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沿海一帶相繼淪陷，海鹽生產備受破壞，運輸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鹽銷區民苦淡食，迫需靠川鹽濟銷，1939年春，國民政府令川鹽增產加運，形成歷史上第二次川鹽濟楚。從1938年起，全鹽場開始大量起復鹵井，增加鹽灶，提高產量，加運鹽斤，抗戰八年自貢鹽產年均24.45萬噸。戰前的自貢鹽產量在四川鹽產總數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5%，到了1939年即上升到54%，而在1945年就占了全川鹽產量的60%。自貢鹽業在抗戰時期的發展，帶來了生產技術的改進。從1938年開始，久大鹽業公司自貢製鹽廠相繼採用平鍋製鹽、廢汽製鹽、枝條架和塔爐灶濃鹵等新工藝。同時，在自貢率先開始真空製鹽的探索試驗，為我國鹽業生產技術改革開闢了新的道路。
第二次“川鹽濟楚”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沿海一帶相繼淪陷，海鹽生產備受破壞，鹽運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鹽銷區民苦淡食，迫需靠川鹽濟銷。作為四川鹽業中心的富榮鹽場，便承擔起了供應軍需民食的重任。為此國民政府財政部於1938年3月明令川鹽增產，並提出“增加產量首先從富榮兩場著手”，要求自貢鹽場年產食鹽增加300萬擔，比1937年的327萬擔將近翻一番。“民國以來，川鹽銷楚區仍因其舊，即銷往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五府，荊門一州及湖南澧縣等地，但安陸的京山、天門改食應鹽。”川鹽通過增加外運，發展了鹽業生產，不僅滿足了四川省的需要，外運的川鹽更是滿足了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的軍民需要，粉碎了日本人實施“鹽遮斷”的企圖。至今，在安康至鎮坪一帶、重慶巫溪至湖北神農架、竹山一帶仍遺存當年販售鹽巴的故道、鹽店舊址，成為一條飽含汗水和血水的生命線。那些號稱“鹽背子”的運鹽工的傳奇故事仍然在民間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