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子奇
- 國籍：中國
- 籍貫：山西五台
- 出生日期：1895年8月9日
- 逝世日期：1976年
- 畢業院校：山西陸軍國小堂
- 政治面貌：國民黨員
生平,早年,情報活動,抗日戰爭,抗戰之後,評價,親屬,
生平
早年
張子奇早年畢業山西陸軍國小堂第四期，16歲便跟隨國小堂監督溫壽泉一同參加了太原起義，擁護閻錫山推翻了清朝在山西的統治。起義成功後，張子奇與支應遴等一起接管了學生隊，維持太原城內的治安。新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遇刺身亡後，張子奇與張樹幟受閻錫山所派前往石家莊弔唁，同時聯絡在吳部活動的同盟會員何遂、孔庚、王伯軒等來晉軍工作。
辛亥革命勝利後，張子奇繼續在閻錫山部工作，後出任山西留日預備學校舍監。1919年，張子奇與140名山西學生一起前往日本留學。
歸國後，因與閻錫山產生矛盾，張子奇轉而投奔馮玉祥的國民軍，期間與張自忠結為好友。1926年9月下旬，張子奇作為隨員陪同國民聯軍參謀長鹿鐘麟前往蘇聯訪問，代表團其他成員還有鄧哲熙、南漢宸、浦化人、劉仲華、武士敏、程希賢、劉燕泉、王承曾、李向寅等。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張子奇被任命為交際處處長。8月，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張子奇回到北平閒居。
情報活動
在北平期間，因其交遊廣闊、在華北的宋哲元、閻錫山以及日本方面中都有人脈關係，張子奇被軍統（時稱復興社）招徠，發展為外圍成員。掌握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武裝的李守信就曾通過張子奇與南京國民政府方面聯絡，以備不時之需。
張子奇（左）與張自忠合影
1935年6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根據協定內容，華北實現所謂“特殊化”，河北的中央軍部隊和一切國民黨的公開機構都被要求限期撤離，藍衣社、復興社這些被認定“有害於中日兩國邦交之秘密機關”被取締，華北實際上成為了第29軍的“獨立王國”。原本是外圍成員的張子奇就這樣變成了平津軍統勢力“退出”後所剩不多的可以“合法”存在的“幹部”，依靠自己的公開身份秘密為軍統活動。
1936年3月24日，張子奇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敘任為陸軍步兵少校。同年6月，天津市市長蕭振瀛因公開支持天津學生舉行反日示威遊行，因此在日本人的壓力下被解職，第29軍38師師長張自忠繼任天津市長。張自忠就任市長後，任命張子奇為天津市電話局局長。
天津是當時中國北方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位置，自鴉片戰爭以來天津一直為列強看作是入侵中國的“前沿陣地”，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的控制權更是垂涎已久。而作為主管大半個天津通訊網路的電話局，在此波譎雲詭的時局下就顯得尤為關鍵：如果讓日本人掌握了電話局，天津的政府機關、社會團體、警察軍隊的所有電話通信將再無秘密可言。
因此張子奇在上任後便注重防範日本人對電話局的滲透，掩護天津市內各抗日團體的活動，並暗中為軍統地下組織傳遞情報。同時張子奇也重視團結各方力量、大力支持職工的抗日活動。1936年9月1日，張子奇任命中共地下黨員朱其文（化名朱子飾）擔任秘書，後委任其為話費股主任、電話局職工教育班主任，支持其進行抗日宣傳。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29日，七七事變爆發後，天津、北京相繼陷落。天津電話局閘口街二、五局，河北的六局，河東的八局及法租界的電報局，先後被日軍接管。電話三、四兩局由於在英、意租界內，日軍不能武力接管，張子奇遂與電話局職工們在天津租界區內依靠英美等國的力量對日本人實行抵制，堅決不交出電話三、四局。當時，天津電話局局長張子奇與天津電報局局長王若僖、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副處長李漢元三人因身居要害且抗日態度堅決，在軍統內部被並稱為“天津三寶”。
面對日偽當局的威脅恐嚇，張子奇與電話局總工程師朱彭壽、電話局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朱其文通力合作，召開全局職工大會，揭露敵人的陰謀，決心鬥爭到底。會後，在張子奇的支持下，朱其文安排租界外職工攜眷屬遷入租界，動員老工人推薦親屬、子女來局工作，及時組織技術力量搶修被破壞的設施，對與被日本侵略軍占領地區毗鄰的“危險區”施工人員採取保護措施，團結爭取同情“抗交”鬥爭的外籍工人等。當時，英方為防止敵人的破壞行為，也派出許多巡捕在分線箱下晝夜巡邏。職工們還在外籍工人的幫助下，把被日偽當局禁運的電話局所需機件、材料，通過海河偷運等秘密方式，使電話局業務得以繼續運轉。
同時張子奇也受張自忠所託，秘密往返平津，將來不及隨軍撤退的29軍軍官家眷分批轉移至大後方。8月，受命掩護29軍撤退的代理北平市長張自忠化裝騎腳踏車逃出北平，經張子奇接應，擺脫日偽的監視，抵達天津。後在張子奇的安排下，張自忠成功躲過日本人的追捕，從天津坐船安全回到南京。9月，張子奇參加了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天津召開的第一次“華北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會議，為冀東大暴動的籌劃貢獻了一份力量。
1938年4月，擔任國民黨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委員。7月3日，在日本人的壓力下，天津英法意三國租界當局宣布成立“特別委員會”，對電話三、四分局實行“暫時代管”，張子奇被迫離職，但仍在暗中主持天津電話局的“抗交”鬥爭。10月，一起參與抗交的電話局總工程師朱彭壽被日寇綁架最後慘死獄中。張子奇知道自己已無法在天津立足，便於1939年初與李漢元一起乘坐外國輪船經香港前往重慶，受到戴笠的接見。後改任國民政府財政部視察室主任，同時兼任軍統設計委員會委員。
1940年5月16日張自忠將軍在湖北棗陽南瓜店壯烈殉國後，張子奇在重慶參加了張自忠的追悼會，並作輓詩云：“憶昔共憂患，心期久見傾。三年支大廈，一語出圍城。形神隔幽冥，音容間死生。箕星在天上，猶為掃欃槍。”11月16日，張自忠的遺體被正式安葬於重慶北碚梅花山，在蔣介石偕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作最後一次致祭後，馮治安、張子奇、劉振三、黃維綱、邢仲采等張氏舊部親自鏟土封墓。
1945年2月，財政部視察室主任張子奇參與了“高秉坊貪污案”的審查。
抗戰之後
抗戰勝利後，張子奇擔任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清查委員會天津分會主任委員，負責清查民間隱匿的日偽產業清查工作，曾協助王世襄從日本人手中追討回一批文物。
1946年8月，改任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副局長（孫越崎任局長）兼天津辦事處處長，不久，孫越崎被派往東北接收工礦企業，張子奇升任局長。張子奇在任上將局址遷往天津，與天津辦公處合併，北平則另成立北平辦事處。
1947年7月11日，張子奇辭去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一職，專任天津市副市長。同時兼任天津市燃料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8年8月，因涉嫌敲詐天津大銀行家孫仲山，張子奇被免去副市長之職。年底，平津戰役即將開始之際，張子奇攜全家人南下，後遷往台灣定居。逃台後曾供職於台灣電力公司。
1976年，張子奇去世，安葬於台北。
評價
隨著電影《邪不壓正》的熱播，越來越多的人對電影及原著小說《俠隱》中的藍青峰這一角色產生興趣，很多人都非常好奇，電影中那個“辛亥年和閻老西一起推翻滿清，如今在北平各個勢力間縱橫捭闔”的“老藍”到底是什麼來歷？而作為藍青峰的原型，張子奇這個過去“名不經傳”的人物也開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近來有很多文章把張子奇說成是在民國政壇上“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在各個軍政要員之間遊刃有餘，上世紀三十年代平津的各個大事件中都有其身影；甚至還跟托派有牽扯，曾現身於西安事變中，企圖阻止事件和平解決。這其實是將文藝作品與現實混為一談，是非常錯誤的。電影中藍青峰表現出的“神通廣大”，既是藝術加工的結果，也有角色自己自吹自擂的成分。實際上的張子奇終其一生也只是國民黨的一個中層官員，並沒有能夠左右時局的能量。但是，在抗戰爆發、平津淪陷、天津租界區成為孤島、國共日偽租界五方勢力相互糾纏的複雜局勢下，張子奇卻能靠著自己以往經營的人脈網路，在國民黨的敵後工作中發揮出無可替代的作用，成為了特殊形勢下的關鍵人物，這也是如今網上眾多傳言的來源。但在脫離了天津魚龍混雜的環境後，張子奇也迅速歸於沉寂。
歷史上，張子奇確實與閻錫山一起參加了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義，但他並非革命軍的領導者，甚至不算主要成員；確實參與過軍統的特務活動，但他並非骨幹成員，沒有出任過軍統的任何實際要職，只能說是外圍情報員或是關係較近的合作者，這一點與另一位出身西北軍的軍統大特務馬漢三截然不同。至於其“和托派大將張慕陶插手西安事變”的傳言，早在1980年便由當年張學良的秘書、全程參與西安事變的應德田在《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一書中澄清過了：“有人認為，‘二二事件’是受了托派分子的影響搞的。坦率地說，張慕陶、徐惟烈、張子奇之類，在西安事變時期，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更談不上見過、接觸過。至於托派一詞，我更不知道。”
那么撥開這些迷霧，張子奇的核心身份其實只有一個，那便是29軍“親日派”代表張自忠的親信。29軍內部的政治成分非常複雜，既有以馮治安為首的“抗日派”，也有以宋哲元、張自忠為首的“親日派”，還有以秦德純為首、更偏向於蔣介石的“中央派”。張自忠上任天津市市長後，任命了一批有著親日背景的文人作為天津市政府官員，張子奇因為有著留日的經歷，也被任命為了天津市電話局局長。但張子奇本人卻具有堅定的抗日信念，且早已與軍統組織合作，得以藉助該職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後的風暴中心——平津，利用租界的特殊環境與日本侵略者及日偽政權展開鬥爭。而張自忠早已在日本人的拉攏下失去警惕，不加掩飾地表現出媚日態度，以致在蘆溝橋事變後舉棋不定，錯過了最佳的反擊時間，最終在鑄成大錯後才幡然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