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皎《高僧傳》研究》主要是針對《高僧傳》(以下簡稱《梁傳》)及相關資料的文獻學研究,內容包括對《梁傳》的研究綜述、作者研究、史學背景的分析、文獻學研究、與早期傳記類資料之史源學研究、史地類史源研究以及《梁傳》中的神異及其背後所反映的宗教人類學意義的研究等。《慧皎《高僧傳》研究》作為一本佛教文獻研究的專著,其成績實在於其全部結論都是建立在極為艱苦的文本校勘比對和史源追溯的基礎上的,故其所獲也較為踏實。此書比較重要的發現,一是對於《梁傳》中比較重要的兩種版本即《麗藏本》與《金藏》本的校勘,並發現在此二種《開寶藏》的復刻中,以前者較善。此外,在此本的對勘中作者還發現了對於大藏經系統中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問題,比如在《金藏》本中就發現有人為改版的痕跡。其次,此書由於在校勘過程之中運用了他校法,調動了大量的對勘資料,故而解決了很多《梁傳》文本上的疑難問題。再次,此書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也對於今後佛教史學自身的獨立性作了某些新鮮的探索。
基本介紹
- 書名:慧皎《高僧傳》研究
-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 頁數:379頁
- 開本:16
- 品牌: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作者:紀贇
- 出版日期:2009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2551408, 7532551407
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
第一節 研究的緣起、範圍、目的
第二節 研究綜述
第一章 《梁傳》的作者研究
第一節 生平研究
第二節 慧皎著述考
第三節 《梁傳》的撰寫時間
第四節 慧皎的身份對《梁傳》的影響
第五節 大乘立場對《梁傳》的影響
第六節 地域因素對《梁傳》的影響
第二章 《梁傳》撰寫的史學背景分析
第一節 南北朝時期史學的發展
第二節 中國傳統史學對《梁傳》的影響
第三節 齊梁時期佛教史學的發展
第四節 僧團形成和佛教文獻整理對《梁傳》的影響
第三章 《梁傳》的文獻學研究
第一節 《高僧傳》的題名
第二節 《梁傳》的版本研究
第三節 《梁傳》的歷代著錄
第四節 《梁傳》的分卷
第五節 《梁傳》的分科、人數統計
第六節 《梁傳》傳主名稱研究
第四章 《梁傳》與早期傳記類資料之史源學研究
第一節 《梁傳》與別傳類資料之比較研究
第二節 《梁傳》與總傳資料之史源學研究
第三節 《梁傳》與其他一些傳記資料的比較研究
第四節 僧徒碑誌銘刻類材料
第五節 《梁傳》與《名僧傳》
第六節 《梁傳》與經錄類史源推考
第五章 《梁傳》與史地類著述之比較研究
第一節 《梁傳》與外典史籍
第二節 地誌、塔寺記、佛牙記
第六章 《梁傳》中的神異與法術研究
第一節 《梁傳》中的神異研究
第二節 《梁傳》中的巫術研究
第七章 《梁傳》的總體研究
第一節 《梁傳》材料方面的修訂
第二節 《梁傳》與《唐傳》的史料重疊部分研究
第三節 《高僧傳》文本及其中部分故事的演變和流傳
第四節 《梁傳》的藝術成就初探
參考書目
後記
文摘
《梁傳》的作者研究,筆者的思路是首先必須明確我們現在從《梁傳》中所看到的歷史,與當時現實存在的真實的歷史是並不完全統一的。還是那個老的問題,首先客觀世界的真實情況和這種真實情況在我們心中投射的影像之間並不完全對等,這與主體自身十分微妙的個體差異相聯繫;其次這種投射的印象在我們把它用語言的工具加以表達出來時,又產生了很大的偏差。在《梁傳》里,主要是第一方面的問題,於是就有了對其個人進行研究的必要。方法主要是突出慧皎本人自身的特點,期望從中找出一些具有規律性的東西。
第一節 生平研究
《梁傳》的作者,陳垣先生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已有十分精細的考證,首先陳考證了為何《隋志》題名為僧祜的原因①,這一點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中也早有辨別。
一、卷一《晉長安青門外寺竺法護傳》:“講經之始,起竺法護。”(見《法華玄論》卷一弘經方法中引。)按:《法華玄論》為三論宗之吉藏大師所撰,此書存於《大正藏》第三十四冊中。
二、卷三《中興寺求那跋陀傳》:“扶南沙門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幼而穎悟,十五出家,遍學《阿毗曇心》。具足以後,廣習律藏。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住正觀寺,為求那跋陀弟子,復從跋陀研精方等,博涉多通,乃解數國書語。值齊氏季末,道教陵夷,婆羅潔淨身心,外絕交故。大梁御滿,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敕徵召,於楊都壽光殿及正觀寺、占雲館三處譯上件經(指《阿育王經》、《文殊師利問經》等),其本並是曼陀羅從扶南國齎來獻上。陀終沒後,羅專事翻譯,敕令沙門寶唱、慧超、僧智、法雲及袁曇允等筆受。天子禮遇,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親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問曰:‘法師菜食,為當鮭食?’答云:‘菜食,病時則索(素)。’又問:‘今日何如?’答曰:‘四大之身,何時不病!’王大悅,即為設食。”(見《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引,當是附見於《求那跋陀傳》者。《唐傳》卷一《僧伽婆羅傳》與此傳大致相同,即據此傳修改而成。)按:此處在《房錄》中記載之後是“並《寶唱錄》及《名僧傳》載”。問題是此條記錄中有所譯的《阿育王經》和《文殊師利問經》,兩部經在《房錄》卷十一中都有譯經年代,分別是“《阿育王經》十卷,天監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於揚都壽光殿譯,初翻日,帝躬自筆受,後委僧正慧超,令繼並譯正訖,見《寶唱錄》”;“《文殊師利問經》二卷,天監十七年敕僧伽婆羅於占雲館譯,袁曇允筆受,光宅寺沙門法雲詳定”。則此二經譯出已是天監十七年,而從寶唱自己所撰寫的序言中可以明確無誤地知道《名僧傳》完稿於天監十三年,此為疑點一;另外我們在今天所存的《名僧傳目錄》中也找不到關於僧伽婆羅的隻言片語,蘇晉仁對此猜測可能是附見於《求那跋陀傳》,我們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撐的理由。當然也有可能此條記錄為寶唱後來增補,而為今本所缺載,或者確為某傳所附錄則也非完全不可能,比如現存《名僧傳抄》卷二十八中就有“釋法祥”,其名也未見於《名僧傳目錄》。然鑒於存在一些問題,姑存疑待考。
三、卷七《宋新安寺法瑤傳》:“宋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沉台真請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飲茶。
後記
對於畢業論文,我是非常不滿意的。這並不是客套話,其實這個結果在確定論文選題時就已埋下了伏筆。我的專業是古典文學,但進入博士生學習階段,我就下定了決心把自己後半生獻給佛教文獻的研究與整理工作。決不動搖,決不分心旁騖,無論出現什麼樣的誘惑,無論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故而我本來是想重新整理出一部佛教著作,比如校勘《弘明集》、《廣弘明集》這樣的論文集,《開元釋教錄》、《歷代三寶記》這樣的經錄,或者《梁高僧傳》、《唐高僧傳》這樣的僧傳等等。然而,限於專業和研究方向的考慮,最後只能定下了“《梁高僧傳》的文獻及文學方面的研究”這樣一個粗略的範圍。
在確定了選題之後,因為導師陳允吉先生經常告誡我“書非校不能讀也”,雖然此書已有一個非常權威的校訂本,我還是用高麗本對校金藏本以比較此二本之優劣;用磧砂本對校高麗本與金藏本以便得出大藏經南本與蜀本之間的差異;用高麗本對校大正藏本來看日本人在整理此書時犯過哪些錯誤;最後又以高麗本為底本,以其它十餘種版本參校作了一次徹底的校勘。每曰工作都在十幾個小時以上,前後費時約大半年。因為《高僧傳》中牽涉到很多早期中土與異國僧人、他們的譯著與自著、早期佛教的義學背景等問題。基於校勘的資料準備計,我還做了一項工作,即將隋代以前幾乎所有的佛教材料,包括碑刻、傳記以及外典中對於佛教與僧人的記錄都做了較全面的蒐集,並為此部僧傳中的每一位正傳與附傳的傳主編制了材料來源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