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爾佳·文祥(1818年-1876年),字博川,號文山,滿洲正紅旗人,世居盛京(今遼寧瀋陽)。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和領導人之一。
文祥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歷任工部主事、內閣學士、署刑部侍郎、軍機大臣等職。辛酉政變後更受重用,長期擔任軍機大臣及總理衙門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期間力推洋務運動。他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都有任職履歷,歷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在外交、教育、練兵、海防、塞防等方面均有建樹,尤其對同治年間政局產生重大影響。他也是晚清最高領導層中首位提出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以改進本國的施政的人。
光緒二年(1876年),文祥去世。追贈太傅,諡號“文忠”,入祀賢良祠。文祥好書、畫,篆、隸得古法。有《巴林紀程》、《蜀軺紀程》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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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早年曆練,留京善後,中樞重臣,鞠躬盡瘁,主要成就,政治,軍事,教育,藝術,人物評價,史書評價,名人評價,軼事典故,阻金安清內用,與張集馨,文祥可倚,文祥待士,寒舍凋敝,禮儀之爭,能者多勞,親屬成員,個人作品,後世紀念,史書記載,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早年曆練
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18年10月16日 ),文祥生於盛京的窮官宦之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進士,入工部任主事。
鹹豐四年(1854年),升任工部員外郎。
鹹豐五年(1855年),太平天國軍北伐時,北京一帶許多工匠逃走,文祥被調至在北京設立臨時的巡防處作事,因巡防出力加知府銜,賞戴花翎。六月又因驗收海運漕糧,論功加道員銜。十月升工部郎中。十一月因襄辦孝靜成皇后葬禮有功而賞加三品頂戴。
鹹豐六年(1856年),在京察中,文祥被列為一等,“記名道府”,但他因母親年邁,而請求留京任職。
鹹豐九年(1859年),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同年曆任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又歷任戶部、工部右侍郎以及戶部左侍郎。
鹹豐十年(1860年)三月,署理工部右侍郎;五月,充任朝考閱卷大臣,被授予左翼總兵之職。
留京善後
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逼北京,僧格林沁密疏請求鹹豐帝避敵熱河(今河北承德),文祥“以動搖人心,有關大局,且塞外無險可扼”為由堅持反對。八月,因局勢日益緊張,鹹豐帝還是出走熱河,命文祥署步軍統領,隨恭親王奕訢留北京與英法議和。他對於列強的非分要求,能夠據理力爭。九月,圓明園遭焚後又遇土匪劫掠,文祥受命調兵嚴加巡捕。旋即以難以兼顧步軍統領為由,上疏辭職獲允,後又署正藍旗護軍統領。《北京條約》簽訂後,文祥疏請鹹豐帝回京,“以定人心”。
中樞重臣
同治元年(1862年),文祥擢督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蒙古督統,並任內務府大臣,署任工部尚書、鑲白旗滿洲督統,六月兼署兵部尚書,七月,充任拔貢朝考閱卷大臣。閏八月,正式擔任工部尚書,仍兼署兵部尚書。同年,負責處理鹹豐帝喪事。
同治二年(1863年),文祥又充任朝考閱卷大臣,十二月,奉命管理理藩院事務。當年,江蘇省城蘇州和杭州被清軍攻克,清廷欲嘉獎中樞大臣,文祥再三推辭。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南京攻克、太平天國覆滅,優獎中樞大臣,文祥仍堅決推辭,最後還是賞加太子太保銜。不久,署理正黃旗漢軍督統。十月,充任閱兵大臣。
同治五年(1866年),文祥成功將“馬賊”鎮壓下去。期間,調任吏部尚書。五月,回到北京,仍管理火藥局,充任崇文門監督。十二月,《文宗顯皇帝實錄》及《聖訓》編修完成,文祥獲得封賞。
同治六年(1867年),署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同年他五十歲(虛歲)生日時,得到御書匾額及“福”字“壽”字等獎賞。
同治七年(1868年),充任會試副考官。捻軍起義被平定,文祥“加軍功二級”,並受命擔任《剿平粵捻方略》一書的總裁。
同治九年(1870年),百日丁憂滿後,因病未出。天津教案發生後,文祥強撐病體,回朝主政,但病仍未痊癒,遂卸下部分職務。
同治十年(1871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同治十三年(1874年),文祥多次因病休假。日本侵台(見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牡丹社事件),他強撐病體,上疏請求“停不急之工作,謀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專力圖維”。當時同治帝重修圓明園,預計費銀至少幾千萬兩,文祥遂與恭親王奕訢等十名重臣聯名諫阻,同治帝一度欲將文祥等十大臣革職,後在兩宮太后調停下放棄此念,改重修圓明園為修葺三海,又遭奕訢等諫阻,終於徹底停工。作為懲罰,奕訢一度被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經此打擊,奕訢不能像之前一樣勇於任事,但文祥挺身而出,憑藉他的威望,朝局得以維持穩定,尚不致劇烈動盪。日本侵台之事給文祥很大刺激,其暫時平息後,文祥與奕訢等奏請辦理海防六事,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又上疏,指出不能因局勢暫時緩和就對日本放鬆警惕,而要令沈葆楨認真布置台灣防禦、令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從速興辦海軍,得到允準。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光緒帝繼位後,文祥晉武英殿大學士。
鞠躬盡瘁
光緒二年(1876年),文祥病重。當時,距文祥提出“海防六事”已經一年多,但清廷又要重新加以討論。文祥自知來日無多,又上密疏,追述清廷兩次鴉片戰爭及以前對外交往的種種失策,痛陳十餘年興辦洋務所受到的種種阻撓,又指出日本尚非列強,但侵台一事交涉已嫌費力,可見局勢之危險。他主張:廷議之事如果在執行中不能如期堅持或不能真正落實,便不如不辦;對於籌商清楚、勢在必行的洋務舉措,則要內外一心、實力推行;問題的關鍵,則在於皇帝能“念茲在茲”、“切念而健行之”,從而堅定朝臣興辦洋務的信念,否則中國的局勢將不堪構想。五月四日(1876年5月26日),文祥病逝,清廷追贈太傅,賜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賢良祠。又撥銀三千兩為其治喪,派貝勒載澄作為代表前往祭奠,諡號“文忠”,歸葬盛京時,則由盛京將軍完顏崇實前往賜祭。
光緒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歸政,追念文祥“夙夜在公、襄成郅治”,下令賜祭一壇。
主要成就
政治
文祥勤勉正直,為官廉潔,生活樸素,並在推動“洋務運動”以及與西方的外交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參與創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奕訢、桂良成為第一任總理衙門大臣;三人中,奕訢事務繁多,桂良年邁,文祥則“任事最專”。
文祥在死前不久的光緒元年(1875年),曾上疏“密陳大計”,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他認為,這樣的制度,清朝“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這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第一次議論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改進本國的施政。
軍事
在英法聯軍的刺激下,經文祥建議,清廷設定神機營,並曾讓文祥管理神機營事務。同治四年(1865年),文祥受命清剿關外“馬賊”。他從神機營中調了2500名官兵,日夜兼程,趕往關外剿匪;後得悉馬賊有3萬多人,分為多隊,且全部騎馬,又緊急從直隸、天津抽調洋槍隊過來助戰。出關之後,前後諸戰,清軍全部取勝,“馬賊”基本上被剿滅,頭目馬傻子被擒,後被清廷處死。
文祥晚年,清王朝海防塞防一度同時告急。文祥一面提出海防策略,一面又力排眾議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的主張。他指出:“前此所以力爭者,我朝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可畫關而守。今則內外蒙古皆臣僕,倘西寇數年不剿,養成強大,無論壞關而入陝甘,內地皆震,即竄入北路,蒙古諸部落即將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壞。彼時海防益急,兩面受敵,何以御之?”左宗棠在其支持下順利收復新疆,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清史稿》還記載,文祥支持由左宗棠負責與沙俄交涉歸還伊犁之事,但不久文祥便病故,後清廷派崇厚負責此事,險些喪權辱國;又改派曾紀澤出使,總算在避免對俄戰爭的同時挽回了一些利權。至於海防,儘管文祥一再主張,最終還是未能全力興辦,招致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
教育
文祥還開辦並扶持京師同文館,這是同治朝最早的新式學校。同文館創設的初期,以英文教育為主,後來陸續擴充了俄法等國語言的教學,並開設了更多的科學技術課程。同文館創設之後,文祥時常到同文館中體驗感受,並對同文館中的學生生活予以關照。
藝術
文祥好書、畫,篆、隸得古法,山水取法董其昌,善用潤筆寫漁僬野趣,琴茶田園,畫調高古清潤,自成一家,是清代居官中較有藝術成就之達官。
人物評價
史書評價
趙爾巽等《清史稿》:①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親王同心輔政,總理各國事務,以一身負其責。洋情譸幻,朝論紛紜,一以忠信持之,無諉卸。洎穆宗親政,臚陳歷年洋務情形,因應機宜甚備,冀有啟悟。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諫,幾同譴。恭親王尋復職,而自屢遭挫折後,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為中外所嚴憚,朝局賴以維持,不致驟變。②文祥忠勤,為中興樞臣之冠。清操絕人,家如寒素。謀國深遠······③鹹同之間,內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文祥、寶鋆襄贊恭親王,和輯邦交,削平寇亂。文祥尤力任艱鉅,公而忘私,為中外所倚賴,而朝議未一,猶不能盡其規略;晚年密陳大計,於數十年馭外得失,洞如觀火,一代興亡之龜鑑也。寶鋆明達同之,貞毅不及,遂無以鎮紛囂而持國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名人評價
李棠階:文博翁能顧全大局、敷奏懇到,誠能格天,忠能信友,社稷之臣。吾師乎!吾師乎!
奕訢:①精細老成,籌畫諸事動中機宜。②正直一生惟謹慎,匡襄廿載矢忠誠。
曾國藩: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則不滿人口。
左宗棠:①松楸安奠,柱躬復元,仍即入襄樞要,至慰朝野之望。前以生芻奉獻,極知妄瀆,未蒙鑒納,復荷齒及,大君子秉節之峻,用情之周,何其異也!佩繹之餘,既慚且感!······關內外需才甚急,能得數十剛明耐苦之人,錯落布置其間,庶可紆朝廷西顧之憂。想元老謀國公忠,必已鑒及也。(同治十年《答文博川相國》)②博川相國正色立朝,一時人望所系。
李鴻章:①旗人中之鸞鳳。(又作“旗人中麟鳳也”)②老成謀國,苦心孤詣,動出萬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覆文中堂》)
郭嵩燾:實是國之元臣。
翁同龢:此人忠懇,而於中外事維持不少。
陳康琪:①至於倭文端之守正不阿、清操絕俗,文文忠之匪躬盡瘁、馴擾強藩,方之姚、宋忠唐,范、韓翊宋,殆無恧色。②近十年中,賴文文忠公篤棐忠清,宣布威德,五省通商,慬得無事。······《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若文忠者,或庶幾焉。③顧夷性狡譎,恃其機器舟械之利,出語驕橫不可制。近十年來,賴文相國祥以忠忱摯悃,誠實不欺,默化其鷙悍之氣,遇事持以定力,雖敵情萬變,而不為所撓。同治一朝,邊事尚不至釀成大釁者,相國一人力也。聞西人海屆歲首,輒遺書通商諸大臣,以為履端之賀。其稱文相國,必曰忠鯁清廉,而微嫌其與彼為難,余皆以圓融、識時務譽之。否或稱甲第之華美,車騎之都麗,謂太平宰相,安富尊榮,固應爾爾。嗚呼!雖在異類,豈無人心,惜我老成騎箕久矣。
光緒皇帝: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及辦理中外交涉事務,無不盡心籌劃,實為股肱心膂之臣。
袁昶:①捄時表列富兼蘇,馬格權奇孰應圖。不憚批鱗作危論,知公風節立朝孤。②人言綆短汲深甃,搰搰騎危不自休。今信老成謀國意,百年喬木竟荒邱。
匡輔之:吾聞文忠公在總理衙門接見外國使臣,遇非理之要求,必面折之;莫不殫其嚴正。……張南皮哭之曰:“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公真不可及矣。
張之洞: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
吳慶坻:文文忠在政府最久,知大體,有廉操。
陳夔龍:比時恭邸領班,長白文文忠、寶文靖、吳江沈文定、高陽李文正,均一時賢輔。第和而不同,雖為美政,卒至群而有黨,未克協恭。文忠多病,文靖但持大端。
唐晏:文文忠(祥)有大臣之度,立朝正色,眾不見其一笑。事有關係,必侃侃力爭,不少假借,自恭邸以下鹹憚之。
龍澤厚:當同治初年,恭邸、倭文端、文文忠諸賢翊政於內,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沈文肅諸公分猷於外,可謂得人矣。
金梁:公正色立朝,為中外所嚴憚,政局賴以維持,不致驟變。議興海防,練兵造船,皆公發之。史稱公忠勤,為中興樞臣之冠。謀國深遠,非虛譽也。
費行簡:①重實踐而口不講學,愛才若命而未嘗樹黨。②清代滿大臣,自阿桂以外,鮮賢者。祥獨朴忠藎直,勞瘁靡辭。
劉體信:相國生平居宦,亦矯矯自厲,不隨流俗。文忠(李鴻章)每與先文莊公(劉秉璋)語及,以旗人中之鸞鳳稱之。
劉體智:文文忠為一代英賢,是時上下不知敵情。李文忠勳業之高,震乎寰宇,惟此洋務之一途,猶為人所指摘。政府之中,主持大計,使邪言不致侵正、眾口不至鑠金者,惟文文忠是賴。
郭則沄:文文忠為同治朝賢相,務宏獎士類,……每接晤外使,遇非理乾求,必面折之無所撓,外人亦憚其嚴正。……清時台省厭談域外事,如文忠者,固庸中之佼。
蔣廷黻:①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怕別人的批評。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②恭親王奕訢、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於舊社會,受的是舊教育。······這種人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了解西方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的。
丁韙良:①他影響之大,同時代的中國政治家中無人可比。②能體現文祥開明的莫過於他奉為制定政策的原則的座右銘。他告訴我:“我奉行孔子的教誨‘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們要從你們西方人那裡學習所有好的東西。’”但這也是中國之不幸,正當國家平靜下來,可以實踐文祥明智的座右銘時,他卻過早地(儘管中國諺語說,“五十而死不為夭”)去世了。他死後,再也沒有高級官員提起過這一座右銘。③只要他活著,總理衙門的全部動力都來自於他。他智勇雙全,如能活得更長久,他肯定會竭力反對法國人侵吞東京。④總之,產生了文祥和寶鋆的種族絕不虛弱。
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Sir Frederick(William Adolphus) Wright-Bruce):從未遇見過比文祥更強有力的智慧型的人。(又引作“是他見過最有才學的人”。)
威妥瑪:我在中國當了七年駐京大使,受盡文祥折磨,慪氣已多。近文祥去世,又有沈桂芬,辦事是一樣套路,無非欺瞞哄騙。
芮瑪麗認為文祥“是(中國)優秀大臣中最進步的”、“是中國政府的一位最有遠見而且最有能力的顧問”。
軼事典故
阻金安清內用
《清稗類鈔·正直類》稱,兩淮鹽運使金安清曾攜重金入京,賄賂奕劻,請他幫忙運作以謀求在京中任職。一日,皇帝詢問朝臣:金安清究竟能否任職中樞?大臣們果然紛紛盡力褒揚金安清。皇帝又問文祥,文祥卻答道:“小有才,心術不端耳。”此事遂罷。不久,金安清更受到彈劾,被革職查抄。
按,《清稗類鈔》將金安清入京賄賂奕劻的時間記載為“同治壬戌春”,又稱詢問金安清是否可用的皇帝是“清文宗”(即鹹豐帝),顯然有誤。
與張集馨
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記載,鹹豐九年(1859年)他在京時,曾求見匡源、穆蔭而未得。文祥倒是將張集馨請入,但張集馨行禮後文祥竟不答禮;問過出身後,才稱張集馨為前輩(張於道光十六年就赴地方任職,而文祥道光二十五年才中進士)。張集馨認為文祥妄自尊大,憤憤不平地寫道:“余之偃蹇,不能奮飛,遂為豎子所侮,殊為可愧。”
文祥可倚
按,鹹豐帝的顧命大臣(贊襄政務王大臣)中不含文祥(軍機大臣中獨文祥一人被排除在外)。
文祥待士
《清稗類鈔·謙謹類》記載,蔡錫勇少時在廣東同文館學習英文,後來被選送到京師同文館學習。他與同學剛入京師同文館時,一名老翁帶領他們參觀同文館,將宿舍、教室、食堂等處一一加以介紹。新生們只是覺得這名老翁相貌和藹,卻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參觀完畢後,老翁詢問大家有沒有吃午飯。當聽說還沒吃飯時,老翁傳令提調官來見,立刻出來一名紅頂花翎的官員在一旁恭敬侍候。此時學生們才知道,老翁乃是重臣文祥。
寒舍凋敝
美國前國務卿威廉·亨利·西華德訪問中國時,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訪,卻遭到了文祥的婉拒。文祥回覆說“寒舍不宜接待海外貴賓”,而親自到美國公使館拜訪。“寒舍”或許並非謙詞,丁韙良稱,文祥住在租來的房子,“每月僅付四塊半,不會多么堂皇”。
禮儀之爭
《清稗類鈔·外交類》稱,同治皇帝會見外國使臣前,文祥和外國駐華公使曾發生禮儀之爭,以致摔了茶杯。他對公使佩刀和多帶隨從的要求予以拒絕,但會見當天公使們還是帶了不少隨從,於是文祥又命人在每道宮門都攔下一些隨從,等公使們走到紫光閣,身邊就只剩翻譯了。
《異辭錄》則提及《桃花聖解庵日記》中的記載:文祥與公使爭論會見時行禮的問題,公使們拒絕跪拜,僅同意行三鞠躬,文祥要求增為五鞠躬,未能如意;不料當公使們見到同治帝後,一時恐懼,竟跪在了地上。《異辭錄》的作者劉體智對這段記載嚴加批駁,認為公使跪拜屬無稽之談,文祥與公使們爭論鞠躬幾次也是子虛烏有:文祥是主持大計的朝廷重臣,怎么會像市井商人一樣斤斤計較於鞠躬次數呢?
按,據《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文祥確實是議定覲見禮節的中方代表之一,最後鞠躬次數定為五次。
能者多勞
親屬成員
文祥之父瓜爾佳·珠,曾長年於遼陽任筆政。夫人潘氏,瀋陽正黃旗漢軍貢生德謙之女。子瓜爾佳·熙治,曾任員外郎。
個人作品
文祥著有《巴林紀程》、《蜀軺紀程》等書。存世的光緒壬午年版《文文忠公事略》除收錄此兩書和《國史本傳》外,還有文祥自訂《年譜》兩卷等。
後世紀念
文祥墓位於盛京(今瀋陽)大東門邊外北側,後平毀。2006年,該墓“誥封碑”在修路過程中出土。
文祥在盛京城中曾有宅邸,後宅邸不存,但其所在的胡同則被命名為“文中堂胡同”;1957年,文中堂胡同、土影壁牆胡同以及華家胡同的各部分組合在一起成了瀋陽的“文中里”。
史書記載
《清史列傳》(與《國史本傳》內容大體一致)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列傳一百七十三》(趙爾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