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園書目》古今無名氏‘三國故事’目,著錄此劇正名;《今樂考證》、《曲錄》亦著錄之。此劇現存版本有:(一)明萬曆間脈望館抄校本,未題作者,北京圖書館藏;題目作:‘英雄漢涿郡兩相逢’,正名作:‘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二)《孤本元明雜劇》本,第十五冊,又作簡名:‘桃園三結義’;據脈望館抄本所校印者。”傅先生《元代雜劇全目》中所載元明間無名氏作家作品有“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不能確指到底是元代還是明代,只是籠統含糊稱為“元明間”,將元、明兩代並舉,說明其出現時期不會早於元代中期,極有可能是元末明初,因為同時期的羅貫中《
三國演義》已問世,其書之第一回目就是“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歷史上一種現象或者一個故事的產生,不是一個偶然或憑空出現的,往往與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前已證“桃園結義”故事產生於元中期,流行於元末明初,這是一段非常的歷史時期。按照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一個王朝的鼎盛時期,往往就是走向沒落的開始。元末明初恰恰就是新舊王朝在變更前社會動盪最劇烈的時期,國內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異常尖銳。元蒙貴族的統治因到了王朝末期而變得極為殘酷,從而激起了民眾的反抗,全國為推翻元朝統治的鬥爭如火如荼。但在各方的義軍如
朱元璋、陳友諒、
張士誠等一方面與元朝軍隊奮戰,一方面義軍之間同時還進行著相互吞併的戰鬥,致使元末的鬥爭變得十分複雜,而在這複雜的形式下,起義隊伍中的每個人也都會面臨忠誠和義氣如何取捨的種種考驗。桃園結義流行於此時,反映了人與人之間講求忠義的道德需求。據一些研究材料表明,《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有志圖王”,曾參加了義軍張士誠部並充當幕僚,但個人道路並非一帆風順。故而發憤編寫歷史小說。將他參加義軍的經歷,加上個人的才智,編撰了《
三國演義》。藉助小說竭力呼喚重信守義,傾心塑造了
漢末群雄,其中桃園結義三位英雄就傾注了個人情感,
關羽還被塑造成了“義絕”。該書多處借人物之口來表明自己的愛憎,如借諸葛亮之口斥責
魏延:“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誠然,桃園結義故事並非羅貫中的原創,
羅本成書時代晚於平話本,在編寫的過程中,大量借鑑和參考元人平話本應該是沒有疑義的。加之本人“遭時多故”,痛恨人與人之間互相傾詐,是以羅本將“桃園結義”的故事描寫的更加豐滿而有意義。至此之後,
劉備的家鄉在其故事的影響之下,也就出現了以
劉關張為主體的紀念祠宇———
三義宮,俗稱三義廟、三義祠。其產生的軌跡是:元人平話本創作於先,接著是元明間有關三結義的雜劇興起,緊接著集大成或稱最終定型的就是羅貫中的《
三國演義》廣泛傳播。三三義宮(廟)———“桃園結義”影響之產物只講義氣不論出身的結合,當然受到社會普遍的歡迎。然桃園結義真正影響後人,甚至出現專門祭奠廟宇,還是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唐、宋人心中,諸葛亮、劉備、
關羽、
張飛等早已成英雄,反覆出現在詠贊詩中。而劉、關、張三人有曠世難逢的兄弟之誼,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並沒有將此作為獨特的話題而重視。甚至在
劉備、張飛故鄉河北
涿州,唐、宋、金時期也只有祭奠劉備的昭烈廟。現存詠贊劉備廟的詩,以宋
朱熹《謁昭烈廟二首》較早。唐人或有詠贊昭烈廟詩,今未曾見。至金、元時期,歌詠涿州劉備廟宇的詩詞、碑刻已然增多,如:金王寂詩《涿郡先主廟》、
王庭筠《涿州重修
漢昭烈帝廟碑》、周昂詩《謁先主廟》、
元好問詞《摸魚子·題樓桑廟》、元陳孚詩《謁先主廟》、
傅若金詩《涿州樓桑先主廟》、
郝經詩《樓桑廟》、《書黃華涿郡先主廟陰》、《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王惲《謁樓桑
昭烈帝廟》等,均以劉備或劉備廟宇為歌詠對象。今
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內一通元代
紫陽先生題《漢昭烈廟詩碑》,恐為尚存
劉備廟最早碑刻。在此,值得注重的是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所記內容。王碑已佚,其碑文見《涿州志》,碑文記載:“涿,先主之故家也。廟距州西南十里,而遠庭有石,乃
刺史婁君延重修記,唐乾寧四年也,則血食於此舊矣。歲久屋老,才庇風雨。今夏四月,里民始議增葺。於是富者以資,巧者以藝,少者走以服其勞,老者坐以董其功,稍完治中堂,新作門屏,又作兩廡,配祀元臣。諸葛孔明、
關雲長、法孝直在東,龐士元、
張翼德、簡憲和在西。”。文中很明確提到至遲唐乾寧四年涿州建有昭烈廟,而王庭筠重修該廟於金人統治時期,即公元1115-1234年期間。碑文還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王庭筠重修的昭烈廟中不僅祭奠昭烈帝,還配祀了諸葛亮、關羽、
張飛等六位“元臣”。元郝經《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中也提到:“廟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遼金以來,皆即故居代為增葺。而正殿當中山靖王之後。昭烈像設袞冕,南向。其佐命將相,則列於兩廡。左則諸葛亮、龐統、
法正、許靖。右則
關羽、張飛、
趙雲、馬超。”從上引金、元諸人詩詞、碑文中我們得知,漢昭烈廟又稱作漢昭烈皇帝廟、樓桑廟、先主廟等,顯然是紀念以
劉備為主體的廟宇,金代到元代早期,
涿州的廟內除了劉備還有諸葛亮等人配祀其中,而後世以祀劉、關、張三兄弟為主體的廟宇———“三義廟”,當時這一名稱是並不存在的。隨著雜劇非凡是羅貫中《
三國演義》的流傳,“桃園結義”的故事更加深入民間。至遲在明代中期,劉備、
張飛故里河北涿郡出現了祭奠
劉關張三兄弟的廟宇———三義宮。今河北涿州市
松林店鎮樓桑三義宮記憶體有明代正德三年
焦芳等刻立的《重修三義宮碑》,此為今存記載三義宮最早的碑刻,其碑文中記載道:“涿之樓桑故有三義廟,祀漢昭烈皇帝,而以其臣關穆侯羽、張桓侯飛配焉。蓋樓桑即昭烈故里,而桓侯為涿人,穆侯雖產解而誓共死之盟實始於此……然則昭烈之於二侯蓋不特一時要結兄弟之義,
終始君臣之義,而於天下萬世之大義,沉淪於凶虐之勢而不可返者,皆特以不墜矣。千載之間,苟所居所履皆合而祀之,豈偶然乎?故廟建於唐乾寧四年,金承安中復新其室宇……”據碑文所記,三義宮的修建年代下限是明正德年,正式年代當為明早期。焦芳於碑文中特意提到“故廟建於唐乾寧四年,金承安中復新其室宇”,是欲將三義宮這個稱謂的歷史提前到唐代,並提到金承安(公元1196-1200年)中還曾修葺過廟宇。而前引金王庭筠《涿州重修漢昭烈帝廟碑》中,恰恰有涿州的漢昭烈廟建於唐乾寧四年的記載,王庭筠正是金大定年進士。說明焦芳這句話的根據源自王庭筠的碑文,只不過焦芳將王庭筠重修的
涿州昭烈帝廟,說成為三義宮了。由一段傳奇故事而引出一個紀念廟宇,這不是惟一,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三義廟對後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清朝和民國時期,三義廟是秘密組織結義、會盟、議事、舉行重大活動的重要場所。明人將漢昭烈廟直呼為三義宮,有意無意之間改變了廟宇的性質,前稱謂突出的是封建等級君臣之禮,強調的是“君”,而改稱後者顯然加入了民間“義”的成分,就是把君臣之禮變成兄弟之義,而這正是民間百姓所願看到和接受的帶有平等意味結果。清
褚人獲《堅瓠集》記載民間廣為流傳的《關西故事》中,
劉備、
關羽、
張飛三人均是階級地位相同的平民。故事說,關羽從蒲州解良殺了當地豪強逃到
涿州後,輕而易舉的將張飛藏在井中的肉取走,“張歸,聞而異之,追及,與之角力,力相敵,莫能解,而
劉玄德賣草鞋適至,見二人斗,從而御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這裡決口不談劉備有高貴血統,只說他賣草鞋,三人之間就沒有距離而能平等結盟。由漢昭烈廟變為三義宮,從平話本粗糙的結拜到《
三國演義》非常嚴厲的“桃園三結義”,應當說是順應了社會歷史的發展,迎合了民眾的需求。明代聞名學者
李贄在其《續焚書·卷五》中,作“過桃園謁三義祠”詩,道出了大眾的心意,詩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誰識
桃源三結義,黃金不解結同心?我來拜祠下,弔古欲沾襟。在昔豈無重義者?時來恆有《白頭吟》。三分天下有斯人,逆旅相逢成古今。天作之合難再尋,艱難何愁力不任?桃源桃源獨蜚聲,千載誰是真兄弟,但聞季子位高金多能令嫂叔霎時變輕重。”這首古詩雖迴避了君臣之禮對人的桎梏,但卻是對世人結交是以黃金的多少來衡量感情深厚的醜惡社會現象的深刻抨擊,感嘆
劉關張三結義這種“天作之合難再尋”。應當指出,如李贄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在慨嘆冷漠人生,那在社會的底層民眾,又將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呢?明人
朱國楨《涌幢小品》卷十四《先主伐吳》文中,更表明了廣大民眾為何崇尚三結義的心聲,朱云:“劉先主與雲長結為兄弟,義氣甚重。方即位,而雲長敗死。平時共患難死生,不少須臾離,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當日誓言為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劉先主之行,決不可已;即不行,亦須枉受張翼德一番臭氣,駐手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死,故可以下見雲長,而先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為輕、義為重者。”此即是桃園三結義之所以流播開來且長久不衰的真實原因。由此我們會引出一個題外話題:桃園結義為什麼古人單就要說桃園,而非別的什麼樹園?這關涉到中華古代
巫文化內容。古人認為鬼畏懼桃樹,故常削桃木為人形,立於戶側,以驅鬼避邪。漢應劭《風俗通·祀典》記:“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兄弟結拜、歃血為盟本是一件十分嚴厲、莊重的事,古人把
劉關張結義的地點說成桃園,便是深受巫文化影響之產物。四“桃園結義”對後世的影響為達某種目的結義為兄弟,這樣的事情古已有之。唐朝皇帝為加強邊境安全曾和回紇、突厥“結為兄弟”。大明王朝統治者如何利用結義故事來籠絡大眾,目前尚未見到鮮明的例證。倒是大清統治者雖是滿族貴族,卻將此運用得得心應手。據《清稗類抄·卷六十四》記載:“本朝羈縻蒙古,實利用《
三國演義》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引《
三國演義》桃園結義事為例,滿洲自認為
劉備,而以蒙古為
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攜貳也,於是累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
宣德關聖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將一段民間故事非凡是漢族的故事與自己的統治結合併運用於實踐,這是滿清統治者的高明之處。雖然當時清世祖尚未全面統治中國,但他能從桃園三結義中悟出結盟多民族來增強自己力量的道理,以求達到最終統治天下的目的,則非平常統治者所能也。此後,大清統治近三百年中,新疆噶爾丹叛亂、康熙出兵抗擊俄國侵略,都是民族矛盾尖銳的表現。而蒙古王朝完全臣服於大清,沒有參與與中心王朝作對的叛亂,不僅如此,“(清聖祖康熙)召科爾沁蒙古王沙津入京,面授機宜,使誘噶爾丹”,則使蒙古貴族完全站在維護祖國統一的立場上。桃園結義竟能使蒙古貴族三百年來對大清像
關羽之於
劉備“服事為謹”,這難道沒有最初受到清世祖尊崇與之結盟有關嗎?自《
三國演義》面世之後,桃園結義故事便風靡社會,引得民間紛紛效仿。而一種社會現象的流行,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即統治者和下層民眾均能接受,否則將是短命的。桃園結義之所以流行社會,就因它是不講究階級地位差別的。清代學者
章學誠批評《
三國演義》說:“《演義》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是以後世學者謂:“天下最足移易人心者,其惟傳奇小說乎……自有《
三國演義》出,而世慕拜盟歃血之兄弟、占星排陣之軍師者多”。這正是桃園結義廣泛受到下層親睞最好的註腳。結義、結拜、歃血為盟,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傳統形式,它是由中國社會宗法結構特點所決定的,源遠流長。
宗法制是從氏族制度血緣關係與祖先崇拜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以農為本,統治者“重本抑末”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完全被束縛在土地上。以土地為中心的人民,沒有更多的選擇,只可能以血緣紐帶組合群體,這就形成了宗族組織。宗族組織既有內向凝聚的傾向,又有外向相斥的傾向,它的強大與繁榮在於與其他宗族組織相互競爭中而獲得。宗族組織內向的凝聚力關鍵是他本身所帶有的血緣關係,所謂“
五百年前是一家”,強調的就是血緣關係。而沒有血緣關係的身處江湖,生活無保障,經常遭受官府、地方豪強欺凌的四方遊民,因為某種利益聚合在一起時,為使相互之間變得更加緊密,便努力的通過某種形式使得這種關係變相的成為“血緣親情”。規模小的“桃園結義”、“義結金蘭”、“拜把子”等。規模大的則建立以虛構的血緣關係為特徵的各種結社組織,孫中山說:“固結團體,則以
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其實,結義、結拜就是將沒有血緣關係的群體和人,以一種虛構的血緣關係為特徵的、準宗族組織的形式結合在一起,形成團體的凝聚力,這是弱小群體抵禦強暴,免於饑寒的最常用的手段。在此,
劉關張三人當年是否結義、是否盟誓,都已不重要了,桃園結義作為後人效仿的經典和楷模已然深入到社會,
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論及此道:“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反映了民國年間,結拜、結義已成當時一種普遍社會現象。五桃園結義———秘密組織團結民眾的手段桃園結義影響後世,因其結義或結拜本生就是中華文化古老傳統,弱勢群體或個人利用這種形式來加強自身力量。當專制統治達到極致,民不聊生時,下層民眾結義成為普遍現象便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