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萬曆十四年(1586年)奢崇明襲職四川土司
永寧(治所在今四川省敘永西南、轄境相當今敘永、筠連、古藺等縣地)宣撫使,與其子奢寅久有反明割據之心。
到了明後期社會矛盾尖銳,戰事頻起,至明熹宗初年不僅後金大兵壓境,遼東事緊,且有西南農民起義和土司反叛活動愈演愈烈,在西南地區統治者與當地各族之間的矛盾也十分尖銳。奢安之亂爆發前,當時貴州提學道劉錫玄曾言:雲貴當地百姓遭受貪官污吏的盤剝,生活苦不堪言,然而當地土司也壓榨百姓,百姓無一不憤怒。足見當時不僅夷民受到漢族官員的剝削,甚至土司也備受流官“脧削”。
經過
天啟元年(1621年),自請調馬、步兵2萬援遼,派遣其婿樊龍、部黨張彤等領兵至重慶。九月十七日,
奢崇明起兵殺死巡撫
徐可求等軍政官員20餘人,發動叛亂,占據重慶,攻合江,破瀘州,陷
遵義(今屬貴州省),建國號“大梁”,設丞相、五府等官。爾後,奢崇明、奢寅率軍數萬分道向成都進發,先後攻陷富順、內江、
資陽、
簡州(今四川簡陽)、新都、龍泉(今四川成都市東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圍成都。時成都守兵只有2000人,布政使朱燮元急調石柱宣慰司(治所在今四川石柱縣)、
龍安府(治所在今
四川省平武縣)等地官軍入援,同
巡按御史薛溥政等分門固守。明廷升朱燮元為四川巡撫,調派楊愈茂為四川
總兵官,入川平叛。石柱宣慰使
秦良玉(女)遣弟民屏,侄翼明等率士卒4000人進駐
南坪關(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慶叛軍歸路,又分兵守忠州(今四川省忠縣)。秦良玉自統精兵6000沿江西上。貴州巡撫
李標派總兵張彥芳、都司
許成名、
黃運清等援救四川。從十月至十二月,大小百餘戰,消滅叛軍1萬餘,先後收復
遵義、綏陽、湄潭、桐梓、
烏江(今均屬貴州省)等地。叛軍方面,奢寅在成都造雲梯和旱船(
呂公車),日夜攻城。秦良玉等各路援軍到達成都以後,與登萊副使楊述程、安錦副使劉芬謙大敗叛軍於牛頭鎮,收復新都。
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叛軍將領羅乾象為內應,又遣部將設伏詐降,誘崇明至城下,再敗其軍,羅乾象投降,成都解圍。官軍乘勝追擊,先後收復資陽、內江、
簡州、瀘州等40餘州縣,
奢崇明父子退往永寧。五月二十三日,諸軍進逼重慶,秦良玉率秦民屏奪取二郎關,總兵杜文煥破佛圖關。川東兵備副使
徐如珂亦擊退奢寅所遣
周鼎援軍數萬,殲敵萬餘。二十八日,收復重慶,殺死樊龍和張彤。此後,雙方屢戰於建武(今四川省大壩西、興文南)、長寧(今四川省
珙縣東)、珙縣、
宜賓、
遵義一帶,互有勝負。
天啟三年(1623年)春,朱燮元吸取了“我以分,賊以合”因而未能徹底平叛的教訓,決定集中兵力,直搗永寧。設疑兵於納溪,佯為進攻,而暗中集中主力於長寧,進兵永寧,官軍與石柱士兵連戰皆捷。四月,克永寧。五月,克藺州(今四川省古藺)。崇明父子率餘部敗退水西龍場(位於四川省
敘永縣東南,今屬貴州省),聯合貴州
安邦彥,分兵犯永寧、
遵義,被川軍擊退(參見
永、藺、尊之戰)。四川
總兵官李維新、監軍副使李仙品、僉事監軍
劉可訓等,統率各將,分5路進兵龍場,擒獲
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輝及叛軍大學士、經略、丞相、總督等文官武將多人,斬首1000餘人(一說萬餘人),奢崇明父子俱受傷而逃,平叛戰爭宣告結束。明廷令廢水
寧宣撫司,設道府治理其地。
結果
此役,共擊斃叛軍2.79萬餘人,俘獲1.26萬餘人,招降頭目134名。官軍陣亡2688人,傷者194人。其後,崇明父子長期客居水西,依附於安邦彥。天啟六年(1626年),奢寅被部下殺死。崇禎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在“
永寧之戰”中兵敗被殺。
叛亂中,貴陽被圍半年,兵民相食,據傳逃入貴陽城內四十萬,最後吃到還剩2萬多人,總兵張彥芳公開組織殺人,人肉四斤值銀一兩。
影響
叛亂的首腦水西安氏家族從蜀漢
建興元年(223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世長水西,共1474年。在水西根基深.歷史悠長,四方聯姻,兵力最強,地域最大。以往西南平叛,明朝無不依靠水西。就早奢安之亂20多年的播州宣撫使
楊應龍之亂來說,沒有安氏,光憑庸碌的黔兵,貴陽早就陷落了。
天啟年間貴州、四川的奢安之亂,給雲南的
沙普之亂膨脹提供了機會,明政府的“以夷治夷”政策,卻導致了“以盜治盜”的惡果。因此,“奢安之亂”和“沙普之亂”,二者有著直接的聯繫。
評價
“奢安之亂”和後來的“
沙普之亂”規模巨大、持續時間長,不僅震撼了當時的西南各省,牽制了
蜀、
楚、黔、滇諸省的軍事、經濟力量,削弱了明王朝對
後金的防禦能力,在客觀上也起到了減緩明朝廷對
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的壓力,使明朝廷處於三線作戰腹背受敵的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基礎,加速了明王朝封建統治的覆亡。因此,這兩次土司叛亂對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會影響較為深遠,甚至也直接影響到了西南歷史發展的進程。由於這兩次土司叛亂都是以彝族土司為主力,時間上有所聯繫,事件上彼此相因,所以有必要對兩次土司叛亂的相似之處進行比較,以期能揭示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會複雜背景中的一個切面,也對明亡清興歷史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