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大外交》縱觀近三百年的歷史,從現代國家制度之父紅衣主教
黎塞留,到羅斯福、史達林;從德國的統一、德國的兩次戰敗,到戰後冷戰的開始與結束,本書旁徵博引地論述了權利的均衡與外交的藝術塑造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格局。
亨利·基辛格憑藉其致力於國際事務的經驗,運用豐富的歷史知識及智慧幽默的文筆,描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揭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淵源,是一部了解近代世界史的必讀之作。
《大外交》一書網羅古今,議論縱橫,從十七世紀歐洲的
三十年戰爭,中經本世紀兩次
世界大戰的人類浩劫,越南戰爭,直至
柏林圍牆倒塌,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將幾百年間紛紜變幻的國際風雲盡收筆底,力圖從浩繁的世界歷史中引申出自身的外交哲學來。因此,它既是一部自十七世紀以迄於當代的
國際關係史,又是一部探討國際政治的理論著作。
基辛格以廣博精深的歷史知識,練達圓熟的外交經驗,解說國際關係領域中的治亂分合,行文之際,時時不忘做外交哲學上的理論提升,讓讀者在親瞻那些風雲人物言談風采,辨析不同國家外交風格差異的同時,領略其後蘊含的深邃的外交智慧。
寫作手法
《大外交》完全採用了傳統方法,它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的是深入細微的政治—歷史描述追求的是對事物本質的直覺把握。
第一, 在風格上,這是一本揉和了理論演繹和個人實踐經驗總結的書。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多數是學者的產品,純理論色彩較強,往往力求通過演繹思維過程推導出概括性的結論。另有一大類則是著名政界人物的
回憶錄,其特點是對個人的從政實踐進行經驗性的、歸納性的總結。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
哈佛大學的“象牙塔”中面壁苦讀20年的“學術隱士”,又曾是70年代叱吒國際外交舞颱風雲的政界高手,於是人們自然可以在閱讀這本著作的過程中,既領悟到邏輯的縝密,又體會到來自第一手實踐的“靈感”。第二,從材料運用上看,這本書依據的事實主要是歐美的歷史經驗,非西方世界外交實踐的經驗沒有在其中得到應有的反映,這與一般的西方國際關係著作並無不同。但是,與其他美國作者相比,《大外交》顯然有更多的“歐洲特徵”。這不僅表現在書中論述歐洲外交的篇幅遠大於美國外交,而且表現在作者對歐洲外交傳統的認同上。
隨著戰後
行為主義計量分析學派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興起,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方法上分成了
傳統主義者和科學論者兩大派。傳統學派(又稱“古典派”)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差異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界線無法截然分開,價值中立是很困難的。傳統主義者崇奉的歷史—政治依賴研究者個人的判斷。他們一般地單個事件感興趣,力圖對涉及該事件的所有變數進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細節的微妙之處,藉此來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感覺”。
理論風格
當然,
傳統主義者也經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處進行對照和比較;他們偶爾也運用定量數據來說明一個論點。以省去推論的麻煩。但是,他們根本反對無視被測量的數字(即事例)在質上的差別的做法。比如,在有關戰爭的統計中,大國間的一場衝突與小國間的一場衝突可能同樣被當成一個統計數字來自理而實際上兩者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是完全
不可同日而語的。傳統主義者嘲笑科學論者迷信計量方法,往往通過煞費苦心的統計分析來論證通情達理的人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結論。他們堅信,社會科學的精髓在於發現事物質的差別,這種精細和微妙的差別只能用一字一句來表達,而不能靠
同一化的數量統計來說明。
行為主義者的特點是在眾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變數,並通過統計分析來考察各個變數之間的關係。依靠對統計學規律的探索,他們確實發現了一些事物間新的因果關係。
著作貢獻
《大外交》縱論古今,視接
萬里,洋洋近70
萬言誇張一點說,讀這本書可獲讀四本書的功效。
首先,這是一本
國際關係史著作。時間跨度近400年,從17世紀初的歐洲"
三十年戰爭”和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首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現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寫到20世紀末混沌不明的冷戰後
世界秩序,讀者有如對近、現、當代的國際關係歷史進行全面通讀。其次,這是一本美國外交史專著。在對20世紀前的美國外交進行一番簡單回顧之後,
基辛格著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導致美國大規模捲入世界事務的
威爾遜主義,以及此後近一個世紀的美國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來,威爾遜主義代表了美國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徵就是:強調
道德主義,把外交中的政治總是法律化,對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諧充滿幻想。這種外交主流傳統,來源於
美利堅民族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政治文化,而與世界其他人類(基辛格尤其著重於與
舊大陸歐洲的比較——的現實政治權力均衡觀大相逕庭。20世紀美國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國烙印的本世紀全球政治的利弊,都與威爾遜總統所彰顯的這種
道德主義外交緊密相關。
再次,這是一本政治學理論,尤其是國際政治方面的理論著作。本書的大量論述都超越了經驗層次,極富哲理。比如政治領袖在歷史上的作用,個人氣質與政府政策的關係,傳統體制和現代民主體制下公眾與領導人的不同相互影響模式,歷史經驗與各個國家外交思想之間的深刻刻關聯,權力均衡與觀念一致的內在聯繫,等等,所有這些方面的論斷都有其獨到的心得,給人以理論上的啟示。
作品鑑賞
史學價值
《大外交》是一部現實主義的著作,她是基於現實主義的基本理念和原則來闡述
近現代國際關係史,
基辛格先生所推崇的均勢政策與戰略在這本書中顯露無疑。儘管基辛格沒有像
摩根索一樣建立一種盤大的理論體系,他主要通過歷史經驗分析來表現他的現實主義理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對19世紀歐洲的
均勢外交進行詳盡的分析,提出了
均勢戰略的現代意義,因其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從而一舉成名。
基辛格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的代表人之一,但他的分析方法、研究路徑顯示出與其他現實主義學者不同之處。傳統現實主義的分析範疇中,個體是依附於國家而存在的,因為現實主義主要的
分析單位是國家。現實主義大師
摩根索的經典著作就定名為《國家間政治》 ,重點分析國家如何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追求權力,與此相適應的手段為締結軍事和政治聯盟,實施
均勢戰略,尋求
地緣政治優勢等等。
新現實主義大師
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架構中,著重關注的是國際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重點分析的是國家的行為,而個人只是依附於國家單位的附庸。因此,很多學者表露出對國際關係研究中這種偏執的不滿:“國際關係中個人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常見的範疇”。
基辛格不僅僅局限於歷史的描述,現實主義的思想和富有哲理的歷史思考同樣彰顯出其濃厚的理論色彩和深厚的
歷史哲學功底。基辛格十分推崇
均勢外交,這與他從19世紀的歐洲外交中所吸取的理論和實踐營養是分不開的。總之,不管是對歷史進行敘述,還是對理論與戰略的分析,他所依賴的一個重要層次或平台為外交家:主要外交家的戰略意識、領導才能、個人特性等等分析。國家行為和國際關係歷史的分析融入於對外交家的理論和對外實踐的評述中。可見,外交家在其分析議程中是居於中心地位。
外交家對國際關係的實踐作用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同類型和個性、在不同的國際背景之下,主要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和外交家所發揮的作用,對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推動大大地不同。讓我們以歷史實例來探窺《大外交》在歷史發展中的價值。
意義
第一, 在觀念上,這是一本現實主義著作。一般認為,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大致劃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流派,兩者的基本差異來源於對人性本質的看法不同。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行為是由某些基本上無法發跡的因素決定的,首先即是人類行為的本質,其次則包括地理等因素。他們斷言人
性惡,深負罪孽而貪婪,沒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變得完美無缺,有很多因素制約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來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類能夠做到的,只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類的衝突傾向和機會減少到最低限度。在國際政治層面,這就是符合勢力均衡原則的制度安排。由於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現代的現實主義信徒都深信,每個個人和國家對自我利益的追求,通過
亞當·斯密在開竅
市場規律時所說的那一隻“無形的手”,可以同時造福於全人類。現實主義者還認定,抽象的個人道德原則不能適用於國際行為上。他們強調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不同,即前者沒有權威性的政治機構、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而處於相似於國內有序政治結構和完全的無政論狀態之間的某一點上。因此,代表國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體現一種獨特的行為準則,它與文明社會內的個人行為準則根本不同。與此相反,理想主義者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制度改良來加以改進的,在理論上看,還可能變得至善至美。理想主義者對人性的樂觀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歷史淵源並對現實政治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
康德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人性可以達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實是一致的。在國際關係層面,理想主義者強調國際行為必須受到文明社會通行的道德規則的制約;通過
國際法和國際組織,通過
集體安全安排,人們可以拋棄冷酷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而實現永久和平。相對於現實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更強調內部政治結構與國際和平的關係,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滅戰爭的根本途徑。近年來倡行於西方的“
民主和平論”就屬於典型的理想主義流派。
基辛格是西方學界公認的現實主義理論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書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評價任何歷史事件與人物時,都是從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出發的。在他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是因為其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
第二, 在方法上,這是一本傳統學派的著作。隨著戰後
行為主義計量分析學派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興起,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方法上分成了
傳統主義者和
科學論者兩大派。傳統學派(又稱“古典派”)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差異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界線無法截然分開,
價值中立是很困難的。傳統主義者崇奉的歷史—政治依賴研究者個人的判斷。他們一般地單個事件感興趣,力圖對涉及該事件的所有變數進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細節的微妙之處,藉此來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感覺”。當然,傳統主義者也經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處進行對照和比較;他們偶爾也運用定量數據來說明一個論點。以省去推論的麻煩。但是,他們根本反對無視被測量的數字(即事例)在質上的差別的做法。
評論
基辛格其人其書一對於任何捲入現代國際關係的國家而言,對外事務在和平時期關乎利益的增減,而在戰爭時期則直接意味著生存與滅亡。套用中國古代的一句老話“
兵者,國之大事”,我們現在可以說“外交,國之大事也”。經歷了18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今天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與不斷擴展的世界經濟體系、與不斷加深相互依存關係的國際社會融為一體,中國內部的變化已經成為勢不可擋的
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冷戰後的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複雜;
同時,作為一個上升中的大國,中國在現存世界體系中的現任和地位也正處於變化之中,中國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國際環境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現實呼喚中國外交要生髮出更多的戰略性理論思考。用
基辛格博士的話來說,就是要有“外交哲學”,而不能僅限於把
外交事務當作“行政問題”來處理。
海南出版社此刻推出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書,可以說正值其時。享利·基辛格是本世紀最負盛名和傳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則是他的最新作品,凝聚著其長期從政經驗和理論思考的結晶,堪稱
外交學或國際關係理論領域的經典之作。此書對中國國際問題學界的參考借鑑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簡介
原作者
亨利·基辛格於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州
紐倫堡附近費爾特市的一個
猶太人家庭,原名為海因茨·艾爾弗雷德·基辛可知,“亨利”是移民美國之後才改的名字。
基辛格成長的年代是德國歷史上極為動盪不安的時期。整個20年代,德國社會都不斷交織著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在此期間,以
希特勒為代表的法西斯勢力也像黴菌一樣迅速滋生起來。
到了30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國猶太人一樣,開始被
納粹的排猶主義魔影所籠罩,生活陷於恐鶥和苦難之中。童年心理中的巨大陰影使他對
人性的本質和人生的痛苦有著比常人更悲觀的認識,因而更傾向於接受現實主義對世界的描述。為逃避納粹帶來的失業、貧困和死亡的威脅,1938年,在
基辛格15歲的時候,他們全家移民到美國紐約。初到紐約
喬治·華盛頓高中念書的基辛格,當時最大的抱負是投考
紐約市立大學,畢業後“當一個會計師”。但是隨著美國投入第二次
世界大戰,享利在1943年加入美軍並奔赴歐洲的德國戰場。1947年9月,他在退伍後,根據美國戰時的《士兵權利法案》,獲獎學金進入了
哈佛大學。經過寒窗苦讀,基辛格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政治系畢業,並立即轉入研究生課程。
195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5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57年任講師,1959年升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1962年任教授,直至1969年離開哈佛進入
尼克森政府任職。在哈佛期間,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構,共發表了5部著作,分別是《核武器與外交》 (1957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年);《重建的世界——拿破綻侖之後的歐洲:革命時代的保守主義政治》(1964年,此書實際是他的博士論文);《麻煩的夥伴,對大西洋聯盟的重新評價》(1965年);《美國對外政策,論文三篇》(1969年)。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作者深受歐洲哲學和歷史經驗的影響。在哲學和歷史觀上,他尊崇施賓格勒、
湯因比和
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
梅特涅的信徒。
1969年1月,
基辛格出任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此後直到1977年初
福特總統下台為止,在長達8年的兩屆總統任期內,基辛格作為
白宮的外交智囊和國務院首腦(1973年9月22日起兼任
國務卿),參與制訂美國外交政策,執掌外交大權,穿梭於世界各地,權傾朝野,名噪一時。全面推行以現實主義權力觀為基調的、“均勢”與“實力”相呼應的外交戰略。退出公職之後,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諮詢公司,一面經商賺錢,一面縱論時政,既創造了個人年收入800萬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6本新著其中最新的一本就是《大外交》。
翻譯作者
顧涉馨,
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談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從事翻譯二十年,譯作數十冊。近年主要作品有:《競爭大未來》、《
與成功有約》、《反挫》。
林添貴,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歷任企業高級主管,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譯作極豐,包括:《紐約時報》、 《政商巨獻》 、《
步步為贏》等等。
作品目錄
第二章 關鍵人物:西奧多.羅斯福或是伍德羅.威爾遜
第三章 由大一統到勢均力敵
第四章 歐洲協調
第五章 兩大革命家
第六章 現實政治自食其果
第七章 步向毀滅德政治機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外交
第八章 捲入戰爭旋渦
第九章 外交新面貌
第十章 勝利者的困惑
第十一章 史特瑞斯曼與戰敗國的復興
第十二章 假象破滅
第十三章 史達林待價而沽
第十四章 蘇德協定
第十五章 美國重回戰場
第十六章 三種和平途徑
第十七章 冷戰開始
第十九章 遏制政策的困境:韓戰
第二十一章 避開遏制政策:共伊士運河危機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聯盟的概念:麥克米倫、
戴高樂、艾森豪與
甘迺迪第二十八章 地緣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森的三角外交
第二十九章 國際緊張關係的緩和與不滿緩和者
第三十一章 關於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