦女協會組織部長。與毛澤東生有三子三女。 | |
妻子 | 江青（1914年-1991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原名李雲鶴，藝名藍苹，山東諸城人。1938年，與毛澤東結婚。與毛澤東育有女兒李訥。1991年5月14日，自殺身亡。 | |
兒子 | 毛岸英（1922年-1950年），譜名遠仁，字岸英，初名永福，以字行，出生於湖南長沙，毛澤東與楊開慧長子。1939年加入共青團，1943年1月，加入蘇聯共產黨。1946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英勇犧牲。 | |
兒子 | 毛岸青（1923年-2007年），曾用名毛永壽、毛遠義，出生於湖南長沙。毛澤東與楊開慧次子。參與翻譯了列寧的《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俄國工人報刊的歷史》和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等著作。2007年3月23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 |
兒子 | 毛岸龍（1927年-1931年），出生於湖北武漢。毛澤東與楊開慧三子。1931年，在上海因患腹瀉性緊口痢疾，由保育員送廣慈醫院救治無效死亡，年僅4歲。 | |
女兒 | 毛金花，1929年出生於福建長汀，毛澤東與賀子珍長女。生下後不久，被送給當地老鄉撫養。1932年，毛澤民按照賀子珍的記憶去尋找，得到的回答是：孩子已經不在人世。 | |
兒子 | 毛岸紅，1932年出生於福建長汀，毛澤東與賀子珍長子，紅軍長征後失蹤。 | |
女兒 | 李敏，1936年出生，又名嬌嬌，毛澤東與賀子珍之女。 | |
女兒 | 李訥，1940年出生於延安，毛澤東與江青之女。 |
歷史貢獻
一、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經過了長期的革命鬥爭，終於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創建了新中國。
二、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三、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開始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艱辛而曲折的探索。
四、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五、奠定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為開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人物評價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
毛澤東同志出生的那個年代，由於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國已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吶喊，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台，但都以失敗告終。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後，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抵禦外敵入侵、反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偉大鬥爭。在這關係國家存亡、民族解放的波瀾壯闊偉大鬥爭中，湧現了一批批人民英雄、民族脊樑，毛澤東同志就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一代偉人。
青年時代，毛澤東同志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壯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於危難的遠大志向，投身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為了找到中國的出路，毛澤東同志“向大本大源處探討”，在反覆比較和鑑別中，毅然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崇高理想，從此一生追尋，矢志不移。
毛澤東同志的一生是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而不懈奮鬥的一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成立後，團結帶領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使中國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
在幾十年艱難而輝煌的戰鬥生涯中，毛澤東同志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作出了光耀千秋的歷史貢獻。
毛澤東同志帶領人民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具有普遍適用性，只有同各國實際相結合才能顯示出強大的真理力量。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套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在同各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過程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艱苦鬥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特色的立場、觀點、方法，體現為實事求是、民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基本方面。這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毛澤東同志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具體實際之“的”的偉大實踐，為我們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光輝典範。
毛澤東同志帶領人民鍛造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建設事業必須由一個先進政黨來領導。毛澤東同志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同志是最早一批建立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參加了黨的一大會議，在井岡山鬥爭時期領導了紅軍和根據地黨的建設。他明確提出要把黨的建設作為一項“偉大的工程”來推進，並且成功領導實施了這一偉大工程。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黨的建設理論的奠基人。他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史上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的關係，揭示了黨的建設的基本規律，為加強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著重強調要從思想上建黨，創造了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創造性地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正確處理黨內關係、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概括形成了黨的“三大作風”，成為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在探索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深刻思考中，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那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等等。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積極探索執政黨建設規律，強調要始終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作風，高度警惕並著力防範黨員幹部腐化變質，堅決懲治腐敗，等等，積累了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初步經驗。毛澤東同志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在一次次革命性鍛造中不斷走向成熟，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毛澤東同志帶領人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是我們黨的初心使命。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於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毛澤東同志強調，“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中國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偉大跨越，掌握了自己命運的中國人民，通過各種途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在黨的領導下，新生的人民政權實現和鞏固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實現和鞏固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大力推動經濟建設，奮力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有力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提高人民民眾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建立和發展了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強大國防力量，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屢遭外敵入侵的歷史，我國國防力量走在世界前列；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尊嚴，徹底結束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具有完整主權的國家屹立於世界東方。古老的中國在人民的手中換了人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
毛澤東同志帶領人民創建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毛澤東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闢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在中央蘇區和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為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領導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了我國的國體、政體、國家結構形式，建立了新中國國家政權組織體系，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中，還探索建立了社會主義科技、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具體制度。毛澤東同志領導建立的植根中華大地、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人民願望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優越性，不僅在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毛澤東同志帶領人民締造了戰無不勝的新型人民軍隊。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毛澤東同志最早提出並領導武裝鬥爭、創建人民軍隊工作。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中，他系統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民眾保持親密聯繫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他規定了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規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確立了政治建軍原則，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執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形成了一套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方針和方法，系統提出了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為人民軍隊打敗國內外異常兇惡的敵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根本指引。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同志深入探索人民軍隊建設新的特點規律，提出必須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的重要指導思想，為鞏固新生人民政權、確立中國大國地位、維護中華民族尊嚴提供了堅強後盾。毛澤東同志親手締造的人民軍隊，成為忠誠於黨、忠實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力量，成為完全徹底為中國人民奮鬥的子弟兵，是保證國家獨立、人民幸福、國防鞏固的堅強柱石。
毛澤東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黨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後人的崇高精神風範。毛澤東同志展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於開拓的非凡魄力、爐火純青的鬥爭藝術、傑出高超的領導才能、心繫人民的赤子情懷、坦蕩寬廣的胸懷境界、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贏得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愛戴和敬仰，毛澤東同志的崇高精神風範永遠是激勵我們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毛澤東在他的晚年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不可爭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崇敬。中國共產黨在他逝世5年以後，對他的全部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評價。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