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化

上古時代的江蘇，存在著兩個文化圈，即淮河以北以徐國為中心的徐文化圈，江南以吳國為中心的吳文化圈。中原古徐國經過了夏、商、周三代，歷時千餘年，徐國人民創造了燦爛的徐文化，形成了淳樸的徐國民風。光輝的徐國歷史和燦爛的徐文化似晶瑩的寶石，永遠放射出不朽的光芒。淮河流域的徐國史和長江流域的吳國史，共同組成了江蘇地區的上古史，徐文化、吳文化和徐吳過渡地帶的文化，共同組成了江蘇地區的古文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徐文化
• 時期：上古時代
• 地點：淮河以北
• 區域：以徐國為中心
• 代表建築：古徐城景區、古徐城 

概述

徐文化指禹貢徐州地區人民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包括廣義徐文化和狹義徐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遠古的徐人（徐戎）是東夷部族的重要分支。而徐文化先於江南吳文化產生，因此，早在西周時代，徐文化就成為江淮地區的先進文化。

在東夷集團中，商部族的徐人是王族。（殷的含義是夷，商的含義中有高台的意思。而高高在上的只能是王族了。）大概是掌管文化、宗教的緣故，周朝時，徐部族以徐偃王講仁義最為出名。後來東夷衰落，徐文化的中心從魯南轉移到淮南，淮夷的地位也就提高了。舒（群舒）即是徐人的外圍，舒即徐。

後來，有一部分徐人向南遷播。早期向南的，就是楚。（古代的楚、徐本是同音字。）後期向南的，就是吳。（吳與虞互通，與“余”同音。）所以，可以理解為，徐人南遷開發新地域，上山的，“荊棘遍地”，即是“楚”，以鳥木為生；下海的，“通江達海”，就是“吳”，即長江入口（江陰以東的寬口，古代是大海），以魚（漁）為生。

徐文化城市圈（淮海經濟區範圍）：徐州、連雲港、宿遷、蚌埠、淮北、宿州、阜陽、亳州、棗莊、濟寧、泰安、萊蕪、日照、臨沂、菏澤、開封、商丘、周口。

徐文化主要歷史文化名城（標準以國務院審批名單為準）：徐州市、阜陽市、亳州市、鄒城市、曲阜市、泰安市、開封市、商丘市。

歷史

郭沫若先生曾說過：“中國的真實文化期起源於殷人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在殷朝滅後分為二大支。一支在周人手下在北部發展，一支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發展，西周三百六十餘年間南北是抗爭著的，周人一直把徐、楚人當成蠻夷。顯然，徐人的文明並不比周人初起的文明落後。徐是夏、商就存在的古國，具有相當的經濟基礎。”還說，“吳越人的漢化一定受了徐楚人影響，吳的支配者雖然是周人的伯夷仲雍，但他們初到吳時也還是半個蠻子，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宋人，是傳播殷代文化在中國南部發展的。”（見《歷史人物》）
這應該是“徐文化”概念的最早出處。
先是，東夷族領袖伯益協助大禹治水成功，大禹繼位，“禹舉皋陶（伯益之父），皋陶卒。而後舉益，益讓帝禹子啟，啟遂即天子位。”啟的繼位在當時引起一些人的反對，有扈氏首先起來反抗，伯益也起兵，但啟早有準備，擊敗了伯益。夏啟六年，伯益被殺。迫於當時的形勢，為了籠絡人心，夏啟一面以隆重之禮安葬伯益，一面將伯益的二兒子若木封於徐，即山東中部、南部、郯城和江蘇徐州豐沛縣及邳州一帶，後又向南擴展，到了淮河流域。徐國經過強強弱弱的風雲變幻，歷經夏、商、周，到戰國時期的42代君章禹（公元前512年），被吳國所滅。
然而，存世1600多年的古徐國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廣義徐文化

廣義徐文化指九州之一的徐州地區創造的文化，《禹貢》記載“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地區範圍一樣。它南至淮河，東濱大海，北到泰山，西臨豫州。

徐州彭祖文化

徐州是遠古時期彭祖大彭氏國所在地，是世界彭氏宗親公認的發源地。作為中華飲食文化及養生文化的鼻祖棲息地，徐州市留下了大量寶貴的彭祖飲食文化、養生文化等遺產，民間關於彭祖的傳說和秘藏的養生健身方法更是不勝枚舉。　相傳彭祖從堯帝時期活到周朝，為躲避戰亂，從徐州舉家外遷，其後裔分別落腳在四川彭山、廣東揭陽、浙江臨安和福建武夷山等地。彭祖養生文化的精髓是“藥食同源，以食養生”。此外，按摩養生養顏術也正風靡全球，而彭祖導引術是最早的源頭。

徐州兩漢文化

歷史文化名城徐州，山川壯美，景物秀麗，大氣雄風，盪人心魄。六千年的文明史，燦爛的古文化遺存，歷史的長河在這裡翻卷出一朵朵絢麗的浪花，陶鑄出它獨特的文化風姿。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事其輝煌的兩漢文化遺存。

這裡是漢高祖劉邦的故鄉。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盛而持久的封建帝國——大漢王朝就是從這裡出發，登上了歷史舞台，扮演出一部光耀四海，流韻百世的活劇。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主體——漢族，我們所書寫著的漢字，交談著的漢語，是否都與這個王朝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一個“漢”字，早已融化在億萬炎黃子孫的血脈里，成為一個民族最為醒目的圖騰。

商丘三商文化

三商文化即由商人、商業、商品衍生出的文化，是中國商丘的品牌文化。商丘是商人、商業、商品的發源地，華商始祖王亥的故里，商朝建都地，商丘因此被譽為“三商之源·華商之都”。商族的先族東夷人在商丘一帶活動，從事物物交換活動，久而久之人們就把從事貿易活動的商部落人稱為“商人”，把用於交換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從事的職業叫“商業”，由此衍生的文化稱為“商文化”。三商文化是中國十大文化之一，商丘為中國十大文化城市之一。

郯城鳥崇拜

郯子治郯講道德、施仁義、恩威有加，百姓心悅誠服，使郯地文化發達，民風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繼續保持下來，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

郯子說：少昊是我的祖先，我當然知道。我的祖先少昊摯初立位時，恰好有鳳凰飛來，這被當成吉祥的徵兆，因此就拜鳥為師，以鳥名來稱呼各種官職。郯子進一步解釋說：少昊是我們的高祖，我知道這是什麼道理。從前黃帝以雲來記事，因此他的百官都以雲命名；炎帝以火來記事，因此他的百官都以火命名；共工氏以水記事，他的百官都以水命名；太昊氏以龍記事，他的百官都以龍命名。我的高祖少昊摯即位的時候，恰遇鳳鳥飛來，因此便以鳥記事，他的百官也以鳥命名。如鳳鳥氏掌管曆法。所說鳳鳥氏，就是歷正。鳳凰是吉祥的神鳥，它一出現天下就和平安定，它是知道天時的。歷正是主管歷數正天時的官，故叫鳳鳥氏；玄鳥氏掌管春分、秋分。玄鳥即燕子，它們春分飛來，秋分離去，故名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為玄鳥氏；伯趙氏掌管夏至、冬至。伯趙就是伯勞鳥，它夏至開始鳴叫，冬至停止，個官職以它命名；青鳥氏掌管立春、立夏。青鳥就是鴿鸕，它在立春開始鳴叫，立夏停止，故這個官職以它命名；丹鳥氏掌管立秋、立冬。丹鳥即雉，它立秋來，立冬離去，故以它命名。以上這四種鳥都是鳳鳥氏的屬官。祝鳩氏就是司徒。祝鳩非常孝順，故以它命名主管教育。

日照太陽崇拜

天台山有羲和部落遺址、太陽神石、太陽神陵遺址、女巫墓、祭祀羲和與女媧的老母廟和老母洞、老祖像、大羿陵和嫦娥墓、女媧補天台與神鰲、天然東方神龍、魁星閣遺址與獨占鰲頭石刻、忘憂谷、秦始皇賜名的望仙澗、東方朔記載的東方玉雞等眾多遺蹟與傳說。

天台山主峰北側的東方神龍總長約100米，其頭20米，身65米，尾15米。龍頭上有泉二，深不過半米，徑不足5尺，但即使大旱之季，泉水也常年不涸，世人異之。壽星彭祖遊歷天台山飲此泉水後留下“登斯山斷七情身已是三界之外，飲此水淨六欲心不在五行之中”的對聯，橫批是“再來一瓢”，並賜名神龍泉。

泰安大汶口文化

泰安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早在50萬年前就有人類生存、繁衍，5萬年前的新泰人，已跨入智人階段；5000多年前這裡孕育了燦爛的大汶口文化，成為華夏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由於古人對太陽和大山的崇拜，自堯舜至秦漢，直至明清，延綿幾千年，泰山成為歷代帝王封禪祭天的神山。隨著帝王封禪，泰山被神化，佛道兩家、文人名士紛至沓來，給泰山與泰安留下了眾多名勝古蹟。追憶往昔，泰安有三遷的歷史。春秋時期，泰安為無鹽邑，城市坐落在今徂徠境內官路村一帶。後來遷往舊縣{原奉符縣}，大宋時又遷往谷縣。到明朝才定居泰安。泰安也因泰山而得名，從古語“泰山安則四海皆安”中來，寓意“國泰民安”。

連雲港龍山文化

藤花落龍山文化遺址是我國迄今發現的首例內外雙重城牆結構的史前城址，是江蘇省發現的第一座龍山文化時期城址，也是我國發現的50餘座龍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整的、最適宜作聚落形態考古的大遺址，對研究文明的起源有重大價值。

遺址位於連雲港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中雲鄉，面積15萬平方米。對龍山文化的內外兩重城牆進行解剖後發現，外城平面呈圓角長方形，由城牆、城緣、城門等組成，城周1520米，面積約141375平方米。內城平面近圓角方形，位於外城內的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門、哨所組成，城周806米，面積40560平方米。在內城內發現35座各式房址，其中一座“回”字形大房址有110平方米，可能是一個與宗教、祭祀、集會有關的場所。

藤花落遺址中還發現夯土台基、奠基坑、灰坑、灰溝、道路、水溝、水稻田、石埠頭等遺蹟200多處，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炭化稻米、木樁以及各類動植物標本2000餘件。

新沂花廳遺址

新沂市花廳遺址是新石器時代花廳古文化遺址，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同類遺址中，同時存有兩大明顯不同文化類型器物的遺址，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已有5300多年的歷史。

邳州禮樂文化

發掘出來的邳州梁王城（含九女墩、鵝鴨城等遺址），可以確定為規模最大、時間最久的古徐國後期都城。連續三次發掘，共發現灰坑122座，墓葬22座，房址11座，出土文物一千餘件。本地曾有“金鑾殿”地名，出土19枚宮廷器樂青銅編鐘，並鐫刻“徐王子孫永保之用”銘文。專家張知寒先生在《略談古代徐州》中說：”徐國治所（國都）在下邳。這是指徐偃王所建的徐國。徐偃王復國於邳，國都建在下邳理所當然。”“良王城”在史籍中是有政治活動記載的，可以佐證良王城是徐國政治中心之城，又是徐國基地之城。

濟寧禮樂文化

曲阜是古代東夷族部落居住中心，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主要地區，亦是周代東方的禮樂之邦，日照有堯王城，孟子認為舜是東夷人，徐偃王好行仁義也對孔子的儒家學說產生了影響；鄒城古稱“鄒魯聖地”，是中國儒學發源地，我國著名思想家孔子、孟子的故里，夏代屬九州徐州之域。

泗洪徐夷文化

泗洪境內發現的長臂猿化石，距今1000多萬年，是亞洲迄今發現最早的古猿化石之一；在淮河岸邊，5萬年前便有先人臨水而居，稱為“下草灣人文化遺址”。相傳夏、商、周三代，古族徐夷在此生息。公元前113年，泗水王國在此建都，傳五代六王，歷時132年。

古徐城景區

古徐城景區位於泗洪縣南部新城，總用地面積465畝，分為東區、西區和核心區三大板塊，是國內的古徐文化集中體驗中心。

古徐廣場

古徐廣場位於泗洪縣行政新區，古徐廣場面積十萬平方米，以入口景觀石、噴泉水池、中心廣場、中央草坪、漢白玉旗台為中軸線整體布局，通過景牆、浮雕、雕塑等形式再現了泗洪悠久濃厚的歷史文化。

蚌埠先秦文化

史前時期，今蚌埠地域為淮夷族聚居區。傳說大禹治水南下淮泗，在今懷遠縣境塗山娶塗山氏女為妻，並生啟(公元前21 世紀，啟建立夏朝，為華夏第一代帝王。

春秋戰國時期， 今一市三縣地域曾分別為徐方、魯、宋、吳、越、楚等國的邑地。

淮北遠古文化

淮北源遠流長，早在7000年前新石器早期，人類就在此繁衍生息。約4000年前原始社會末期，中國“上古五帝”之一的顓頊在現淮北市市府所在地相山建城。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商湯十一世祖相土曾遷都於此。

據初步考察，計有200餘處文物點，重要的文化遺址有石山孜等14處。 始建於約公元前200年的臨渙土城為全國現存的鎮級土城牆。在出土文物中，漢畫像石的品位之高，數量之多，為中國少有的幾個城市之一。

狹義徐文化

古徐國的文化

古代青銅器出土文物，主要從商朝中、後期開始，到西周達鼎盛期。青銅器的製作標誌著古代社會的生產和經濟的發展。現已出土的西周青銅器有大量的銘文，極其豐富的證實和彌補了傳統歷史文獻資料確切性及不足之處。西周金文中幾次提到伐淮夷“孚吉金”的記錄。“孚”相當於獲取和掠奪的意思，“吉金”是優良的青銅器，徐戎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國家。曾伯粟簋銘文載：“克逖淮夷，印燮繁湯(陽)，金道錫行”，表明當時(安徽)繁陽以南的淮夷地區盛產銅和錫。《兮甲盤》銘記載西周關市之徵，對南淮夷和諸侯百姓的相應規定，銘文中說：“淮夷舊我帛晦(賄)人，毋敢不出帛、其積、其進人。”“敢不用令(命令)，則即刑戴(撲)伐”，就是說淮夷必須向周王朝交納吉金和財物，以及提供勞動力，否則就要討伐。僅在周穆王時代，就發現十五器和淮夷有關的戰爭記錄的銘文。(詩經·魯頌·泮水)寫魯僖公征服淮夷，建造泮宮宴慶群僚的情況，以“憬彼淮夷，來獻其琛(珍寶)。元(大)龜象齒，大賂(進獻)南金(質優的青銅器製品)”為尾結之句。

徐國經濟發達，是西周王朝賦稅的主要提供地區，所以“征東夷”“征東國”成為西周立國之後的主要戰事，這在西周早期的許多青銅器銘文上也都有歷史性的文字記載。

徐國有較多的青銅器出土文物。在廿世紀50年代之前，據資料就有廿四件之多，主要是日常生活、家庭、兵器等方面，例如：“徐王鼎”、“吮兒鐘”、“徐髂尹鉦”、“義楚鐘”、“徐王義楚鋪”、“王孫遺者鐘”、“徐王庚兒鐘”都是有銘文的。其他還有殷“徐伯鬲”、周“徐偃侯旨銘”、“徐偃王壺”、“豆形獸尊儀”、“徐寶蘊”、“大徐王壽銘”、“徐冠卑”、“環頭大刀”之刀頭。這些徐器大部分是徐國晚期(春秋時代)的東西，而徐國鼎盛期在西周，那時候的徐器想已在戰亂中被掠奪、進獻或散失，為止尚不見批量出土、聞世、發現。

1965年，山東費縣上冶鎮台子溝村出土“徐子氽鼎”，高21．5厘米、口徑22厘米、重3.2公斤，銘文：“徐子氽之鼎百歲用之”，系徐子“氽”隨葬之品，同時出土的還有銅箭頭等。1979年4月江西省靖安縣出土三件青銅器都是徐國的遺物，其中有一件銘文18字“雁君之孫徐令尹者旨型，擇其吉金，自作爐盤。”爐盆就如火盤，雁和偃同音，古文字可以通借。1982年在紹興發掘一座春秋大型墓葬，出土的六件青銅器中有三件鑄有銘文，這三件有銘文的銅器是鼎、爐、缶。缶的肩部有—周銘文因殘損未能釋讀。爐的底部有銘文三行其中有“徐王之”的字樣。鼎的器蓋與器肩各有相同銘文44字，標明徐餚尹自作湯鼎。據考古學家考證，餚尹可能是管理祭祀的官。

關於青銅器，古代有“蚩尤作兵”的傳說，東夷部落是蚩尤等的後裔，徐器製作曾經處於領先和承前啟後的位置。徐器繼承了商器的傳統。例如：商器沒有鐘、只有鐸，鐸形狀與鐘已相同，但比鐘小、口是向上的，有柄，執柄而敲鳴，如有銘文一般都刻在柄上。從西周開始才有口向下的鐘出現，徐器“徐髂尹征”自名征城，就是考古中的句耀，句耀是鐸的音變，在浙江紹興出土有越器句鎦，當系受徐器的影響。徐器也善於學習和模仿西周的青銅器製作，仰慕西周的禮制和文明。在安徽屯溪、江蘇丹徒等地出土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不同於當時南方青銅器的製作風格，都帶有棘刺類密集的變形動物紋及具有幾何印紋、陶紋特點的細密花紋，徐器的中間過渡是難以否定的。

徐國的經濟發展還可以從徐器銘文和徐姓家譜及雜史中得到一些印象。例如：紹興出土的“徐餚尹湯鼎”，“餚尹”是商朝、徐國、楚國設有管理祭祀的官員。(逸周書·王會解)中有：“祝淮氏、榮氏”(注)：“淮、榮二祝之氏也。”其中淮氏當系淮夷，居然當上了周王朝的巫祝，可見淮夷經濟的發達帶來文化的進步，不然，周王朝不可能把祭祀這一神聖的職務輕易地授給一個夷人。徐國是淮夷中代表性的國家，已經有十分明確的分工管理這方面的官員。

《詩經.魯頌·炯》是歌頌魯國養馬眾多的篇章，相對來說淮夷地處江淮河網交錯，航運事業占著優勢。《英山徐氏宗譜》載：第三十八世祖先徐暢，“暢仕夢為司楫，主航運之事。周昭王南征，使暢操舟事之，行之漢澤，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於南昌，報父仇也。”“司輯”是管理航運和船舶的官員，聯繫早先出版的《中文大辭典》“徐偃王”條下註：“穆王時徐子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溝陳蔡之間……。”徐國居然想以航運的優勢，開鑿運河，其國力可想而知。

徐州市的文化

六千年文明

在雲龍山東麓發現的下園墩古文化遺址表明，距今5000年左右，徐州市已經成為人類居住、生活的場所。下園墩遺址龍山文化的創造者是徐州市的直接先民，也是後來的大彭國前身。

以下只是徐州地區古代文化組成中獨特的一部分:

公元前？年~公元前500年 東夷文明

距今約10000年 舊石器時代 新沂何山頭遺址

公元前5000年~前3500年 新石器時代 邳州大墩子，劉林，新沂花廳，下園墩古文化遺址

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 龍山文化 徐州高皇廟遺址

公元前2000年~前 1000年 彭祖文化 雉羹，羊方藏魚

公元前1000年~前500年 徐國文化 邳州良王城

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 楚漢文化 戲馬台，西楚故宮遺址，漢墓，漢畫像石，漢兵馬俑

核心內容

一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見《論語》）但是，孔子之前，就有“仁”的思想存在。例如比孔子早40O多年的徐偃王，《淮南子·人間訓》就稱他“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徐偃王因“不忍斗其民”，在周、楚連謀爭伐時，選擇了迴避戰爭的辦法，“走之彭城”，“為楚所敗”，後又南遷至浙江沿海一帶。偃王在臨死之前說自己“吾賴文德，而不修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參見《徐偃王志》）。這裡他已經明確他是“仁”者。至於“仁”的內容，肯定就是他的行為內容了。而且由於他“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說苑》）。《北宋徐氏譜》曰：“四方諸侯之爭訟者，不至周而至徐”，由此而知徐國的仁已為天下知，甚至超過了周。而此前，卜辭中已經有了“仁”字，《商書·太甲》有“懷於有仁”，《詩經·鄭叔》中有“洵美且仁”，周公也自稱“予仁者考”（《禮記·檀弓》下）。這裡引證的意思是，“仁”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之一，由來已久。到了徐國，其內容已逐漸豐富和具體化了。“仁”（還包括“孝”、“忠”、“恕”等內容）作為徐國文化的核心內容，其實此時已經固定下來了。
二是義。徐人和殷人同是東夷人。據考，商的統治階級殷族就是從山東滕縣一帶發展起來，然後一路打到中原，幾次遷都到了安陽的。“老鄉情結”讓徐人依附於殷人，使本來獨立的封國成為了殷商的“分族”。《左傳》稱徐為殷民六族之一（見《左傳》定四年傳）。儘管殷人對徐人大部分時間是不客氣的，但是徐人仍對殷人講義氣。試舉一例：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紂，徐蓋父子仍苦守洛陽，雖後來倒戈，實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參見徐偉堅編《徐氏古今文化大觀》）。“義”和“仁”可以看作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之間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殷商時期，統治者既創造了“仁”，誇讚殷人統治的好處，以一種假慈悲役使奴隸和其他外族，作為統治需要，他們又創造了“義”，讓被統治者心甘情願接受奴役和宰割。徐國吸納並實行了這種文化，偃王“好行仁義”，對“上國”周“力盡忠謨”，“生為忠良之臣”（見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對國人則“被服慈惠，身行仁義”（《淮南子》）。總之，對上對下，善待之，很規矩。“仁”和“義”的觀念一旦作為一種文化被定格，就有了相對的穩定性和影響力。從歷史上看徐國是這一文化的和哲學的觀念的積極推行者。
三是德。楊榮國先生說：從“德”的含義上來說，“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適宜，於人於己都過的去，無愧於心，這就是“德”，也就是“得”（《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文提到的周穆王敕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穆王就自誇“為祟忠褒烈，必當其人；論德報功，必核其實”，他對徐偃王的敕封是根據徐偃王的行為實際作出的。本來徐偃王是被東方諸侯推舉出來反對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戀瑤池而忘歸，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連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戰，走而失國，穆王不僅不問罪，反而敕封，且又讓偃王后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度嗎？其實是周穆王迫於民聲，偃王有德，萬民膺服，不敕封不足以順民心。韓愈說徐國“處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國子民”（《衢州徐偃王廟碑》）。可見“德”在徐國已被公認為統治思想了，並普遍推行而達到“治”。在《徐偃王志》卷二“紀事第一下”里，記述了徐伯關於有道和無道君臣的言論，內有“以懷其德”、“循其祖德”等內容，說明徐國對“德”的認識是相當“前衛”的，以至於齊桓公等諸侯紛紛效法。
四是信。“信”和“誠”往往是連在一起的，信則誠，誠則信。穆王六年，徐誕朝拜周天子，“錫命為伯”（《竹書紀年》），“乃分東方諸侯徐偃王主之”（《後漢書·東夷傳》）。徐偃王以為天子分封了，發話了，徐國可以高枕無憂了，他是以“信”而信人了。於是，“外墜城池之顯，內無戈甲之備”（《抱朴子》）。以至於“不知詐人之心”，“走死失國”。這是因誠信而放鬆警惕、不知戒備的例子，反證了“信”在徐國的分量，“信”已成為了徐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是禮。《說文》：“禮”是規範秩序的行為準則。舉一個例子：公元前574年，邾婁考公喪禮，徐君使容居弔喪，當時禮節十分嚴格。容居欲行王使進侯王之座。邾婁國掌司者惡其潛比王使，拒之曰：“諸侯之來敝邑者，臣行臣禮，君行君禮，君臣禮雜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氣壯地說：“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徐於諸侯無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魯不敢忘其祖。”說得堂而皇之，氣理充足，顯示了徐國的氣魄（引自徐永生《再論徐國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說明了徐國“禮”文化的發達。我們還可以從近代以來出土的文物看出其端倪。徐器“沆兒鐘”銘文，就描述了一家幾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處的情形，即是“徐禮”在徐國家庭的體現。1993年邳州粱王城遺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銅編鐘，分別有銘文記載徐國歷史，還有“徐王之孫，永寶之用”的字樣。其次，該地還出土了十三枚青銅磬。鐘與磬均為古徐國宮廷樂器（見1995年版《邳州志》）。樂器的發展水平說明“禮”的發展程度，因為古代“禮”、“樂”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所謂“禮樂”者，“禮”需要“樂”，“樂”為“禮”而設，有“禮”有“樂”，四海昇平，政通人和，才是“禮治”。出土有“樂”，朝綱有“禮”，當為不虛。
六是道。任繼愈先生在《老子新譯》一書里說“道”這個範疇是老子首先提出來的。其實在老子之前就有“道”，《詩經》上有“周道如砥”的話，《廣韻》說“道”是“理也，眾妙皆道也，合三才萬物共由者也”，《易經》又說“一陰一陽謂之道”。徐人講的“道”，則具體得多，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們看來，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雖然大到包涵萬物，而萬物也是各各有“道”的。《管子四稱》里徐伯的言論可以看作徐文化里“道”的內容，“桓公善之”，認為很好。徐伯為徐國的國君，穆王命徐子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稱是襲舊號。這裡徐伯的“四曰”內容已很廣泛，有治國大道，也有處世之理，還含有仁、義、禮、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見當時徐國文化之發達。

影響

徐文化是在它的特有的生態環境中誕生和成長的，具有文化原型的意義。它是當時華夏東方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一是在“本土”的發展。徐國的疆域常常變動，但大致都在古徐州範圍，掌握的資料看，梁王城、九女墩、鵝鴨城等遺址，豐縣偃王城、泗縣徐城和費縣出土徐器等，都證明了徐文化在本土的發展是十分深厚且豐富多彩的，形成了該區域特色文化體系，且這種文化體系得以“垂直發展”，並不因為改朝換代而泯滅，於是形成了我們所謂的地域文化。
二是向外輻射。如《管子》記載，齊桓公問計管子，管子向他複述了徐伯的話，齊桓公認為很好，於是採納。齊桓公是我國歷史上很有名氣和影響的諸侯，尚且依徐伯之言而行之，其他小國受徐文化的影響，想必會更大。從近代距離古徐國境界不遠的幾個地方出土的文物看，徐文化確實對這些地區影響非淺。1982年在紹興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了六件青銅器，其中三件有銘文，銅器爐的底部三行銘文中有“徐王之”的字樣，可以看作徐文化輻射至此的證據。
三是大面積傳播。在漫長的歲月里，徐文化由北而南，不斷擴大傳播範圍。周穆王連楚伐徐，徐偃王息戰失國，他本人從彭城（今徐州）以東撤至浙江衢州會稽，又把徐文化帶到那裡，徐國遺存倒是浙江一帶為多。
不僅如此，我們從圖騰的南移也能夠看出徐文化遷徙傳播的軌跡。東夷族始祖少昊是“百鳥之王”，因此，鳥成為東夷各族的圖騰。徐國的圖騰是鳥，或者準確的說是朱雀（鳳）。據王雲珠在《“夷夏之辨”異論》中的研究，長江下游發現河姆渡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器物上有許多鳥的形象，紹興出土的銅房脊上有鳥圖騰裝飾框。這是鳥圖騰部落向南部地區的遷徙和發展表現，反映出徐文化在南方的影響。
據一些研究者統計，各地已經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期間的徐器，就有“徐王鼎”、“徐子氽鼎”、“沇兒鐘”、“義楚鐘”、“徐王義楚鍴（DUAN）”、“王孫遺者鐘”、“徐王庚兒鐘”、“徐偃侯旨銘”、“徐伯鬲”、“徐寶蘊”、“徐王壽銘”等數十件及其它碎片萬餘枚，還有已被發現的幾十個徐文化遺址，也都有力地說明了徐文化的廣泛傳播。
四是從孔子學說與徐文化的關係中看出徐文化的影響。孔子學說的中心是“仁”，而“仁”本來是徐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遠遠早於孔子學說的，孔子加以發揮、概括，給以系統化整理，形成儒家學說。孔子曾幾次“欲居九夷”，他曾經深入到徐國的土地上考察和學習，徐州以東的一些地方還有孔子遺留的痕跡或者傳說。銅山縣呂梁有個村莊叫聖人窩，相傳孔子到呂梁（那時候還不叫呂梁）來，在鳳凰山（徐山附近）被一小狗咬住褲褪，不讓到山南去。孔子疑惑，當晚宿在山北小村。次日起來，見山南已是一片澤國，河水滔滔，奔流而下。於是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孔子修訂的《詩經》多次提到徐，如“濯征徐國”（大大征討這個徐國）、“徐方不回”（徐國不敢有違），等等。
五是徐文化與漢文化也存在著傳承關係。不論是文字的結構還是語言形式，抑或文化層次的方方面面，徐文化都為漢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們將徐器銘文與西周和春秋時期的文字作比較，可以看出其一致性。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朝，統一文字，就是在這些文字的基礎上，做了系統的整理，然後形成了規範的文字的。到了漢代，“漢承秦制”，連文字也因襲下來，創造了漢隸，便成了漢字。由此可知，在文化進步的歷程中，徐文化也在不斷發揮著作用，充實和豐富了漢文化，特別是地方文化。

意義

徐文化曾經十分發達，並對當時和以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我們應該認真地研究徐國歷史和徐文化，還徐文化以本來面目，把徐文化研究成果運用到當前的文化建設中去。這是一項功在千秋的事業，是有利於培養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的事業，是愛國益民的事業。就區域文化建設而言，徐文化研究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