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承宗(1941年-),中國音樂家、鋼琴演奏家、作曲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改名殷誠忠;殷承宗出生於廈門鼓浪嶼;12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入學兩個月後被蘇聯專家謝洛夫選入專家班;1959年殷承宗參加了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榮獲第一名;1960年赴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深造;文革期間因成功改編、演奏鋼琴伴唱《紅燈記》和鋼琴協奏曲《黃河》而迅速走紅,並與訪華的奧曼迪、阿巴多等指揮大師有合作;目前錄製有20多張唱片,其中他在1971年同中國中央樂團合作的“黃河”鋼琴協奏曲唱片發行了數百萬張。作為《黃河鋼琴協奏曲》的主要創作人和首演者,殷承宗過去多年來在世界各地與眾多著名樂團演出過上千場,並獲得中國“金唱片獎”。
殷承宗(1941—),出生於“鋼琴之鄉”福建省廈門鼓浪嶼;文革期間曾用名“殷誠忠”;先後獲得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第一名、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第二名。他致力於鋼琴音樂的中國化,其創作的鋼琴伴唱《紅燈記》是中國音樂與戲曲史上的一支奇葩,由他主持並作為創作者之一的鋼琴協奏曲《黃河》是迄今中國最重要的、在世界範圍傳播最廣和被演奏最多的鋼琴作品。他對《黃河》的經典詮釋具有權威性。
他的鋼琴演奏風格純正,技巧純熟,以出眾的鋼琴演奏素養和作品詮釋能力贏得了國際樂壇的廣泛肯定。
1962年獲得“莫斯科第二屆柴科夫斯基國際鋼琴大賽”亞軍(據稱是因中蘇關係緊張的政治原因造成僅獲亞軍)。1965年殷承宗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到中國中央樂團擔任首席鋼琴演奏家。
文革時期,1968年完成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創作、公演,被列入“八個樣板戲”名錄,成為“文藝與工農兵相結合,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榜樣。
與中央音樂學院的儲望華、盛禮洪、許裴星、劉莊、石叔誠等6人合作,借用冼星海《黃河大合唱》主旋律改編創作(1969年)並演奏(1970年)鋼琴協奏曲《黃河》。氣勢磅礴,感情飽滿。據傳周恩來聽畢驚呼“冼星海復活了”;他探索了用鋼琴演奏京劇、古曲使之融入時代大眾的通俗化道路。
1971年隨中央芭蕾舞團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國,在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演出前加奏《黃河》。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提升為中央樂團黨委副書記,又被任命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後被作為“四人幫在中央樂團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審查。
文革結束後,1983年移居美國,同年秋天在“卡內基音樂廳”首度舉行個人鋼琴獨奏會,隨後在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演出。1987年5月殷承宗在倫敦韋格蒙音樂廳舉行鋼琴演奏會。
1990年秋天應前蘇聯“柴科夫斯基明星協會”邀請參加柴科夫斯基150年誕辰紀念演出。
先後與費城管弦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莫斯科愛樂樂團等樂團合作。被西方樂評家稱許為“結構嚴謹,聲音純淨,色彩豐富,內涵深厚”。
1993年為中央電視台35周年台慶演出鋼琴協奏曲《黃河》。
第四屆柴科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音樂比賽(中國所承辦的最高級別國際音樂大賽)於2002年10月在中國廈門舉行時,他擔任總評審會主席。
為世界各地灌近二十多張唱片,包括他參加創作的著名黃河鋼琴協奏曲(中國唱片公司1971年同中國中央樂團合作演出的唱片發行了數百萬張)。並把中國傳統古典樂曲和民間樂曲改編創作成鋼琴曲進行演奏,如《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湖秋月》、《百鳥朝鳳》等。
1941年,殷承宗出生在福建省廈門市鼓浪嶼的一個基督教家庭。3歲的殷承宗就對鋼琴音樂有濃厚興趣,7歲開始正式學習鋼琴演奏,9歲(1950年)在鼓浪嶼毓德女中禮堂舉行鋼琴獨奏會。
殷承宗12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兩個月後被蘇聯專家謝洛夫選入專家班,是該班年紀最小的的學員。1956年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音樂周開幕式,殷承宗作為音樂會上惟一一位少年擔任鋼琴獨奏。1956年,被蘇聯專家塔圖良選拔到中央音樂學院(當時在天津,至1958年遷北京)學習。一年後塔圖良調回蘇聯,殷承宗返回上海音樂學院,遇上他的第三位蘇聯鋼琴老師阿爾札瑪諾娃。中央音樂學院任教的蘇聯專家克拉芙琴科到上海講學,聽了殷的演奏後把他帶回中央音樂學院。1958年16歲的殷承宗第一次出國參加羅馬尼亞埃乃斯庫比賽,初試身手準備不足倉促上陣而名落孫山,回到北京在中央音樂學院繼續跟克拉芙琴科學習。
1959年,17歲的殷承宗參加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鋼琴比賽,十位評審全部給予滿分而榮獲第一名。此後殷承宗受國家委派到蘇聯列寧格勒音樂學院學習,並準備參加1962年的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其間也經常聽音樂會、歌劇或看芭蕾舞演出、看畫展,拓展和豐富了藝術修養。第二屆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的參賽者中有如英國的奧格東和蘇聯的阿什肯納吉都是年逾25歲多次國際比賽折桂的職業演奏家,殷承宗面臨巨大挑戰。
比賽中殷承宗技驚四座,觀眾反響最為熱烈,評審給予高度評價:“殷承宗有著對音樂的深刻理解和無懈可擊的技巧”,“殷以他的才華征服了莫斯科人”。
在中蘇關係惡化、政治因素介入比賽名次排序的情況下,殷承宗屈居第二(第一名是後來成為世界著名鋼琴大師的阿什肯納齊)。
得獎後的殷承宗在蘇聯各地巡迴演出五六十場。蘇聯留學三年,殷承宗以各科滿分的優異成績,提前修畢鋼琴本科課程,並繼續修讀作曲和指揮。
1963殷承宗應招回國。毛主席為了解當時文藝界的情況安排於1963年12月31日舉行小型文藝晚會,殷承宗演奏彈了自己處女作《秧歌舞》,毛主席鼓勵殷承宗多搞民族的東西。1964年9月在“四清”運動中殷承宗被安排到北京通縣勞動鍛鍊,深入接觸了底層農民。1965年於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到中國中央樂團擔任首席鋼琴演奏家。
由於鋼琴彈的都是西洋音樂,批判“封、資、修”的潮流之下,鋼琴的命運在中國跌入低谷。殷承宗看到當時出現的現代京劇、現代舞劇中京劇演員、芭蕾舞演員都活躍在舞台上,於是他不再消極等待,決心用實踐證明鋼琴能夠“洋為中用”、能夠為工農兵服務。1967年5月為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到社會上為民眾演出的熱潮,他和幾個朋友自發地採取一個大膽行動,把一台立式鋼琴搬到天安門廣場演出,從彈奏民眾熟悉的歌曲開始,接著讓觀眾隨意點奏。開始大多點的是當時全國流行的語錄歌。有觀眾要求聽京劇,而他當時對京劇一竅不通,但因中央樂團已搞了交響音樂《沙家浜》,他對該劇的曲調還比較熟悉,憑記憶彈了一點。回去後連夜趕寫了該劇中沙奶奶斥敵的一段,第二天找一個會唱的人一起回到天安門為民眾演出,反響非常熱烈。在天安門連演三天后,又到建國門等北京其它街頭去演出,受到觀眾的喜愛。隨後收到大量的民眾來信表示讚揚和鼓勵。
受天安門廣場演出經歷和觀眾點唱京劇的啟發,殷承宗有了創作《鋼琴伴唱紅燈記》的衝動。於是他到中國京劇院去拜師,並對京劇和鋼琴這兩種屬於東西方不同文化的藝術做了極為仔細的研究。1967年國慶節,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殷承宗和劉長瑜合作演出鋼琴伴唱《紅燈記》引起轟動,中央首長給予充分肯定。
此後殷承宗繼續完成李玉和、李奶奶唱段,1968年全部完成。《鋼琴伴唱紅燈記》被列入“八個樣板戲”名錄,成為“文藝與工農兵相結合,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榜樣。《鋼琴伴唱紅燈記》這一全新音樂形式的大膽嘗試,最成功之處在於將中西音樂文化中各自突出的優點相融合,為鋼琴音樂的民族化開闢了前所未有的的道路。
鋼琴伴唱《紅燈記》成功後,殷承宗開始考慮創作重大題材的鋼琴協奏曲音樂,讓鋼琴以主角身份站立起來,融入時代、融入大眾生活。當時一張大字報中講到中央首長接見中央音樂學院學生時說鋼琴應彈京劇、彈《黃河大合唱》、《歌唱祖國》。這給了他啟發。他找音樂學院的一些學生商量,最後主題落在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上。為創作鋼琴協奏曲《黃河》成立了創作小組,有殷承宗、儲望華、盛禮洪三人,加上殷承宗的學生許斐星做秘書,由中央樂團軍代表帶領,一行五人到黃河沿岸體驗生活。後來創作班子增加了劉莊、石叔誠(主要作為鋼琴演奏B角)。經過近一年的努力,1969年年底前作品基本完成。為了在第四段以“東方紅”旋律將音樂推向高潮,殷承宗閉門一星期反覆推敲,將“東方紅”旋律融於整體,形成激情澎湃震撼人心的高潮。
197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審查《黃河》。演奏完畢,周恩來總理激動地喊出“星海復活了!”。1970年5月1日,鋼琴協奏曲《黃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正式公演。1971年,殷承宗隨中央芭蕾舞團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國(後因故取消前往英、法、意的演出),每場演出芭蕾舞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之前都首先加演《黃河》。
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中國文藝界迎來一個比較開放的時段。倫敦交響樂團、維也納愛樂樂團和費城管弦樂團相繼來訪,殷承宗和這些樂團合作演出《黃河》。1973年與克勞迪奧·阿巴多率領的維也納愛樂樂團的合作演出給殷承宗本人留下深刻感觸,而與尤金·奧曼迪率領的費城管弦樂團的合作,紐約日報記者向美國報導中寫了許多對殷承宗的好評。之後日本方面邀請他去日本演出。日方希望他的曲目能夠中西各半,而中方只讓彈中國作品,但當時並沒有足夠多的中國作品可彈。殷承宗感覺到需要創作一批中國的鋼琴獨奏作品,使之能夠撐起整台音樂會。
殷承宗獲準組成由他和儲望華、劉莊、黎英海、杜鳴心、王建中等人參加的創作組,專門寫鋼琴獨奏曲。他和創作組部分成員連同鋼琴搬進當時正在整修未對外開放的北海公園里靠湖邊的一個環境清靜但設施簡陋的房子,室內沒有自來水、煤氣、廁所,要自己挑水、生火爐、使用室外公廁。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此度過了創作豐收的一年。創作組選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國傳統音樂精華的一些古曲,拜訪了多位琵琶演奏家以及國樂老前輩楊蔭柳、曹安和等人,收集大量資料,聽大量錄音。經過一年的矛頭鑽研、創作,寫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鳥朝鳳》等鋼琴獨奏曲。此後再去陝北採風,寫出陝北民歌組曲,殷承宗還用《鋼琴伴唱紅燈記》中的兩段改寫了鋼琴獨奏曲,杜鳴心用舞劇《紅色娘子軍》的音樂改寫了鋼琴組曲。兩年的努力,完成一個多小時的作品。用體現琵琶指法效果的演奏方法寫出的《十面埋伏》或許當時難以令人接受,沒能通過文化部審批。《十面埋伏》因此被埋沒十年,到1983年得到首演機會。1975年殷承宗應邀赴日本演出,除按日方要求演奏了《黃河》以及上述古曲,由NHK電視台錄像在日本播放。
1975至1976年間,殷承宗帶領中國藝術團(一個由六十多位從全國各地選拔上來,擁有器樂、聲樂、舞蹈各方面人才的表演團隊)到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國家訪問演出。
在中央樂團擔任領導的那段日子,他大部份時間在搞創作、出訪及為所有來訪的國家元首演出,參加拍攝了五部與鋼琴有關的電影:鋼琴協奏曲《黃河》、《鋼琴伴唱紅燈記》、中國藝術團演出的《百花爭艷》、英國記者格林拍攝的《前進,紅色的中國》(其中有與中央樂團演奏李斯特第二鋼琴協奏曲)以及記錄有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鋼琴比賽片段的名為《音樂的春天》的記錄片。
殷承宗197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提升為中央樂團黨委副書記,後又被任命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曾被列入“四人幫”組閣名單,擬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1976年10月後被作為“四人幫在中央樂團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審查,其間被囚禁在樂團(隔離審查)十個月。在這不能練琴十個月里,他做了兩件事:一是撐手,十個月下來手不但沒萎縮,反而被撐大,能彈十度了(原只能彈九度)。二是在腦子裡背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譜等以前彈過曲子。當時大家都想當然地認為“江青是殷承宗的入黨介紹人”,而江青作為“四人幫”之魁首被徹底打倒,組織上自然要重新考慮殷承宗的黨籍問題。李德倫對此予以澄清:“早在‘文化大革命’前,黨支部大會就討論通過了殷承宗的入黨申請,我是介紹人。只是當時黨委沒批。我證明,他的入黨手續是完備的”,認為不該禁止他演出。事情逐步搞清後,殷承宗被允許恢復自由。他當獲悉在住家附近的河北梆子劇團有架鋼琴,通過同學吳靈芬的關係到那裡練琴。已三、四年沒有演出的殷承宗,為了恢復演出感覺,每星期天請同學和朋友們來聽他演奏,慢慢把舞台感覺找了回來。一封反映殷承宗無法參加演出活動的信交到了文化部長黃鎮的手裡:“他的問題現在已查清了,他要求參加排練演出,但有關領導不知為什麼不讓他演出,硬要一個青年鋼琴家去音樂學院做教師工作。這種做法,在政策上是欠妥的,對於一個世界知名的鋼琴家來說,不讓他上舞台演奏,等於斷送了他的藝術生命,其影響和後果都是不好的。我認為應該改變這種做法,讓殷承宗參加排練和演出活動。”黃鎮完全同意此信的觀點,當即指示樂團安排殷承宗演出,並接見了殷承宗。
1980年7月16日晚,殷承宗在中央音樂學院禮堂舉行鋼琴協奏曲音樂會,由美國指揮家戴維·吉爾伯指揮中央樂團交響樂隊協奏,演奏了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和李斯特第二鋼琴協奏曲。全場聽眾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長達十分鐘之久。這是殷承宗文革後首次重登舞台。
1982年1月,殷承宗在民族文化宮禮堂,再度由戴維·吉爾伯指揮中央樂團交響樂隊協奏,演出拉赫瑪尼諾夫第三鋼琴協奏曲——這是該名作在中國的首演。演出大獲成功。
美國著名鋼琴家、歷任柴可夫斯基和蕭邦國際比賽評審的尤金·李斯特教授聽了殷承宗獨奏音樂會後說:“1962年我在莫斯科聽過殷承宗的演奏,他的技巧,演奏也很輝煌。二十年後的今天再聽,覺得他更加成熟,演奏更有說服力,最主要的是他自始至終把技巧融在音樂里,把我完全迷住了。我聽了幾十年的鋼琴演奏,耳朵都聽出了繭,但殷承宗的演奏卻使我耳目一新。他不愧為青年鋼琴大師。”
經歷風雨的殷承宗有了到國外去重新開始奮鬥的想法。審批手續幾經周折終獲批准。1983年3月,他攜五歲大的女兒踏上了完全陌生的美國,開始新的艱苦創業。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首次獨奏音樂會。《紐約時報》發表評論:“對於我們這些常以“孤立”來形容中國歷史的人,殷承宗使我們驚訝。四十二歲來自中國的鋼琴家星期三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他在紐約的首演,展現的不僅是他對樂器的卓越控制,還有他對樂曲的正確理解。在所有的樂曲中,殷承宗表現了對古典音樂的敏銳而又自然的領悟,特別是他彈奏的莫扎特,他能感覺到音樂中張與弛的對比,並恰到好處的強調適當的片段。殷承宗在貝多芬和李斯特的樂曲里,展現出超人的力度和速度,證明他可以跟其他一流的鋼琴家並駕齊驅。”。
1985年,殷承宗在華盛頓舉行獨奏會後接受美國電視台採訪時對記者說:我到美國要乾三件事。第一,我要在全美各地演出,在好的音樂廳演出,實現我從小就想到全世界演出,灌唱片的夢想。第二,在可能的情況下向美國和世界的聽眾介紹中國的鋼琴藝術。第三,今後年紀大時,把自己積累的經驗傳授給年青的鋼琴家。赴美後成功轉型為職業演奏家的殷承宗,足跡遍及美國四十個州和俄、英、德、芬蘭、加拿大、韓國、新加坡等國,多次到台灣、香港演出,在許多著名的音樂廳舉辦過幾百場演奏會,其中包括五次卡內基音樂廳、三次林肯中心以及倫敦威格默音樂廳、莫斯科音樂學院大廳、聖彼得堡愛樂大廳等等。殷承宗終於成功地登上並站穩在國際樂壇。《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殷承宗的莫扎特是速度保守而嚴謹,表現出正宗古典的風格,他的舒伯特表現了高尚的氣質。而今有些已成功的鋼琴家避忌選擇李斯特的曲目,但殷承宗的B小調奏鳴曲的演奏證明了他是李斯特專家。” 《芝加哥論壇報》評論說:“在這個追求準確的時代,能聆聽殷承宗這樣的演奏是一種享受。它勇於冒險的精神在技巧複雜又艱難的李斯特B小調奏鳴曲中表露無遺,這首號稱為李斯特鋼琴作品中最高成就的奏鳴曲,給予表演者的挑戰在於如何把眾多的音群和變化的動機組合成有條理的陳述。殷承宗對此曲的處理加了幾許的炫耀,使得他的演出成為當今最有力的詮釋之一。”《舊金山記事報》評論說:“殷承宗是屬於詩人、哲學家型的藝術家。他的演出絲毫沒有為炫耀而炫耀的傾向。他用恰到好處的控制和驚人的技巧流暢地表現了樂曲的深度。他的技巧在樂曲需要時表現得淋漓盡致。從這個角度看,殷承宗的風格極像阿勞,或許還要更細膩、更敏感。他的演出有少見的穩重和高貴的氣質。”《紐約時報》評論說:“殷承宗對圓滑的連音和歌唱般的音色特別注意,實在很難得聽到一位演奏家把鋼琴的音色表現得如此動人,如此富有感情---這是以靈敏的美感把琴音本身的美完全表現出來。”《波士頓環球報》評論說:“殷承宗的演奏風格是誠實直接且有權威性。在斯克里亞賓熱情的第五號奏鳴曲中更是剛強、刺激而又充滿豐富色彩。這首曲子有著奇特的組合,包括瘋狂的速度和沉靜的夢幻,因此有時會顯得放縱或失去理智。殷承宗的演出既火爆又寬廣,保持了一種特有的理智。”1990年秋天殷承宗應蘇聯“柴科夫斯基明星協會”邀請參加柴科夫斯基150年誕辰紀念演出。
殷承宗一直努力把中國作品介紹給美國和全世界。1996年他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十面埋伏》和《春江花月夜》,1997年在林肯中心演出鋼琴協奏曲《黃河》。聽眾反應熱烈,輿論界給予高度評價,把《十面埋伏》譽為“中國第一狂想曲”,說殷承宗是“將東方帶到西方”的中國傑出音樂家和“最令人興奮的鋼琴家”,而《黃河》則成為在全世界演奏的經典曲目。
培養學生是殷承宗的第三個願望。許多優秀的青少年鋼琴家跟他學過琴,當中不少學生在國際比賽中得過大獎,諸如96年英國里茲鋼琴比賽第一名、95年波格萊里奇鋼琴比賽的頭獎都是他的學生,在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鋼琴比賽中,他的學生得過第一、第二。殷承宗還曾擔任克里夫蘭音樂學院的常任演奏家和教授。他曾不取分文指導少年郎朗。
旅居美國十年之後的1993年,殷承宗接到來自祖國的邀請,為中央電視台35周年台慶演出鋼琴協奏曲《黃河》。當聽到主持人報幕時,他忍不住地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自那以後,他每年都回國演出兩、三次。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他被邀請在天安門廣場演奏《黃河》,並在7月1日“慶回歸”節目中向全世界播放。
由於殷承宗的不懈努力,第四屆柴科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音樂比賽於2002年10月在中國廈門舉行,由他擔任總評審會主席。
殷承宗與“黃河”鋼琴協奏曲
“黃河”鋼琴協奏曲以冼星海作品《黃河大合唱》為主要素材,由殷承宗主持創作並擔任首演鋼琴演奏的音樂作品,“文革”時期開始風靡全國,為八個樣板戲之一。1969年黃河鋼琴協奏曲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作匯報演出時,周恩來總理親臨現場聆聽。演出過程中,周總理一直打著拍子,最後情不自禁地站起來喊出“星海復活了!”
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從中央樂團到中央音樂學院來看大字報。殷承宗有了鋼琴伴唱《紅燈記》之經驗,便想在“鋼琴革命”的步伐上再邁出新的一步。這時中央音樂學院二樓西牆上,正有陳蓮女士的大字報貼出。(陳蓮於1964 年上書毛澤東,獲毛支持,批覆“信是寫得好的。”之後,江青曾接見她。)
陳蓮在此大字報中第一次披露江青曾對她說:“《黃河大合唱》很有氣勢,可以寫成鋼琴協奏曲。”後來,殷承宗便向江青寫信,擬把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改寫為鋼琴協奏曲。江青閱信後批覆:“很好。《黃河大合唱》可以留曲不留詞。”光未然的歌詞,當年啟發了冼星海的創作衝動與靈感,今天也同樣啟迪和萌發《黃河》鋼琴協奏曲創作組成員的想像力和樂思。
《黃河》創作組從1969年2月成立之後,成員曾有變化。杜鳴心離去之後,殷承宗從中央音樂學院借調了作曲家盛禮洪先生來主持樂隊配器工作。本文作者當時在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專職從事鋼琴教材創作,以往和殷在探索中國鋼琴作品創作方面,志向較合,這次他費了不少力氣,把他借調到中央樂團做搭檔。
許裴星則是剛剛分配到中央樂團工作的年輕鋼琴伴奏演員,曾是殷的學生,殷留他在組內,請他協助一些事務性工作,亦部分地參加創作組的討論。後來幾個月中,青年鋼琴家石叔誠也部分地加入到創作組的活動中,因為他是擔任《黃河》鋼琴協奏曲的B組獨奏演員,了解《黃河》創作意圖,可以更好理解和演奏該作品。他們二位憑年輕人的聰慧敏感,也發表了一些好的意見。不過他們並不擔任任何實際創作工作。殷承宗在受命組建《黃河》創作組的過程中,又請來另一位女士劉莊。
到了1969年初夏,《黃河》協奏曲完成了第一稿。試奏時,請來了李德倫、嚴良堃(《黃河大合唱》的權威指揮家)、杜鳴心和中央樂團交響樂隊各聲部長共十餘人。由殷承宗擔任鋼琴獨奏,儲望華擔任第二鋼琴(即樂隊部分)協奏。從1969年8月到12月,在完成了醞釀方案、體驗生活、民眾集體討論以及對第一稿修正的認同之後,進入了整體運作的第二階段,即創作執筆階段。《黃河》鋼琴協奏曲,由殷承宗、儲望華、劉莊、盛禮洪四人負責執筆,日夜奮戰。
《黃河》鋼琴協奏曲的每一個音符,都可以追溯到它之前的初衷,落筆,定稿。創作室內抽屜、紙簍中數百上千張被廢棄的舊稿譜紙……有集體智慧型的凝聚,更有創作者們的汲取、篩選及提煉的功夫。
和殷承宗的另一部作品《鋼琴伴唱紅燈記》一樣,鋼琴協奏曲《黃河》取得了巨大成功,殷承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殊榮,1973年被提升為中央樂團領導,並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以該曲為保留曲目在全美最著名的音樂殿堂――卡內基音樂廳舉行了首次獨奏音樂會,引起巨大的轟動。人們震驚了,音樂專家震驚了,世界著名樂團震驚了——中國竟然還有如此藝術高度的音樂!他們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這部來自東方的紅色中國之音樂作品。
但是也有美方部分人士就《黃河》結尾處的《東方紅》和《國際歌》旋律要求中國方面進行修改。殷承宗說,《東方紅》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黃河》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使在台灣演出也不會刪去。在原創者殷承宗的堅持下,《東方紅》和《國際歌》的旋律得以保留。此後,在各種音樂會中,《黃河》逐步在歐美西方國家演出,就這樣,《黃河》真正走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為中國交響樂在世界樂壇上爭得了她應有的地位。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內對該作品卻正在大力鞭撻,因為是“文革樣板”,似乎就應該打入冷宮。八十年代後期,隨著《黃河》鋼琴協奏曲在國際上的影響日漸擴大,在一些訪問演出中,中方不安排這個曲目已經成為一種難以解釋的尷尬。在文藝作品中儘量避諱明顯的毛澤東印記和“革命”內容是當時的社會氛圍。在此情況下,根據一些人的授意安排,石叔誠對該作品進行了較大的修改,這主要是針對第四樂章高潮時的《東方紅》音調和《國際歌》的旋律。也就是用“石叔誠版”(即第四樂章中之“東方紅”版改用“黃河頌”版,後來人們將“東方紅版”稱為“殷承宗版”,而將“黃河頌版”稱為“石叔誠版”。
這樣,在國際和國內的演出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黃河》鋼琴協奏曲,這種奇怪的現象引起了聽眾的迷惑及音樂界人士的置疑,當人們在電視上看到這一幕時,無不感到深深的遺憾。
此後,國內在90年代初陸續出現“文革樣板戲”復出熱,社會呈現明顯的“多元化”色彩,各種觀點並置交鋒,“一邊倒”的情況有所改變,重新審視文革時期文藝作品的藝術價值也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京劇《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劇目不顧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陸續復排上演。尷尬已經形成,文化部對上述現象保持了低調,但《黃河》在國際上得到的盛譽已經引起音樂界許多人的注目與深思。
1993年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文化部與中央電視台多次派人與殷承宗聯繫,懇請他回國參與紀念活動的演出盛典。
就這樣,殷承宗當年酸楚地帶著《黃河》被迫出國,而今卻受到貴賓般的禮遇被邀請回國做了幾場演出,當時在中央電視台演出聽到主持人報幕時,殷承宗忍不住流下激動的淚水。
今天,全世界每年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演奏《黃河》鋼琴協奏曲,也是全球銷量最大的中國嚴肅音樂唱片之一,有人甚至認為,即使100年內,國內也不會有超越《黃河》的經典鋼琴曲目了。
中國傳統樂曲和民間樂曲改編創作
在創作鋼琴伴唱《紅燈記》繼而鋼琴協奏曲《黃河》成功之後,殷承宗希望進一步創作中國作品,好讓鋼琴有開獨奏會的機會。
寫作組選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國音樂精華的一些古典,拜訪了多位琵琶演奏家,連國樂老前輩楊蔭柳、曹安和都訪問過,收集了許多資料,聽了大量錄音,他們用五線譜把每一個音符,滑音,指法重新整理。就這樣,殷承宗埋頭鑽研了一年國樂,和寫作組一道寫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鳥朝鳳》等曲子,又去到陝北採風,寫了陝北民歌組曲,殷還把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兩段改寫為鋼琴獨奏曲,杜鳴心把《紅色娘子軍》寫成鋼琴組曲。經過兩年的努力,匯集成一個多小時的作品,送交文化部審批。沒料到完全按照琵琶指法那種演奏方法寫出的《十面埋伏》竟然沒能通過審批。《十面埋伏》因而被埋伏了十年,直到1983年才得到首演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