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木增(1587-1646),字長卿、益新,號華岳、生白,納西名
阿宅阿寺。明代麗江府第十二任土知府
木青之長子。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襲知府職,時年11歲。
生白公自幼聰穎,學習勤奮,當政後,於備邊之暇,博覽群書,熟讀經史,吟詩作賦。他力倡學習漢文化,在萬卷樓廣集百家之書。藏書千箱,手不釋卷,博聞強記,有出眾的文學修養。
木增是我省乃至全國不可多得的少數民族藏書家,亦是麗江地區
木氏土司世襲470年共22代中學習漢文化最多,並在政治、經濟、文化、圖書的保存方面都取得較大成就的一代開明英主。
納西族之所以成為雲南省少數民族中一個文化較發達的民族,是與木增發揚光大祖輩重學習的風氣,引進漢文化、讀書愛書、重視文化教育分不開的。
《明史.土司傳》云:“雲南諸土官知史書,好禮守義,以麗江木氏為首。”可見當時麗江木氏土司在學習和接受漢文化方面,是首屈一指的。
而木氏土司也以其“土地廣大”“傳世最遠”和“富冠諸土郡”得以與蒙化(即巍山)土府、元江土府並稱為雲南三大土府。
同時為清代以後納西社會漢文化的普及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準備了條件。而木增在位的這段時期,因其諸多業績,成為納西族史上最為強盛的時期,其也被當地人尊稱為“
撒旦傑波”(
麗江王)或“
木天王”,在許多寺廟中,塑有其像,併名垂後世。
木氏家族的興旺不是偶然的,木增的祖輩均倡導學習漢族詩書文化、木增自小熱愛圖書,熟讀經史書籍,勵精圖治,志存高遠。
木增世襲土司之職時,四川鄉城一帶土著頭人,妄想乘木氏新曆幼主,以數千騎進犯邊寨,“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小木增深知這一道理,不顧自己年幼,率家將前往克敵,並親執桴擊鼓,冒矢石以進,“丈夫未可輕少年”。
眾兵見幼主如此勇敢,個個奮勇鏖戰,大獲全勝後又乘勝追擊至四川
木里、
鄉城、
巴塘和西藏的
芒康、
鹽井等地,木氏土司的範圍逐漸擴大,外敵從此不敢來犯,木增的統治地位也更加鞏固,更為木增安邦治國一心一意發展麗江地區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奠定了一條平坦的道路。
民族和睦
“人生志氣立,所貴功業昌”,木增學以致用,善於總結歷史經驗。他從唐王朝中央政權出於扶持
南詔政權以抵禦
吐蕃的需要,支持南詔吞併其餘諸詔而導致
越析詔最終敗亡的慘痛教訓中,明白了只有依附中央王朝,爭取支持,從而擴張自己勢力的重要性,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採取了進取親和政策,在
遼陽發生戰事時,主動捐助朝庭軍餉1萬兩銀子,並上疏。
萬曆帝喜曰:“麗江遐荒之臣,聞討賊之舉,助餉至以萬金,急公一念,良可嘉嘗,宜加三品服,以示風勸。”萬曆四十八年又捐銀1千2百兩用於解京軍前買馬,萬曆帝賜“忠義”二字。
天啟二年(1622)再捐銀1千兩,以及礦產和土特產品,並上疏十事:“一曰敬天法,二曰愛身修德,三曰愛民,四曰用賢,五曰納諫,六曰辨邪正,七曰慎刑,八曰重信,九日平遼,十曰聖學。”
明熹宗大悅嘉納,京都爭先傳閱。
據《明史錄》載,木氏向明王朝進貢多達18次。
木氏土司還承擔了入朝受封、差發、貢賦、徵調運籌糧草等義務,並積極幫助明王朝征剿平亂,並趁機擴充自己的軍事力量。
木氏對中央王朝的依附和支持,使明王朝視納西族木氏為能“節制吐蕃”“輯寧邊境”的“西北藩籬”,並多次得到了朝廷的嘉獎和封賜,其中見之於記錄的就多達28次,如,萬曆三十四年,授
中憲大夫。
天啟三年,授封中憲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布政。崇楨十三年,授四川布政司左布政。十七年,欽加
太僕寺正卿等職銜。
正因為得到了朝廷的諸多封贈和嘉獎,並擴大了勢力,使得木氏政權更為強大,勢力範圍更為廣闊,及與中央王朝的關係更為密切,為納西族的發展和吸收先進的文化贏得了時間和空間。
在
康巴藏區組織興修水利,引種稻穀。發行鑄有木增字樣的銀錠。並在先輩的基礎上,進一步大興土木,擴建興建木氏府署,建忠義坊,修建白沙
大定閣、金剛殿等建築,增修
福國寺,捐修重建鶴慶莊子宮,捐修祿豐大石橋、賓川五孔大石橋、西藏鹽井橋等。
萬曆年間木增又捐款1萬多兩銀子,在
雞足山上建造
悉檀寺,並在永勝、賓川、鄧川等地購置1千多畝田地,捐給雞足山,為雞足山刻印經書,請徐霞客修《雞足山志》。《新纂雲南通志》稱:“山中功德,以增為最”。
藏書萬卷
納西族地區是藏族文化南傳、雲南內地文化北傳的交匯地。木增在重視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也出於木氏統治目的,採取“兼收並蓄”的宗教政策,在麗江地區實行“順俗施政”和“順俗施化”的開明政策,繼承先輩方略,支持藏族、蒙古族篤信的
藏傳佛教。
在
藏區支持修建不少喇嘛寺,在
鶴慶龍華山、西山、松桂等地建佛教寺廟,並捐贈
佛經(今鶴慶縣圖書館收藏有木增在江蘇刻印,捐給鶴慶佛寺的10多種經書)。
木增不僅自己熟讀經史書籍,且文學修養很好,還非常重視並身體力行地在納西族家族中倡導漢文化。他竭力聘請內地文人到麗江給其子弟傳授漢文化,或送子弟外出求學,系統接受漢文化教育,從而使先進的漢文化在麗江納西族地區得到傳播。
同時在麗江建立了“玉嵩書院”和“
萬卷樓”,並不惜重金廣泛蒐集各類書籍,據乾隆《麗江府志》說:“增又好讀書傳,極群籍,家有萬卷樓。與
楊慎、
張含唱和甚多。”為更好地學習漢文化,木增花巨資在所住府署左建了土樓三層,又不惜工本,從內地購進大量書籍,置於三層樓中,
“樓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數萬卷,群書鋟版亦能備其大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萬卷樓”,木增有《
檢書》詩云;“萬卷渾如鄴架藏,清藜小閣滿雲香”,生動地描畫了“萬卷樓”藏書之富。
而這盛極一時的萬卷樓亦是木氏家族傳經授科,披詠酬唱互相學習的主要場所和文化享受。現樓雖毀,書已散失,但仍有零星書籍散落民間,上面印有“萬卷樓記”字樣。
木增不僅自建藏書樓藏書,在許多寺觀中也曾特建藏經閣,據史載明清了兩朝,麗江地區寺觀眾多,這些寺廟、道觀都設有藏經樓,收藏了相當數量的經籍。
如,雞足山華嚴寺,
明熹宗根據木增的要求,賜佛經藏於此,並賜名該寺為“祝國悉檀寺”。永勝靈源寺觀音寺藏經樓,也曾收藏了相當數量的經籍。
在退隱岑山解脫寺專心讀書著述期間,木增還重刊版刻了《慈悲梁皇懺法》經卷一部存於寺內。這些經卷至今仍有部分藏於麗江縣圖書館。而這些經卷至今得以保存,是與木增一生愛書惜書,懺誠信佛分不開的。
他在倡導學漢文化同時,為保存傳播圖書經籍,於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聘請西藏高僧到麗江,編校刊刻藏文佛經《
大藏經》,歷經九年,於天啟三年(1623)共刻成108卷的麗江版大藏經,其中一套捐給
西藏拉薩大昭寺。這是在藏區第一次正式雕版的《
甘珠爾》,是大昭寺的珍貴文物之一。
文獻大家
“人生富貴駒入隙,唯有榮名壽金石”天啟四年(1624)38歲的木增成名隱退,讓位給兒子
木懿,自己在玉龍山南芝山別墅靜居,把他的大半生光陰花在參神秘居,寫詩賦文和教育子弟上。
本著“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的精神,木增積極招迎中原文人名士和各方人才到麗江,促進文化交流,並廣泛與本省及中原著名文人交往,先後邀
徐霞客、擔當和尚到麗江,與之結為文字之交。與
楊升庵、
張志淳、
董其昌、
周延儒、張邦紀等名士詩書往來,互相酬唱。
這樣的往來使木增眼界大開,在文學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傳世的詩詞賦有一千多首,分別收在《雲淡墨》、《空翠居集》、《嘯月堂集》、《山中逸集》、《芝山雲集》、《光碧樓詩抄》等六部集子中。《滇南詩略》、《滇文叢錄》、《滇詩叢錄》、《滇詞叢錄》、《
雲南叢書》等書節選有其作品。
徐霞客來麗江時,木增還請他在漢學上指教其子,以“窺中原文脈”。木增除了從中原請來一些漢學教師、醫生、畫師外,如明代文人薊羽士,周月泉,畫家馬肖仙,名醫楊輝等,還聘請開礦技術人才、建築人才及其他工匠技藝人員到麗江來,促進了麗江地區技術的發展。
由於木氏土司對
漢文化的積極引進和倡導,使木氏家族具備了較高的文化素養與造詣,出現了以木公、木增為代表的明代木氏土司作家群,並開創了納西族歷史上以漢文化創作的作家文學新篇章,除
木公、木增外,
木泰、
木高、
木青等人都能用漢文寫詩作賦,且具有較高的藝術成就,他們的作品被分別選入《明詩別裁錄》、《滇南詩略》等詩選中,成為納西族文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曾委託
毛晉將其木氏詩文及著述刻印成版片,運回麗江自為印刷。天啟四年(1642)退隱後,在玉龍山西側的芝山,另建別墅為“解脫林”,內設印書堂,刻印木氏家族歷代詩文、著述以及罕見珍秘之本。
萬曆四十二年(1614)親自主持刊印藏文佛經大典《
甘珠爾》、用銀粉刷印《大乘觀世音菩薩普門經》。著名地理學家徐霞客到麗江等地考察,下榻於其家,並結為文字交。
作品有千篇詩文,分別收入《雲邁淡墨》、《嘯目堂詩》、《山中逸趣》、《乏山雲邁墨》、《空翠居集》、《光碧樓詩抄》等集中。
其中《雲邁淡墨》是讀書札記,記載了不少奇聞逸事,花鳥蟲魚小品,《四庫全書·子部》著錄有此書。所藏之書在清鹹豐、同治間因兵燹毀於戰火。
個人作品
著有《雲薖集》、《嘯月函》、《山中逸集》、 《芝山集》、 《空翠居錄》、《光碧樓選集》、《雲薖淡墨》等7部詩文集。遺詩1000餘首,收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雲南叢書》亦收27首。其詩多一題復詠,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韻律和詩體表達不同的立意。
木增是詩人、散文家,同時也是書法家。他與被譽為“南董北米”的大書法家
董其昌、“詩、書、畫三絕”的雲南大書法家
擔當交往甚密,常有詩書往來。木增既學習董書的秀潤流麗,又受擔當飄逸豪放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現存木增手書“談空客喜花含笑,說法僧閒鳥亂啼”單條直幅一軸,是納西族漢字書法藝術的珍品。
影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