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關於光榮和恥辱及其相互關係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榮辱觀
- 定義：儒家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關於光榮和恥辱及其相互關係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
基本釋義,孔子的榮辱觀,孟子荀子的榮辱觀,宋代儒家的榮辱觀,歷史意義,
基本釋義
榮與辱是揭示社會對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以及個人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意義的評價和內心感受的一對範疇。榮與辱都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從主觀方面說：榮，是指個人對自己思想行為社會價值的肯定評價，它和道德良心中的知恥心、自尊心密切相聯；辱，是指個人對自己思想行為社會價值的否定評價。從客觀方面說：榮，是指社會對個人思想行為社會價值的肯定或讚譽；辱，則是社會對個人思想行為社會價值的否定或譴責。
中國是一個重倫理傳統的社會。歷史上，許多思想家提出了對人的思想行為進行評價的問題，也留下了很多精闢的見解。儒家的榮辱觀就是其中之一。儒家的榮辱觀從不同的角度剖析了榮和辱的內涵，提出了區分榮辱的標準，探討了榮辱之間的相互關係。儒家的榮辱觀把榮辱問題和人生的處世原則結合起來，把榮辱與修身，並進而與功名成就和治理國家結合起來，內容豐富。
早在原始社會，與當時極端低下的生產和文化相應，產生了原始人的榮辱觀。原始人以誠實勞動、同甘共苦為榮，以偷懶欺騙為恥。到了奴隸社會，榮辱觀開始多樣化，不同的社會集團有了不同的榮辱觀。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儒學的創始人孔子對榮辱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孔子的榮辱觀
孔子贊成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而以無所事事為辱。他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陽貨》）一個人要活動，要有為，即使是進行一種遊戲，也比無所事事好得多。由於推崇積極有為，因此孔子認為無能是十分令人羞辱的。“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另據《二程集》所載，孔子還對人們關於無能的態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子曰：‘恥不能而為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孔子還把他的榮辱觀貫徹到人生修養的具體行為之中，他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為了把眾多關於倫理道德和人生修養的原則統一起來，孔子提出了仁這一範疇，認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培養精神生活、提高精神境界，凡符合仁的思想行為則榮，反之則辱。“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這裡的“與”是信從、尊崇、贊成的意思。不難看出，孔子認為富貴利益並不是人生所應追求的價值目標，道德才是人生所應追求的真諦。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同上）
孟子荀子的榮辱觀
在孟子看來，榮辱對人的影響至關重大：“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盡心上》）孟子明確提出了判斷榮辱的標準問題。他說：“仁則榮，不仁則辱。”（《孟子·公孫丑上》）孟子也強調義的作用，把取義看成是光榮的事，他認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到了荀子，他把對待義和利的態度看做判斷榮與辱的標準。他說：“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荀子·榮辱》）在荀子看來，榮辱問題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情雜污，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愨，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荀子·修身》）
宋代儒家的榮辱觀
在宋代，張載也提出了自己對榮辱的看法。他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張載集·正蒙》）由此可見，張載重義重禮，以符合義與禮為榮，以不符合義與禮為辱。張載十分推崇義，他說道：“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慾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張載集·經學理窟》）陸九淵對榮辱問題講得也很明白。他把對待義的態度作為判斷榮辱的標準，說道：“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陸九淵集》卷十三《與郭邦逸》）不僅如此，他‘在看到榮辱相互對立的同時，也看到了榮辱相互統一的方面，把榮辱關係看做對立統一的關係，認為知榮才能知辱，從而使他的榮辱觀帶有一定的思辯色彩。他說道：“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陸九淵集》卷三十二）
歷史意義
儒家的榮辱觀是儒家社會倫理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對榮與辱及其相互關係的辨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公共生活的處世原則，包含著許多合理的因素，客觀上維護了一定的社會正義，引導著人們對個人的思想行為進行合適的恰當的判斷，為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儒家的榮辱觀是一種抽象的榮辱觀，它沒有從社會的經濟生活出發去分析人們的思想行為，也沒有從不同人的利益要求出發去考察人們的思想行為，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極大的片面性，它的積極作用也就有著很大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