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紹
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
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為生計終日奔波。閒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對於林紓來說是關鍵而又具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紓“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於仕途,專心致志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紓捧著《閩中新樂府》和讓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然而,林紓涉入譯界卻是極為偶然的事,他的譯作如此暢銷也在意料之外。當時恰逢林紓母親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
魏翰、
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為幫林紓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林紓起先再三推脫,最後才接受了這一請求。《巴黎茶花女遺事》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從某種程度上激勵著林紓沿著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之後短暫的27 年生命里,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
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幗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
人生百態;而且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
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
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福著的《
魯濱遜漂流記》等。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紓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思想變化
戊戌維新前,林紓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談新政,作《閩中新樂府》50首,反映了他當時的進步思想。像《村先生》、《興女學》等,主張改革兒童教育,興辦女子教育,宣傳愛國思想:“今日國讎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村先生》)這種宣傳愛國的精神,在
甲午中日戰爭後更有發揚,像他所作《徐景顏傳》,就表揚海軍的為國犧牲。
林紓後來思想轉向保守,跟他始終主張維新、忠於清光緒帝的立場有關。
辛亥革命後,他在《畏廬詩存·自序》里說,“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適於余心”,“惟所戀戀者故君耳”。他雖然沒有在清朝做官,卻十謁光緒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國後,他和
桐城馬其昶、
姚永概相繼離開
北京大學,並攻擊革命家章炳麟為“庸妄巨子,剽襲漢人余唾”,“意境義法,概置弗講”(《與姚永概書》)為
桐城派張目。
五四運動中,《新青年》雜誌提倡以白話代文言,發自
北京大學。林紓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從保守轉到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
學術主張
林紓少孤,自雲“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十一歲從
同里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
歐文務於精熟。自十三齡至於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餘卷。三十一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一一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後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紓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偽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盪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
嚴復《甲辰出都呈
同里諸公》詩云:
孤山處士音琅琅,皂袍演說常登堂。
林紓的古文論,以
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為“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紓也看到了
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並提醒人們,“蓋
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專於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為學桐城不如學左、莊、班、馬,韓、柳、歐、曾。並以為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
作品介紹
林紓有《畏廬詩存》,卻刪去了《
閩中新樂府》。他自稱“吾詩七律專學東坡(
蘇軾)、簡齋(
陳與義);七絕學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參以荊公(
王安石);五古學韓(愈);其論事之詩則學杜(甫)”(《林畏廬先生手札》)。他最推重自己的古文,批評
康有為贈詩稱讚他的譯著,而不談他的古文是“捨本逐末”(同前)。
他自言在京與
吳汝綸論《史記》為文之用心,深得
吳之首肯。又推重吳汝綸評點《史記》“發神樞鬼藏之秘”(《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又稱吳始見其文,贊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贈馬通伯先生序》)他標榜
桐城派,但其實他的古文跟桐城派並不相同。像《冷紅生傳》《蒼霞精舍後軒記》《趙聾子小傳》,都善於敘事抒情,寫得生動而有感情,或雜以詼諧,能感動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謹嚴而較
平順。
他的《畏廬文集》,於閒漫細瑣之處,曲曲傳情,與歸有光的文章相近。他自己也說:“六百年中,震川(歸有光)外無一人敢當我者。”(《林畏廬先生手札》)晚年名高,好自矜張。或傷於蹇澀,不復如初集之清勁婉媚了。其實林紓的成就還在他的“林譯小說”,他的詩文和畫,都為譯著所掩。
翻譯作品
林紓翻譯小說始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與精通法文的
王壽昌合譯法國
小仲馬《巴黎
茶花女遺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中國介紹西洋小說的第一部,為國人見所未見,一時風行全國,備受讚揚。接著他受
商務印書館的邀請專譯歐美小說,先後共譯作品180 余種。介紹有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
比利時、瑞士、
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單行本主要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未出單行本的多在《
小說月報》、《小說世界》上刊載。跟林合譯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鞏、陳家麟、毛文鐘等,合譯法國作品者有王壽昌、王慶通、
王慶驥、
李世中等。
林紓譯得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有《迦因小傳》、《鬼山狼俠傳》等20種;其次為英國
柯南道爾,有《歇洛克奇案開場》等7種。林譯小說屬於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國
托爾斯泰的《現身說法》等6種,法國小仲馬《巴黎
茶花女遺事》等5種,
大仲馬《玉樓花劫》等2種,英國狄更斯的《賊史》等5種,
莎士比亞的《凱撒遺事》等4種,
司各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3種,美國
歐文的《拊掌錄》等3種,希臘伊索的《
伊索寓言》,
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記》,西班牙
塞萬提斯的《魔俠傳》,英國
笛福的《魯濱孫飄流記》,
菲爾丁的《洞冥記》,
斯威夫特的《海外軒渠錄》,
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譚》,
里德的《吟邊燕語》,
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美國
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法國
巴爾扎克的《哀吹錄》,
雨果的《雙雄義死錄》,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
林紓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產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刪節的兒童讀物當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即使這樣,林紓仍然譯了40餘種世界名著,這在中國,不曾有過第二個。
翻譯特色
林譯小說的譯筆有其獨自的特色和成功處。如所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他的譯筆一般輕快明爽。
翻譯速度
林紓譯書的速度是他引以自豪的。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紓已書在紙,能一時許譯就千言,不竄一字。他是古文家,喜歡用古文義法來講他譯的小說。他讚美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於“刻畫市井卑污齷齪之事”,善敘“家常平淡之事”(《孝女耐兒傳自序》),而用《史記·外戚傳》寫
竇長君的話作比,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又說《紅樓夢》雖亦“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
通過與《史記》《
紅樓夢》作比,賞識狄更斯的筆墨,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他在《不如歸序》里,稱德富健次郎"夾敘甲午戰事甚詳。余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
又說:“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這說明他翻譯小說,不光要把外國小說的藝術技巧介紹到中國來,更要把他的愛國熱誠,通過翻譯感動讀者。加上他憑著自己的
文學素養,用來補有些原作的不足,使他的譯作竟勝過有些原作。他藉助他人口譯來翻譯的小說,其中的成功譯作至今還具有生命力。
翻譯不足
林紓的翻譯亦被認為有不足之處。錢鐘書在收錄於《七綴集》中的《林紓的翻譯》一文中評論道:“林紓近30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鬆懈,使讀者厭倦。”
其他作品
林紓除翻譯小說外,文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詩有《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自著小說有《京華碧血錄》、《巾幗陽秋》、《冤海靈光》、《金陵秋》等,筆記有《畏廬漫錄》、《畏廬筆記》、《畏廬瑣記》、《技擊余聞》等,傳奇有《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等。還有古文研究著作《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以及《左孟莊騷精華錄》、《左傳擷華》等。
人物評價
林紓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而後,“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鉤元而會其通,為省中後起英雋所矜式”。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只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
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
後來他與朋友
王壽昌、
魏易、
王慶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
挪威、
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二百餘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
曾樸認為,林紓沒有認識到白話文為大勢所趨,堅持使用古文體翻譯外國小說,是他翻譯生涯最大的缺陷。這是
中肯的評價。倘若林紓能在翻譯創作盛期用白話文翻譯小說,將會有更多中文基礎薄弱的民眾讀到外國文學。
林紓樂善好施,在他譯作暢銷海內的那幾年,月收入近萬,他大部分都用來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上學。他自己不會外文,卻資助了許多學生到國外深造。晚年,林紓的古文體受到新文化運動的
衝擊,
終於丟了北京大學的教席,從此經濟情況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濟的學生,此時都學成回國,在社會上
嶄露頭角。
他們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個既能幫助恩師度過窘境又不使恩師難堪的計策:他們捐款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名義上是為了支持林紓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款項都由林紓自行使用,常常用於他私人的日常開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