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困難家庭社會政策支持精準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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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我們黨對我國當前社會主要形態和社會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科學論述。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國躋身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8000美元，從收入水平來看已經進入中等已開發國家行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反貧困取得可喜成績，將近6000萬人口脫貧，並計畫在2020年實現全部貧困人口脫貧。與此同時，作為反脆弱和社會保護的重要制度基礎，我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基本實現全面覆蓋，兼顧托底性、發展性的社會政策支持體系已經形成，並在福祉保護、社會發展、托底兜底和反脆弱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仍然突出，特別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人群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仍然有一定差異，在教育、養老、醫療等關鍵民生領域存在總量不足、質量不高、結構失衡、分配不公等方面的問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國家發展的階段要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環境保護等領域面臨較大壓力，面對國內、國際變化劇烈的發展環境，中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壓力驟增。總的來看，黨中央對我國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基本矛盾的判斷是科學、合理、適時的。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也決定我國整個國家發展戰略和政策部署要作出調整，大幅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發展水平，這就必然要求我國建設高質量的社會政策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其中，就包括針對以貧困人口為代表的脆弱人群的社會政策支持體系。而事實上，黨中央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以及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等戰略任務，都要求不斷提升我國社會政策支持體系的精準性，建立高精準、高質量、高效力的社會政策體系。

首先高質量、高精準、高效力的社會政策體系是社會轉型與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社會反貧困、反脆弱、增韌性的核心戰略內容。應當看到，我國當前處在新舊動能轉換、多類矛盾累積、風險複雜多變的特定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是維持穩定和順暢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從而支撐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對國內國外各類風險和挑戰。而社會政策支持體系在化解各類社會矛盾風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會保護和社會發展的核心機制，關係到我國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大局。所以，高質量、高精準、高效力的社會政策體系可以較好地避免各類社會矛盾的產生、放大，很大限度地削減社會矛盾、衝突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另外，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成長速度逐步放緩，具有保護性的社會政策體系，其托底性作用日益凸顯。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應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化解企業過剩產能、幫助企業降低成本等途徑，來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轉換升級。企業在化解過剩產能的過程中，部分落後產能面臨著淘汰，加之經濟發展速度總體放緩，可能帶來失業、貧困、金融風險，甚至造成區域性、階段性的社會不穩定問題。在此背景下，社會政策的托底作用進一步凸顯。2013年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發揮社會政策的托底作用，實現與宏微觀政策的有機統一，大幅提升社會政策的質量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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