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暴力革命
- 外文名：violent revolution
- 用途：改變社會性質的大多數採用的方法
- 出處：馬克思主義
一般規律,列寧對暴力革命的論述,列寧主義的主張——暴力革命,俄國暴力革命基本形式——武裝起義,
一般規律
（一）國家是社會管理的暴力機關。國家機器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對社會實行管理的暴力工具而出現的。在和平時期，國家暴力機關對社會進行管理。當人民的反抗威脅到政治統治的時候，國家會首先動用全部國家暴力機器，鎮壓革命。隨著國家日益走向沒落，在社會中愈加陷於孤立，也就愈要依靠暴力來維持統治。特別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勞工階層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不斷高漲，殖民主義和專制主義的統治基礎遭受沉重打擊，專制國家為了繼續維持統治，空前擴大和加強它的軍事官僚機構。這時接急人民要爭得自身權益，不得不拿起武器進行武裝鬥爭，用革命的暴力消滅反革命的暴力，才能奪取革命的勝利。
（二）國家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要打碎專制國家機器，建立民主的新型國家。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舊的專制勢力自動放棄政權、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先例。相反，一切專制實力在行將滅亡的時候，往往會首先使用暴力。一般地說，一個進步社會力量推翻一個舊的社會力量的統治，是通過暴力革命來實現的，而推翻統治，不通過暴力革命是不可行的。
（三）國際革命的具體實踐，也印證了暴力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國人民通過暴力革命推翻統治的嘗試。公社存在的72天是武裝鬥爭的72天，而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正是革命暴力使用得不夠，沒有徹底消滅梯也爾政府凡爾賽的軍隊。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經過武裝起義取得勝利的，勝利之後，又經過三年國內戰爭，消滅了民族主義者和匪幫的武裝叛亂，粉碎了14國武裝干涉，才鞏固了蘇維埃政權。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了22年艱苦的革命戰爭才取得的。同樣，亞洲和歐洲許多國家人民革命的勝利，幾乎無一不是暴力革命的勝利。
根據列寧的說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即便是和平的，也是以暴力為基礎的。巴黎公社的歷史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的社會政治力量往往要通過暴力推翻舊勢力的暴力，才能夠奪得政權。即便是和平方式，在很多時候也是以暴力為基礎的。
（當然，翻開世界歷史，其實一些共產主義政權的建立未必是通過本國革命的，而是通過蘇聯直接建立的，比如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產主義政權，這裡不是東歐國家本國革命後成立的政權，而是蘇聯紅軍驅逐占領的德軍後直接納入蘇聯模式框架下建立的史達林主義國家。）
列寧對暴力革命的論述
列寧主義的主張——暴力革命
（一）革命的首要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首次提出了"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2]的政治主張。在法國1848-1851年革命後，馬克思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思想。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中，法國無產階級充當了主力軍，但勝利果實卻被資產階級竊取。當勞工階層6月再次舉行起義，希望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時，國家便運用手中的權力，採取武力殘酷地鎮壓。馬克思總結了血的教訓，一針見血地指出："它要在共和國範圍內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只是一種空想，這種空想在一開始企圖加以實現的時候就會成為罪行。"於是，響亮地提出了"推翻專政！"[3]的戰鬥口號。這是馬克思總結法國1848-1851年革命經驗所得出的極為重要的結論。1871年的巴黎公社印證了馬克思的結論。
列寧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奪取、建立政權的思想，總結了俄國和其他國家革命的經驗，明確提出民主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要完成這個社會革命，人民應當奪取政權，因為政權會使人民居於主人的地位，使他們能夠排除走向自己偉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政治革命是社會革命必要的政治條件。
列寧在批判孟什維克火星派時，又重申了如果革命黨人不號召、組織人民奪取政權，那么革命只能被斷送而不會成功這一主張。他認為："孟什維克新火星派的代表會議恰好犯了自由即解放派經常犯的錯誤，解放派空談"立憲"會議，羞答答地閉著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權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實，忘記了要"立"出東西來，就需要有力量來立的道理……代表會議也忘記了，當政權還在沙皇手中的時候，任何代表的任何決定，都會和德國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蘭克福議會的"決定"一樣，成為無聊而可憐的空話"[4]。
但是和平的社會主義者拋棄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的這個基本觀點，提倡經濟主義和工聯主義。經濟主義和工聯主義反對奪取政權，而把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鬥爭，看成是勞工階層的抗爭目標。他們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的社會主義口號，提倡"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列寧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他認為："臨時應付，遷就現實，遷就政治變革，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5]；這種論調"要比許多長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義的實質"。這些和平主義口號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馬克思主義從不否認經濟鬥爭，但不把經濟鬥爭看作唯一的主要鬥爭形式。馬克思主義認為，正確的經濟鬥爭可以起到宣傳民眾、組織民眾、鼓舞民眾的作用。然而經濟鬥爭能改變勞工階層遭受社會不公的狀態，卻不能推翻舊的政治統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不公的根源。
（二）無產階級革命的途徑
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奪取國家政權，建立民主國家。怎樣才能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呢？在列寧看來，唯一的途徑是暴力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初期一直肯定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鼓吹暴力革命的歷史作用。馬克思認為，"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6]。在總結了法國1848-1851年的革命經驗，特別是巴黎公社的革命經驗後，馬克思、恩格斯又進一步提出，必須用暴力革命徹底打碎國家機器，無產階級才能爭得自己的解放。列寧在和第二國際社會主義的論戰中，批評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和平主義者對馬克思、恩格斯過激思想的放棄。根據歐洲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的經驗，他明確提出："專制國家由民主國家（蘇維埃）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不用暴力摧毀專制國家機器，不用新機器代替它，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7]。
民主革命之所以依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原因在於：它所面對的專制國家機器本身就是一種暴力。"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銀行資本時代，大資本主義壟斷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國家，由於要對人民加強鎮壓，國家機器就大大加強起來，它的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也就空前地擴大了"[8]。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國家強化軍事官僚機器的目的是用來壓制人民的抗爭。歷史事實常常表明，當人民起來抗爭時，國家用暴力進行鎮壓的例子屢見不鮮。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專制勢力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把刺刀提到日程上來"……"[9]。因此，無產階級如果不使用革命暴力，就不可能消滅反革命暴力，就不可能摧毀舊的國家機器，更談不上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
（三）暴力革命主張的意義
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主張。
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都高度評價過巴黎公社的偉大歷史意義。列寧認為："公社是革命打碎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是"終於發現的"、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政治形式"[10]。巴黎公社之所以只存在了72天就歸於失敗，恰恰在於對打碎舊的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認識和決心不夠。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它的革命經驗是寶貴財富。
巴黎公社起義46年以後，俄國人民在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的英明領導下，堅持暴力革命，經過武裝起義，摧毀了俄國舊的軍事官僚機器，推翻了臨時政府的統治，使十月革命獲得了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型國家。十月革命開闢了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新時代。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32年以後，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長期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終於粉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在中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的成功，可以稱得上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繼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又一偉大歷史事件。
無產階級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充分表明，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主張的意義在於：它指明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解放的必由之路。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那么，列寧的暴力革命主張則把革命理論變成了人民的革命實踐。
事實上，社會主義政黨在普選中很難獲得議會中的多數，即使獲得了多數也不能改變國家政權，更談不到摧毀舊的國家機器。每當議會選舉處於不利地位時，就可以宣布選舉無效，或者解散議會，或者直截了當地使用暴力，把共產黨排除出去。歷史反覆地表明，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參加選舉，參加議會，但幾乎沒有一個共產黨是通過議會民主取得政權的。
在對待議會問題上，暴力革命的提倡者列寧一貫主張，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當我們的鬥爭還只在舊的民主制度範圍內進行時，社會主義者，為勞動者擺脫剝削而鬥爭的戰士，就應該利用議會，把它作為講壇，當作一個進行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的基地。現在，世界歷史已把摧毀這個制度、推翻並鎮壓壓迫者以及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到了日程上來，如果再限於議會和民主，忘記了只要私有制存在，普遍選舉權就始終是國家的一種武器，那就是卑鄙地背叛了革命，投奔到敵對方面去，成為變節分子和叛徒"[11]。這就很清楚地告訴人們，議會鬥爭可以利用，但作用是有限的，僅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利用的一種鬥爭方式，絕不能用議會鬥爭代替暴力革命。因此，對民主革命來說，應該進行對革命支持者的動員、組織工作，為武裝起義準備條件，最後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俄國暴力革命基本形式——武裝起義
（一）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
巴黎公社的革命嘗試，在俄國變成了現實。那么，十月革命為什麼能首先在俄國而不是在其他國家成功，這是由當時俄國革命的主客觀條件所決定的。
沙俄專制式的社會，為革命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關於當時俄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在本書第六章第一節中已作了介紹。這裡著重強調的是，由於俄國處於沙皇專制統治下，成為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焦點和帝國主義世界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社會的階層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工人階層受資產者的殘酷剝削，農民受貴族和資產者的雙重壓迫，各少數民族受沙皇政府的野蠻統治，使工人、農民和各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特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沙皇政府窮兵黷武，屢遭失敗，損失慘重，陷入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之中，導致本來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整個俄國社會，就象布滿了乾柴，星星之火，就可燃起燎原之勢。革命符合俄國人民的期望，社會已成為革命即將噴發的火山。
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黨，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核心。布爾什維克黨，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多數派，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它始終領導工人階級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孟什維克進行不懈的鬥爭，並在鬥爭中越來越堅強，越來越壯大。1905年，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和國家杜馬中許多工人代表被沙俄政府逮捕、流放的極端困難條件下，黨仍堅持在工人中間、部隊里和軍艦上進行宣傳、組織工作，把反對戰爭（日俄戰爭）與號召革命相結合、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修正主義相結合。列寧曾高度評價布爾什維克黨彼得格勒委員會是"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工作的榜樣"。1917年的二月革命勝利後，臨時政府對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階層實行白色恐怖，大肆搜捕黨的幹部，強行解散工人武裝，搗毀《真理報》並下令逮捕列寧。但布爾什維克黨沒有被嚇倒，反而更積極地在蘇維埃職工會和舊軍隊中開展工作，積蓄、擴大革命力量，準備武裝奪取政權。由於有這樣一個堅強的政黨作為領導核心，使俄國革命力量經受住了挫折並不斷發展、壯大，革命運動不斷高漲。
鞏固的工農聯盟奠定了十月革命勝利的社會基礎。俄國是專制國家，農民對革命的態度關係到革命的成敗。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在組織、動員工人階層的同時，十分重視對農民的發動工作。在革命綱領中反映農民的要求，維護農民的利益；在革命運動中動員農民開展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把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緊密結合起來。這樣，十月革命起義，不僅得到了工人、士兵的支持，也得到了農民的支持，保證了十月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二）先城市後鄉村的武裝起義道路
蘇聯的十月革命，首先是從城市武裝起義並奪取勝利開始的，隨後擴展到農村和邊遠地區，進而在全國取得勝利。這就是列寧在俄國開創的先城市後鄉村的武裝起義道路。這條道路是個歷史性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劃時代發展。為了認識這道路的意義，要首先了解起義的發生和發展。
1917年下半年，俄國以臨時政府為代表的統治階層處於嚴重的危機之中，俄國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發動武裝起義進行了緊張的準備工作。為了保證首義中給臨時政府以毀滅性的打擊，必須選擇有利的起義地點。當時列寧分析起義的有利地點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因為這兩個城市是俄國最大的城市，集中了大批產業工人，而且布爾什維克已在當地駐軍中做了大量工作。就力量的對比而言，革命力量大於敵對力量。
俄歷10月25日（公曆l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裝起義的槍聲打響了。彼得格勒位於涅瓦河河口地區，分布在河岸和河中島嶼上，靠數百座橋樑聯接起來。因此控制涅瓦河上的重要橋樑，是奪取起義勝利的關鍵。當日上午，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占領了涅瓦河上的九座橋樑。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尼古拉夫橋，被"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革命水兵占領。
下午，革命隊伍開始了新的攻擊，占領了中央電報局和中央通訊社；後又占領了郵政總局、電話總局、國家銀行等要害部門；接著起義隊伍又占領了預備國會的所在地瑪麗婭宮，驅散了預備國會。下午5時浩浩蕩蕩的起義隊伍越過街壘，包圍了臨時政府的最後巢穴--冬宮。盤據冬宮的政府官員與士官生拒不投降，"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果斷地炮擊冬宮，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發起衝擊。到次日凌晨2時，戰鬥結束，逮捕了臨時政府的內閣部長，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了。
繼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勝利後，10月底到l1月初，莫斯科爆發起義，也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隨後，武裝起義的潮流擴展到農村和邊遠地區，在俄國中部的農村，廣大貧苦農民在當地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領導下，紛紛組織起來，進行集會和串連，建立農民代表蘇維埃和革命武裝，奪取地主的土地，鎮壓貴族、富農的反抗。他們的鬥爭，是對工人階層的有力支持。由於工農鬥爭的配合，10月26日，俄國中部縣城舒雅建立了以伏龍芝為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奪取了政權。同一天，亞歷山大洛夫和科浦洛夫兩個縣城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尼什涅諾夫哥羅德市，10月28日，赤衛隊和革命士兵舉行起義，相繼占領了彈藥庫、郵電局和印刷廠，控制了全市的政權。接著，立即迫使尼什涅諾夫哥羅德省蘇維埃改選，宣布全省政權歸工農兵代表蘇維埃。與此同時，全省各縣、鄉、村廣大農民在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支持下，紛紛召開大會，通過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決議，用武力推翻本地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權。至1918年初，尼什涅諾夫哥羅德省大部地區普遍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在頓河地區，哥薩克首領發動叛亂，反對蘇維埃政權。11月下旬，哥薩克首領卡列金率匪徒進攻，占領了羅斯托夫、塔甘羅格等地區，並準備繼續北犯莫斯科。哥薩克貧苦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領導下，同從前線復員歸來的革命士兵團結起來，建立起了農民革命武裝。11月25日，人民委員會發表了致《哥薩克勞動者》宣言書，揭露了卡列金反動分子的反革命陰謀，強調哥薩克地區的一切土地歸哥薩克貧苦農民所有，號召所有勞動者團結一致，打敗卡列金反動派。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和組織下，1918年1月，廣大哥薩克貧苦農民同革命部隊一道，開始對卡列金匪幫發動進攻。塔甘羅格等城市的工人舉行武裝起義，配合了貧苦農民和革命部隊的行動。2月，革命部隊攻下了羅斯托夫。3月，頓河地區蘇維埃共和國建立。
先城市後鄉村的武裝起義道路之所以能在俄國取得成功，歸根到底是這條道路符合俄國的實際。人們知道，俄國是專制式的帝國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裡，臨時政府占據著統治地位，資本主義主導著整個國民經濟。這就決定了俄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無疑，革命所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不解決這個矛盾，不只工人階層，就是農民和其他俄國人民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為此，就必須首先動員、組織工人階層起來對臨時政府作抗爭。由於工業、資本、政治權力和工人階層都集中於城市，暴力革命就在城市首先發生。當時，被布爾什維克黨決定首義的彼得格勒、莫斯科是俄國兩個最大的城市，聚集著大批產業工人。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兩個城市的工人和軍隊中進行了長期的革命發動和組織工作，有著堅實的民眾基礎。從階級力量對比看，革命力量已超過反革命力量。如在彼得格勒，包括工人赤衛隊和衛戍部隊、波羅的海艦隊在內的革命武裝力量已超過20萬人，而臨時政府所掌握的武裝力量主要是軍校士官生和部分哥薩克部隊，總共只有數萬人，並且其中相當數量的人又受到革命影響，不願為臨時政府賣命，這就標誌著城市武裝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起義能一舉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同時也要看到，儘管解決工人階層和資產者的矛盾是革命的首要目的，但由於俄國社會農奴制的殘餘比較嚴重，農村農民占全國勞動人口的76%。農民既是革命解放的對象，又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在這樣一個國度里，革命如果不推翻農村的舊社會秩序，得不到農民的支持，那么城市起義是很難成功的，即使成功也不會持久。因此，農村工作和農民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重要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黨就長期在農村進行革命的發動工作。早在1905年大革命高潮時期，就在農村中建立了"農民聯合會"、"勞動黨"等組織。十月革命武裝起義勝利後，蘇維埃政權一成立，立即頒布了被農民稱為"神聖的法令"的《土地法令》該法令作出了利於農民、維護農民利益的法律規定，深得農民擁護。這樣，革命在城市起義成功後向農村發展時，農民積極投入建立農村蘇維埃的鬥爭，保證和促進了十月革命的全面勝利。
先城市後鄉村武裝起義道路是俄國革命的道路。它使十月革命在俄國取得了勝利。當然，由於各國情況不同，這條道路並不是暴力革命的唯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