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鑼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前前後後》一文原載1992年5月5日《解放軍報》，1992年5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時略有增補，作者：艾克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延安的鑼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前前後後
- 作者：艾克恩
- 刊載媒體：解放軍報；人民日報
內容摘要,原文閱讀,
內容摘要
艾克恩《延安的鑼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前前後後》一文，全面回顧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重要歷史文獻發表的前後歷程、歷史背景以及具體經過，內容翔實而生動。
原文閱讀
延安的鑼鼓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前前後後
一
1936年，中央紅軍到了延安，延安便以其特有的魅力引起海內外愛國者的關注和嚮往。陳毅元帥有詩：“延安有寶塔，巍巍高山上；高聳入雲端，塔尖指方向。”
“七·七”事變之後，在國家危亡之際，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衝破重重阻攔，從祖國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著名女作家丁玲，拿著宋慶齡贈送的350元，衝出國民黨的牢籠，於1936年11月率先進入陝北，毛主席、周副主席設宴款待。毛主席問：“你打算做什麼？”丁玲毫不猶豫地答道：“當紅軍！”於是她換上戎裝、躍馬揚鞭到了隴東前線，寫下了歌頌彭德懷、左權將軍的佳作。毛主席揮毫贈詞：“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詩人艾青、嚴辰，小說家羅烽、逮斐，畫家張仃結伴化裝來到延安。一個月路程衝破47道關卡。艾青激動地講：“我這個‘流浪兒子’，終於回到了‘娘’的懷抱！”張仃高興得在地上打滾，親著、吻著陝北的黃土地。
冼星海這個廣東漁民的苦孩子來了。他認定“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祥地”，“那裡有著無限的希望和光明”，延安窯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
留法的“洋學生”陳學昭也來了。她說：“我們像暗夜迷途的小孩，尋找慈母的保護與扶持，投入了邊區的胸懷！”從此，她成為延安唯一的文學博士。
眾多名家，都懷著一個希望，選擇一條道路——延安光明之路。繼袁牧之、陳波兒之後，受盡凌辱的十分柔弱的女明星周璇，也曾多次聯繫去延安，可惜含恨未能成行。與賀綠汀同行的鄒韜奮，不幸病逝在新四軍開赴延安的途中。臨終前，留下遺書請求黨中央追認他為中共黨員，並將骨灰運往延安。畫家蔡若虹臨到延安附近卻被受阻，只好繞道香港、河內、昆明，費時七個月才到達理想之地。舞蹈家吳曉邦及其夫人盛婕，背著沒過滿月的小女來到延安，為此他們給女兒起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小名“安娘”。這個新生命的降生，也標誌著他們夫婦新生活的開始。
文壇名將茅盾攜妻帶小也來到了延安。毛主席多次會見了這位闊別十多年的老朋友。詩人田間幾次往返延安，放歌吐心曲：“黨呵，母親，你的兒女回來了。”“世界上哪有這樣美的城市？我在這裡喝一口水，都是甜滋滋的；我在這裡抓一把土，都是香噴噴的”。
“割掉我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只要我還有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科學家、作家高士其來得比別人更為艱難。他因科學實驗招致癱瘓，同樣也來到延安。在一首《不能走路的人的吶喊》詩中，他豪邁地呼喚：“喔，我是一個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來到延安，也要在路上助威吶喊：趕走日本鬼子，還我中國河山！”
為什麼如此眾多的專家學者、文藝青年，離開大城市跑到小山溝，不住樓房愛住土窯，不走柏油路喜歡爬陡坡，脫掉高跟鞋綁上麻草鞋，甚至走出課堂衝進戰壕？這是因為理想、信念和意志給了他們力量。正像“狂飈詩人”柯仲平回答的：“青年，中國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麼你愛延安？”“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
二
大批文藝青年和紅軍中的文藝工作者匯聚延安，給延安文藝的百花園帶來了生機盎然的新局面。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就多次談到知識青年要和工農民眾給合，文化人要“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丁玲率先領導西北戰地服務團開赴前線。毛主席在歡送晚會上鼓勵他們：“要用你們的筆，用你們的口與日本打仗。”“從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夾攻日本帝國主義”。服務團凱旋後，周恩來副主席讚許說：“丁玲等所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在前線艱苦奮鬥，獲得全國人民的稱頌。”
隨之出現的便是風靡陝北的“街頭詩運動”。1938年8月7日，延安“戰地社”、“戰歌社”成員紛紛走上街頭，打出“街頭詩運動”的條幅，發布《街頭詩宣言》。宣言號召：“有名氏、無名氏的詩人們，寫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唱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頓時，延安大街小巷，坡坡窪窪，到處布滿花花綠綠的街頭詩。柯仲平、蕭三、艾青、田間、公木、朱子奇、魏巍、高敏夫、魯藜、侯唯動、張季純都是街頭詩的倡導者和參與者。詩人艾青主張“詩必須成為大眾的精神教育工具，成為革命事業里的宣傳與鼓動的武器”。聽，“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慘死成一堆泥漿；我的田舍，我的家鄉，也轟炸得一片精光。”“給我一支槍，我要上戰場，國讎家恨千萬樁，那個能夠再忍讓！”這些詩，能讀的，讀得有味；能聽的，聽得入神。為抗日風雲添彩，為中華健兒畫像，為神州大地助威。謝覺哉說得好：“敵人看了驚，人民看了樂。”
當時的延安，又是一座歌的城——戰鬥的歌，團結的歌，勞動的歌；頌歌，凱歌，壯歌。這歌聲，有“信天游”的高亢、悠揚，有“藍花花”的深情、溫馨，而更多的則是大地的激盪，黃河的怒濤。光未然、洗星海在延安窯洞裡創作的《黃河大合唱》，就是其中最響亮的歌。它唱出了民族的苦難，也唱出了炎黃子孫的剛強。毛主席聽後連連贊好。周副主席欣然命筆：“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黃河大合唱》從延安唱到全國，所有抗日戰場，無不發出“怒吼吧，黃河”的戰鬥強音。
詩人公木和作曲家鄭律成創作的《八路軍大合唱》，是繼《黃河大合唱》之後的又一力作。大合唱由八首歌組成，《八路軍進行曲》是其中最拔尖最受歡迎的一首。它那雄壯的旋律，剛健的節奏，伴隨著進軍的號令響遍全軍。
三
在延安，如此一群熱情澎湃的文藝青年的到來，使延安文藝出現了嶄新面貌。然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民眾完全結合了”，“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結合，要有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產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由此自然就暴露出許多問題來。
首先是脫離民眾，脫離實際。突出表現在戲劇的舞台上。當時不乏一些好劇目，如李伯釗、向隅的《農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軍民進行曲》，王亞凡、劉熾的《塞北黃昏》，王震之的《流寇隊長》，姚時曉的《棋局未終》，馬健翎的《查路條》等。但更多的則是從大城市搬來的一些大戲。中國戲如《日出》、《雷雨》、《蛻變》、《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國》等；外國戲有《欽差大臣》、《偽君子》、《慳吝人》、《求婚》、《蠢貨》等。上演這些戲，對活躍文化生活，開闊視野，交流經驗，都是有益的。但問題在於，延安作家自己寫的東西太少，直接反映現實鬥爭生活的作品更少。有的人“對於活潑生動的邊區生活不感興趣，缺少政治責任感”。（張庚語）
其次是關門提高，學用脫節。魯藝校長周揚就談道：“魯藝的教育和實際脫節的現象是嚴重的。”它“貫穿於從教學方針到每一具體實施的全部教學的過程中”。在魯藝任教的周立波也說：“魯藝的院址是在離城十里的橋兒溝，那裡是鄉下，教員的宿舍，出窯洞不遠，就有農民的場院。我們和農民可以說是毗鄰而居，喝的是同一井裡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窯洞，但我們卻‘老死不相往來’。整整四年之久，我沒有到農民的窯洞去過一次。”而且這種情況，“別的文藝團體裡，也不在少數”。
再次，藝術觀點屬舊的一套，無非是自我復歸，自我表現一類。由於對工農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識分子圈內找朋友，把創作視為個人情緒的表露，或用工農兵的外衣裝飾作品。有人主張還是雜文時代，有人提倡超階級的人類愛，有人甚至認為馬列主義會破壞創作情緒等等。總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
更嚴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亂，如認為延安一片“黑暗”，沒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視而不見從領導到下級，從長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團結友愛；認為延安生活“單調”、“枯燥”、“沒有趣味”，感覺不到延安那種生機勃勃、歌聲朗朗的景象。當時一些文章和作品，明顯反映了這種觀點和情緒，起到了渙散軍心、瓦解鬥志的作用。
對此，毛主席批評說，延安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說明：“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唯心論、洋教條、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民眾等等缺點，需要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
四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拉開了整頓“三風”的序幕。這是一次全黨範圍的生動活潑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為了推進延安文藝界的整風學習，黨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之前，毛主席和有關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
1942年4月間，毛主席約請艾青交談。毛主席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
“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我說話有人聽嗎？”
“至少我是愛聽的。”
過了幾天，艾青將毛主席委託他收集文藝方面的意見材料交給毛主席，並經修改成文發表在《解放日報》上。
毛主席又約請劉白羽談話，共三次。第一次詢問了文藝界的情況，提了一些問題，讓把議論結果告他。第二次劉白羽作匯報，其中談到文藝界的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現不好，起了壞作用，毛主席聽後笑了起來。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劉白羽闡述了為工農兵服務和深入工農兵的思想，使劉耳目一新，豁然開朗。
毛主席還約請在魯藝任教的五位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到楊家嶺交談。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談到人性問題時，毛主席舉例說，比如打仗，我們正在追擊敵人，這時我們旁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追擊敵人呢？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先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鬥以後，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這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人性，沒有人類愛，沒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風和日麗、萬物甦醒之時，人民領袖如此耐心地約請幾十位文藝界人士為“座上客”而促膝談心，通過這種平等、坦誠和親切的交談，使毛主席不斷在思考著、估量著和構想著中國革命文藝的方向、道路和未來。
五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召開。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主持會議。
毛主席一到會場，與會者馬上活躍起來。周揚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見面。當見到《八路軍進行曲》詞作者公木時，毛主席含笑說：“寫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師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尊的手親切地問：“你從前方回來了？”
在會議大廳里，大家靜靜地聽著毛主席關於“引言”部分的講話。他頗有風趣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即“手裡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而文化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指出，召開座談會的目的是“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當談到魯迅“總司令”領導文化軍隊時，全場響起了掌聲和笑聲。接著毛主席提出立場、態度、對象、感情和學習等問題，供會議討論。
由誰先發言呢？丁玲說蕭軍是學炮兵的，“你先打頭炮吧！”蕭軍沒有謙讓，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對於當前文藝諸問題的我見》。接著又有幾位同志談了各自對當前文藝的看法。毛主席一邊聽著，一邊不時地在紙上記著。時而微微點頭，時而淡淡一笑，時而插上幾句話。休息時，女作家白朗打趣地說：“主席，今天可還得請我們吃一頓囉？”主席笑著說：“小米飯是有的。”三天會議，中央辦公廳都款待一頓小米飯。大家三五成群地蹲在會議廳外面邊吃邊聊，而毛主席吃著飯，還在翻看記錄，思考著問題。
5月16日，座談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毛主席、朱總司令繼續聽取大家的發言。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講了他們下鄉演出盛況，說民眾看了演出送來許多慰勞品。“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你們要找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與會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過毛主席講：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從晉西北前線歸來的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尊發言說：“戰士和老百姓對於文藝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們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並且還要求你教會他們幹這些。看起來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收到的、學到的東西更多。”他還說：“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活動，這樣多的文藝幹部，留在後方乾什麼？大家都上前線去吧，我舉雙手歡迎！”毛主席十分讚賞他的發言，說還是前方來的同志了解情況，熟悉民眾，提出了很好的意見。
5月23日，座談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晚上，三根木棍懸起一盞汽燈，照得會議廳前一片通明。朱總司令首先講話。他針對有人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魯迅一直是革命的，沒有什麼轉變；魯迅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等觀點提出批評。他說：“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農兵民眾批准。”關於轉變問題，他說：“豈但有轉變，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經歷說道：“我是一個從舊軍隊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產黨的。我認為共產黨好，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到上海找黨，沒有解決參加黨的問題。後來到德國，才入了黨。我投降無產階級，並不是想來當總司令。後來打仗多了，為無產階級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幹得還可以，才推我當總司令的。”他又說：“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為什麼不該歌、不該頌呢？”
最後，毛主席作“結論”。他說，座談會開了三次，開得很好。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他已經作了結論。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有些問題我再講一點。毛主席針對延安文藝界的現狀和爭論，聯繫“五四”以來革命文藝運動的經驗，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明確地解決了文藝工作的方向問題、道路問題。他說：“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民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民眾的問題。”具體講，就是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民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由此出發，規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藝路線、方針、政策，解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的源與流的關係、普及與提高的關係以及文藝批評的標準、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講話》將現代文學運動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六
1943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七周年紀念，《講話》公開發表在當天的延安《解放日報》上。
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指出《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的語言所寫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檔案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範。各地黨組織收到這一文章後，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檔案，找出適當的時間，號召在幹部和黨員中進行學習。”
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作家們紛紛深入生活第一線。蕭三、艾青、塞克赴南泥灣，陳荒煤赴延安縣，劉白羽、陳學昭下農村與連隊，高原、柳青去隴東，丁玲到工廠。魯藝、邊藝、部藝、平劇院、民眾劇團、西北文工團、聯政宣傳隊等也紛紛奔赴農村與前線。
《講話》的貫徹，使延安文藝出現空前的繁榮局面。延安文藝運動敲響的第一聲鑼鼓，是1943年春節興起的大秧歌運動。
魯藝師生率先推出秧歌劇《兄妹開荒》。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人觀看了演出，無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說：“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朱總司令說：“不錯，今年的節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鬥爭啊！”受熱火朝天的秧歌鑼鼓感染，大詩人艾青自告奮勇組成秧歌隊鬧騰起來。他帶領的一百多人的中央黨校秧歌隊，演遍了楊家嶺、王家坪、橋兒溝、南泥灣等地。首演周而復、蘇一平寫的《牛永貴掛彩》，影響很大，中央公辦廳特登報表彰。
周副主席參加了延安整風之後，高興地把延安秧歌帶到重慶。在周公館的過道，在《新華日報》場地和八路軍辦事處的草坪上，周恩來同重慶文藝界人士與國際友人，歡歡笑笑，踏著秧歌鼓點扭跳起來。秧歌劇《兄妹開荒》、《一朵紅花》、《牛永貴掛彩》的演出，使在場觀眾大開眼界。郭沫若不禁開懷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聽罷秧歌醉拍欄。”
此後，歌劇《白毛女》引起巨大反響，成為中國歌劇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個由詩人邵子南寫出詩劇初稿，後在集體討論的基礎上，重新由賀敬之、丁毅執筆，馬可、張魯、瞿維、李煥之、向隅、陳紫、劉熾等作曲的歌劇，作為向黨的“七大”獻禮節目，標誌著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穫。
在延安戲劇舞台上，利用舊戲形式，表現新的內容，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民眾劇團上演的新編秦腔《血淚仇》和《窮人恨》，感人淚下，催人奮進，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在改編歷史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收穫。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推《逼上梁山》。毛主席看了中央黨校的演出後，連夜給作者楊紹萱、齊燕銘覆信，讚揚這齣戲將“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並稱讚它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與此同時，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相繼推出，如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柳青的《銅牆鐵壁》，歐陽山的《高幹大》，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以及一百多位美術家、音樂家的作品，給延安文藝園地帶來了百花爭妍的新局面。郭沫若驚喜寫道：“我完全陶醉了。”“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紀。”“在人民翻身的時候，同時也就是文藝翻身的時候。”徐悲鴻講：“新中國的藝術必將以陝北解放區為始。”
女作家丁玲和歐陽山在深入邊區生活之後，分別創作了報告文學《田保霖》和《活在新社會裡》。毛主席看到這兩篇作品後，當即寫信勉勵他們：“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後來，毛主席又講：“丁玲現在到民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丁玲感動地講：“這封信給我很大幫助，我的新的寫作作風開始了。什麼是新的寫作作風呢？就是寫工農兵。”
丁玲的話，道出了延安作家、藝術家的心聲，《講話》給延安文藝界帶來了嶄新的精神面貌。從此，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中國革命文藝不斷出現新的高潮。《講話》精神，不僅在戰爭年代，而且在建國以來，都指引著中國革命文藝的方向，成為照耀革命文藝家前進的一座燈塔。我們相信，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即使在將來，《講話》必將發出久遠的迴響。
（原載《解放軍報》1992年5月5日，《人民日報》1992.05.21 轉載時略有增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