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斯·卡羅伊（匈牙利文：Grósz Károly；1930年8月1日，米什科爾茨，——1996年1月7日，格德勒。）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治家、黨務和國務活動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前部長會議主席（總理）、前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匈牙利共產主義政權的最後一位最高領導人。20世紀80年代後期引發政治體制改革，在1989年劇變中持穩健改革立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格羅斯·卡羅伊
- 外文名：Grósz Károly
- 國籍：匈牙利
- 民族：匈牙利族
- 出生地：匈牙利包爾紹德州米什科爾茨
- 出生日期：1930年8月1日
- 逝世日期：1996年1月7日
- 職業：政治家
- 畢業院校：布達佩斯羅蘭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代表作品：《社會主義與現代化》
- 政黨：匈牙利共產黨
- 政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
- 政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
- 政黨：匈牙利工人黨
人物簡介,人物傳記,生平,著作,短暫的格羅斯時代,新的改革,從卡達爾到格羅斯,匈牙利劇變,政治多元化,歷史問題,崩潰和過渡,
人物簡介
格羅斯·卡羅伊（Grósz Károly，1930年8月1日——1996年1月7日）
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總理。
格羅斯·卡羅伊人物傳記
生平
1930年8月1日生於匈牙利東北部包爾紹德-奧包烏伊-曾普倫州米什科爾齊區米什科爾茨市迪歐什傑爾工業區的一個革命工人家庭。祖父、父親都是共產黨員和黨的地下工作者。這樣的家庭背景使格羅斯·卡羅伊自幼便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薰陶和革命政治教育。
1944年，格羅斯·卡羅伊在迪歐什傑爾機械廠當學徒工。1945年，蘇聯紅軍解放米什科爾茨後，格羅斯加入匈牙利共產黨（1948年與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合併，稱匈牙利勞動人民黨，1956年改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1946年在包爾紹德州印刷廠當印刷工人。1948年任匈牙利民主青年聯盟包爾紹德州委書記。1949年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包爾紹德州委員會機關工作，1950年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部工作。1951年畢業於裴多菲·山多爾軍事政治學院，任匈牙利人民軍政工幹部，陸軍中尉軍銜，隨部隊在考波什堡和毛爾曹利駐防。
1954年11月復員後，任包爾紹德-奧包烏伊-曾普倫州黨委宣傳鼓動部部長。在此期間，格羅斯目睹了拉科西·馬加什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一度產生了退黨的念頭，但1956年的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又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1956年10月，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間，包爾紹德州的黨組織領導系統處於癱瘓狀態，當時格羅斯·卡羅伊是州黨委仍在位的最後一位高級領導幹部，他不得不承擔起州黨委的實際領導工作。1956年事件對格羅斯以後的政治觀點的形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56年11月加入重組後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任包爾紹德-奧包烏伊-曾普倫州黨委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11月4日任包爾紹德-奧包烏伊-曾普倫州工農革命政府五人委員會委員，11月24日任包爾紹德州臨時黨委第二書記（至同年12月）。1958年9月任包爾紹德州委黨報《北部匈牙利》總編輯，1959年9月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高等政治學院學習。1961年任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工作人員。1962年3月任匈牙利國家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黨委書記。1968——1973年任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宣傳鼓動部副部長。在此期間，畢業於布達佩斯厄特沃什·羅蘭大學教育系。
1987年6月25日——1988年11月24日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總理。1988年1月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1988年5月22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8年10月5日作為匈牙利愛國人民陣線提名的候選人當選為國民議會代表，他還是匈牙利愛國人民陣線全國理事會理事。1988年12月兼任黨中央國際、法律和行政政策委員會主席。1989年6月24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四人主席團委員（主席涅爾什·雷熱、總書記格羅斯·卡羅伊、總理內梅特·米克洛什、國務部長波日高伊·伊姆雷）、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政治局改為政治執行委員會）。1989年10月7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會把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時，格羅斯表示無法接受這種改建，被解除總書記職務。此後出任重建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18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言並當選為中央委員。1990年10月退出黨中央委員會，同年12月，格羅斯宣布因政見分歧退出社會主義工人黨，從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著作
格羅斯·卡羅伊主要著作有：《社會主義與現代化》（1987年）。
短暫的格羅斯時代
新的改革
格羅斯·卡羅伊在任布達佩斯市為第一書記期間，在一次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表達了他的改革觀點，以及他對黨的歷史和1956年事件的看法，他說：“人們常常問誰該為此負責，別找了，我們，我們這一代人，但我們致力於檢討這些錯誤並真誠地給予大家糾正它們的權力。”格羅斯在之後的幾個月致力於改革方案的研究，並與科學-技術知識分子合作，制訂了一個詳細的關於布達佩斯經濟及其管理制度現代化的建議書。格羅斯的一些改革舉措得到總書記卡達爾·亞諾什的支持，並在1985年3月黨的“十三大”的講話中論及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1986年，根據卡達爾·亞諾什的指示，格羅斯·卡羅伊參與第二個（1968年以後）《經濟改革和政府的經濟穩定和社會振興計畫》（簡稱《經濟—社會振興計畫》）的制定工作。關於這個計畫的激烈爭論持續了1986年的整個夏天。“1986年的夏天是可怕的，沒有別的詞可以形容，都在日以繼夜的工作······”格羅斯回憶道。計畫的主要目標是減少18億美元西方銀行外債，恢復經濟平衡和制止人民生活水平的下滑。同時應進行政治改革。格羅斯還不斷提出更換黨的老幹部，提拔年輕幹部。
格羅斯說：“我相信，我們需要多彩的人生，每個人，尤其是領導者，應當貢獻自己的知識、信仰、生活工作經驗，而不是試圖猜測當局的意見。聰明人不應該坐在椅子上無所事事”。
1987年底，格羅斯政府成功將國家財政赤字由430億福林削減至350億福林和國民收入超計畫（3.2%，1986年計畫為0.6~2.1%）。匈牙利的旅遊業獲得創紀錄收入（來匈牙利旅遊的外國遊客達19萬）。政府通過利用國民收入擴大投資，從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貸款以及發展與外資創辦的合資企業（1987年底為59家）。格羅斯政府鼓勵自謀職業，36000名職工離開國營部門。然而，通過扶植出口企業和福林三次貶值進入西方國家市場的嘗試並不成功，因為匈牙利的主要貿易夥伴仍然是經互會國家。匈牙利的外債淨額上升10.9億美元，由於中央財政上調糧食價格，導致職工實際工資減少。1987年12月，格羅斯政府為精簡機構和行政人員而實行大部制，裁撤了三個經濟事務委員會，設立統一的計畫經濟委員會，將國內貿易部和對外貿易部合併為商務部。改革金融體制，在國家銀行監督之下設立五家根據成本核算原則運作的商業銀行。上述舉措取得了一些進展，但1987年12月匈牙利社工黨中央全會對經濟現代化步伐表示不滿意，並要求擱置政府穩定計畫。
1988年，格羅斯政府設法通過擴大出口獲取美元以降低債務和以世界市場價格從蘇聯進口糧食。政府控股的合資企業從59個增加到220個，通過這種方式使匈牙利獲得2億美元的投資。
1988年1月1日起實行新的稅收制度，《普通流通稅<增值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經國會批准後，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1986年11月中央全會《關於改進經濟工作和1987年國民經濟計畫 以及國家預算指導原則和決議》提出：應當制定新的企業稅收和個人所得稅制度；個人所得稅制度要體現合理負擔的原則，這一制度絕不能減少白色工資和第一職業的純收入。這一決議是在近兩年經濟面臨困難情況下作出的。1985年國民收入下降1.4%，1986年也達不到預定指標；1985年財政赤字230億福林，1986年460多億福林，創歷史最高記錄；外債淨額77億美元；僅支付利息負擔就很重。造成困難的外部原因是國際市場農產品、冶金產品和石油製品價格下跌，影響外匯收入；內部原因是國民經濟計畫、調節制度和組織制度沒有適當地保證內外平衡關係，沒有很好協調國民經濟和企業的利益。基於這種情況，就提出了對1968年經濟改革以來以稅收調節為主的收入調節制度進行改革的問題。這是1968年匈全面經濟改革以來對稅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匈黨的《經濟—社會振興計畫》重要組成部分。這次稅收改革的廣度、深度，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屬罕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先例的大膽舉動。
政府停建了一批新的大型工業建設項目，減少或取消一些產品的政府補貼，從而導致價格上漲。為了遏制急劇下降的人民生活水平，格羅斯政府不得不採取人口補貼政策，增加了財政預算赤字。自1988年1月1日起，消費價格一次性提高7.6%，屬於自由價格範疇的消費品比例已達到80%，人民生活水平繼續下降，特別是占人口總數1/4的230萬退休者的生活，幾乎徘徊在社會最低標準下，長期依靠補貼的虧損企業在嚴格執行《破產法》後不得不倒閉，失業工人已近5萬人，他們轉向從事極低廉的簡單勞動，只能獲取原先工資的一半。
1988年8月，經過長期談判，匈牙利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全面外交關係，同年9月作為首個經互會國家簽署了貿易和經濟合作廣泛協定，然而計畫打入西方市場的匈牙利社會主義經濟面臨強大的競爭壓力。在1988年6月的國民議會會議上，與會者認識到，只有3%的匈牙利企業生產的產品符合國際標準，只有12%的匈牙利產品能夠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
格羅斯·卡羅伊從卡達爾到格羅斯
20世紀80年代以來，匈牙利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十分嚴重的困難，其表現為：經濟成長緩慢，1981—1987年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僅1.4%，1986年國民收入增長率僅0.5%，財政赤字嚴重，1980—1985年累計赤字518億福林，1986年達467億福林，創歷史最高紀錄；外債負擔沉重，1987年達177億美元，超過波蘭而居蘇聯和東歐國家之首。1988年上半年更是突破180億美元，人均外債1800美元。1987~1988年每年需用30多億美元對外債還付本息（其中僅年息要付10億美元），占匈牙利外匯收入的45~50%。1988年到期的債務和利息達32億美元，匈只有10億美元的償付能力，還有22億美元尚無著落，只好靠借新債換舊債，疲於應付。
匈牙利在這期間既沒有對外經濟貿易的長遠規劃和經濟改革的戰略原則，也沒有全面的發展規劃。有的只是就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局部措施和不堅決的改革步驟。一些好的決議也未能變成現實。一些該解決問題的措施常常由於黨和政府自己拋棄和拖延執行而不能實施。匈牙利改革還有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即總體構想只是建立在商品的自由市場，而忽略了勞動和資本的自由市場，也沒有注意到國家的機構對經營的影響作用。對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衝突，領導人不是向市場引導，而是要各部門執行黨政機構的指令，特別是加強計畫性和強調社會效益。這樣一來，強化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業已形成的官僚主義的行政機制，使市場經濟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並列，企業的獨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滯、乃至癱瘓。
戈巴契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格羅斯最初的有力步驟提高了他在大部分工人、黨的積極分子心目中的威信，加強了對最高領導機構的批評情緒。看來，卡達爾這時候已經開始在認真考慮自己退休的問題了。但是他還在猶豫，在權衡“是”與“非”，於是他私下徵詢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結果有三分之二的委員表示卡達爾應該留任。這種信任態度（我不敢說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話）給這位上了年紀的領導人很大的鼓舞，使他有一段時間想“重整旗鼓”，又打起了精神。他頻頻會見黨的州委書記們，工業企業和農業企業的領導人和工會工作者。他在自己當時的談話中認定，國內的情況並沒有那么糟，他指責大眾新聞媒體的論調缺乏根據。可是我們得到的信息說，這位匈牙利領導人已經感覺不到社會和黨內情緒上發生的變化，他的話都是老生常談。跟他談話的人抱怨說，從總書記那裡聽不到任何新的東西，他不可能實行黨的政治革新，而且他也不懂得這一點。隨著經濟情況的惡化，卡達爾的威信明顯下降，而國內的不滿情緒在日益高漲。1988年4月初的時候多數人的意見還認為卡達爾應該繼續工作，但卡達爾本人卻提議讓格羅斯擔任總書記的職務。格羅斯表示的意思是，黨需要卡達爾這樣的權威人物，他對諸多領導成員能起到一種整合作用。與此同時，按照格羅斯意見，必須撤換5～6名政治局委員。”
1988年54月20~22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經濟政治危機的時刻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這次黨代會被稱作是“同經濟—社會停頓和政治上保守主義宣布決裂的大會”，名為“完善政治體制改革”，實為“摧毀黨治國家，加速建立市場經濟”。這次黨代會為匈牙利的劇變拉開了序幕。
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格羅斯·卡羅伊、盧卡奇·亞諾什、拜賴茨·亞諾什、涅爾什·雷熱、內梅特·米克洛什、波日高伊·伊姆雷、切哈克·尤迪特、哈默里·喬鮑、伊萬尼·帕爾、紹博·伊斯特萬、陶陶伊·伊洛娜。
對此，合眾國際社電訊稱：“這是一個榮譽性、但嚴格說來是一個掛名的首腦職務”。美聯社電訊稱：“卡達爾是在人們就他領導的功過公開辯論之後放棄權力的頭一個東方集團的人”。1988年5月卡達爾離開政壇，這意味著卡達爾時代的結束。
黨代會承認1985年3月匈牙利社工黨“十三大”制定的計畫是不切實際的，格羅斯說他為此承擔個人責任，並表示作為黨的新領導人將採取更為開放的政策。
1988年7月4~5日，格羅斯·卡羅伊訪問蘇聯，開始了他擔任總書記之後的首次海外之旅。在莫斯科，格羅斯會見了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戈巴契夫稱讚格羅斯在卡達爾的問題上所作的決定。格羅斯指出，對過去錯誤的摒棄和保留卡達爾的政治地位都是很有必要的，否則會有損黨的權威。格羅斯還指出黨內出現了多種政治力量，這會危及黨的團結，他對此表示擔憂。
1988年7月12日，格羅斯接受電視採訪時表示改革方案的實施需要10年時間，在完成改革後他將退休，因為他尋求在未來將國家領導人任期限定在兩屆。
1988年7月26~28日，格羅斯·卡羅伊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四十二年來第一位訪問美國的匈牙利總理（1946年6月匈牙利總理納吉·費倫茨訪美），也是第一位造訪華盛頓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訪美期間，格羅斯會見了美國總統里根、美政界要員和工商界領袖，帶動了匈美經濟聯繫，美國公司立即表示出對匈牙利市場的極大興趣。1989年，格羅斯·卡羅伊接連出訪波蘭、民主德國、伊朗、加拿大、英國、奧地利、西班牙和法國，8月28日在羅馬尼亞的阿拉德會見了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
1988年11月10日，格羅斯·卡羅伊接見了到訪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雅科夫列夫，就匈蘇兩黨兩國的進一步合作進行了討論。
1988年11月23日，格羅斯·卡羅伊不再兼任政府首腦職務，改由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央書記內梅特·米克洛什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儘管他很不高興也極不情願。
匈牙利劇變
政治多元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匈牙利效仿蘇聯戈巴契夫“民主化”和“公開性”的做法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匈輿論導向在“民主化”和“公開性”的衝擊波下明顯地向政治多元化、多黨制，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方向傾斜，並在黨內逐漸成為主流。1988年5月社工黨全國代表會議決議決定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快政治體制的步伐。在起草會議檔案時，卡達爾·亞諾什堅持一黨制原則，同時也作了部分妥協，同意寫進政治多元化。會議決議稱：“建築在黨的領導作用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多元化是實現和掌握人民政權的條件和手段”，這句話確切的表述是，應在堅持一黨制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多元化。格羅斯·卡羅伊認為黨是匈牙利現代化改革的主要工具，並沒有打算放棄黨的領導作用。他希望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通過自身改革，使其能夠繼續執政，並領導國家取得新的成就。
1988年11月2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全會決議指出，“隨著各種社會—政治組織和團體的成立以及利益代表機構活動的加強，黨處於一種尚未完全形成的多元的政治關係中。黨的中央機構和廣大黨員對此缺乏足夠的準備。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採取了觀望的態度，在新的形式下很大一部分黨員也感到群龍無首”。決議列舉黨內種種混亂的思想狀況，“有的人在新形勢下思想發生了動搖。有的人認為政治多元化中出現的新情況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還有一些人認為已經發生的變化還不夠，應當實行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政治流派。有的與黨的思想接近，有的則與黨的思想沒有任何聯繫，還有的是反社會主義的，從資產階級民主的土壤中滋生出來的。這些都是建立多元化關係的自然產物，但這種情況也要求黨對於建立民主政治體制的方向和任務明確自己的立場。”
社工黨內最高領導層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多黨制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矛盾日益尖銳。激進派主張儘快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西歐型議會民主。格羅斯則認為，“在目前條件下‘實行多黨制會產生分裂工人階級的影響’，造成‘黨派之間的爭鬥’，”他強調要“在一黨制條件下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但同時又表示“從法律上說，我們不能否認匈牙利也可以存在多黨制。”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社工黨對多元化的立場又演變為“政治體制多元化可在多黨制範圍內實現。”原本堅持一黨制的格羅斯·卡羅伊也不得不改變原則立場，贊同多黨制。1989年2月11日，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全會決定匈牙利“逐步過渡”到“政治體制多元化”，以克服“政治和經濟危機”。中央二月全會公報正式宣告：“為了廣泛發揚民主，並從人民當家作主和法制國家的原則出發，中央委員會決心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它深信，在匈牙利特定的情況下，政治體制多元化可在多黨制的範疇內實現。”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幾個迫切問題的立場》中表示：“在憲法的範圍內可以存在作為反對派的運動和政黨。”從此之後，社工黨領導層內在如何實行多黨制及今後匈牙利走什麼樣的道路問題上分歧進一步加劇和公開化。以格羅斯為首的一些領導人認為，實行多黨制以後，社工黨“應繼續發揮領導作用”，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國會選舉後要建立以社會主義工人黨為主題的多黨聯合政府；多黨制應“逐步過渡”，分階段實行；強調必須同社會上的敵對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但格羅斯又對南通社記者發表談話說：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黨放棄過領導作用，問題在於這個黨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權力。不過匈牙利黨並不想繼續壟斷執政權，而是希望在保持黨的統治地位的同時也吸收其他各種力量參政。
1989年4月，格羅斯·卡羅伊和全體匈黨政治局委員集體向黨中央委員會辭職，雖然他重新當選為總書記。但在這次改選中，作為格羅斯重要助手的中央意識形態書記拜賴茨·亞諾什和中央組織書記盧卡奇·亞諾什被排擠出局，而他的黨內對手波日高伊·伊姆雷、涅爾什·雷熱和內梅特·米克洛什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強。
1989年5月，格羅斯會見了到訪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農業政策委員會副主席維克托·彼得羅維奇·尼科諾夫，討論了兩國經濟合作問題。
格羅斯·卡羅伊觀看軍事演習歷史問題
20世紀80年代末，在戈巴契夫的“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化”以及“輿論自由”的影響下，一些重大歷史問題被重新提及。1988年，圍繞重新評價“布拉格之春”的性質問題，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內部出現嚴重分歧。在對待匈牙利十月事件和納吉·伊姆雷的問題上，格羅斯·卡羅伊最初也堅持反對為納吉等人平反。但黨內外和社會上要求重新評價匈牙利事件的呼聲日益高漲。1989年5月6日，匈牙利社工黨中央全會以“健康狀況嚴重惡化”為由免去卡達爾·亞諾什的黨主席及中央委員職務。儘管格羅斯極力阻止，社工黨中央全會還是作出決議，重新評價匈牙利事件，認為1956年事件它是被“反政府分子”利用的“人民起義”，並為事件領導人納吉等人重新舉行葬禮。1989年6月16日，納吉·伊姆雷等人被處決31周年紀念日，納吉等五人以極高的禮遇被重新安葬。7月6日，卡達爾去世，匈牙利黨和政府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崩潰和過渡
與此同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威信下降，民意支持率偏低。之後，匈牙利允許公民自由出國旅行，大批匈公民前往奧地利等西方國家，造成資金大量外流。政府吸引外資的方案被格羅斯否決，1989年夏，匈牙利處於國家破產的邊緣。工會要求提高工人工資，政府擔心拒絕會引起罷工，但接受的後果是通貨膨脹。
實行政治多元化後，催生了社工黨內各種流派的衍生，名稱繁多的組織林立。主張徹底改革的黨內激進派力量“改革俱樂部”成為黨內一個強大的反對派，主張“取消共產主義制度”和將黨改造成西歐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類型的新政黨，並與黨外的反對派裡應外合相互勾結。格羅斯·卡羅伊在黨內論戰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意識形態，主張維護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華沙條約組織體系。與黨內反對派的代表霍恩·久洛、內梅特·米克洛什、波日高伊·伊姆雷形成尖銳對立。
1989年6月24日，社工黨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的形勢和政治目標的決議》，重申在匈牙利只有建立新的經濟和政治模式才能實現社會主義。1989年8月19日，社工黨中央發表了《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綱領宣言》（草案），宣布匈黨要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經濟上應該成為“市場經濟”，並對匈黨“進行改革和改建”。從宣言的表述中來看，社工黨內部主張徹底改革的激進派及改革俱樂部的勢力把民主社會主義當作擺脫危機的靈丹妙藥，致使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在黨內占了主導地位。1989年6月13日，匈牙利官方召開有執政黨與9個反對派和7個社會團體參加的三方“圓桌會議”，共同商討向多黨制“和平過渡”的步驟和方法。面對反對黨步步緊逼，社會主義工人黨一味妥協退讓，對反對黨的要求是照單全收、一概應允。包括軍隊和安全部門的“非黨化”和“非政治化”、解散工人衛隊、撤銷在政府、企業、工礦、學校等工作單位的基層黨組織、取消憲法中關於社工黨的領導作用等，這無異於自挖牆腳、自毀長城。
1989年10月6~10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提前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擁有72萬黨員，出席大會的代表是1275名，大會召開伊始，黨內就分裂為7派，進而又分為9派。黨內各派在大會期間競相提出自己的綱領和主張。會上就更改黨名、制定黨綱黨章、黨的組織和人事安排等問題唇槍舌劍，爭論十分激烈，一項決議往往要表決幾次才能通過。因此會議時斷時續。“改革俱樂部”組成的改革綱領派和人民民主派結成改革派聯盟，其代表有540名，占了上風；與之相對峙由匈社工黨團結革新派和捍衛匈社工黨綱領派。
在大會上，以格羅斯·卡羅伊為首的以部分代表反對全盤否定過去，主張更新黨，建立新的團結，不同意改建新黨。格羅斯強調：“必須忠實地描寫歷史。如果為了眼前的政治目的，只談論社工黨以前的錯誤或罪過，這將對任何發展和振興造成嚴重的危險。”他聲稱：“不能放棄工運的進步價值和共產主義思想，只應當放棄敗壞它聲譽的實踐。完全否定，無論是打著左的旗號，還是右的旗號，都是不允許的。”他認為：“在一個準備迎接大選的黨內，各種派別應當取得一致意見，向輿論顯示出它的團結。否則就不可能在大選中獲勝。”
兩種對立意見激烈交鋒，最後改革派聯盟的主張獲勝，黨的分裂亦不可避免。大會最後通過了把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改建為匈牙利社會黨的決議，並通過了社會黨的綱領宣言和黨章，實際上宣告了它與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徹底決裂。大會選舉涅爾什·雷熱為匈牙利社會黨全國主席，波日高伊·伊姆雷、內梅特·米克洛什、絮勒什·馬加什、霍恩·久洛、哈默里·喬鮑等25人組成全國主席團。涅爾什、波日高伊、內梅特、絮勒什、霍恩成為社會黨領導集團的核心成員。格羅斯·卡羅伊完全失去了對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社會黨成立後，立即遭到以格羅斯為首的一部分黨員的反對。同年11月17日，他們發表呼籲書指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重新組織一個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以捍衛40年以來巨大犧牲為代價所取得的成果，戰勝令人窒息的危機和探索通向發展社會主義思想的道路。”12月18日，格羅斯·卡羅伊、拜賴茨·亞諾什、盧卡奇·亞諾什、蒂爾邁爾·久洛、馬羅山·捷爾吉等人重新組織召開社工黨“十四大”，通過黨的政治聲明，指出黨的長遠目標是在匈牙利建設社會主義，當務之急是阻止資本主義復辟。
匈牙利劇變首先是執政的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內訌、分裂，自己搞垮了自己；黨外反對派是在這特定的政治氣候下羽翼日豐，最後接管了政權。這同東歐其他國家先是由黨外反對派步步進逼，執政黨節節退讓而失去政權有所不同。它的黨內激進改革派與黨外反對派裡應外合、暗自交易，蘇聯戈巴契夫則縱容默許、推波助瀾，最終導致匈牙利社會主義體制的崩潰瓦解。
對於格羅斯·卡羅伊的失敗，戈巴契夫就評價他“缺乏足夠的政治經驗和影響力，在變局中沒有採取靈活的政治手腕、必要的妥協和迴旋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